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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尼怂恿我去巴厘岛，说该岛是如何不曾受到文化浸染，那儿美丽的妇女是如何袒胸露臂。这些介绍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第一次看见那岛，是在一个清晨——朵朵白云萦绕着青翠的群山，望过去那些峰峦就像一些漂浮着的小岛。在那个年代里，还没有海港或机场，人们都是乘了划船靠近一个旧木头码头登上岸的。
我们的车绕过了一些大杂院，每个大杂院里面住着一二十户人家，围墙砌得很整齐，大门口装修得也很气派。我们越向前进，景色越是秀丽，只看见一层层银光闪闪的绿色稻田，向下去是蜿蜒曲折的溪流。忽然，雪尼用臂肘碰了碰我。沿路边走过来一列年轻妇女，她们头上顶着一篮篮水果，态度大方，胸部袒露着，只腰里围着花布。打那儿起，我们一路上就不住地用臂肘碰着。有些妇女长得很美。我们的向导是一个美籍土耳其人，他和车夫坐在前面，我觉得这人很讨厌，因为他老是露出了一副色迷迷的神气，扭过头来看我们的反应——仿佛是他在排演一出什么戏给我们看似的。
巴塘的那家旅馆是新近建成的。每一间客厅下边都用板分隔开了，上边像阳台似的空着，而卧室则设在客厅后边，里面倒很清洁舒适。
美国水彩画家赫希菲尔德和他妻子已经来了巴厘两个月，这时邀我们去作客，他们的寓所以前是墨西哥米格尔·科瓦尔鲁比亚斯住的。赫希菲尔德向一个巴厘贵族租了那所房子，每星期只付十五美元，生活过得像贵族地主一样。晚饭后，赫希菲尔德夫妇、雪尼和我们一起出去散步。夜色沉沉，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忽然间，只看见无数的萤火虫，大片大片的，像闪耀着青光的波浪，在稻田上空疾涌而过。从另一个方向，合着乐调的旋律节拍，传来了小铃鼓的丁冬轻鸣和大铜锣的堂堂震响。“什么地方在舞蹈，”赫希菲尔德说，“咱们去看看。”
走过去大约两百码，看到了一群土著，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还有一些姑娘盘腿坐着，她们有的带着篮子和小灯，在兜售零食。我们挤进人群，看见两个十岁左右的姑娘，腰里系着绣花围裙，头上戴着精致的金箔装饰，和着低沉的大锣，配着高昂的歌声，在灯光下跳着花式舞蹈，金箔随着舞步灿灿闪亮。她们的头摇摆着，眼睛闪动着，手指颤抖着：一切和那粗犷的音乐相配合，音乐越奏越强烈，到后来像是奔腾的怒浪，接着又逐渐徐缓下来，像是安静的河流。音乐一下子结束了，跳舞的姑娘突然停止，又回到人群里面。没有一个人鼓掌——巴厘人从来不鼓掌，也从来不赞美或道谢。
音乐家和画家沃尔特·斯皮斯来旅馆里看我们，和我们共进了午餐。斯皮斯已在巴厘住了十五年，说得一口巴厘话。他曾经把一些巴厘音乐改编成钢琴乐曲，这时弹给我们听；我觉得它们有些像用二拍子演奏的巴哈协奏曲。他说，巴厘人的音乐趣味相当精致，他们不喜欢我们现代的爵士音乐，认为那还不够活泼，过于缓慢。他们觉得莫扎特的乐曲富有情感，但只对巴哈的作品感兴趣，因为那些作品的格调与节奏和他们的相似。我觉得巴厘音乐冷酷无情，听了会叫人感到不安；即使那些十分悲哀的乐调，也流露出饥饿的明诺托那种阴森可怖的兽欲。
午餐后，斯皮斯领我们走进森林深处，说那里将举行一次鞭挞仪式。我们必须沿着森林里一条小径走四英里路。一到那里，我们就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大约十二英尺长的祭坛。年轻的姑娘，系着美丽的围裙，袒露着胸部，排列成行，头上顶着篮子，篮子里盛着水果和其他献祭物品，一个祭司，样子像个回教托钵僧，穿着一件白色长袍，长发一直披到腰际，一面祝福，一面把供品放在祭坛上。几个祭司念完了祷祠，一群嘻嘻哈哈笑着的青年拥了上去，看见祭坛上有什么就抢什么，祭司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们。因为鞭子抽得太厉害了，有的人不得不抛弃了他们已经拿到手的东西，据说这样用鞭子抽，是为了要赶走那些引诱青年偷窃的魔鬼。
我们随意参观了一些庙宇，访问了一些大杂院，看了斗鸡，参加了一些节目庆祝和宗教仪式，那些仪式不分昼夜，每时每刻都有举行的。有一次，我离开了一处仪式，那已是清晨五点。巴厘人的神都是喜欢享乐的，人们礼拜这些神，不是敬畏他们，而是爱好他们。
