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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关上，我对着那片装修得像死牢一样的门板能呆上好半天，思维空洞又静止。然后回过神来就想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李玉猛肯定知道红哥的下落，但他却不露面。从第一天跟叶静晓住进来，我就满心希望李玉猛能尽快找到红哥的下落，我来深圳哪能不见他呢？我希望尽快见到红哥。但是事与愿违，3天过去了，别说红哥，连李玉猛我也见不着了。
成功，是指那些善于做正确的事、做细致的事、做长远的事的人。（广东·胡景平）
阿青走了，我才感觉肚子有些饿。看看厨房里除了几片干面，什么也没有。冰箱里竟然是空的，只好用酱油拌点面条对付自己。因为在餐厅工作，阿青很少做饭，所以连着几天我都只吃这些泛了黄的碱面，阿青像没看见一样，连句话也不问。我想，南方的女人怎么这么冷漠啊，不管怎么说，我还每天给你打扫卫生呢。
这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出发第3章 未来是自己的事（2）
但是后来情况有些变。有一次我冲凉出来，阿青一反常态地对我笑了，还给我倒了杯凉茶。她笑起来挺好看的，显出点善良。她说知道我为什么来蛇口了，还知道我发表了些文章，又问红哥是谁。
我知道她偷看了我的日记和那些书报，心中不悦。但接下来的事说来也令我感动。从那天开始厨房里增加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冰箱里还有了新鲜的荔枝。那是6月末，蛇口荔枝正上市呢。阿青说自己很爱看小说，很羡慕那些会写书的人。她还叫来一群在蛇口打工的小姐妹，在一堆叽里呱啦的广东话里，我听出她们的羡慕和赞美。
说不清楚阿青她们这些打工妹对文学有怎样的认识，她的家里也没有一本像样的书，一些街头随处可见的旧杂志被翻得很破，而且随处乱丢。但是，她却说她爱文学。就这一点，让我觉得陌生的蛇口有了一点亲切，尽管这亲切里面充满了滑稽和伤感。
又过了3天。
每晚平安的小叶买菜来做饭。他做得很简单，不是一堆骨头，就是一条鱼，外加几棵青菜。可是我没有胃口，我不能就这么蹲禁闭似的被关着。红哥没有下落，李玉猛也没回音，小叶白天看不着人影，晚上只管陪吃晚饭，一问三不知。到了第六天的晚上，我忍无可忍地罢吃了。叶静晓没办法只好通知了李玉猛。他答应让我第二天去平安保险公司找他去。
那天晚上我把日记翻出来，反反复复看了数遍后，下定决心铤而走险——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李玉猛什么意思？红哥又在哪里？我这么住在别人家又算什么？我要结果，要真相。要么我去海南，要么我回大连，反正不这么呆下去了，呆着也是徒劳，我看出来了——未来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所以没人操你的心。另外，我也看得出来，在待人接物方面，南方人确实没有北方人热情。
第七天的早上，阿青照例提醒我一番又咔哒一声带上门走了。我想，就此拜拜吧。立刻收拾行李，之后风卷残云般把小屋和客厅打扫一遍，觉得对得起主人了，便提上行李出了门。
走出玫瑰苑，我对着老天说：“我再也不回来了！”
这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出发第4章 机会就在转身间来了（1）
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人在某个特定时期是不是真有预感或第六感什么的，但那个时候我确实转过身来问李玉猛：“这是不是马总？”
真是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的一天。
