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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即使是在懊恼的时刻，仍旧带着一副幽默的神气。他正挤向出口，陪同我们的人唤道：“赫鲁晓夫！”但是赫鲁晓夫向他挥了挥手，表示不高兴再等了。陪同我们的人喊：“赫鲁晓夫，查理·卓别林！”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都止住步，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了喜悦。我真感到得意。我们在汹涌的人潮中互相介绍了。赫鲁晓夫谈了几句话，由一位译员翻译，说苏联人非常喜欢看我的电影，接着我们就喝了一些伏特加。我以为它里面是洒了不少胡椒粉，但是乌娜觉得它的味儿不错。
我们好容易在一小圈腾空了的地方一同拍了照。由于声音太吵闹，我根本没法谈话。“让咱们到隔壁屋子里去吧，”赫鲁晓夫说。一群人觉察出了我们的意思，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我们由四个人护卫着，被猛地推进了里边一间屋子。一离开了人群，赫鲁晓夫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嘘”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定下神来，可以安心谈话了。
这时候一个美国记者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听说，赫鲁晓夫先生，令郎昨儿晚上离开了学校，进城寻欢作乐来了。”
赫鲁晓夫露出了半恼半笑的神气。“我儿子是个很规矩的青年人，他准备做工程师，读书很用功，但是我想，他有时候也要找点儿娱乐。”
我们谈了几分钟，有人来通知，说哈罗德·史塔生先生在外面候见赫鲁晓夫先生。赫鲁晓夫向我转过身来开玩笑说：“您不介意吗？他是一个美国人。”
我笑了起来，说“我不介意。”后来，史塔生先生和夫人同葛罗米柯先生和夫人一起快步走进来。赫鲁晓夫回了我们一声，说他只过去说几分钟话，接着就走到屋子那面角落里去同史塔生和葛罗米柯谈话了。
永别好莱坞定居瑞士（2）
为了找一些话说，我就问葛罗米柯夫人，是否准备回苏联。她说要去美国。我说她和她丈夫已经在美国住了很久。她笑了，那样儿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倒不在乎，”她说，“我喜欢那个地方。”
我说：“我不相信，真正的美国是在纽约或者太平洋沿岸；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美国的中西部，比如，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我觉得那些地方住的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史塔生夫人突然激动地说：“喂，我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和我丈夫就是明尼苏达州人呀。”她又兴奋地笑着重复了一句：“我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心里想，她原来以为我受到美国那些恶意中伤后仍耿耿于怀，要对美国大发牢骚。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再说，即使是如此的话，我也不会向史塔生夫人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太太发泄满腹怨气。
我看赫鲁晓夫还有好一会儿工夫要和其他几个人谈话，就和乌娜站了起来。赫鲁晓夫看见屋里乱腾腾的，就离开了史塔生，走过来送我们。我们握手时，我一眼瞥到了史塔生；这时他背靠着墙，漫不经心地眼光直冲前瞅着。我向所有的人告了别，单单没去招呼史塔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那样做法还是得体的——然而，从那一瞥中，我觉得史塔生这个人是可爱的。
第二天晚上，我和乌娜两人在萨芙伊旅馆烤肉餐厅里晚餐。饭后我们正在吃点心，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他夫人走进来，在我们桌子前面站住了。一九三一年以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温斯顿爵士，也不曾收到过他的信。但是，《舞台生涯》在伦敦放映后，我们联美的分销办事处问我，是否可以将这部影片送到温斯顿爵士宅邸里去放映给他看。我当然非常乐意这样做。过了几天，他寄来了一封信，向我再三致谢，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
再说，这时候温斯顿爵士面对着我们站在桌子跟前。“好呀！”他说。
那“好呀！”两字中似乎含有一种不满意的口气。
我赶快站起来，满面堆笑，给他介绍了乌娜，那时她正准备回屋子里去。
乌娜走后，我问是否可以陪温斯顿爵士和夫人一起喝咖啡，接着就坐到他们桌上去。丘吉尔夫人说，她在报上看到我会见赫鲁晓夫的新闻。
“我一向和赫鲁晓夫相处得挺好，”温斯顿爵士说。
但是，我始终觉得温斯顿爵士有什么事不高兴。这也难怪，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虽然他个人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鼓舞人心的词令拯救了英国；然而，我认为，他那篇提到“铁幕”的富尔顿演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只不过加剧了冷战而已。
后来，话题转到了我的《舞台生涯》上。这时温斯顿爵士终于道出了这么几句：“两年前，我写过一封信给你，祝贺你的影片成功。你可曾收到吗？”
“哦，收到了，”我热情激动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
“我没想到那需要回信，”我表示歉意。
但他可不是你能哄得过去的。“哼，”他悻悻地说，“我还以为那是你对我表示见怪哩。”
