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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字，便有了阳刚之气。安心也觉得这名字很好，简单，有力。而且，她可以小熊小熊地叫她的儿子，小熊成了儿子的小名。小熊这两个字给她的感觉是既勇敢又憨态可掬，很适合儿子的样子。后来很久她才听说东北人说熊其实是指蠢笨和胆小没用的意思。
因为这个孩子，安心尽量不再去想铁军，铁军和孩子已经无法联结在一起。她发觉这种不能联结在一起甚至还有点对立的爱，对她来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她现在的神经已经过度疲劳非常脆弱，这种痛苦她心灵上已承载不起。
她和孩子一起，住在父母身边，让心情慢慢平静。这座院子盖好以后她只是偶尔回来住过，还有几分陌生。现在，她每天足不出户，细细地品味着这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摩挲着每一样东西，寻找着自己有家的感觉。更多的时间是陪孩子玩儿，孩子睡了她就守在他的身边，看他睡觉时微皱的眉头。那皱眉的样子使儿子小小的面孔显得心事重重。那表情很像铁军，但五官的形态，还是更像毛杰，尤其是那张小嘴和腮边的酒窝，越看越像毛杰。
其实毛杰的形象在安心的记忆中应该早就变了，变成了毫无表情的一具行尸走肉，那就是她在法庭上最后见到的那个毛杰。这张脸如果毫无表情，再加上他带着毛放半夜突袭枪杀铁军这样一个事实，不用说安心，连我都可以想象，那将是一个多么凶残的面容。
安心在家里住了半个多月，她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尽管她爸爸的中药加工厂早就关门停业，她妈妈的工资收入也微不足道，但家里的生活依然是优越的。这优越是一种感觉，是晨昏起居无不受到关怀呵护的娇惯和安逸，这种娇惯和安逸是自她多年以前离家练道求学和工作之后，就很少享受的。可她一旦享受到父母羽翼下的温暖，她又产生出另外一种焦灼，那就是对未来的茫然。
依安心从小的个性、志向，都不可能这么永远地清闲和享乐下去。她爸爸曾劝她留下来跟他学医，把祖传的那点本事传下去。现在这个时代连最传统的中医世家也不再固执那种传儿不传女的陋俗家规了。而且，中医是一个永远的饭碗，这世界再发展，再变化，再不可思议，就算到了农民种地都只用在计算机上敲敲键盘的那一天，中医也不会过时！早晚有一天连外国人也会迷信丹膏丸散，望闻问切！安心的爸爸就坚信，早晚有这么一天的！中医本来就是一门最深的科学。
但母亲不愿意安心留在家里学医。女孩子学医的很少，学出来病人也不信任。母亲也是看多了人文社科一类的书籍，骨子里还是有些理想和抱负的，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走出家庭，走出闭塞，出门远行。她想让后代走出去倒不是非要她济世达人，只是觉得年轻人总归应该出去见见世面，即便事业无成，也算受了磨练。母亲坚信，一个青年受没受过磨练，将来做人的质量肯定是不同的。另外，母亲也想，安心一个人在家带着个孩子，时间长了，左邻右舍乡里乡亲，总不免闲言碎语。她和安心，母女俩都是要面子的人。
再说，女儿痛定之后，总还要择婿嫁人。且不说这小地方的小卜冒母亲没有一个看上的，就是看上了，安心拖着个孩子二婚再嫁，人家要不要呢？凡是小地方的风俗思想，对女人的贞操节烈之事，都看得很重，尤其是云南人，要面子胜于要命。
所以母亲对安心说：“妈妈舍不得你走，你在家呆一辈子妈妈也养得住你。可你是个大学生，这样呆一辈子你会觉得好吗？你还想不想再到广屏这种大城市去？”
母亲问这话时安心默不作声。母亲说：“小熊你放心，我可以帮你带着，你别担心孩子拖累你。”
安心依然默不作声。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才对母亲说：“妈，我要是走，就离开云南，到更远的地方去，而且，我要带上孩子，孩子应该和妈妈在一起。”
在母女进行这场沟通的第七天，安心背上了简单的行囊，揣上爸爸妈妈手中能够拼凑出来的全部三千五百元现钱，怀抱着睡熟后便一脸心事的儿子，登上了一列半夜在清绵短暂停靠的火车。这列火车在第二天的上午，拉着安心母子，开进了雾气弥漫的广屏。
安心在广屏下了火车。她从车站直接去了广屏革命公墓。她不知道她此生何时还能再来广屏，她此番出门远行也许将一去不返，所以她要再来看一眼铁军。
第五部分尽一点师徒的情分（图）