1988年7月5日，我从蛇口玫瑰苑走出来时，外面竟然看不见一个行走的人。放眼望去，荔树婆娑，白路刺目，空气里没有一丝风，连个夏虫的鸣叫都没有。道路上没有汽车行驶，也没有兜售的小贩，明媚的热，把一切能活动的生命都逼进角落。方圆百里没有警察，阳光自由地散发着巨大的、孤独的热，刺目又无忌地炙烤着大地。热浪，简单地说，一旦到达极限，跟温暖的距离就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在我行走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极度纯净的日光。我闻到太阳的香味。我像个虔诚的正在迁徙的大鸟，尽管还不知道未来的栖息地究竟在哪儿，但那阳光已给我诗意——几分钟后，我像从水里捞出来一般，汗如雨下。
从玫瑰苑到招商路不过几百米，我走得全身湿透。蛇口的路面都用水泥铺成，很硬，很粗糙，一不留神差点摔个大跟头。大概不能像内地那样铺柏油吧，这么强烈的暴晒，柏油会被烤化掉的。
拐过招商路口，我看见了“平安保险公司”几个字——金黄色的铜，嵌在一种灰色大理石的表面，厚重敦实。
蛇口，说起来是不大的，一条招商路已经是个挺大的街了，除了有中巴穿梭，这条主干道上根本看不见公交车，小轿车也很少，有点像郊外的公路。
有名的招商路（也就双车道）穿过蛇口中心区，不过数百米。马路一头，招商大厦敦敦实实地盘踞着，招商银行在一楼，像个现在的支行。马路这头是平安保险，也在一楼，像个专卖店或事务所。马路对面，一间紧挨着一间的商铺、楼房（没有高楼）朴素地排列着；这一边是还算宽敞的草坪，几棵绿树环绕着四平八稳的招商大厦（只有七层高），整条路被婆娑却略显纤瘦的紫荆树遮掩着，人行道上偶有绿阴。单车（就是自行车）零零星星，大白天极少看见悠闲的人出来逛，太阳在头顶照耀，炫得刺眼。空气燥热，树叶和花朵都蔫着头，中午的蛇口，万物都在昏睡。
我推开平安保险公司深茶色的双开玻璃门，一股巨大的冷气令我直直打了个激灵。总台小姐很漂亮，立刻从总台后边站起来迎着我，样子腼腆地问：请问您找谁？声音很柔软，典型的南方女孩，乖巧极了。
我说找谁后，她立刻拿起电话拨号码，然后叫：阿猛，外面有个小姐来找你，出来呀，快点。后面的尾音拖得很长，娇滴滴的透着一点野。见我看她，放下电话又腼腆一笑，轻声说：他就出来啦，你等他一下。
信任无价，只有最好的服务才能保证客户安心。（深圳·徐虹）
我站在铺着黑色大理石地面的前厅，感觉平安这家新公司装修得很高雅，很独到，像个温馨精巧的家。从内地来的人可能与我有相同感受，因为与平安发展壮大后的装修比，更容易记住的，还是它在蛇口时期的模样：厅不大，但格局别致，除了正对面有个总台和背后宽阔的朱红背板外，几个金色的大字“平安保险公司”并不张扬。与前厅连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大小相对的接待区，大的接待区高出地面15厘米，用木制的围栏圈成一个规则的区域，地面是金沙色地毯，沙发是浅灰色布艺，样式简约又典雅。窗帘是一条条垂直的那种，奶黄色，布纹精致细密，遮挡住窗外招商路上的风景。灯光从天花上几十个圆形的筒内散发出来，与地面黑色大理石相映衬，使氛围更显幽静和舒适。
许多年后平安建立自己的历史展馆，一家负责设计的公司问我平安当年是怎样艰苦创业的，他们问桌子椅子是不是都很破烂、简陋，几十个人都挤在一个屋子里。听这样公式化的询问实在是扫兴，好像一提艰苦创业，就都得从窝棚里干起。
我和他们来到蛇口，在平安的原址上告诉他们平安最初的模样。我说那时的平安已是蛇口的一个骄傲了，不论是装修还是日常办公用品，平安用的都是最好的，甚至超过了招商大厦。
平安的起步并不低。18年前它在蛇口就是一家相当不错的公司，只是新成立，规模小，外界许多人不知道而已。加上马明哲处世低调，不接受采访也不发布广告，知道的人就更少。于是这匹黑马便一直隐隐地汇聚它的能量，可惜当时没有人相信它能冲出蛇口。
李玉猛出来了，出来时好像腿有毛病似的，吊儿郎当。离我老远就把大手一摊，然后自己先一屁股跌进沙发里（我好担心那个沙发），完全没有我想像中的风度和礼貌。
我提着箱子绕过宽大的散尾葵叶子坐到他对面。他掏出打火机，点烟，抽上几口后才问：怎么过来的？我说：走过来的。他立刻大惊小怪地瞪起眼睛，样子很夸张地说：干吗走过来呢？有中巴嘛。他说话时的样子有些凶巴巴，好像没坐中巴是个傻瓜。
