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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弧光灯大约在一九一五年即已问世，但是基斯顿从来不使用那种灯，因为灯光闪烁，不及日光下拍的清楚，再加布置那些灯也太费时间。基斯顿每拍一部喜剧片，难得需要花一星期以上的时间，说真的，有一次我只用了一个下午就拍完了一部短片，叫《二十分钟的爱情》，映出时观众的笑声始终不绝。《面包和炸药》是一部最能卖座的短片，拍时只花了九天工夫，但用去了一千八百元。由于超过了基斯顿喜剧片预算规定的数目，我那二十五元的津贴被扣除了。孙纳特说，要捞回本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当作两大本影片放映，后来他们就采用了这个办法，头一年里就卖了十三多万元。
这时候我已经拍了好几部很能卖座的影片，其中有《二十分钟的爱情》、《面包和炸药》、《牙医师》和《舞台工作人员》等。在这段时期里，我也曾经同玛蓓尔和玛丽·德蕾丝勒合拍一部正片。和玛丽合作是愉快的，但是我认为那部影片并没什么出色之处。后来我又开始导演自己的影片，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我把雪尼介绍给了孙纳特；这时候卓别林的姓已经很吃香，所以他乐于添用一个我们家族的人。孙纳特和雪尼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周薪二百美元，这要比我当时的报酬多二十五美元。雪尼和他的妻子刚从英国来，一天在我要去拍外景时来到了电影制片厂。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我问他我的影片在英国放映的情形。
他说，我的名字还没有在广告上出现，就有许多游艺场的演员兴冲冲地告诉他，说他们看到了一位新成名的美国电影丑角。雪尼还说，他没有看到我的喜剧片之前，先去向影片经纪人打听什么时候放映那些影片，后来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就请他看了三部影片。他独个儿坐在放映室里，笑得像一个傻孩子似的。
“你看了那些，有什么想法？”我问他。
雪尼并不表示惊奇。“哦，我早知道你会一举成名的，”他信心十足地说。
麦克·孙纳特是洛杉矶体育俱乐部会员，他可以把临时会员证赠给自己的朋友，于是送了我一张会员证。市内所有的单身汉和生意人，都把那儿当作是聚会的地方，那是一个很考究的俱乐部，二楼上有一间大餐厅和几间娱乐室，太太小姐们晚上都可以去那儿玩，此外还设有一个酒吧间。
我在最上面一层楼租了一间很幽静的大房间，里面有一架钢琴和一部分藏书，隔壁住的是五月百货商店（市内最大的一家商店）的老板莫斯·汉伯格。租金在当时算得是很便宜的。我每星期付十二元房钱，就可以享受俱乐部里的一切设备，包括很考究的健身房和游泳池，服务也非常周到。一共算下来，我每星期花七十五元，过着奢侈的生活，包括时常请朋友喝酒，偶尔还请客吃饭。
俱乐部里有着一种友谊的气氛。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这种气氛也不曾被打乱。人们都以为战争六个月内就会结束，听到吉钦纳勋爵预言，说什么这一仗要打上四年，都认为那是荒诞不经之谈。有许多人听到宣战的消息，反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一来我们就可以扮演德国人了。胜利是不成问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会在六个月内把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战争还不曾进入激烈阶段，而加州离开战场又是那么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孙纳特谈到要和我续订合同，想要知道我的条件。我对观众欢迎我的程度心中已经相当有数，但同时又知道，这种好景是不常的，我相信，按照我现在这样的速度拍影片，不到一年，我的一点玩意儿就要玩光了，所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要每星期领一千元！”我胸有成竹地说。