一天晚上，已经很迟了，斯皮斯和我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女人在火炬照耀下舞蹈，她的小儿子在后边模仿她的动作。一个看上去相当年轻的男子，偶尔给她指点一下。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她的父亲。斯皮斯问他几岁了。
故乡之旅东方之旅（2）
“地震是哪一年发生的？”他问。
“十二年前，”斯皮斯说。
“是吗，那一年我已经有三个孩子结婚了。”似乎觉得这样解答还不够清楚，于是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现在已经活了二千元了。”那意思是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花了那么多的钱了。
在许多大杂院里，我都看见崭新的轿车被用来养鸡。我问斯皮斯这是什么缘故。他说：“有一个大杂院里的人家，用共有方式经营生产，把卖牲口赚的钱存在储蓄基金里，许多年来，他们积了一笔为数相当可观的钱。有一天，听了一个会兜生意的汽车销售员的话，他们买下了几辆‘卡迪拉克’牌轿车。头几天里，他们把汽车开来开去，觉得怪好玩的，到后来汽油用光了。这时他们发现，开一天汽车花的钱，要等于他们干一个月活挣到的，于是他们把汽车都丢在院子里，让鸡去做窝了。”
巴厘人的幽默和我们的很相似：他们爱说一些涉及男女关系的笑话，谈一些日常的大道理，还要玩弄一些字眼儿。有一次我要试试我旅馆里那个年轻侍者的幽默感。“小鸡为什么要穿过那条路呀？”我问。
他露出了轻视的神气。“这谁都知道嘛，”他对翻译说。
“你说得对，那么，哪一个是先有的，是鸡还是蛋？”
这一下可把他问倒了。“是鸡——哦，不对——”他摇了摇头，“是蛋——哦，不对，”他把头巾向后推了推，又思索了一会儿；最后他很有把握地说：“是蛋。”
“那么蛋又是什么下的呢？”
“是鳖呀，鳖是老祖宗，所有的蛋都是它下的。”
那时巴厘是一个天堂。当地人一年只下稻田干四个月活，其他八个月都从事文化艺术活动。整个岛上的娱乐都是免费的，这一个村里的人为另一个村里的人演出。然而，这天堂已今非昔比了。随着教育的普及，人们遮掩起他们的胸部，抛弃了那些喜欢享乐的神，转而信仰西方的神了。
在动身去日本之前，我的日本秘书小野提议由他先去给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将受到日本政府的接待。轮船驶抵神户码头，有飞机在船的上空盘旋，散发欢迎传单，成千上万的人在码头上欢呼。我看见无数绚丽多彩的和服，背后面是烟囱和灰暗的码头，那种美是很不调和的。从日本人的表现中，我看不出传说中的神秘与仇恨。群众那样兴奋激动，和我在其他各地所见到的相同。
日本政府为我们准备了一列去东京的专车。一站站下去，欢迎的人越多，情绪也越来越热烈，站台上挤满了漂亮的姑娘，她们赠给我们许多礼物。看她们穿着和服，站在那里等候，真像是看一次花卉展览。到了东京，估计有四万人等候在车站上欢迎我们。在一阵人群拥挤中，雪尼跌倒在地，差点儿被人踩坏了。
东方的神秘，一向被描写得像传奇中的故事。我总以为那是我们欧洲人的夸大之词。但是一在神户登陆，我们就觉察到那种神秘气氛，而后来到了东京，则完全被那种气氛所包围。在去旅馆的途中，我们的车开到市内一个清静的地方。汽车突然放慢速度，终于在皇宫前面停下。小野露出了焦急的神情，向轿车后窗外面望出去，然后转身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他问我是否可以下车，向皇宫鞠躬致敬。
“是习惯如此吗？”我问。
“是的，”他随口说，“您不必鞠躬，只要走下车就行了。”
我觉得他的要求有点儿奇怪，因为，除了我们后边跟了两三辆汽车以外，那儿四周围没一个人。如果是习惯如此的话，那么一般人就会知道我要下来，也就会有一群人等候在那里，至少是有那么一小群人等候在那里。但是，我仍旧下了车，鞠了躬。我回到车上，小野紧张的神色松弛下来。雪尼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要求，觉得小野的举动也很奇怪。自从我们到了神户，小野就显得那么心事重重。我对这些事并不介意，说这也许是因为他工作得太累了。