不过，这倒像是深圳和蛇口这两个地方的特点。说一句“无路可走”绝不过分。这个城市一年四季（也就两季吧）不是下雨就是刮风（只要有风都叫台风，还分级别），要不就艳阳高照，日头又辣又毒。深圳的几条主干线两边几乎没有人行道（不是护栏就是花圃）。十几年过后，假如你住在梅林一村，你想走路去八卦岭上班，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走，没有人行道。所以这里的人习惯了，出门不是开车就是坐车。
我朝李玉猛笑笑，不说话。他看我一眼，我知道我的汗还正在汩汩流淌着。他也不说话，大概不知道该怎么说吧。就一个劲地抽烟，偶尔跟过来的一两个人打招呼，完全没有接待我的意思。
既然他不主动，我也就不吱声，反正不说也不问，等着你发话。后发制人是我一贯的伎俩，这样主动权容易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么尴尬了几分钟后，他的烟抽完了，可能知道挨不过去，就对我说：红哥没找到，工作的事还得再等等。说完，将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
说实话，就那阵我对他的印象差极了，至少认为他不是那种乐于助人的人。可反过来想想，他又凭什么助我呢？他又不是活雷锋。老想别人助你为乐，是不是太天真了？我来干吗，不就是找份工作吗，让我再等等，再等等，这意思分明就是推诿呀。既然红哥没消息，他李玉猛又何必着急呢？他知道我是冲红哥来的，他当然希望见到他哥们再定我的事，这是男人办事的逻辑。
但我没有给他这个逻辑。我说我可以先工作，红哥来不来无所谓。当然，我不知道那时李玉猛有难处，他正真假难辨地琢磨他那哥们呢。3年后，当我拿到蛇口工业区的正式调令时，李玉猛才告诉我当年红哥失踪的真相。我也是在3年后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那么狠地去掐灭一个烟头，就像掐死一个人似的。
这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出发第4章 机会就在转身间来了（2）
那个残酷的真相，令我平生头一回觉得人生如戏。
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一个简简单单的心愿，复杂到不堪回首。为了
规矩不是羁绊和障碍，而是防止洪水肆虐的河岸。（深圳·梁家驹）
我，不惜千辛万苦从海南跋涉到珠海，又到深圳，一定要把我从北方带到南方来的人，竟然在我到达了他给我安排的城市后悄然消失，蒸发得杳无音信，连个电话都没有，这不能不使我震惊。3年里，李玉猛知道这一切，他扮演了一个既难堪又蹩脚的角色。握着调令的那个晚上，他和朋友陪我在蛇口的海边大哭了一场。奇怪的是，我的一只眼睛，竟在那个晚上，变成了双眼皮。
我一直不说话，李玉猛就有点坐不住了，终于问起我是怎么打算的。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如果蛇口解决工作有困难，我就去海南。他立刻追问：去海南干吗呢？
我不语。他是明知故问。红哥在海南，而我这么呆下去又是干吗？僵持了几分钟，我突然说：要不，我来你们平安保险吧。我想将他，看他下一步怎么说。
“来平安？”他愣了一下，随后摇摇头说，“平安刚成立，进人要求很严的，都是总经理亲自面试。”我说，面试怕什么，试就试，不行再另做打算呗。“可是，马总不在呀。”他面露难色，“马总去珠海了，今天早上刚走的。”
我哑口无言。他是半点想留我的心都没有。还等什么，我站起来，提起箱子。李玉猛马上跟着起来，有了点恻隐之心，说：要不去金丽美看看？什么金丽美，我全没兴趣。我不想在蛇口呆了，我想立刻离开这里。
转身向外走，就在转身时，深茶色的玻璃门被一个人轻轻推开。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个子很高，模样清瘦，手提公文包，迈着大步径直进了办公室。
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人在某个特定时期是不是真有预感或第六感什么的，但那个时候我确实转过身来问李玉猛：“这是不是马总？”
李玉猛站在那里懵懵懂懂地点点头，嘴里犯嘀咕：“怎么回来了呢？”