孙纳特被吓倒了。“可是，连我还拿不到这个数目呢，”他说。
“我知道，”我回答，“但是，如果是贴出了你的名字，观众可不会像看到我的名字那样排了队买票呀。”
“也许如此，”孙纳特说，“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组织的支持，你也会完蛋的。”接着他警告道，“你倒看看福特·斯特林的下场吧。”
这话也是事实，因为福特脱离了基斯顿，混得并不大好。但是我对孙纳特说：“我拍一部喜剧片，只需要一个公园，一个警察，一个漂亮姑娘。”实际上，我有几部最能卖座的影片，就是单靠这点儿配搭拍出来的。
这时孙纳特拍电报给他的合伙人凯塞尔和鲍曼，商量如何答复我的要求并续订合同。后来，孙纳特来找我，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么办吧，你还有四个月才满期。现在让我们取消了你原来的合同，从今起每星期给你五百元，一年后加到七百元，两年后再加到一千五百元。这样，你平均每星期也可以拿到一千元了。”
“麦克，”我回答，“如果你们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第一年是一千五百元，第二年是七百元，第三年是五百元，那我就同意。”
演艺生涯基斯顿电影制片厂（7）
“可这是多么奇怪的办法呀，”孙纳特说。
此后大家就不曾再谈起续订合同的事。
后来，再为基斯顿工作一个月就要满期了，但是并没有其他影片公司邀我。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想，孙纳特一定是知道了我的底细，所以他才这样耐心等待着。往常，每拍完一部影片，他就要跑来找我，开着玩笑催我拍下一部；现在虽然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工作，但是他一直不来找我。他对我是客气的，但也是冷漠的。
即使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仍旧没有失去信心。如果没有其他制片厂来邀我，那么就让我自己来经营吧。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有信心，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工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怎样凑在制片厂的墙上签一张领料单，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这信念。（作者因为自己拍摄影片所需要的设备极为简单，所以相信其资金足够创办一家影片公司。）
雪尼自从加入基斯顿影片公司，已经拍了好几部很能卖座的影片。有一部在世界各地打破卖座纪录的影片，叫做《潜艇海盗》，雪尼在那部影片里使出了各色各样的摄影技巧。看见他这样成功，我就去约他合作，由我们俩来开办一个公司。我说：“咱们只要有一架摄影机和一片场地就行了。”但是雪尼很保守。他认为这件事太冒险。“而且，”他补充说，“像这样的高薪，我生平还从来不曾领过，我不情愿放弃。”于是他又在基斯顿工作了一年。
有一天，环球影片公司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给我。说她情愿以每一英尺胶片一角二分的代价收买我拍的影片，但是不答应给我一千元的周薪，所以最后没谈出一个结果来。
一个名叫杰斯·罗宾斯的年轻人，代表埃山奈影片公司来看我，他听到什么人说，我要在签订合同之前先分到一万元的红利，周薪要一千二百五十元。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鲜主意。其实，在他提到这个办法以前，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一万元的红利，然而，自从那时起，我就老是惦记着这个办法了。
