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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暂时有了一个居身之所。不过，有关人士还是认为，郑和像应该放置在三宝山，“坐镇三宝山，渴饮三宝井，俯瞰郑和将军路，才能衬托出他的伟大。”
不过应该承认，上世纪60、70年代的闭关锁国，对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华裔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直到今天，这些国家对我们还有一定疑虑，这种疑虑甚至渗透到了这些国家民族生活的内部，郑和像在马六甲的处置问题，无论是跪姿是否妥当的问题，还是立像到底应该安放在哪里的问题，都是这些深层疑虑的反映，它也折射出当今华族在马六甲生存环境的复杂性。
郑和，本姓马，原名马和，小字三宝，是回族华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通过海路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过圣，并因此获得伊斯兰教哈只身份。郑和非常倾慕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希望效仿他们的朝圣历程，成为一个哈只，这可能是郑和远航的一个内在动力。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后归国休整期间，还曾经回乡扫墓，在云南昆明度过整个斋月。第四次下西洋，他是带着西安清真寺掌教哈三一起出海的，哈三出海显然是为了配合他在西洋各国传布伊斯兰教，郑和还派穆斯林内官去麦加朝觐，并数度奏请在南京和西安重修或新建清真寺，也因此，郑和后来也获得了哈只身份，这些都说明郑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郑和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华族问题，还有宗教等背景，有些中国记者单单从大中华概念出发，简单地从华族尊严的立场，反对郑和跪像，呼吁郑和像安置于三宝山等等，可能是会让当地人困惑的，其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1月10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殖民者的战舰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古船复制渐渐被人们当作文化活动的有意义形式来加以重视。英国为纪念德雷克周游世界的航行壮举复制了金鹿号，为了纪念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率队在特拉法加战胜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英国还修复并永久保存了他的旗舰胜利号，美国为了纪念第一批殖民者来到美洲原样复制了五月花号，瑞典为纪念当年东印度公司海上丝绸之路复制当年的哥德堡号，丹麦近年则复制了一艘一千年前的海盗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比上述舰只更早、造船技术更有历史价值的郑和宝船却从未得到复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一支由200余艘舰船、2万多名官兵组成的舰队，开始了远航壮举，在帆船时代，能够承受如此规模的船队的国家，没有几个。可以说，明代中国海上力量可算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另外，按照史书记载，郑和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体量之庞大也是世界上少见的，当然，这个记载可能有夸大之处，当代船舶专家考证，郑和宝船实际大小可能在长44米，宽８米，载重量250吨，可坐250人左右。而一百年后，1519年，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率领一支由5艘帆船266人组成的探险队，从西班牙塞维利亚港起航，开始他名垂青史的环球航行时，其船队加起来的总吨位只有280吨。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从郑和时代昙花一现的海上霸主地位衰落下来。儒家文化区在一贯的对海洋不感兴趣，缺乏进取、冒险精神的阴霾中，出现了郑和这个回族伊斯兰教航海奇葩之后，迅速地又回到了它天圆地方、中央大国、固步自封的迷梦中沉睡了。此时的西方却从中世纪的禁锢中醒来了，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先是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是荷兰、英国，相继成为海上霸主。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是人类历史的跨越式大发展，它催生了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世界范围的政治革命。
从今天的马六甲，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明的影响力。郑和的确是最早到达这里的文明使者，但是，他却没有把文明的种子牢牢地栽种在这里——华夏文明不能理解郑和创下的航海奇迹，也不能承担他开创的成果，之后，华夏文明迅速地关起了面向海洋的大门，在海禁中生活了数百年，直到甲午战争。相反，当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到来之后，他们迅速地取代了这种影响。
在马六甲，中华古代建筑遗存较少，相反，葡萄牙、荷兰乃至英式建筑却留存很多。这里有号称“16世纪东方最伟大的城堡” 圣地亚哥城堡，虽然它已经是残垣断壁，但从其巨大的葡萄牙城门，我们依然可见它当初的宏伟规模，当时它可能是东南亚最大和最坚固的城堡，它的围墙是用钢渣浇筑的，能经受当时各种炮火的攻击。该城堡几易其主，1511年葡萄牙人最初修建了它，但是，随着葡萄牙海上力量的衰落，之后它落入了荷兰人手里，1807年这座城堡则在英国人的炮火中引来了英国人的占领。今天，当地人把它视作自己的骄傲，当作马六甲精神的象征。
如果说，葡萄牙城门是具有葡萄牙意义的历史遗存，那么荷兰红屋及荷兰教堂则代表了荷兰在马六甲的影响力。如今，荷兰红屋已经被马六甲人视为马六甲的标志。这座建筑以其红色外墙而得名，建于1650年，是东南亚最古老的荷兰式建筑物。马六甲中心广场荷兰广场上的荷兰教堂，代表着荷兰的建筑特色和艺术雄心。这座教堂是荷兰人为纪念他们占领马六甲100周年而建造的，长约25米，宽12米，高15米，每条天花板横梁都是由一棵完整的树干砌成，主大厅一共使用了17根这样的独木大梁。