这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出发第5章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总之，他没有把我当成废物。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令我有了今天与平安的缘分。当然，还有一种重要可能，就是一个敢在面试时对老总频频摇头的女孩子，至少说明她是一个诚实的人、坦率的人。
现在，让我重新站在马明哲面前，我依然不会紧张。18年身在平安，骨子里仿佛笃定了一种浓重的情结，化不开。
这是一种真实。其实我几乎没有跟马明哲做过深入的交流，许多时候都是在接受指示，然后完成任务——就像那个去给加西亚送信的人。我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又像一个执行命令的士兵。我的幸运在于我一直跟随，从没有想过放弃。
人，在成长的时候，“跟随”是个严肃的主题。能跟随一个优秀的人，或者跟对一个优秀的企业，在人生里平安度过许多岁月，是相当幸福的事。如果再能一起创业，一起打天下，一起从过去走到未来，那是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了一份感情的。
我跟平安有缘，大概也是天意。
进来的人，果真就是马明哲。他早上要去珠海开会，结果码头上挂起了一号风球，说下午有台风登陆，船不开了。在这样一个万物纹丝不动的天气里，竟然有台风警报，谁会相信呢？
老天把马总请回来了。我想，这是给我的机遇吧。但李玉猛不好办了，他挠挠头皮，只好让我重新坐进银灰色的沙发上等着。
很快，我被叫进去了。
形成企业执行力的关键环节有三，就是用心！纪律！速度！（深圳·石京魁）
马总的办公室不大，很整洁，那天光线很好，我进去时他正伏案写着什么。我敲了敲已经打开的门，他抬头看我一眼，说：“对不起，请坐，请稍等。”于是我就落落大方地端坐在他的前方。
这是我第二次被一个单位的最高领导面试了，心里有谱，并不慌张。只是第一次面试是几年前在北方的一家国营工厂，面试我的是一个老红军出身的党委书记，他那种极具军人气魄的面试只体现了两点：一是肯定我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豆腐块，二是肯定我没在脑袋顶上扎束马尾巴。
马总在书写的过程中第二次抬头对我歉意地说了句：对不起，请稍等。这倒让我有些意外了。在这之前我所认识或接触过的总经理们没有一个是如此谦和的，这种谦和的举止和礼节，让人感到主人的和蔼、平易近人和温暖。
我开始注意面前这位并不给人畏惧感的总经理。他写字速度很快，坐姿端正，一件深色西装，领带系得很严谨。
他写完了，把笔放到一边，很直接地就说：“对不起，请在1分钟之内介绍一下你自己，包括5个方面……以及为什么来蛇口。”
他说那5个方面时，还用一个手指点着另外一个手指。这真是很有意思的。1分钟之内？我喜欢这样的速度，或者说喜欢这样的挑战。就像后来我跟马总请求学开汽车一样，马总说，你连单车还不会骑呢，结果我在3天之内就学会了骑单车。假如记得不错，我可能真是平安里面最早学会开汽车的女子（1991年，在深圳）。
5个方面，包括家庭、工作、学历、婚姻以及社会关系。关于为什么来蛇口，我回答：是为了信任。
马总看了我几秒后问，蛇口有熟人和亲戚吗？我说没有，刚认识李玉猛一礼拜。马总又问是否学过金融，我摇摇头说没有。又问是否接触过保险业，我摇摇头说没有。接着问英语程度怎样，我摇摇头说水平很一般。
马总想了想又问，会打字吗？我还是摇摇头说不会。单车会骑吗？我依然摇头。
这时，马总直起了身子往椅子后面一靠，想了想又问：“那你会什么？”（我敢说，这样的面试，在平安绝对只有一次！）
1988年我（左一）走进平安。这缘分，大概正是天意。
现在想起来，马总那时的神情很轻松，没有丝毫的失望或者不耐烦，也没有觉得眼前之人滑稽可笑，他的语气里倒是充满了认真和好奇。或许他发现面前这个女孩子还是个泥胚，需要雕琢，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