那天晚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第二天早晨雪尼十分激动地走进了客厅。“我不喜欢有这种事情，”他说，“我的皮包被人搜查了，我的文件都被动过了！”我对他说，即使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怎么解释也没法消除雪尼的顾虑。“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他说。但是我笑他，说他太会犯疑了。
那天早晨，政府派了一位特工人员来照看我们，说我们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必须先让小野通知他。雪尼硬说这是在监视我们，说小野隐瞒了我们一些什么事情。我必须承认，小野确实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了。
雪尼的疑虑并非毫无根据，因为那天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小野说，一个商人有几幅绢绘春宫，要邀我到他家里去看。我吩咐小野转告那个商人，说我对此不感兴趣。小野露出了为难的神色。“要不，我还是叫他把画儿送到旅馆里来吧？”他向我出主意。
“绝对不要，”我说，“叫他别浪费时间。”
他开始踌躇。“这些人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打发走的哩。”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嗯，他们已经恫吓了我好几天了；东京这地方，有些人可不是好惹的。”
“别胡说啦！”我驳回了他，“我们叫警察去追查。”
但是小野摇了摇头。
第二天晚上，我同我哥哥和小野在一家酒馆的雅座里晚餐，六个年轻人走了进来。一个人在小野身边坐下，交叉起两条胳膊，其他几个人退后一步，一起站在那里。坐下来的那个人怒气冲冲，开始用日语向小野说一些什么。小野一听他的话，忽然脸色变得煞白。
我身边没带武器。但是我把一只手放在外衣口袋里，仿佛是带了一支手枪，一面大声说：“这是什么意思？”
小野头也不抬，冲着他的盆子嘟哝道：“他说，您不肯去看他的画，这是侮辱他的祖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一只手仍插在口袋里，恶狠狠地瞪着那个年轻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接着我对雪尼说，“咱们离开这儿。小野，你去叫辆车。”
一经安然到了外面，我们都放了心。一辆汽车正等着我们，我们乘上了车就走了。
第二天首相的儿子请我们去看相扑比赛，走过来一个随从人员，他拍了拍犬养健先生的肩膀，向他悄悄说了几句什么。犬养健先生向我告罪，说有紧急事情要走开一步，但等会儿还会来的。相扑将结束时他来了，面色惨白，显然是受了极大的刺激。我问他可是病了。他摇摇头，接着突然双手捂住了脸。他说：“我父亲刚才被人暗杀了。”
故乡之旅东方之旅（3）
我们把他护送到我们旅馆房间里，给他喝了一些白兰地。这时他才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经过：六个海军青年军官，打死了首相官邸门口的警卫，冲进了他的私室，那时他正和他的妻子女儿在一起。这件事以下的经过是犬养健听他母亲说的：来暗杀的人围住了首相，并用手抢指着他，首相试图和他们说理，一连谈了二十分钟，可是没有用。他们一句话不说，就准备开枪。但首相求他们不要当着他妻女的面打死他。他们准许他离开她们。他很镇静地站起来，领着几个行刺的人走进了另一间屋子——他在那里一定是再一次和他们说理，因为妻子和女儿心急如焚地等了很久，才听见枪声响起，首相被打死了。
暗杀事件发生的时候，首相的儿子正在看相扑比赛。他说，当时如果不是和我们在一起，他肯定和他父亲一同惨遭毒手了。
我把他伴送回家，看到了两小时前他父亲被杀害的那间屋子。席子上还有一大滩血不曾干。那里聚集了许多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但是，为了礼貌关系，他们都没有拍照。他们还要我发表讲话。我只得说，这件事对首相家属和全国都是一件惨痛的悲剧。
