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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洒花瓣在席子上准备自杀时，他们说的一些话把观众招乐了。翻译告诉我，那些话之所以招笑，是因为它们含有讽刺的意味，比如他们说：“咱们这样相亲相爱了一夜，如果再活下去，那就显得是虎头蛇尾了。”接连着十分钟，他们一直这样说笑话。后来，新娘跪在铺满了花瓣儿的席子上，离开新郎几步，袒露出脖子；当新郎拔出剑向她慢慢地走近时，舞台开始转动，剑锋还没刺到年轻妻子的咽喉，这一场已经从观众们眼中消失，接下去看到的已经是沐浴在月光中的屋外场地。这时观众们都静悄悄地坐着，仿佛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听见越来越近的人声。原来那是死者的朋友，来向他们报告好消息，说父母已经宽恕了他们。来的人已经喝醉，他们开始争执，不能决定由谁去宣布这消息，后来他们为两个情人唱小曲儿，但听不到他们的反应，于是就去敲门。
“别去打扰他们了，”一个人说，“他们要不是睡熟，就是太忙了。”于是大家走开了，一边走一边继续唱小曲儿，同时台上传来那种滴答滴答的空洞钟声，说明戏已演完，台上的幕随着徐徐降落。
日本再可以维持多久不受到西方文化的毒害呢：这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日本人留意生活中那些简单的片刻，这代表了他们的文化特点——他们那样徘徊观赏月华，那样像朝圣般去欣赏樱花，品茗时又是那样悄然沉思：看来这一切是注定要消失在西方工业的烟雾中的了。
故乡之旅东方之旅（4）
我的假期结束了，在假期中虽然接触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但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懊丧的情景。我看到食物在霉烂，货物堆得很高，但是饥饿的人群在它们周围徘徊，千百万人失业，没人需要他们工作。
一次在饭桌上，我居然听到一个人说，除非是我们发现了更多黄金，否则什么也解救不了目前的危机。我谈到自动化会减少就业的机会，有人说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劳力最后会变得非常便宜，它甚至可以去和那些自动装置竞争。经济萧条是十分残酷的。
永别好莱坞永别纽约（1）
我清晨五点就登上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看来好像是故意选了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时刻，其实，说来也可怜，这只是为了要躲开递传票的法警。我的律师教我，应当偷偷地登上船，把自己锁在房舱里，一直等到领港员下了船，那时候才可以走上甲板。由于近十年来接受了不少教训，惟恐再会出什么岔儿，我就照律师的话做了。
我老早就巴望着和一家人站在上层甲板上，等候那激动人心的片刻，看着船离开海岸，平稳地前进，然后驶入另一个世界。可是，现在不能这样做了，我被狼狈地关在自己房舱里，只好从舷窗里向外张望。
“是我，”乌娜敲门。
我开了门。
“吉姆刚赶到，送咱们来了。这会儿他站在码头上。我向他喊，说你是在躲开那些递送传票的，还说你要从舷窗里向他招手。喏，现在他在码头那面。”她说。
我看见吉姆远离开了一群人，站在烈日底下向船上一路看过来。我赶快摘下我的浅顶软呢帽，从舷窗里伸出胳膊向他招手，乌娜从旁边一个舷窗里向外望。“他还是没看见你，”她说。
吉姆始终不曾看见我，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仿佛是脱离了世上所有的人，在那儿东张西望地找我。两年后，他心脏病发作逝世了。
我们的船终于启碇；还没等到领港员离开船，我已经打开舱房门，走上甲板，恢复了自由。瞧那儿——纽约高大建筑的空中轮廓，在超然中显得那么雄伟，在阳光下迅速地离开了我，在烟云缥缈中逐渐地变得更加美丽了……当那辽阔的大陆消失在迷雾中时，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想到一家人去英国时，我的心情很激动，但又很舒畅。浩瀚的大西洋洗涤了人的胸襟。我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另一个人。我已经不再是电影界中一个神秘的人物，不再是一个受人恶毒诽谤的对象，而是一个带着妻儿去度假的人。孩子们在上甲板上尽兴地玩耍，我和乌娜坐在两张帆布睡椅上。这时我体会到理想的快乐——一种极其近似悲哀的心情。
我们恋恋不舍地谈到那些别离了的朋友。我们甚至谈到移民局工作人员的亲切态度。一个人受了少许一点儿礼遇，就会多么容易地心软下来啊——仇恨心理并不是容易滋长的啊。
我和乌娜打算及时行乐，度一次很长的假期，同时，由于要为《舞台生涯》的放映作好安排，我们这次休假就不是毫无目标的。想到能够使工作与娱乐相结合，我们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的早点吃得极为愉快。我们的客人有阿图尔·鲁宾斯坦夫妇和阿道夫·格林。可是，早点刚吃到一半，有人递给哈里·克罗克一份海底电报。他已经准备把它放进口袋了，可是送电报的人说：“人家等着您在无线电里给回音。”哈里读着电报脸色就沉下来了，接着他回了众人一声就走开了。