那一天晚上，我请罗宾斯吃饭，尽让他一个人讲话。他是直接代表埃山奈影片公司的Ｇ·Ｍ·安德森先生来的，安德森绰号布朗科·比利，是乔治·Ｋ·斯普尔先生的合伙人，他情愿给我定一千二百五十元的周薪，但是罗宾斯对分红利的办法还不能肯定。我耸了耸肩膀。“看来，他们很多人都在高价拉角儿，”我说。“他们价钱都喊得挺高，可就是不肯拿出现款来。”后来，罗宾斯打电话到旧金山找安德森，说其他条件已经谈妥，但是我要现付一万元红利。过了一会儿，他喜气洋洋地回到桌上来。“一切都谈妥了，”他说，“明天你就可以分到你的一万元红利。”
这时候我高兴极了。事情好得简直不大像是真的。然而，扫兴得很，第二天早晨罗宾斯只给了我一张六百元的支票，说安德森先生就要亲自来洛杉矶，现付一万元的事将由他来办理。后来，安德森到了，他兴致极好，对这件事很有把握，但是仍旧没有把那一万元拿出来。“等咱们到了芝加哥，这件事就会由我的合伙人斯普尔先生办妥的。”
我虽然有点儿犯疑，但是不愿意妄加揣测，仍旧很乐观。现在我要再为基斯顿工作两个星期。必须拍完我的最后一部影片《他的史前生活》，工作是紧张的，因为我老是惦记着许多事情，很难集中思想。到后来，这部影片终于拍好了。
演艺生涯埃山奈电影公司（1）
离开基斯顿，确实令人依依不舍，因为我已经和孙纳特以及全厂同事有了感情。我没有去向大家道别，我竟然没勇气那样做。经过的情形十分简单。我星期六晚上做完了我的影片剪接工作，下一个星期一就和安德森先生启程赴旧金山；抵达该地时，他那辆新买的梅塞德斯牌绿色汽车已经在那里等候着我们。我们只停下来在圣弗朗西斯旅馆里吃了午饭，然后就向奈尔斯进发，因为安德森在那地方设有一所小电影制片厂，专为埃山奈公司（“埃山奈”是“斯普尔与安德森”的第一字母被读走了音）拍摄安德森的牛仔比利西部电影。
奈尔斯坐落在沿铁路线的地方，从旧金山乘汽车到那儿只需要一小时。那是一个只有四百人口的小镇，居民多从事种紫花苜蓿和养牲口。电影制片厂设在一片空地中央，离市镇大约有四英里路。我一见那个制片厂，连心都冷了，看来没有比它那样儿更叫人泄气的了。它的屋顶是用玻璃铺的，夏天在那里面工作肯定十分热。安德森说，芝加哥的制片厂会使我更为满意，那地方拍喜剧片的设备也比较好。我在奈尔斯只待了一小时，安德森利用这一会儿工夫和他的工作人员处理了一些事务。接着我们就离开了该地，再回到旧金山，在旧金山乘火车赴芝加哥。
我很喜欢安德森的个性，因为他具有一种特别迷人的地方。他在火车上就像是在照看自己的兄弟似的招待我，每到了站头上就要买一些杂志和糖果。他年纪在四十左右，对人腼腆，不多讲话，谈到公事时总是满不在乎地说：“不用担心。这件事会办妥的。”他不跟人多交谈，好像神思很恍惚。但是我觉出他这人骨子里是很精明的。
那一次的旅程很有趣。在火车上遇到了三个人。我们先是在餐车里注意到了他们。其中两个人外表很神气，但是另一个人却显得和他们不大配称，那是一个服装朴素、样子粗鲁的人。看到他们在一起进餐，我们就觉得奇怪。我们猜想，大概两个人是工程师，而另一个显得落落寡合的是干粗活的工人吧。我们离开了餐车，其中一个人走进了我们的包房，向我们介绍了他自己。他说他是圣路易斯的警察局长，刚才认出了布朗科·比利。他和他的同事正把一名罪犯从圣康坦监狱押回到圣路易斯去处绞刑，因为不能单独留下罪犯一个人，所以问我们是否可以到他们的包房里，去见见那位地方检察官。
“我想，你们也许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吧，”警察局长把底细说给我们听，“这个家伙作案累累。圣路易斯的警察逮捕了他，他请求警察准许他去自己房间里，在箱子里拿几件衣服；当他在箱子里找东西的时候，他突然抽出一枝枪，打死了那个警察，然后逃到加州。后来他在那里深夜行窃，当场被捕，被判了三年徒刑。他刑满出狱的时候，地方检察官和我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这是一件蓄意谋杀案件——我们要处他一个绞刑。”他满意地说。
我和安德森到他们包房里去。警察局长是一个性情快活、身材矮胖的人，脸上老是带着笑，眼睛眨巴闪亮。看来地方检察官比较严肃。
警察局长介绍了他的朋友，然后说：“请坐。”接着他又向那犯人转过身去。“这是汉克，”他说，“我们送他回圣路易斯，那儿有点儿麻烦事等着他哩。”
