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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那些人手中，到后来就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然而，对此我们却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有一次，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对我说：“人永远受到求知欲的冲动。”按说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去注意追求知识带来的后果。博士也同意我这种看法。有些科学家就像宗教狂热者一样。他们只顾研究科学，相信他们的发现永远是有益的，认为他们的求知信条就是道德标准。
永别好莱坞永别纽约（3）
人是一个以谋求生存为其主要本能的动物。因此，他的独创性发展在前，他的灵魂超拔在后。可见，科学的进步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道德行为。
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利他主义的行进是缓慢的。它慢慢地踱步，时时会倾跌，落在了科学的后面。它只有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要消除贫穷，你不能指望利他主义或政府的慈善事业，你只有求助于辩证唯物主义。
卡莱尔说过，要世界得救，必须靠人们思考。然而，只有人们处于性质严重的情况之下，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方才会进行思考。
比如说，刚分裂了原子的时候，人们曾经陷入困境，他们必须进行思考。他们必须选择一条道路：或者是毁灭了自己。或者是约束着自己；科学的威力强迫他们作出选择。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他们的利他主义最后仍将为人信奉，他们对人类怀抱的善意终将战胜一切。
自从离开美国后，我们在生活中就受到了殊礼的待遇。到了巴黎和罗马，我们都像凯旋的英雄那样受到欢迎：樊尚·奥里奥尔总统在爱丽舍宫设午宴招待我们，英国大使馆也为我们设了午宴。后来，法国政府授给我荣誉军团军官勋章；同一天，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聘我为名誉会员。我还收到该会主席罗歇·费迪南先生特为此事写来的一封非常动人的信。现将该信翻译如下：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
如果有人对于您光临敝地时引起了这样的轰动感到惊奇，那么这些人就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敬爱您；他们就不会很好地鉴定人类的价值，就不会特意去列举近四十年来您给我们带来的许多快乐，也不会衷心感谢您的教益，或正确评价您大量赐给我们的喜悦，向我们表示的同情；至少可以这样说一句，这些人是完全得福不知的。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您和那些取得了最辉煌成就的人齐名媲美。
首先要谈到的是您的天才。天才这一被人滥用了的名词，只有赠给以下这样的人方才名副其实：这人不但是一位非凡的喜剧演员，同时又是一位作家，一位作曲家，一位电影制片者，更重要的，是一位性情诚恳和气度宽宏的人。而现在，您就是兼具了以上所有这些特点的一位，此外，您又是这么朴实，这就使得您的人格更加崇高，您当然会使现代遭到和您同样折磨的人感到温暖，受到感动。单是具有天才，还不能赢得人们的崇敬，也不能引起人们的爱慕。然而，您所激起的那种情感，却只有“爱”这个字可以代表它。
观赏《舞台生涯》的时候，我们笑，那是发自内心的笑；我们哭，那是流着真诚的泪——也可以说是您的泪，因为是您赠给了我们眼泪这份宝贵的礼物。
说实在话，盛名不能是凭盗窃据有的；只有为人类造福而享有的盛名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历久不衰的。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分，不受教条束缚，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即使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仍可以想像出，您曾经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才能够练就这一套神奇的本领，能使我们哄堂大笑，接着又突然痛哭。人们可以猜想，或者应当说可以看出，您本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才能那样细致入微地描绘所有那些琐碎的小事，那些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那些事是您从自己的生活片断中汲取来的。
这是因为您的记性很好。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您是要别人不再遭到您的那些痛苦，至少，是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如何怀抱着希望。您从来不曾因为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那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的。
