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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说，”我悄声儿说，“还是下次再来吧。”
“不，不，”他说；他这时已经是在完成一件使命。门虚开了，那个上了装的人向外面黑暗里望。我的朋友说明我是什么人，声音里透出了烦恼。
“哦！”上了装的人说，随即关上了门。后来，门又开了。“请进来吧！”
这一次小小的成功，好像使我的朋友振作起精神。我们走进去时，卡鲁索背朝着我们坐在他化装台跟前，正对着一面镜子修剪他的小胡子。“啊，先生，”我的朋友高兴地说，“我很荣幸，向您介绍电影界的卡鲁索——查理·卓别林先生。”
卡鲁索向镜子里点了点头，继续修剪他的小胡子。
最后他站起来，一面束带子，一面仔细打量我。“你演得很红了，对吗？你挣了很多钱。”
“是呀，”我笑着说。
“你肯定十分快乐。”
“可不是。”我接着向舞台管事看了一眼。
“那可好，”他高兴地说，暗示我们可以走了。
我站起来，向卡鲁索笑了笑。“我不要错过了斗牛的一场。”
演艺生涯互助影片公司（2）
那是《嘉尔曼》里的一场，现在演的是《里戈莱托》，”他说，一面和我握手。
“哦，对，可不是！哈哈！”
在当时的环境许可下，我已经从纽约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调剂，于是心里想，不必等到对这花花世界中的享乐厌腻了，还是趁早离开这里吧。再说，我也急于要履行新订的合同，去开始工作了。
我回到洛杉矶，下榻于当地最豪华的旅馆，也就是坐落在五马路与大马路拐角上的亚历山德里亚大饭店。这家旅馆的建筑是洛可可式的：休息室里有云石柱和水晶枝形挂灯，大厅当中铺着那条近似神话的“百万金元地毯”——那个大笔电影买卖成交的地方——人们之所以开玩笑，给它题上这样一个名字，一半是因为那些专爱传播小道新闻或俨然以电影业赞助者自居的人，常常站在那条地毯上，满口里谈的都是数以亿万计的金元。
亚伯拉罕森就是在那条地毯上发了财，他租借了电影制片厂里的一片场地，雇用了几个失业的演员，出售根据州权用低价拍摄的便宜影片。一般人都管这种影片叫“贫民区”影片。已故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经理哈利·科恩就是以拍摄贫民区影片起家的。
亚伯拉罕森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承认自己并不喜爱艺术，拍影片只是为了要赚钱。他说话苏联口音很重，导演影片时老是向女主角吆喝：“好，从屁股后边走上场”（意思是，从后面走上场）。“这会儿你到镜子跟前去，照一照你自己。嗳呀！我冻美嘛！现在，混搅他二十尺吧”（意思是，要用自己临时穿插的动作拍二十英尺影片）。女主角往往是一个胸部丰满的年轻娘们，穿的是光着脖子的宽大衣服，露出了大片胸部。亚伯拉罕森老是叫她面对着摄影机时是弯下腰来系她的鞋带，有时候是摇一只摇篮，也有时候是按摩一条狗。亚伯拉罕森就这样赚了二百万美元，然后，很聪明地趁早洗手不干了。
锡德·格劳曼被百万金元地毯从旧金山吸引了来，在洛杉矶谈判修建他那所造价百万美元的戏院。后来洛杉矶日趋繁荣，锡德也就成了豪富。他做起广告来异想天开，但也真有他的办法，有一次他让两辆汽车在全市里飞驰，车上人互相对开空枪，车后还挂着一个牌子，上面的广告是：“格劳曼百万金元大戏院献映《地狱》”，一时洛杉矶为之轰动。
锡德还发明了一些小玩意儿。他想出了一个奇怪的主意：让好莱坞明星在他的中国戏院外边湿水泥地上留下他们的手脚迹印；不知怎的，影星们群起效尤。后来这件事竟变得几乎和接受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光荣了。
我住进亚历山德里亚旅馆的头一天，旅馆管事交给我莫德·费莉小姐的一封来信。费莉是一位名演员，曾同亨利·欧文爵士和威廉·吉勒特合演过戏，在戏里担任女主角。这次她星期三在好莱坞旅馆请帕芙洛娃吃饭，邀我作陪。我当然很高兴。虽然以前不曾见过费莉小姐，但是我在伦敦到处都看到印着她相片的明信片，对她的美貌是一向倾慕的。