惨剧发生的第二天，原来是安排了我受故首相正式接待的，但现在当然被取消了。
雪尼说，暗杀事件只是整个神秘案件的一部分，它多少是和我们有牵连的。他还说：“六个刺客打死了首相，六个人那天晚上到我们吃饭的酒馆里：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直到后来，休·拜厄斯发表了他那部内容丰富有趣的《暗杀政府》（艾尔弗雷德·Ａ·诺夫公司出版），涉及我的那一部分秘密才真相大白。看来，有一个号称黑龙会的集团当时甚为活跃，而那次要我向皇宫鞠躬的人就是属于这个集团的。现在让我摘录休·拜厄斯书中有关审讯杀害首相人犯的一段记述：
据主持策划这次暗杀的古贺清志海军中尉在军事法庭上供述，阴谋分子曾经讨论一项轰炸众议院的计划，企图以此导致军事管制。先由那些可以很容易领到旁听证的文官在楼座上扔炸弹，而青年军官则埋伏在门口，开枪打死那些从里面逃出来的议员。再有一项计划，如果它不是在法庭上招供出来，那确实是很难令人相信的，那就是要暗杀当时访问日本的查理·卓别林。首相曾邀请卓别林先生出席茶会，青年军官认为可以乘开茶会时冲进官邸。
法官：暗杀卓别林，这有什么意义呢？
古贺：卓别林是美国的红人，又是资产阶级的宠儿。我们相信，杀死了他，可以挑起一场日美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箭双雕。
法官：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你们精心策划的阴谋呢？
古贺：因为，后来报纸透露，举行茶会的事还没确定。
法官：计划袭击首相官邸，你们的动机何在？
古贺：是要推翻兼任政党总裁的首相，也就是说，要粉碎政府的核心。
法官：你打算杀死首相吗？
古贺：是的，我有这样的打算。不过我对他并没有私人恩怨。
这个凶手还说，他们之所以最后放弃了暗杀卓别林的计划，是因为“内部对此发生争议，有人认为，暗杀了这个喜剧演员，未必就会挑起日美战争，增强军方势力”。
我可以想像到，当时暗杀分子已经开始执行他们的计划，可是后来发现我并不是一个美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哦，非常抱歉！”
但是，在日本遇到的事情并不全是神秘和不愉快的；我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过得很有趣。我没想到，歌舞伎竟然是那么可爱。它并不完全是一种拘于形式的戏剧，我们可以在它里面看到古老戏剧与现代戏剧的混合。演员的技巧被认为是首要的，戏剧只不过是演员用来表现技巧的素材而已。用我们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技巧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每逢不能有效地运用写实手法时，他们就索性忽略了它。比如，我们西方人要演出一场比剑，就不免要暴露出一些不合情理的地方，因为，无论双方斗得多么激烈，你总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小心谨慎的动作。相反，日本人在这种场合就不去理会什么写实主义。他们比剑时，彼此隔开一段距离，做出劈和刺的姿势，这一个要砍那一个的头，那一个要斫这一个的腿。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那一块地方跳跃旋舞。那样儿就像是在跳芭蕾舞一样。战斗是属印象派的，它总是以一胜一负的姿势告终。而在表现死的一场里，演员们又从印象主义转变为写实主义了。
他们有许多戏都以讽刺为主题。我看过一出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类似的戏，剧中两个年轻情人的婚事也是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戏是在一个旋转舞台上演出的，日本人用这种舞台已有三百年的历史。第一场的布景是新房里，小夫妻俩刚结婚。这一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