能这样永远怀念您的早年生活，这也许是您最大的优点和最重要的资产，并且，这真实地说明了，群众为什么会那样崇拜您。您那些细致的表演，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看来，您好像是永远与他们心连着心。的确，没有比这更为协调的了：您将编剧、表演、导演等工作合而为一，集合了几方面的才能，为拍摄富有人情味和旨在教益的影片作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您的作品总是精深博大的。它不受理论的障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障碍；它永远是一篇自白，一席私话，一篇祷词。每一个观众都是您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想到的和您一样，所感受的和您相同。
单凭您的才能，您已经使一般批评者折服，您已经使他们倾倒。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一般批评者永远不肯承认：您不但发挥了老式舞剧的可爱之处，而且表现了费多的狂烈的热情。然而，您确实具有这些特点，同时您还表现出一种使我们联想到米塞的风度，虽然您并没向任何人去仿效，也不和任何人相似。而这也是您能成名的一个秘诀。
今天，有机会欢迎您来，我们戏剧电影作家协会感到荣幸和高兴。原谅我们屈尊枉驾，增添了您的麻烦。我们十分希望您来到我们当中，听我们告诉您：我们是多么敬爱您，您确是属于我们这个协会的。因为，在您的影片中，故事都是卓别林先生写的。同样，音乐是他作的，片子是他导演的。此外，作为一位喜剧演员，他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
在这里，您可以会见一些法国作家，戏剧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作曲家，制片人：所有这些人，和您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熟悉了您所知道的艰苦工作，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抱负，那就是：要使群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爱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坏的部分。
谨向您表示感谢，卓别林先生。
罗歇·费迪南（签名）
去看《舞台生涯》初映的都是一些知名人士，其中有法国阁员和各国使节。但是美国驻法大使不曾去。
我们做了法兰西喜剧院的贵宾，喜剧院特为我们上演莫里哀的《唐璜》，参加演出的都是法国第一流的艺术家。那天晚上，王宫里喷泉吐水，灯火争辉，法兰西喜剧院的学生欢迎我和乌娜，他们穿着十八世纪的学校制服，举着亮堂堂的烛架，把我们让进了上层楼厅，那里坐满了全欧洲最美丽的妇女。
永别好莱坞永别纽约（4）
我们在罗马受到同样的接待，我接受了勋章，总统和部长们都接见了我。那一次预映《舞台生涯》时，却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美术部部长建议我绕过那些人群，从后台门进去。我觉得部长的建议有些古怪，说既然人们那样耐心地候在戏院外面，想要见我一面，为了礼貌起见，我也应当从正门进去，让他们看上一眼。当时我觉得部长有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他只是柔声饴气地重复说，从后边走可以省却我许多麻烦。但是我坚持不肯，而他也就不再勉强我了。
那天晚上预映时，戏院外面像往常那样灯火辉煌。我们乘的轿车驶近戏院，人群被绳子远远拦在马路那面——我心里想，他们离开得太远了。我竭力装出了潇洒大方的神气，走下轿车，绕到路当中，在弧光灯的照耀下满脸堆笑，学着戴高乐的姿势挥起了双臂。立刻，卷心菜和蕃茄像连珠炮似的在我旁边飞了过去。我一时没看清楚那是些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后来只听见我那位担任翻译的意大利朋友在后面伤心地说：“真没想到，在我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幸喜不曾掷中我，于是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戏院。这时我才觉察出当时的情景令人发噱，忍不住哈哈大笑。连我的意大利朋友也只好跟着我笑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些闹事的是一些年轻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我应当说，他们那样扔番茄，并无意使用暴力，只不过是要示威罢了。他们当中有四个人当场被捕，警局问我是否要向他们提出控诉。“当然不要，”我说，“他们还都是年轻的孩子。”（他们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青年。）于是这件事就被丢开不提了。
在我离开巴黎去罗马之前，主编《法兰西文学》的诗人路易·阿拉贡来电话，说让－保罗·萨特和毕加索想要见我，于是我邀他们共进晚餐。因为他们说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所以就选了我旅馆的房间里。给我负责宣传工作的哈里·克罗克一经获悉这件事，几乎是歇斯底里发作。“这样，咱们离开美国以来所做的工作都白搭啦。”
“可是，哈里，”我说，“这儿是欧洲，又不是美国，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当时我已无意再回美国，但我很小心，还不曾把真情向哈里或其他任何人吐露，因为我还有一些财产留在美国不曾脱手。听了哈里的话，我也几乎相信，只要是同阿拉贡、毕加索和萨特聚会一次，就无异于是阴谋推翻西方民主制度。哈里虽然这样担心，但后来又特地留下了，让这几位先生在他的纪念册上签了名。那一天我不曾邀哈里一同晚餐。我告诉他，说我们期望斯大林会来，不愿这件事被张扬出去了。
我对那天晚上的酬酢不太有把握。只有阿拉贡会说英语，而你依靠翻译交谈，就像是在远远地打靶子，必须等待射击的结果。
阿拉贡的脸轮廓分明，人长得很漂亮。毕加索的样子挺滑稽，人家很可能把他当作一个杂技演员或者小丑，再也不会想到他是一位画家。萨特有着一张圆脸，你虽然不容易从他的长相上辨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但可以看出他有一种精明和灵敏的美。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那天晚上宴会散了，毕加索领我们到左岸去看他至今仍在使用的那间画室。我们登上扶梯，看见他下边那层楼上一家住宅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敝寓非毕加索画室——请更上一层楼。”