赴宴的前一天，我叫我的秘书打电话去问一下，如果不是便饭，我就要打黑领带。
“您是哪一位？”费莉小姐问。
“我是卓别林先生的秘书，他过来陪您用饭，星期三晚上——”
费莉小姐仿佛觉得诧异。“哦，当然是便饭，”她说。
费莉小姐已经在好莱坞旅馆的游廊上等着我。她仍旧是那样美丽。我们东扯西拉至少闲聊了半小时，这时我开始觉得奇怪：怎么其他的客人还没到。
最后她说：“我们进去吃饭好吗？”
真没想到，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费莉小姐是那么美丽动人，同时又是非常缄默，我隔着饭桌瞅着她，猜测她这样单独和我会晤究竟是为了什么。一时间我脑海中闪过了一些荒唐遐想——但是，看来她并不曾觉察出我那些不可告人的念头。我开始进行试探，想知道她要我来是为了什么。“这真有趣，”我兴冲冲地说，“单是咱们俩吃饭！”
她茫然地笑了。
“饭后咱们做点儿什么有趣的游戏吧，”我说，“到夜总会去，或者，做点儿什么别的事情。”
她微微露出惊讶的神气，迟疑了一下。“今儿晚上恐怕我得早点儿休息，因为明儿早晨我就要开始排演《马克佩斯》。”
我的试探遭到了挫折。我完全被闹胡涂了。幸而第一道菜上来了，我们一时都默默地吃着。两人都觉察到，有什么事情不大对头。费莉小姐迟疑了一下。“我怕，今天晚上您感到相当沉闷哩。”
“非常有趣，”我回说。
“可惜，三个月前我请帕芙洛娃吃饭，那一次您没来，我知道您也认识她。现在才晓得，原来您当时在纽约。”
“对不起，”我说时赶快取出了费莉小姐的信，这时我才去看那日期。接着，我把信递给了她。“您瞧，”我大笑起来，“我迟到了三个月呀！”
在一九一○年的洛杉矶，可以看到美国西部拓荒者与实业界巨头时代的结束，当时我还受到过许多这一类人物的款待。
其中有一位是已故的威廉·安·克拉克，这位拥有数百万家财的铁路巨头和铜矿大王是一个业余音乐家，他每年都要捐给知音交响乐团十五万美元，自己在该团的第二小提琴组里客串表演。
“死谷苏格兰佬”是一个诡秘莫测的人物，他性情很爽快，长得肥头大耳，戴一顶十加仑帽，穿一件红衬衫和一套粗蓝斜纹布工作服，每天晚上在斯普林街一带地下室酒馆和夜总会里滥设宴会，挥金如土，赏起侍者们来是百元钞票，过了一晌，他神秘地销声匿迹了，再过了大约一个月，他又出现了，又开宴会了，接连着好些年，他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谁也不知道他的钱是哪儿来的。有人相信他在死谷里有一个秘密矿，就试图跟踪他，但是他总是避开了那些尾随他的人，直到现在也没有谁能探出他的秘密。一九四○年去世之前，他在死谷沙漠里造了一座巨大的城堡，那个奇怪的建筑物耗费了他五十多万美元。城堡至今仍留在那儿，但已在烈日的照耀下逐渐荒废。
帕萨迪纳的克兰妮－贾芙夫人拥有四千万美元的家财，是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她曾经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支付律师辩护费。
那时候格伦·柯蒂斯正在给孙纳特拍电影，表演了惊险的飞行绝技，同时他在筹措资本，准备创建现在规模巨大的柯蒂斯飞机制造工业。
阿·彼·季安尼尼当时还在经营两家小银行，它们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美国银行。
演艺生涯互助影片公司（3）
霍华德·休斯的父亲是现代油钻的发明人，霍华德继承了父亲的巨额财产，从事制造飞机，这样就将自己的产业增加了许多倍。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平时住在一间三等小旅馆的房间里，一般很少露面，总是在电话中处理他那庞大的企业。他兴之所至，还拍摄一些电影，有些影片，如由已故的琼·哈洛主演的《地狱天使》等，曾经风靡一时。
在那些日子里，我日常的娱乐是：去弗农体育馆看星期五晚场杰克·多伊尔的拳赛；去奥尔菲姆戏院看星期一夜场的轻歌舞剧；去摩罗斯科戏院看星期四固定戏班演出的戏；偶尔也去克卢恩音乐厅听交响乐。