“哦，绝对不是，”我回答。
“不过，”他接下去说，而这样一来就把我的话岔开了，“我是一向爱看你的影片的。”
像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竟然会留心这样一件琐屑的事情，还记得两年前一封不曾见复的信，这一点使我觉得很有趣。但是，在政治上，我的看法始终是和他不同的。丘吉尔说：“我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主持瓦解英帝国。”这样说法可能是妙于词令的，然而，面对当今的世事，这样说法是不现实的。
他所说的“瓦解”，并不能将其归咎于政治活动，革命军队，共产党宣传，暴力煽动，或者是肥皂箱上的演说。真正的阴谋者倒是那些肥皂包皮纸，我意思是指那些国际间的广告宣传，包括无线电、电视和电影，此外，再有汽车和拖拉机，科学的发明，交通和速度的加快，等等。一些帝国的瓦解，实际上都是由这些革命势力促成的。
刚回到瑞士，我就收到尼赫鲁的一封信，内附蒙巴顿勋爵夫人的介绍信。勋爵夫人认为尼赫鲁和我会有许多地方是意气相投的。她说尼赫鲁将路过科西尔，也许我们有机会见一次面。尼赫鲁去洛桑参加大使年会时寄来了这信，说希望我去他那儿过夜，第二天再搭他的车回德班别墅。于是我就到洛桑去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尼赫鲁和我长得一般矮小。他的女儿甘地夫人也在那里——那是一个对人亲切、态度安详的妇女。尼赫鲁给我的印象是：他遇事十分警惕，思虑辨析入微，既是富于感情的，又是严肃和敏锐的。起先他显得很腼腆，但后来就熟了，他应我的邀请去我家午餐，于是我们一同离开洛桑，驱车去德班别墅，而他的女儿则取道日内瓦，乘了另一辆车尾随在后面。一路上我们谈得很高兴。他盛赞蒙巴顿勋爵，说他任印度总督时，为结束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我问他印度在意识形态方面将朝哪个方向发展。他说：“不论它是哪一个方向，那总是为了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接着又说，他们已经开始执行一项五年计划。在整个途中，他一直高谈阔论，而他的汽车夫则以每小时七十英里，或者更快的速度沿着陡狭的公路飞驶，时不时来一个急拐弯。尼赫鲁只顾说明印度的政策，可是，老实说，他的话我有一半不曾听进，因为我只想到要去干涉那个车夫。汽车不时发出尖厉的声音突然刹住，我们向前面撞了出去，可是尼赫鲁仍旧显得那样若无其事。谢天谢地，后来总算让我定了一会儿神，原来汽车暂时在十字路口停下了，尼赫鲁的女儿要和他分路走了。只是在这个时刻，他才显出是一个体贴入微的慈父，他拥抱着女儿，亲切地对她说：“你要自个儿当心呀，”听来这更像是一个做女儿的应向父亲说的话。
正当朝鲜危机紧迫，全世界人都十分焦灼地注视着那极端险恶的局势时，中国大使馆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在日内瓦为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周当时是决定和战的关键性人物。
第二天，总理邀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我们临去日内瓦之前，总理的秘书来电话，说总理阁下可能被一些事情耽搁住，因为会议上突然出现了重大事件（这是一条很不完整的报告），届时我们不必等候他，稍迟他会出席的。
没想到，我们到达那里，周恩来已经在他寓所的台阶上等候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一样，我也急于要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于是向他请教。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他说，“是五分钟前解决的。”
永别好莱坞定居瑞士（3）
我以前听过许多有趣的故事，讲到三十年代共产党人如何被迫转移，深入中国内地，已经分散的少数军队，如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又被组织起来，然后沿途重振军威，转向北京。那一次的进军，为共产党赢得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拥护。
那天晚上，周恩来向我谈了一件毛泽东奏凯进入北京的动人故事。一百万中国人去欢迎他。在那巨大的广场尽头，搭了一个高十五英尺的大台，他从台后面登上阶梯，则一露出头来，一百万人就掀起了怒涛般的欢呼，随着他的身躯全部出现，欢呼声越来越高。当征服了中国的毛泽东看见了这样一大群人时，他站定了一会儿，接着就突然双手捂着脸哭了。
周恩来曾经和毛泽东一同参加那一次横贯中国的著名的长征，备尝艰辛和痛苦，但是我望望那张神采奕奕的英俊的脸，不禁感到惊奇，看来他是那么沉着和年轻。
我告诉他，我上次去上海时是一九三六年。
“是吗，”他若有所思地说，“那是在我们长征之前呀。”
“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我开玩笑说。
那一次宴会上，我们喝了中国香槟（味道挺不错），并像苏联人那样一再祝酒。我祝中国国运昌明，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衷心地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过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在韦维交了一些新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埃米尔·罗西尔先生和米歇尔·罗西尔先生，再有他们的家属，他们都是热爱音乐的。经埃米尔介绍，我认识了钢琴演奏家克拉拉·哈斯基尔。克拉拉住在韦维，我们每次去到那镇上，她就同罗西尔两家人来和我们一起进餐，餐后为我们演奏。她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在欧美各地备受听众欢迎，她的事业正在鼎盛时期。可是，一九六○年去比利时，她从火车脚踏板上跌下来受了伤，送进医院后不治而死。