另外，英国人统治时期也留下了大量建筑遗存。
这些如今都已经成了马六甲人的骄傲。相比较而言，中华建筑遗存则要少些。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建筑都以砖木为结构，不易长久留存，而西洋建筑多以石头为结构，能够超历史保存和使用的缘故。说西方文化是建筑在石头的基础上的，应该不为过，石头的雕像、石头的建筑、石头的教堂，这是西方城市的突出面貌；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让我们思考，中华文化是在这片土地未开化之初便来到这里的，它有先到优势，可是它为什么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压倒性文化力量？
西方人发现美洲便改变了美洲的历史进程，1620年五月花号在美洲的登陆，不仅仅是一百个人的登陆，还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登陆，它们在那里扎根，并在之后的岁月里完全主导了美洲的文明走向？这是偶然的吗？华夏文明，在什么地方有它的优势，又在什么地方充满劣势，它为什么不能压倒性地主导一个蛮荒之地的文明进程，不能引导一个地区走向现代？
如今，马六甲的荷兰红屋已经在岁月的风雨中失去了它当初的富丽，它只是断壁残垣，可是，当我在其中徜徉，我依然能感到荷兰人当初的勃勃雄心，它傲然地屹立在半山腰，俯视着这个马六甲城市和港口，它像一个王，这就是文化的气势啊。
直到如今，马六甲最辉煌的建筑依然是那些殖民者建造的教堂，其中许多即使摆在西方城市，如巴黎、伦敦等地，也毫不逊色。它让我看到，那些怀着宗教信念而来的人，他们的精神力量是何其强健。
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在美化殖民者，是不是呢？对这个问题，也许应该允许一点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类历史上，武力征服带来种族融合、文明交融、文化跨区域传播和发展的例子很多，马六甲人把葡萄牙战舰复原展出，保留葡萄牙人、荷兰人在马六甲活动的遗迹，应该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对人类历史包括殖民史有更宽容、更超越的理解。这一点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1月12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马六甲的三轮车
马六甲旅游，最有趣的是坐人力三轮车，早晨瑞文纳海湾宾馆门口就停着很多这样的车子，每辆车子都打扮得非常光鲜，边沿上挂着花串，前面还插着花束，车主的胸口也挂着花束，马来人之喜欢花，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三轮车最叫绝的是上面都有放音设备，放的多是马来音乐或者是来自西方的流行音乐。车夫们虽然穿得没有他们的车光鲜，但是，也是干净而体面的，见到游客过去，他们都热情地站起来招呼，但是，并不显得热情过分。这也是让我喜欢马来的原因之一。东南亚几个国家，这方面最好的是马来，印尼的生意人太过热情，往往让你害怕，他们让价的时候又没谱，刚刚开价500万盾的东西，一会儿他就会自动降价到100万盾，这种情况在马来是很少见的，马来市场上的东西，还价20％就到顶了，他们开价是有规则的，不会漫天要价，不会“杀生”。
马六甲华人很多，但是，做三轮车生意的却没有华人，都是马来人。不过，不用担心，他们大多会一些英语，而且他们都很有专业精神，完全不需要你格外关照，就可以为你服务得很好。为我服务的那个先生，非常专业，他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特地先介绍我去三宝山、青云亭等景点去，每一个景点，他都能介绍一番，很有导游的韵味，他介绍我吃饭的地方、步行参观的地方的确都是马六甲游览的软肋。喜欢旅游的人都知道，旅游城市大多有面皮、软肋之分，面皮是专门做给外地游客看的，真真假假浑然一处，光鲜可人，各种物事以外地人的价格标注；而软肋呢？就是当地人穿着睡衣出没的地方，那里的一切都没有修饰。面皮犹如那个城市的客厅，而软肋犹如那个城市的厨房和卧室啊。
那天晚上，因为我要买电池，他拉着我跑了好几个街道，最后在他认识的一家小店，敲了好一会儿门，才买到。晚上7点多，各种店铺关门。当地人的生活是很休闲的，他们不愿意让生意影响生活，店铺们静静地立在那里，并不特别在意旅游者，没有人拉你，没有挑逗和邀约的眼神，有的只是不紧不慢、不张不弛的生活风景，它们似乎是无目的地存在于那里，不会因为你的到来或离去而改变，他们没有迎合你，也没有拒绝你。
马六甲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没有因为游客而改变，倒是那些来这里的游客会因为看了这里的人和建筑，而改变一些对生活的看法呢！这样的旅游地才是旅游爱好者的天堂。
马六甲的三轮车先生似乎也是如此，他陪你一天，在马六甲的大街小巷里走，他是很有耐心的，你说在哪里停，他就停了，你下车走走，闲闲的，没有目的，说不清的，只是突然的一个念头。有时候你就在一家酒吧里坐了，看里面的雕塑和绘画，竟然忘了时间，他也不催你，远远地在街头站着，直到你再次上车。如果你放心他，他就会给你安排一切，那个线路一定是非常经济、非常地道的，你吃饭的时候，他就悄悄地退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等你吃好了，他又出现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但是，要的报酬却委实不多，只有7元新币，这是他一天的报酬，你当然希望再给他一点小费，但是，他却拒绝了。
1月13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做法过了头
最近一个朋友携子来新加坡读书。他的儿子参加了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智力测试，成绩非常好，新加坡教育部允许他的孩子报考新加坡最好的11所中学。
这种做法，在中国恐怕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相信的是人在智力上平等，每个人都能做伟人、做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只要后天努力。通过一项智力测验，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可笑的。但是，新加坡的做法真的可笑吗？