她在公墓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很快找到了存放在这里的铁军的骨灰。她在公墓的管理处买了两束鲜花，放进铁军的骨灰安放柜里，心里默默地说了辞行的话。她没有哭。尽管，这是第一个给予她幸福家庭的人，是她曾寄托了自己未来梦想的人。尽管由于这个人的离去，她的生活将变得孤单无助，前途也渺茫难料，但她只能一个人接着往前走，因为她还要养大她的孩子。
所以她不能让悲伤压倒，她不能永远哭哭啼啼！
她离开公墓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查问了她的姓名，之后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个人请他们在安心来扫墓的时候把这电话号码转交给她，希望安心和他联系。
安心看了那个电话号码，和写在那号码下面的一个名字，那名字叫李全富，从字到音都很陌生。
一个小时之后，在市区一个僻静的小吃店里，在一壶清茶的两边，她和这位李全富见了面。一见面她就认识了，这是在人民医院太平间工作的李师傅。
他们面对面坐下来，没有太多寒暄，李师傅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摆在桌面。安心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刚才与铁军告别时没有掉下的眼泪，这时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是那颗玉观音。
李师傅喝了一口茶，只说了一句：“他家里人，不同意他带这个走。”
安心拿起那颗玉观音，放在手里抚摸，那上面一根细细的红绳，依然崭新如初。她说：“麻烦您了，李师傅。”
李师傅看看她怀里的孩子，放在地上的箱子，问道：“你这是要出门去？”
安心说：“对，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再也不会回到广屏来了。”
安心确实是这样想的：她再也不会回到广屏来了。
这一天的下午，在小吃店和那位好心负责的李师傅分了手，安心再次登上一列北上的火车，开始了她执意经历的真正的旅途。在三天三夜拥挤嘈杂和疲惫不眠的跋涉之后，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清晨，她到达了北京。
北京，一个令她向往、仰慕和印象深刻的城市，这里曾经有她永远不会忘掉的蜜月之旅。她不奢望北京能给她什么成就和事业，像她这样一个身份不详，来历不清，学无专长，拖儿带女的外地人，即便能在这种人才济济的国际化大都会里勉强安身，也肯定无法立命。她来北京只是因为北京和她之间的距离，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足够遥远。她只要在这里有个立锥之地，生存一时，她相信自己就会忘掉过去，就会得到脱胎换骨的蜕变。所以，北京对她的意义是一种大隐于市的躲避，同时，北京也能让她改头换面，也能重新给她另一种生活的激情。
她来北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她突然想起在这儿还有一个熟人。这个熟人是武警跆拳道队的一位按摩师，以前在保山地区体校跆拳道队当过她的体能教练的那个老头儿。
她上次来北京度蜜月时到武警跆拳道训练队的驻地去看望过她的这位老师，她还有印象那地方在西单附近的一条街上。她到北京之后先在丰台区一个半城半乡的河边上找了一处六七平米的农民房，每月八百元钱还包括房东帮她看孩子。安顿了住处和孩子之后，她就跑到西单那一带去找，地址丢了但记忆还在。可她到了西单以后没想到西单全变了，有了很多新建筑，有了过去没有的大片的绿地，路也变宽了。她站在街口，有点找不着北。她三找两找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那个训练馆早就搬了，搬得不知去向。她又辗转找了三天，快绝望的时候才找到武警跆拳道队的新址。她在那幢崭新的训练馆里找到了一位认识这位老教练的年轻教练，年轻教练告诉她她要找的那个按摩师已经不在这儿干了，他得了癌症让他儿子接走了，现在可能还住在安贞医院呢。安贞医院就在安贞桥那边你坐出租车的话司机都知道。其实安心肯定是坐不起出租车的，她打听了路线连步行带坐公共汽车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了安贞医院，在三楼拐角的一间拥挤的病房里看到了那位垂死的老教练。她跑到医院来显然已经不可能再求老教练帮她找什么工作，她来仅仅是为了看望他一眼，为了尽一点师徒的情分。
