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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团的姑娘们，都演卓别林的节目，她们也不顾难看，都贴上小胡子，戴上圆顶帽，穿上大皮鞋和肥裤子，唱一支歌，叫《那双查理·卓别林的脚》。
各式各样兜揽广告的建议，使我们应接不暇，要做广告的东西有：书籍，衣服，蜡烛，玩具，香烟，牙膏，等等。影迷的信件，一堆又一堆的，越来越多了，复信成了一个问题。雪尼坚持说，必须答复所有的来信，哪怕是多出一笔开销，也得另添一位秘书。
雪尼向安德森提议，公司除了一般发行影片以外，还可以出售我的照片。否则净让那些电影院老板去赚这些钱，那是不公道的。埃山奈虽然把我的影片成百上千拷贝卖了出去，但都是按照老式的销售方法经营。雪尼建议，应当根据座位多少，向那些更大的戏院按比率增加定价。如果采用了这个办法，每一部影片就可以多收十万元以上。安德森认为这件事是办不到的，因为它违反了整个电影托拉斯的设计，影响到六千家戏院的利益，而这些戏院购买影片的规则与方法又是不可变更的；很少电影院老板是肯按照这种条件付款的。
后来，《电影先驱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埃山奈公司已取消原来出售影片的办法，将根据每家戏院座位的多少，像雪尼建议的那样，按比率向其增加定价。正如雪尼所说，这样一来，我拍的电影每一部就可以多卖十万元。这一条新闻使我警觉起来，心想，我每星期只拿一千二百五十元，编剧演出和导演都由我一个人包办呀，于是我开始诉苦，说工作太紧张，我以后拍影片需要更多的时间。自从订了一年的合同，我每两三个星期就拍好一部喜剧片。芝加哥方面很快作出反应；斯普尔搭火车赶到洛杉矶，同意我每拍一部影片另分一万元红利，作为额外奖励金。受到了这一鼓励，我的精神也就好起来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Ｄ·Ｗ·格里菲斯拍好了他的成名巨作《一个国家的诞生》，一跃而成为一位杰出的电影导演。毫无疑问，他是拍无声影片的天才。他所拍的影片虽然具有情节剧的特点，而且有时失之于夸张和荒唐，但总是能够独创一格，所以他的每部影片都是值得一看的。
地密尔开头拍的那几部影片，如《轻歌齐唱》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嘉尔曼》，看来可以寄予厚望，但是自《男女之间》以下，他的作品就一直脱离不了闺阁裙钗的小圈子了。他的《嘉尔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我拍了一部两大本的影片取笑《嘉尔曼》，那是我给埃山奈拍的最后一部影片。但是，我离开了埃山奈后，该公司竟把我已经剪去的片断又都搜集起来，加了进去，将影片延长成为四大本，这件事把我气得病了两天。这是一次很不光彩的行为，但是它给了我一个教训，从此以后，我在每一份合同上都作出规定，即：凡是我已经摄制好的影片，公司不得对其作任何删节、增添或篡改。
由于我的合同行将满期，斯普尔又赶到滨海地区，带来了他称之为一项好到了极点的建议。他要我给他拍十二部两大本的影片，情愿给我三十五万美元的报酬，并由他支付制片的一切费用。我对他说，在签订任何合同之前，我要他当场先付下十五万美元的红利。于是，我和斯普尔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演艺生涯埃山奈电影公司（5）
未来，未来——多么美妙的未来啊！未来将把我引到哪里去啊？前景令人眼花缭乱。金钱，成就，一切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纷至沓来；一切是那么迷人，那么可怕——但又是那么神妙啊！