新加坡承认人有不同的智商，因而有不同的潜能。他们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留给那些智能高的学生；把一般的资源给一般的学生。反过来，也绝不要求所有的人在学习上都达到一个水准。比如，他们中学的外语教学，就和我们的不同，对于跟不上的学生，他们准备了一个“B”级课程，允许他们选修比较低级的内容。这和我们中国完全两样，我们中国不管你是什么资质，一律学难度一样的课程，还要你学好。
新加坡承认精英是要天分的，所以，他们不鼓励每个人都做社会精英。
在新加坡社会生活得久了，有个很明显的感觉，这里人人都心平气和，没有那么多怨气；相反在中国，似乎每个人都怨气冲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本来是可以做大人物的，但是，社会压抑了他，让他没做成。新加坡，他们每年只是选拔很小比例的学生精英由政府资助出国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无论是进入政府机关，还是个人创业，都会获得政府的扶持。他们宁可全额资助那些精英出国留学，也全额资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到新加坡留学，但是，却没有提出普及大学教育的口号。新加坡有许多技术学校，智力不够的学生可以进这些学校，学习一门技术，将来做技工。
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的理想教育可能过了头。我曾经在上海一个小学听课，那堂课上，老师要学生们说出自己的理想，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想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没有一个想做工人和农民的。事实是，无论是我们的学校还是家长，我们都要求孩子无一例外地去设立那些高不可攀（能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到5％）的“理想”。
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做法过了头，让一个中等或者下等资质的学生去和高等资质的学生竞争。我们承认人在体力上有差别，却不愿意承认人在智力上也有差别，实际上是害了那些学生：他们付出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勤苦，得到的却是学习、工作跟不上的苦恼以及因为自己不成功而衍生的怨天怨地的愤恨。
他们永远也得不到乐天知命的乐趣。
我有一个朋友，他鼓励他的女儿，将来要到美国留学，做杨澜，仿佛只有做了杨澜才叫成功。但是，依我看，他的女儿只不过是中等资质，做到杨澜那样的成就，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但是，恐怕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体力和心智代价。我很可怜他的女儿，在这样的父亲的教育下，她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心满意足的那一天了。她有一份高不可及的理想，对她来说难如登天，但是，她却偏偏要坚持这份理想，她将来会怎样呢？我但愿她早早放弃那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否则她会一生不幸。一个以杨澜为楷模的中等资质的人，能有多少机会体验人生的快乐呢？
2月2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新加坡社会为什么这么安定
新加坡不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这里某些方面的开放程度不及中国。但是，这里却很稳定，甚至连社会治安问题都没有。这里的人们几乎夜不闭户，好像没有失窃问题，这里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刑事案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邻居吵架还有电视台播音员性骚扰案，何以如此？新加坡社会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更大的治安问题了。
这里有非常廉洁和高效的政府。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和周边国家比较起来，有天壤之差。有一次我去马来亚旅游，那天出关恰好忘记带新加坡“工作证”，只带了中国护照，从新加坡出关，边检人员非常友好，他把我带到边检站的计算机房，从计算机里调出我的资料，然后，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好让我回来的时候有凭据，就这么简单，我便顺利出关了。但是，到马来亚一边，入关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尽管我的中国护照上有为期一年的多次出入马来亚签证（我得到这种签证是因为我有新加坡一年的工作证），但是，马来亚边检员还是刁难我，他看着我的护照，假装犹豫着，先是要我打的回去拿“新加坡工作证”，看我很为难（来回至少要两个小时，大巴怎么可能等我），又不解“风情”，最后他竟然直接问：“如果我放你入关，我有什么好处？”他用的是英语，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惊讶得目瞪口呆，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当时我急中生智，立即拿出20新币，卷在手中塞给他，对他说：“请你帮助我，我非常感激你。”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20新币，然后用3秒钟给我办完了入关手续。当时我感到非常羞辱，我的后面，1米远的地方排着十几个新加坡人，我相信他们看到了我的行贿行为，一个中国人，在入关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护照而行贿，尽管是被迫的，但是，依然是一件让人感到痛苦和耻辱的事情。
要知道，这种情况在新加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新加坡政府没有人敢这样刁难“人民”，这个政府的确非常廉洁和高效，我在新加坡，办理各种手续，几乎都是一次成功，从来没有受过刁难，他们的办事人员，看到我的材料没有带全，比我还急，好像是他们的过错一样。新加坡移民局对外办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