我们走进了一间样子十分寒碜，像间堆房似的顶楼，那是一个连查特顿也不愿意死在那儿的地方。椽子上钉了一只钉，上面挂着一只光溜溜的灯泡，我们借着灯光可以看出一张摇摇晃晃的铁床和一只已经坏了的炉子。靠在墙脚下是一堆积满了灰尘的旧油画。他拣起了一幅——那是塞扎纳的作品，而且是一幅精品。他拣起了另一幅，接着又是一幅。我们至少看了五十幅名画。我真恨不得向他出一大笔钱，把所有的画都给买下来——只是为了要让它们离开那个垃圾堆。在高尔基的“底层”中，埋藏着一座金矿。
永别好莱坞定居瑞士（1）
到巴黎和罗马去主持了献映后，我们又回到伦敦，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这时我还需要找一所住宅，好把一家人安顿下来。有一个朋友劝我去瑞士。我当然喜欢留在伦敦，但是我们不知道那儿的气候对孩子是否合适；再加那时候我们确实担心限制货币的问题。
因此，怀着点儿忧郁心情，我们收拾起什物，带着四个孩子到了瑞士。我们暂时下榻洛桑面临湖水的湖滨旅馆。那时已是秋天，景象萧疏，但群山仍是那么秀美。
接连着四个月，我们一直在寻找一所合适的房子。此时乌娜即将生第五个孩子，她很着急，说出院后不愿再住旅馆，由于时间紧迫，我就忙着到处去找房子，最后是在韦维稍北科西尔村的德班别墅定居下来。我们不曾想到，那所房子占地三十七英亩，有一片果园，里面除其他水果外，还有大颗的黑樱桃，鲜美的青皮李，苹果和梨；再有一个菜园，里面种有草莓、玉米和极其可口的芦笋，后来，无论我们外出到哪儿，遇到这些蔬菜当令时节，总要老远地赶回来。阳台前面是一片占地五英亩的草坪，四周是葱茏的大树，衬托着远处的湖泊和群山。
我聘用了几位很得力的助手：雷切尔·福特小姐给我们安排家务，后来当了我的总管家，比尔尼埃太太担任我在瑞士的英文秘书，这本书的原稿经她打过了好几遍。
我们起初看了气派这样大的一所住宅，有点儿胆怯，不知道我们的收入可够维持开销吗，但是房东告诉了我们所需的费用，我们算算自己的钱还是够的。这样我们就住进了人口有一千三百五十人的科西尔村。
至少是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我们才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孩子们暂时进科西尔的村校。要他们一下子样样都使用法文，的确是很吃力的，我们担心这样会在他们心理上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但是，不久他们已经能说流利的法语，看到他们能这样很好地适应瑞士生活方式，我们是很激动的。连孩子们的两个保姆，凯凯和平妮，也用功地学起法语来。
这时我们开始斩断自己和美国的一切关系。结束这件事，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到美国领事馆去缴回了我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我已决定不再去美国住了。
“你不打算回去了吗，查理？”
“不去了，”我说时几乎像是在道歉，“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
他没发表什么意见，只说了这么几句：“好吧，你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去。”
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我们彼此握了手，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时乌娜决定放弃她的美国国籍。于是，趁去伦敦的时候，她通知了美国大使馆。但是使馆人员说，办这个手续至少需要三刻钟时间。“这可是胡说！”我对乌娜说，“要这么长的时间，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我陪你一块儿去。”
我们一到大使馆，我过去由于种种侮辱和诽谤所受到的气一时迸发，就要像一只气球似地爆炸了。我大声问移民局办事处在哪里。乌娜觉得不好意思。一间办公室的房门开了，一个人走出来说：“喂，查理，你和你太太进来好吗？”
他肯定已经看出我的来意，所以第一句就说：“一个美国人要放弃他的国籍，必须经过全面考虑，并且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考虑。所以我们要履行询问的手续，这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利。”
不用说，我觉得这话有它的道理。
他是一个年近六旬的人。“一九一一年我在丹佛旧王后戏院看过你的演出，”他说时带着责怪的神气瞅着我。
这一来我的气当然平息下去了，于是我们谈到多年前那些快乐的日子。
讨厌的询问结束了，所有的文件都签好了，我们和和气气地道了别，这时候想到自己对这种事缺乏感情，我又觉得有些难过了。
去伦敦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见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西德尼·伯恩斯坦，艾弗·蒙塔古，爱德华·贝丁顿－贝伦斯爵士，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埃拉·温特，格雷厄姆·格林，Ｊ·Ｂ·普里斯特利，马克斯·莱因哈特，以及小道格拉斯·范朋克等。虽然有些朋友我们不常会晤，但想到了他们时也会感到一种快慰，就像我们有时候要驶进某个港口，知道自己在那儿有个什么可以停泊的地方而感到高兴似的。
有一次去伦敦，我们接到通知，说苏联大使馆将在克拉里奇旅馆举行宴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想要在那儿会见我们。我们到达旅馆时，休息室里已经挤满了来来往往、神情激动的人群。我们由一位苏联使馆人员陪同着，在人群中一路挤了过去。忽然，我们看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