洛杉矶体育俱乐部是当地上流社会人士和商界名流集中的地方，他们一般都在喝鸡尾酒的时候去那里聚会。在那里好像是到了外国租界里一样。
一个在电影里扮小配角的年轻人，常常坐在那间娱乐室里，这个很孤寂的人名叫范伦铁诺，他到好莱坞来试自己的运道，但是并不顺利。他是由另一个名叫杰克·吉尔伯特的小配角介绍给我们的。此后大约有一年我不曾见到范伦铁诺；而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跃而成为大明星。等我再见到他时，他开始还显得很腼腆，后来我说：“自从我上次和你见面以后，你已经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他听了大笑起来，此后就不再感到拘束，变得和我很亲热了。
范伦铁诺总是带着那么一副忧郁的神气。成名后他并不自大，反而显得更加谦虚。他人很聪明，并且态度安详，毫不虚荣，对妇女具有一种极大的诱惑力，但和她们的关系都维持得不好，女人一经嫁了他，就会做出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有一次婚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和洗片室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发生了关系，常常和那人躲到暗室里去。没有谁比范伦铁诺更能吸引妇女的了，也没有谁比他更会上妇女的当的了。
我现在开始准备履行我六十七万美元的合同了。代表互助影片公司处理一切事务的考尔菲尔德先生，在好莱坞中心区租了一个电影制片厂。我组织了一个阵容很坚强的小班子，其中包括艾娜·卜雯斯，埃里克·坎贝尔，亨利·伯格曼，艾伯特·奥斯汀，劳埃德·培根，约翰·兰德，弗兰克·乔·科尔曼，利奥·怀特等人，于是我很有把握地开始工作。
我的第一部影片《百货公司巡视员》拍得总算很成功。影片里有一个百货公司的场面，我在一个自动楼梯上大演其追赶打闹的动作。后来孙纳特看了这部影片，说：“咳，咱们怎么就没想到要用一个自动楼梯呢？”
不久我就开始快速度地工作，每个月拍完一部两大本的喜剧片。《百货公司巡视员》拍好以后，接着是《救火员》，《无赖汉》，《午夜一点钟》，《伯爵》，《当铺》，《拍电影》，《溜冰》，《安乐街》，《治病》，《移民》，《越狱》等。拍完这十二部喜剧片，一共只花了大约十六个月的时间，包括由于我伤风感冒以及其他小事故而停拍的时间在内。
有时候剧情中出了一个问题，我感到不容易解决了。每次遇到这种困难，我总是暂停工作，竭力思索，在化装室里搜索枯肠，来回踱步，或者接连几个小时坐在布景后面，想办法解决那个难题。这时候只要是一看见管事的或演员们瞅着我，我就会感到难堪，尤其是因为互助影片公司要负担制片费用，由考尔菲尔德先生在那儿监视着拍片工作的进度。
我总是远远地看到他穿过那片场地。只要是一看见他那身影，我就清楚地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一点儿东西也没拍出来，可是总开销倒增加了不少。这时我总是挺“文气地”暗示（像你敲打大铁锤那样“文气”），我思索问题的时候，就是不喜欢看见有人在我旁边，或者感觉到他们是在为我着急。
每逢那样白白地泡了一天以后，考尔菲尔德先生总是故意趁我离开制片厂的时候，仿佛偶然不经意地遇见了我，装出了很轻松的神气向我打招呼，接着就问：“思路来了吗？”
“糟透了！我大概是完蛋了！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这时他总是发出毫无表情的声音，那是他装出来的笑声。“别着急，思路会来的。”
有时候，一天已近结束，我所有的念头想到后又都放弃了，已经是陷入绝望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突然自己呈现出来，仿佛是在云石地板上扫去了一层积灰，就在那儿发现了我一直寻找的美丽的镶嵌花纹。一时紧张情绪消失了，制片厂里活跃起来了，瞧考尔菲尔德先生那一阵笑呀！