雪尼在纽约逐个考虑那些邀我的公司所提出的待遇，而我则在结束《嘉尔曼》的拍摄工作，当时住在圣莫尼卡滨海的一所房子里。晚上我有时候在圣莫尼卡码头尽头纳特·古德温开的那家餐馆里吃饭。纳特·古德温被公认为是美国舞台上一位最成功的演员，也是擅演音乐喜剧的丑角。他演莎士比亚的戏和现代音乐喜剧，都曾名噪一时。以前他是亨利·欧文爵士的知己朋友，先后曾经结婚八次，每一个妻子都以艳名著称。玛克馨·艾丽奥特是他的第五个妻子，他给她起的绰号也很奇怪，叫“罗马元老院议员”。“可是，”他说，“她长得真美，并且非常聪明。”纳特性情和蔼，很有修养，并富有幽默感，但是当时年事已高，不再登台了。我虽然从来不曾看过他的演出，可是久闻他的大名，对他十分敬佩。
我和纳特成了莫逆之交；在那些秋寒料峭的黄昏，我们常常沿着荒凉的海滨人行道散步。天气萧瑟愁人，我内心中更是激动。他听到我拍完了影片将去纽约，就向我提出了一些极其有益的忠告。“你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将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只要你知道怎样待人接物……你到了纽约，可不要走近百老汇大街，不要和观众见面。有许多成名的演员都犯了这个错儿，那就是：他们喜欢出头露面，好听人家称赞——这样只会毁灭了他们给观众造成的假像。”他说这话时声音是那么洪亮。“到处都会有人邀请你，”他接下去说，“但是，你可别接受那些邀请。选择一两个人做朋友也就够了，其余的，就让他们成为你想像中的人吧。有许多红演员，都错以为应当接受社交上所有的邀请。约翰·德鲁就是前车之鉴。他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去到所有人的家里，结果是人家都不上他的戏院里去了。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客厅里看到他了。你已经迷住了一般观众，而如果要继续迷住他们，你就得离开他们远一点儿。”他忧郁地说。
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我们沿着荒寂的海边漫步，这些谈话听来是美妙的，也是愁郁的——纳特的事业已经告终，而我的则刚开始。
《嘉尔曼》的剪接工作一结束，我就赶快收拾了一个小提包，走出我的化装室，直接搭六点钟开往纽约的火车，事先已经拍了一个电报给雪尼，告诉他我动身和抵达的时间。
我坐的是一列慢车，它要走五天才到。我独个儿坐在一间统车室里——在那些日子里，我没上装时是不会被人认出来的。火车走的是南面一条路线，要经过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将在下午七点钟到达该地。我打算去刮脸，但是已经有几个乘客在盥洗室里，所以我只好等着。结果，火车已驶近阿马里洛，但我仍穿着一身衬衫裤。后来，火车缓缓地开进了站，突然被沸腾的人群围住了。我从盥洗室的窗子里偷偷地向外张望，只看见车站四周乱哄哄地挤满了一大群人。柱子上挂着横幅，悬着旗帜，站台上摆了几张长桌，桌子上摆了茶点。我想，这大概是在举行庆祝会，欢迎或欢送本地的什么要人吧，于是我把肥皂沫涂在脸上。但是喧闹声更响了，后来我清楚地听见有人问：“他在哪儿？”接着就有一群人冲进了那一节车厢，他们在走道里跑来跑去，一面大喊：“他在哪儿？查理·卓别林呢？”
“什么事情？”我应声说。
“我们代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长和所有崇拜您的观众，请您和我们一起喝点儿冷饮，吃点儿点心。”
我突然被吓呆了。“我不能去呀，瞧我这副样儿！”我透过了满脸的肥皂沫说。
“哦，没关系嘛，查理。只要穿上一件晨衣就行了，这就去和大伙儿见面吧。”
我慌慌忙忙地洗干净了脸，也不去管那只剃了一半的胡子，就穿上一件衬衫，打了一条领带，一面扣上衣的钮子，一面走下车去。
人们向我欢呼。市长很费力地发表演说：“卓别林先生，我代表阿马里洛所有崇拜您的观众——”但是他的声音被不断的欢呼声淹没了。他又开始说：“卓别林先生，我代表阿马里洛所有崇拜您的观众——”这时人群拥过来，把市长一直推到我身上，然后把我们俩都挤到了火车旁边，一时间市长已经忘了他的欢迎词，只想到我们的安全问题。