老教练的状况还好，还能跟她说话，甚至，还能用手写字。他居然颤巍巍地为安心写了一封短信。信是写给他一个学生的，他的学生也在一个跆拳道馆当按摩师。信上说他快死了，临死前再托他一事，就是帮他一个干孙女找份工作。他把这信叠好交给安心的时候安心掉了眼泪，她这一刻突然觉得她还是很幸运的，她这一生中遇到了太多的好人。
安心走出医院，站在街边，在连天阴雨后猛然露面的炫目的阳光下，展开了那封说不定将成为绝笔的恳托信。那信的底部写着一个歪歪扭扭笔划变形的地址，还写着可以抵达那个地址的公共汽车的线路。
她乘了那路公共汽车，找到了那个地方。那是一个用大铁门关起的大院子，院子里还有楼。铁门的一侧挂着一个竖匾，上书：京师业余体育运动学校；还挂着一个方牌，上书：京师跆拳道俱乐部。
第五部分跟另一个女人偷情瞎搞（图）
两个月之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安心拎着一把墩布在京师跆拳道俱乐部训练厅的窗下走过，从高高的窗外斜射进来的日光像雾一样笼罩了她的全身，渲染出一片幻境般的朦胧。在窗户的对面，刚刚集合列队的一批初来乍到的学员，用快意的目光追随着她的形影，其中就包括我和刘明浩肆无忌惮的眼睛。我第一次在京师体校跆拳道馆的训练大厅里看到安心的一年之后，也就是在我和钟宁分道扬镳的一周之后，我把安心以及她可爱的儿子小熊接到了我的家里，开始了我们的同居生活。
这次和安心同居与上次我崴了脚无赖似的硬逼她住下来伺候我的那次完全不同，这次和安心正式地住在一起，几乎像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宣言，是我们双方都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自觉的选择，是一个舍此便得不到更有力表达的对对方的承认，是一个能让我们得到彼此的安慰、爱抚和依靠的方式。这样的生活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让我突然间变得像一个大人那样老成起来。
每天早上，安心会早早地起床，为我们做饭，我起来帮小熊穿衣服，和他咿呀学语地说话。然后，我们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先不收拾桌子，把锅碗瓢盆和残渣余孽留到晚上再说。安心匆匆赶到三环家具城去上班，我和她同路，带着小熊到家具城附近的一个居民楼里，把孩子交给他的“奶奶”——一个儿女在外膝下荒凉特别慈善的老太太。那老太太为我们看孩子收费低廉，主要是图个孩子和她做伴儿得些晚年的快乐，就是我们不给钱让她白看她都愿意，但不给钱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
每天送完孩子，我就出去找工作。我必须工作！因为我要养活安心和她的孩子。当一个你爱的人需要你时你会觉得非常充实和带劲儿，那是一件能让你激动不已的事情。这和我过去对工作的看法和心情截然不同。过去我曾习惯于无所事事，也曾渴望过出类拔萃，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及现在的感觉来得高尚。
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找工作从心理上说就是一个自尊心被反复折磨摧残的过程。我的相貌英俊，有大学文凭，口才经过一些锻炼，也见过一点世面，求职面试时基本上能做到落落大方，举止有度，不会有脸红见生口齿木讷的情形发生。我原以为，以我这种条件，即便不是商家必争之才，也不会没人待见找不到事做，因此不免踌躇满志。跑了几家公司才知道，现在缺的只是计算机软件工程师、高级财务、金融工商管理等屈指可数的那几类专业人才。哪儿都缺。像我这种专业不热，空有一张文凭的大学生只能算一般性人才。一般性人才可就太多了，哪儿都淤了。如果没有熟人提携，我自以为得意的那点学历和优点，在人家眼里，其实狗屁都不是。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不断降格以求，甚至还到一家电脑公司去干了几天“蓝领”，就是整天搬运那些死沉死沉的电脑。对外说起来是这家电脑公司供应部的管理员，但每天干的都是纯体力活儿。后来我发现搬电脑和搬白菜搬大米搬木头之类的工作其实差不多，性质上没什么区别。我干了三天看出来他们需要的也就是一个劳动力，便当机立断把这家公司给炒了。时代变了，前些年总说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挣钱多，学电脑的不如酱猪头的发得快，现在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卖体力的怎么也不如卖脑力的更来钱！