后来，他唤我到他房舱里，把那份电报读给我听。电报上说，美国政府将拒绝我再入境；在未经获准入境之前，我必须先到一个移民局调查委员会去，对一些涉及政治性质和有关道德败坏的控诉进行申辩。现在合众社来打听，我是否准备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讲到我是否能够再回到那个不愉快的国家里，这对我已经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了。当时我很想告诉他们：说我能够越早离开那种仇恨的气氛越好；说美国政府那样对别人进行侮辱，把自己装得道貌岸然，已经使我觉得腻烦；说这件事整个儿使我感到厌恶。然而，现在我的全部财产都在美国，一想到美国政府可能变个方法去没收了它们，我就恐怖起来。要知道，他们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呀。因此，我就去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声明，说我要回到美国，去对当局提出的控诉进行申辩，说发给我的再入境签证并不是一张“废纸”，而是一份美国政府给我的正式文件——以下我又说了一大串胡诌的话。
此后我们在船上就再没有安静的时刻了。通讯社从世界各地拍来无线电报，要我发表声明。我们的船在驶抵南安普顿之前，第一站先停靠瑟堡，一百多位欧洲新闻记者登上了船，要我接见他们。午餐后我在餐室里安排了一小时的接见。虽然他们都对我表示同情，但这样答复问题总令人感到烦闷和疲劳。
从南安普顿去伦敦，我一路上提心吊胆；因为，这比美国政府拒绝我再入境一事更为重要，我是急于要知道，乌娜和孩子们初看到英国乡间景色时会有什么反应。多年来我一直夸赞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等英国西南部地区的风景有多么秀丽，可是现在我们经过的都是盖在丘陵地上的一排一排形式单调的住房，以及一簇一簇黯淡的红砖建筑。乌娜说：“它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
“咱们再等等看，”我说，“这会儿咱们刚经过南安普顿外面。”果然，我们一路前进，乡间的景色越来越美了。
我们火车抵达伦敦滑铁卢站，一大群对我友情始终不渝的老乡，又像以前那样热情地等候在那里。我们走出车站时，他们都挥手欢呼。一个人说：“瞧你可真能呀，查理。”这种话听来是令人感到心里温暖的。
最后乌娜和我把事情都料理好了，一起站在萨芙伊旅馆六楼我们房间的窗口。我指给她看那座新建的滑铁卢大桥；桥虽然蔚为壮观，但现在已经对我没有多大意义，只有桥下那条路引向了我的童年时代。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里，观赏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城市的景色。我也曾赞叹巴黎协和广场上那种富有浪漫色彩的美景，也曾领悟日落黄昏纽约千万扇光彩闪烁的窗子给人的神秘启示，然而，我认为，从我们旅馆窗子里看到的伦敦泰晤士河的景色凌驾于一切之上，因为它具有那么一种普渡众生的伟大的气概，一种几乎是十分富有人情味的美。
我向乌娜瞥了一眼，这时她正在那儿仔细观赏下面的景色，在兴奋中显得很紧张，而这样看上去就比她实际年龄二十七岁更为年轻了。自从我们结婚以来，她已经和我共同经受了多次考验；这会儿她凝视着伦敦的全景，阳光在她的乌发上闪耀着，我第一次发现了一两根银丝。当时我口里不曾说什么，但是心里只想到要将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她，我只听见她悄声说：“我喜欢伦敦。”
自从我上次来到此地，又已经有二十年了。河流曲折的地方和两岸高低的坡坂，看来已经具有现代的丑恶的形式，它们破坏了城市的远景。至于我的童年时代，那多半已经化为烟垢污染的废墟上的余烬了。
我陪着乌娜在皮卡迪利和莱斯特广场上漫步，发现那儿已经被一些美国玩意儿弄得面目全非：可以看到午餐柜，热狗摊，以及牛奶房；我们还看见一些不戴帽子的青年和穿着蓝斜纹布裤的少女，正在到处闲荡。我记得，从前人们是怎样按西区居民的装饰打扮，上街都戴着黄色手套，提着手杖。可是，那个社会已经消失了，已由另一个社会所替代了，人们的眼光改变了，爱好不同了。男人会听了爵士音乐落泪，行凶已经改变为纵欲。这是时代在前进。
永别好莱坞永别纽约（2）
我们雇了一辆汽车，开到肯宁顿去看波纳尔三号，但是那幢房子已经人去楼空，即将进行翻造。我们在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门口停下，因为雪尼和我曾随同父亲在那里面住过。后来，我们穿过贝尔格雷夫广场，看见从前那些华丽的私人住宅的房间里都点着日光灯，一些职员坐在桌子跟前办公；其他的住宅已被改建成为长方形的房子，层层叠起，像一些玻璃橱，又像一些水泥盒子——据说，这一切都代表着进步。
我们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要将我们的钱从美国提取出来。这就是说，乌娜必须飞回加州，从我们的保管箱里取出所有的东西。她去了十天，回来后把一切经过详细地说给我听了。她到了银行里，职员仔细地核对了她签字的笔迹，向她望了望，接着就走开了，去和银行经理商量了好一会儿。乌娜当时很着急，但他们最后还是让她开了我们的保管箱。
她说，在银行里办完一切手续后，她回到贝弗利山家里。一切仍和我们走时一样，花儿和庭园仍是那样美丽可爱。她颇为伤感，在起居室里独自站了一会儿。后来，她看到我们家的瑞士男仆亨利，亨利告诉她，我们走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去过两次，每次都要盘问他，打听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问他可知道这家人家举行过什么荒淫放荡的晚会吗，可有裸体的姑娘参加吗，此外还提出了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他回说，我和妻子儿女都过着很安静的生活，于是他们就恫吓他，问他是哪一国的人，问他来美国多少年了，还要看他的护照。