“退后呀！”警察们嚷嚷，一面在人群中向我们挤过来。
市长已经对欢迎一事失去兴致，微带粗鲁的口气对警察和我说：“好吧，查理，让咱们结束了这件事，你就可以回到车上去了。”
等到我们推推搡搡，挤到了桌子跟前，大伙儿也安静下来了，市长这才能够发表他的欢迎词。他用一个匙子在桌上敲了敲。“卓别林先生，您的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朋友们，为了表示他们感谢您带给他们的一切快乐，请您跟我们一块儿吃点儿三明治和可口可乐。”
他致完了欢迎词，问我是否可以讲几句话，一面催着我登上那张桌子，于是我就在桌子上含糊不清地嘟哝了几句，大意是说，我很高兴来到阿马里洛，对这次激动人心的盛大欢迎感到惊喜，毕生不会忘记这一件事，等等。接着，我就了座，开始和市长攀谈。
我问他怎么会知道了我来的消息。他说：“那是通过电报生知道的。”接着他就解释，原来我拍给雪尼的那份电报首先发到了阿马里洛，再中转到堪萨斯城、芝加哥和纽约，而那些电报生就把这消息透露给了报馆。
我回到车上，懒洋洋地在我位子上坐下，一时心里成了块空白。整个火车里一阵骚动，人们在过道里走来走去，都呆呆地瞅着我，咯咯咯地笑着。我不能全部理解或充分体会阿马里洛所发生的一切。我太激动了，于是，就那样紧张地坐在那儿，又是高兴又是愁闷。
火车还没开，人家给我送来了几份电报。一份电报是：“欢迎，查理，我们堪萨斯城居民恭候大驾。”另一份是：“已备下轿车，供给抵达芝加哥转车之用。”再有一份是：“可否下榻布莱克斯通旅馆？”火车驶近堪萨斯城，人们沿铁道旁边站着，一面欢呼，一面挥他们的帽子。
堪萨斯城的大火车站，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警察已无法控制那些从外边不断涌过来的人群。靠着火车放了一个梯子，让我爬上车顶去和群众见面。我重复了在阿马里洛说的那几句客套话。这时又送来了更多的电报，它们邀我去参观一些学校和其他机构。我把电报都塞在手提包里，准备到了纽约再去答复。从堪萨斯城到芝加哥，一路上又都是人，他们站在联轨站旁边或空地上，车过时向我招手。我很想尽情地享受这种乐趣，但同时又想到，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如果演一两出胡打乱闹的喜剧就能引起这样的轰动，那么，在那些知名人士中，也许不乏招摇撞骗的事情吧？从前我老是想要群众注意我，现在这个目的总算达到了——然而，说也矛盾，这会儿我反而感到愁闷和孤寂，觉得自己和群众分隔开了。
演艺生涯互助影片公司（1）
孤寂感是可厌的。它会使人感染到一种难以捉摸的忧郁气氛，觉得自己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和兴趣，并为此感到有点儿羞怯。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我的孤寂感更会使我遇事时畏缩，但看，我虽然具备一切交友的条件，年轻，有钱，有名气，但是却在纽约独自四下彷徨，感到百无聊赖。记得我有一次遇见美丽的英国音乐喜剧名演员乔茜·柯琳丝，那时她正在五马路上走着，忽然碰到了我。“哦，”她很亲切地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我只觉得自己像是有什么行为不检之处被人发现了似的。我笑了笑，说我正要去和几个朋友午餐，但是，我真想向她说实话，——说我很寂寞，很想约她去吃饭——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同一天下午，我在大都会歌剧院附近溜达，碰见了大卫·贝拉斯科的女婿莫里斯·格斯特。以前我在洛杉矶见过格斯特。他是以当“黄牛”倒卖戏票起家的，这一行生意在我初到纽约的那段时期里是很风行的。（所谓当黄牛，就是买了戏院里最好的戏票，然后站在戏院门口兜售牟利。）格斯特后来以承包戏院而暴富，尤其是以上演马克斯·莱因哈特导演的那一出场面伟大的《奇迹》赚了很多钱。格斯特的那副长相是斯拉夫类型的，白皙的面孔，腰子形的大眼睛，阔嘴，厚唇，看上去有些像劣版图书上奥斯卡·王尔德的画像。他很容易激动，对人说话时简直有点儿像盛气凌人。