拍摄所有的影片，我们班里那些人从来不曾有谁受过伤。凡是激烈的场面，都像舞蹈那样经过了仔细认真的排练。打耳刮子的动作都是假装的。不论场面上有多么混乱，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做的动作，一切都是配准了时间的。拍影片时出工伤事故是不可宽恕的，因为影片中所有的形象，包括狂风、暴雨、地震、沉船、奇灾巨变等等，都是可以做假的。
摄制所有这些影片，只出过一次事故。那一次是在拍《安乐街》的时候发生的。当时我把一盏街灯向那个恶棍头上扳下去，要用煤气熏他，可是灯罩倒下来，锋利的铁边落在我鼻梁上，后来医生给我缝了两针。
给互助影片公司拍电影的那些日子，我认为是我一生工作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我那年二十七岁，心情轻松、无忧无虑，有着无限美妙的前景，人们都对我友好，生活过得有趣，不久我将成为百万富翁：这一切简直是有点儿不可思议的。金钱不断地涌进我的钱柜。我每星期一万元的收入已经积累到了几十万。现在我的身价已是四十万了，再过几天我的身价将是五十万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了。
我记得，Ｊ·Ｐ·摩根的朋友玛克馨·艾丽奥特有一次对我说：“金钱是一件应该忘记的东西。”但是我说，它也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东西。
毫无疑问，一个人一经出人头地，他就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当时凡是我遇见的人，都对我笑逐颜开。我虽然是一个暴发户，但我的意见总会受到人家认真的考虑。有些人，虽然刚和我认识，但已经愿意和我做最亲密的朋友，像亲属似的关心我的问题。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快意，可惜我天性不适于和人家这样亲热。我喜欢交朋友，就像我喜欢听音乐一样——必须是我有兴致的时候才会喜欢它。不用说，像我这样随心所欲，有时候是会感到孤独的。
我的合同将要期满的一天，我哥哥进了体育俱乐部我的卧室里，高兴地说：“喂，查理，你现在已经属于百万富翁阶级了。我刚给你谈了一笔交易：替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拍八部两大本的喜剧片，报酬是一百二十万美元。”
演艺生涯互助影片公司（4）
那时候我刚洗完澡，腰里围着一条毛巾，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拉着小提琴，奏的是《霍夫曼故事》。“哼——哼，我想，这可太美啦。”
雪尼突然大笑。“我永远记得你这副样儿：屁股上围着一条毛巾，手里拉着小提琴，听到我签订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合同，是这样的反应呀！”
我承认当时确是有点儿装腔作势，因为我想到了需要做的那些事情——这笔钱可不是容易挣的呀。
然而，眼前的这一切财富，并没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虽然已经习惯于拥有这些财富，但是还不习惯于使用这些财富。我挣到了神话似的这笔钱——但是它仅代表一些数字，实际上我还不曾看到它。所以，我必须做的一件什么事情，来证明我确实拥有这些钱。于是，我聘了一个秘书，雇了一个仆人，买了一辆汽车，用了一个车夫。那一天，我走过一家汽车样子间，看到一辆七座的“汽机”牌汽车，当时那算是美国最考究的汽车了。它是那么华丽，简直不像是出售的。但是，我走进了那家店，问：“这卖多少钱？”
“四千九百元。”
“我要这辆车，”我说。
那个人吃了一惊，试图再拖延一下，不准备就这样立即成交。“您不要看看机器吗？”他问。
“看不看都是一样——我不懂得那些玩意儿，”我回答。但是，我又用大拇指揿了揿那轮胎，表示自己有点儿内行。
做成这一笔交易很简单；只要在一张纸上签个名，那辆车就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