我不得不去找过去在国宁公司工作时认识的一些关系，找了两家马上停下来。这些公司都是拿国宁当大客户捧着的，都知道我跟钟家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恩怨纠葛，都知道我是傍了钟家小妹又跟另一个女人偷情瞎搞结果让钟家给一脚踢出来的傻×。我在这些人眼里的形象是个活该倒霉的可怜虫，不值得同情。而且对我这种是是非非不清不洁的人物大家避之惟恐不及，我倒贴钱白干人家都不一定要我。
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我的人。包括刘明浩，也包括我爸。刘明浩我呼过他三次，不回；打他手机，接电话的是一女的，外地口音，我一听就是刘明浩廉价雇的那个小秘书，问了半天你是谁，我说了我是谁她马上就说刘总不在，出差去了。我知道刘明浩就在边上，能感觉到的。我本来想说：你叫他回来呼我。但想想还是算了，何必呢。
我去找我爸，可我一看我爸那丧魂落魄的样儿我什么也不能说了。我爸在我辞职不久，也被国宁公司解聘，理由是江苏籍民工和河南籍民工在工地上打架。打架的事儿其实根本扯不上我爸一点责任，说管理不严也该找那帮建筑公司的人说去。但我爸没有申诉，谁不明戏这不过是欲加之罪，反正是要炒了你说什么都成。我爸虽然老了但这点眼神儿还是有的。他一点不恨钟宁和钟国庆，他恨的是我。
安心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她的人，她在北京唯一的故旧，她的那位启蒙教练得了癌症，半年前终于不治，死在医院里了。她每月从家具厂拿两百元底薪，其余的就全靠销售提成。卖得好到月底能提个八九百，最高一个月提了两千六，卖不好提个三五百就不错了。提两千六那个月安心还寄了一千五百块钱给潘队长。上次小熊得急病高烧不退，老潘恰巧到北京出差，把随身带的一千元差旅费全垫上才勉强让孩子先住上了医院，这也就是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看到安心向老潘掉眼泪那个晚上的事儿。后来老潘又寄了五千元给我，还了安心向我借去的那笔医药费。那五千元中有三千元是缉毒大队给局里打报告为安心申请特批的补助，另两千元是老潘、老钱，还有队里其他一些同志凑的。安心一直就没还上。
我和安心的同居生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与艰难，而这也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快乐最激情的一段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从相爱中得到力量，感受幸福。无论多么不顺，从不抱怨对方。每天早上分手时，都彼此鼓励，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都为对方而活着，而努力，因而精神上倍加充实。白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不快，都会想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都会盼望夜幕降临早早回到自己的小窝中。每天晚上，我们彼此依靠着，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着在沙发上睡去的孩子。为了节省电费我们关了灯，不开电视，就这样坐着轻声交谈。有时什么话都不说，只是默默地坐着，安心把头枕在我的腿上，我们互相触摸着对方的身体，心里就充满了幸福和安宁，充满了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高尚和纯洁，还有那么一点点悲壮。
第五部分先天性的胸膜炎发作（图）
如果不算孩子的花费，那一段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总是控制在两百元以内，我们常常靠吃咸菜度日。安心说这种苦日子她反正过惯了，可杨瑞你吃惯了山珍海味一下子没营养了怎么能行。我说没事儿我身体底子好，我以前就这么瘦跟营养没关系。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