乌娜说，她一听了这些话，不管多么留恋那幢房子，也决意立刻割弃了它。即使我们的女佣看见她走时哭了，也不能打动她，她还是赶紧离开了那儿。
一些朋友问我，怎么会招致了美国人的反感。我最大的罪过当时是，现在仍旧是：因为我这个人是不肯与人同流合污的。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共产党，但是我不肯随波逐流，跟着大伙一道去仇恨共产党。当然，这样我就开罪了许多人，其中包括美国退伍军团人员。讲到那些具有真正建设性意义的工作，比如，制定美国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和军属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我并不反对这个组织，因为这些措施都是十分有益的，都是富有人道主义的。但是，一旦军团人员滥用他们的合法权利，并假托爱国者的名义，滥用自己的权力去侵犯他人，这时候他们就破坏了美国政府的基础结构。这种特权爱国者，可能形成一些病毒细胞，最终使美国演变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第二，我反对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一组织，因为它首先就是一个滑头名词，其伸缩性很大，可以被用来套住任何美国公民的脖子，钳制他们的言论，然而，这些人的坦率的见解正代表了持不同意见的少数。
第三，我从来不曾打算入美国籍。要知道，也有很多美国人在英国挣钱过活，但并不曾打算入英国籍；比如，米高梅影片公司的一位美籍经理，每周薪金高达几千美元，在英国生活和工作了三十五年以上，并不曾入英国籍，但英国人从来不去介意这件事情。
我之所以作这番说明，并不是为了要进行辩解。我写这本书时，一开始就问自己写书怀着什么动机。动机有很多，但辩解并不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总括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可以这样说一句，即：在许多强大的党派与无形的政府所形成的一种气氛中，我使一个国家对我怀有敌意，从而，很是不幸，失去了美国公众对我的好感。
《舞台生涯》安排在莱斯特广场奥狄昂戏院里放映。因为这部影片不是往常的那种卓别林喜剧片，所以我很担心，不知道观众的反应如何。初映之前，我们先给新闻界举行了一次预映。电影拍好后，到现在已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可以客观地评价这部影片了；应当说，看后我很受感动。这并不是自我陶醉，因为，我看自己的影片时，既能欣赏其中的某一些镜头，也会厌恶其中的另一些镜头。然而，我并不曾像某一位恶意造谣的记者所见的那样，后来看得哭了起来——再说，即便是我哭了，那又怎样呢？如果一个作者不对他的作品发生感情，那他就很难指望公众会对它发生感情。说真的，我欣赏自己的喜剧片，往往有甚于一般观众。
那一次《舞台生涯》举行初映，是为了给慈善事业捐款，所以玛格丽特公主也去了。第二天影片才开始公映。虽然影评是冷淡的，但影片打破了世界卖座记录；并且，尽管在美国受到了抵制，但它的收入仍超过了我以前拍摄的任何一部电影。
我和乌娜离开伦敦去巴黎之前，斯特拉博尔吉男爵在上议院设宴招待我们。席上我坐在赫伯特·莫里森旁边，听到他这样一位社会主义者拥护原子防卫政策，我不禁感到惊奇。我对他说，无论如何增强我们的原子反应堆，英国总是一个易受攻击的目标，因为它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如果等我们已被化为灰烬，那时再去进行报复，那又何补于事呢。我深信，对英国国防来说，最可靠的战略是严守中立，因为，在原子时代里，我不相信绝对中立会遭到破坏。但是，莫里森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竟然会有那么许多聪明人都主张使用原子武器。我在下议院里会见了索尔兹伯里勋爵，他和莫里森抱有同样的观点，我表示痛恨原子防卫政策，但同时意识到，我的话勋爵听了甚为逆耳。
写到这里，我想应当概括地谈几句我现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由于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再加上二十世纪动力学的发展，于是，在政治、科学和经济各方面，个人就被一些庞大的组织所包围，并受到它们的威胁。思想需符合条件，行事需经过批准，举动需获得允许：于是，我们正在成为这一切的牺牲者。
我们之所以会让人家造成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那是因为自己缺乏识见的缘故。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得丑陋和臃肿，失去了审美的观念。同时，我们的生活感官已经由于追求利润、权力与垄断而变得迟钝。我们已经让这些影响蒙蔽了自己，以致完全忽略了那些严重的后果。
科学知识，由于缺乏慎重指导或负责精神，就为政客和军人提供了具有强大摧毁力的武器，以至世界上所有人的命运都被这些人所掌握。
有一些人的道德责任感和智力才干有时至少是不够格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成问题的），而让权力过分集中在那些人手中，到后来就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然而，对此我们却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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