我常常听她逝世前灌的那最后几张唱片。第六次修改这部书稿之前，我曾经听克拉拉演奏、马尔克凯维指挥的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觉得那是最能表达原作神韵的伟大艺术作品，它对我写完这部书起了鼓舞的作用。
如果不是由于家务羁绊着，我们在瑞士的社交生活可能是很活跃的，因为西班牙王后，以及跟我们最亲密的谢弗罗·丹特雷居伯爵和伯爵夫人，都住得比较近，而许多电影明星和作家也离开我们住处不远。我们常常会见到乔治·桑德斯和贝尼塔·桑德斯，而诺埃尔·科沃德也是我们的近邻。每到春天，许多英美朋友都来看我们。杜鲁门·卡波特有时候到瑞士来工作，便中常常来访。到了复活节，我们总是带着孩子去爱尔兰南部。这是全家人每年盼望的一次旅行。
夏天里，我们常常穿着短裤在阳台上晚餐，遥望那苍茫暮色，在外面一直要待到十点钟。我们常常会临时突然决定去伦敦或巴黎，也有时候去威尼斯或罗马：去这些地方都很方便，只需要几个小时。
去巴黎时，我们常常受到好友保罗－路易·韦耶的款待，逢到八月里，他总要邀我们一家人去地中海岸边他命名为“青年女王”的那所华丽的别墅里住上一个月，于是孩子们都尽兴地游泳或滑水。
有些朋友问我：可想念美国吗？可想念纽约吗？老实说，我不想念那些地方。美国改变了，纽约也改变了。规模庞大的工业组织机构，以及报刊、电视和商业广告，已经完全使我和美国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了。我需要的是另一种绝对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具有更朴素的人情味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那些繁华热闹的通衢，高耸入云的大厦，因为，一看见这些东西，我就会想起庞大的商业和它那些压倒一世的成就。
又过了一年多，我才结清了我在美国的全部资产。美国政府要就我《舞台生涯》一片在欧洲所赚的钱征税，一直计算到一九五五年为止，说我仍旧是美国居民，虽然我从一九五二年起即被拒绝重返美国。正如我的美国律师所说，我已经失去了法律上补救的能力，因为我再没有机会回到美国去为自己进行辩护了。
后来，一经解散了我在美国所有的合伙企业，结清了我在美国所有的资产，这时我就尽可以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了。然而，由于不愿为了这件事去依托另一个国家的庇护，我还是结清了这一笔账，数目要比他们原先向我索取的少了许多，但仍比我实际应付的多出不少。
和美国斩断一切关系，那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我们贝弗利山住宅里的女佣海伦听到我们不再回去时，寄来了以下这封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我已经给你们写过好多封信，可就是没把它们寄出去。自从你们走了以后，看来一切都出了毛病啦——除了为自己的亲人而外，我从来没有为谁这样伤心难受过。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那样不公正，那样做得过火，真叫我受不了呀。再说，后来我们听到了最担心害怕的伤心消息——说什么，要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收拾了走——这简直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嘛——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收拾的那些东西，差点儿都被眼泪给漂走了，我伤心得一直到这会儿还在脑袋疼——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样会受得了的。求您，求求您，卓夫人，只要有一丝办法可想，您千万别让卓先生卖了这幢房子呀。所有的房间，虽然里面几乎只剩下地毯和窗帘，但是都有它们可爱的地方呀——我这个人可真想不开，我永远也不甘心让别人来住这幢房子。要是我自个儿有这笔钱，那该有多么好，可这是在转傻念头，这是在胡思乱想啊。尽可能节省别的开支吧。可是，求您，求求您留下这幢房子吧。我知道这些话没我说的份儿，可我仍旧忍不住要说——同时，我永远希望，将来有一天你们会回来，我可得找大点儿的信封。向府上所有人问好，原谅我用铅笔，连我的那支墨水笔也出毛病啦。
海伦谨启
我们还收到男仆亨利的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我有好多时候没写信给你们了，因为我的瑞士英文很难准确表达我的思想。前几个星期，我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原来我有机会看到了《舞台生涯》。那是一次内部放映。是朗塞尔小姐请我去看的。看的人一共有二十来个。我认得的只有雪尼·卓别林先生和夫人，朗塞尔小姐，再有罗利。我坐在后边老远的地方，为的是要独个儿静静地想一想。这影片可真美呀。大概，我声音笑得最大，可眼泪也流得最多。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精彩的电影。它从来没在洛杉矶放映过。无线电里倒广播过好几张唱片，都是《舞台生涯》里的音乐。多么美的音乐啊。我听的时候，被它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没提到那是卓别林先生作的曲。孩子们喜欢瑞士，我听了很高兴。当然，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习惯外国生活。我就是要说瑞士是一个美丽的国家。那儿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而且，它是世界上最老的共和国，一一九一年就起就成立了。那儿的八月一日是这儿的七月四日。是独立纪念日。那天不放假，但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山顶上升起了焰火。总而言之，那是少数保守的、繁荣的国家之一。我是一九一八年离开那儿去南美洲的。后来我回去过两次。我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