汉克冷笑了笑，但是没说什么。他年纪已近五十，是一个身高六的大汉。他和安德森握手，说：“我看见过您好多次了，布朗科·比利，说真的，您那样开枪，那样拦路抢劫，我从来没见过演得比您更好的了。”汉克说他对我知道的极少，因为他在圣康坦待了三年——“外面发生了许多事情，可是您都不知道啊。”
虽然大家谈笑风生，但是我感到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于是只是听着警察局长谈话，一面朝他淡淡地笑着。
“这是一个强横霸道的世界呀，”布朗科·比利说。
“是呀，”警察局长说，“可是我们要使它强横霸道得好一点儿。汉克总该明白这个意思。”
“当然，”汉克粗声粗气地说。
警察局长开始讲他的道理：“汉克一走出圣康坦，我就这样对他说了嘛。我说，如果他对我们规规矩矩，我们也会对他客客气气。我们不愿意用手铐，不愿意多麻烦；现在他只戴了一副脚镣。”
“一副脚镣！那是什么呀？”我问。
“您连脚镣都没见过吗？”警察局长说。“撩起你的裤腿来，汉克。”
汉克撩起了他的裤腿，可不是吗，一副镀镍的脚镣，大约有五英寸长，三英寸厚，四十磅重，很伏贴地套在他的脚踝上。从这件刑具，大家谈到了最新式的脚镣。警察局长解释，说这种特制的脚镣里圈上有一层橡皮衬垫，犯人戴着可以舒适一点儿。
“他睡觉的时候也戴着那个东西吗？”我问。
“嗯，那就要看情形啦，”警察局长说时轻蔑地看了看犯人。
汉克的那一笑是阴郁和神秘的。
我们一直坐到吃晚饭的时候，天色渐渐黑了，我们的谈话扯到了汉克怎样再度被捕的经过情形。警察局长解释，从监狱交换的情报中，他们收到了一些照片和指印，断定汉克就是他们要缉捕归案的。于是他们就在汉克要出狱的那一天，赶到了圣康坦监狱大门口。
“可不是吗，”警察局长眨巴着小眼睛，瞅着汉克说，“我们在对街等着他。不一会儿，汉克走出了监狱的边门。”说到这里，警察局长用食指在鼻子旁边抹了一下，向汉克狡猾地指了指，露出阴险的冷笑，慢条斯理地说：“我——看——那就是——我们要的那个人！”
他继续说下去，安德森和我都听呆了。“我们约法三章，”警察局长说，“如果他对我们规规矩矩，我们就对他客客气气。我们带他去吃早餐，请他吃热狗、火腿蛋。喏，他现在乘的是头等车。这要比戴着脚镣手铐受苦好多了。”
汉克笑了笑，嘴里嘟哝道：“如果存心的话，引渡的时候我是可以拒捕的。”
警察局长向他冷冷地看了一眼。“那样对你不会有多大好处的，汉克，”他慢腾腾地说，“那样只不过是稍微多耽误一点儿时间。像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头等车，不是更好吗？”
“我想，是更好吧，”汉克迟钝地说。
火车驶近汉克的目的地时，他几乎是用爱怜的口气谈起了圣路易斯的监狱。他想到要被其他的囚犯审问时，露出了很感兴趣的神气。“我在想，那些黑猩猩看到我在袋鼠法庭上受审，会怎样跟我开玩笑呀！大概，他们会捞走了我所有的烟草和香烟哩。”
演艺生涯埃山奈电影公司（2）
警察局长和地方检察官那样优待汉克，就好像一个斗牛士怜爱他即将杀死的那头牛一样。他们要下车了，那天是除夕，所以，我们道别时，警察局长和地方检察官都祝我们新年快乐。汉克也和我们握手，他阴沉沉地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向他道别。他那样犯罪，确是残酷和懦怯的，但是，看他戴着沉甸甸的脚镣一跷一拐地走下火车，我又希望他能逢凶化吉。后来，我们听说他被绞死了。
我们抵达芝加哥，有电影制片厂经理迎接，但是斯普尔先生没有来。经理说，斯普尔先生有事到外地去了，要等到年假以后才会回来。我当时并不把斯普尔不在的事看得很重要，因为电影制片厂也要等到新年以后才有事情可做。我和安德森一家人共度除夕。元旦那天，安德森启程去加州，他向我保证，斯普尔一回来，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办妥，包括分给我一万元红利的事。电影制片厂设在工业区里，从前那儿分明是一所仓库。第二天早晨我到了那里，斯普尔仍旧没来，也没有为安排我的工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