“真见鬼，你这一晌到哪儿去啦？”接着，还没等我来得及回答，他又问，“真见鬼，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呀？”
我对他说，这会儿我要去散步。
“这可是见鬼！你不会一个人散步的！这会儿你到底上哪儿？”
“不上哪儿，”我委婉地说，“只是出来透透新鲜空气。”
“跟我来！”他说时把朝着他去的那个方向扭转了身，紧勾住我一条胳膊，叫我没法逃走。“我去把你介绍给一位真正有价值的人——一位你应当和他交朋友的人。”
“你要上哪儿去呀？”我急着问。
“让你去会我的朋友卡鲁索，”他说。
我怎么推辞也没用。
“卡鲁索和杰拉尔丁·发娜今儿有一出日戏，他们俩合演《嘉尔曼》。”
“可是我——”
“我的上帝，你总不至于害怕呀！瞧卡鲁索这个人真可爱——和你一样朴素，富有人情味儿。他看见了你，要快活死啦，他在想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再三对他说，我要去散步，去吸点新鲜空气。
“这对你比吸新鲜空气更有意思呀！”
我被他拉着穿过了大都会歌剧院的休息室，匆匆忙忙沿着过道走向有两个空位子的地方。
“你那儿坐，”格斯特悄声说，“我等到休息时间再来。”他一说完这话，就沿过道走得无影无踪了。
我以前听过几次《嘉尔曼》的音乐，但是这次听来有点儿不大像。我看了看我的节目单；是呀，是星期三，这一天排的戏是《嘉尔曼》呀。但是，那奏的却是另一个曲调，我听来也很熟悉，它更像是《里戈莱托》。我被闹糊涂了。这一幕结束前大约两分钟，格斯特悄悄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了。
“这演的是《嘉尔曼》吗？”我小声儿问。
“是呀，”他回答，“你没拿到节目单吗？”
他一把夺过了节目单。“可不是，”他悄声说，“卡鲁索和杰拉尔丁·发娜合演，星期三日戏，《嘉尔曼》——瞧这上面！”
幕降落了，他拉着我沿着一排座位走到通后台的边门。
几个穿软底靴的人正在那里换布景，我只觉得自己老是妨碍他们的工作。那儿的气氛仿佛是一个迷梦。出现在梦中的是一个身体瘦长、神情严肃的人，胡子翘着，敏锐的眼睛从高处瞪着我。他站在舞台中央，布景在他身边移来移去，他露出了一副担心的神气。
“加蒂－卡萨扎先生，我的老朋友，你好呀？”格斯特说时向他伸出了手。
加蒂－卡萨扎跟他握了握手，做了一个表示轻蔑的手势，然后嘟哝了几句什么。这时格斯特向我转过身来。“你猜对了，演的不是《嘉尔曼》，是《里戈莱托》。杰拉尔丁·发娜在演出前最后一分钟请假，她着凉了。这一位是查理·卓别林，”格斯特说。“我这会儿领他去会卡鲁索，也许可以鼓起他的兴致来。你和我们一块儿去吧。”但是加蒂－卡萨扎哭丧着脸摇了摇头。
“他的化装室在哪儿？”
加蒂－卡萨扎唤那舞台管事。“他会领你们去的。”
我自觉地警告自己，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打扰卡鲁索，于是把这意思向格斯特说了。
“你别傻气啦，”他回说。
于是我们沿着过道向卡鲁索的化装室一路摸索过去。“是谁把灯扭熄了，”舞台管事说，“等一等，让我去找开关。”
“你听我说，”格斯特说，“有人等着我哩，我可得先走一步了。”
“你这时候不能走开吧？”我赶紧问他。
“会有人照应你的。”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已经走了，我被留在一片黑暗中。舞台管事擦亮了一根火柴。“我们到了，”他说，接着就轻轻地敲了敲门。只听见一个意大利口音的人在里面吼了一声。
我的朋友用意大利语回答，他最后说的是“查理·卓别林！”
又听见一声吼。
“听我说，”我悄声儿说，“还是下次再来吧。”
“不，不，”他说；他这时已经是在完成一件使命。门虚开了，那个上了装的人向外面黑暗里望。我的朋友说明我是什么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