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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刁难，他们的办事人员，看到我的材料没有带全，比我还急，好像是他们的过错一样。新加坡移民局对外办公的柜台很低，没有隔栅，你和办事员之间仅仅隔着一个很低的柜台，柜台边上都放着两个篓子，里面放着一些小的很好玩的布偶，如果你觉得这个办事员办事很好，可以在她的篮子里，放一只布偶，表示赞赏。新加坡政府机关的对外窗口，包括机场等，都为来办事的人准备了糖果，你可以吃一块糖果，一边等着事情办完。
我所在的大学的管理部门，其服务态度和质量，是我们在大陆的人难以想象的。我太太要办理来新加坡度假的签证，本来应该是由我自己办的，但是，当我求助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办事员没有任何的推诿，而是热情地帮我办理各种手续，一直到最后，我太太已经来新加坡了，她还不放心，发来一封信询问细节。这种管理，人民就是有怨气，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谅解吧。老实说，对新加坡公务员的敬业我是很佩服的，虽然对他们的拘谨、不变通我也有抱怨，但是，想到他们是为了把事情办得牢靠，也就谅解了。
其次，给民众以疏导和堵截。新加坡承认人是有弱点的，对这种弱点也给予认可。不唱高调，是新加坡政府的最大特点。比如，新加坡政府允许合法卖淫，新加坡政府承认卖淫和买春是人类的弱点，难以治愈，硬性禁止，不但禁止不了，反而会孳生地下色情，带来黑帮控制等种种弊端，新加坡政府在此采取的是指定地点，政府管理，合法经营。这种策略使卖淫在新加坡不可能一夜暴富，没有人能通过卖淫业成为富翁，也没有人可以通过经营卖淫业而获得社会地位——事实上老鸨们在新加坡社会地位非常低。因为是“守法”经营，他们通过这个行业也挣不到什么超额利润，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了。而且，合法的色情业，并没有影响新加坡社会风气，去那种地方的大多是外籍单身劳工，正经的新加坡人几乎没有去那里玩的。新加坡的红灯区很冷清，根本看不到灯红酒绿的景象。
堵截：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如果犯法，不仅倾家荡产，还要挨鞭刑，鞭刑很残酷，打一鞭皮开肉绽，让你休养好，再来挨第二鞭，如果你要挨四鞭，那你恐怕是要做好发疯的准备。新加坡法律严酷，单单从罚款来说，在地铁上喝水，吃东西，罚款5000新币。5000新币折合人民币是多少呢？24000元人民币。
法律体系完备。任何人，有小小的违法都有可能面临严酷的指控，一切都在法律的掌管之下。你和邻居骂架，你骂人的话都有可能让你受控，你不能威胁邻居，比如“我打死你”，你不能侮辱对方人格，比如“你是婊子”一类，这些都是犯法的；又比如，你在私人庭院里不能堆放垃圾，能积水的物品不能放在露天或者可能受雨的地方等等，这些都有规定，如果你违犯了，被政府执行部门发现，先开罚单警告，无效就会告你到法院，你会面临重判：坐牢、罚款甚至加鞭刑一起来。
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如何适当疏导人性的弱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向新加坡学习的。
2月12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新加坡ok运动
刚来新加坡的时候，看到厕所里有新加坡政府的海报，上面写着：保持厕所干燥、洁净，“新加坡OK”，心里很是纳闷，是不是新加坡小题大做了？
怎么能把厕所的卫生和国家联系起来呢？厕所的卫生真的可以和一个国家的OK与否对等联系吗？
后来才发现，新加坡每个厕所都有这条标语。新加坡政府做这件事是认真的，他们真的要让厕所干净起来——每个厕所都有免费的卫生纸、免费的洗手水、免费的洗手液、免费的干手器，新加坡政府相信，提升了厕所的质量，就能提升厕所的文明——他们相信在一个干净整洁、条件好的厕所里，如厕者不容易使用坏习惯，相反会表现出比较好的文明水准。
他们也下定决心，要让新加坡通过“厕所”OK起来。
果然，所到之处，无论是繁忙的地铁公厕，还是公园里偏僻得人迹罕至的厕所，到处都很干净——新加坡的厕所之干净在东南亚国家中可以评冠军。
由此，我想到政府施政。其实对于政府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小事，施政说小，可以小到厕所这样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小的地方，我们可以见出一个政府，它的信念、效率和水准。如果我们的行政机构，也能这样模仿一下，把一件件民众的小事情上升到“中国OK”的高度去办，我想我们的施政水平会大大地高上一截的。
2月15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神闲气定的鸟
在新加坡，一般公民可以过上非常好的生活，这是不假，据说针对亚洲白领有项调查显示，新加坡是亚洲白领最愿意居住的城市。新加坡70％的居民住在政府供给的平价组屋里，可以说“人人有其居”，李光耀的想法是：只有有恒产的人，才会有恒心。所以，他下定决心，让100％的新加坡人都有自己的房产。新加坡的确做到了。
但是，我这里倒是不想说新加坡的人过得怎么样。大体上，城市生活总是差不多的，要说新加坡的生活水平比上海高多少，也是很难具体讲出什么指标的。直觉告诉我的是：在经济水准上，新加坡的生活质量并不比上海这样的中国城市高，甚至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上海要比新加坡高；生活质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的差异和市民文明习惯的不同上。新加坡人大多不在家里做饭（新加坡政府不允许公民的厨房向外排烟，一般公民厨房的油烟机都是循环过滤型的，而不是排放式的。我初来新加坡，住在NTU提供的公寓里，看到厨房的油烟机没有排气管，好长时间没有想通，后来服务员定期来更换过滤器，才看懂了。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把公共环境看得多么重要。在我看来，新加坡已经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最美的城市，这里的空气质量没得说了，但是，新加坡政府最近还是公布了新的汽车排放标准，提高了柴油车的排放限制）。新加坡的生活质量主要表现在公共场所的卫生、整洁以及人们在公共场所行为的谦让、和睦上。
不过，我认为在新加坡，动物受到特别优待。新加坡保护动物不遗余力，野猫有收容所，如果接到市民关于野猫骚扰的投诉，政府应该解决问题，但是不能打杀野猫，只能把它收容起来，或者给它做绝育手术，使其不能繁殖并且“脾气”变好。新加坡还有专门的动物心理辅导组织，当他们发现哪里有动物受到虐待，就会立即出现，对那些受虐动物进行心理辅导。
新加坡到处是池塘、河流，池塘里的鱼极其肥美，更有大量的乌龟常常漂浮在水面上做睡觉的样子。这些鱼和龟受到新加坡政府的保护，曾经有个大学生，在家里偷偷养了几只星龟，被邻居告发之后，不仅被罚款，还坐了几天牢。如果你去新加坡，你就会发现，那里的鱼和乌龟们，极其悠闲，对人没有任何的恐惧情绪，你走过它的身边，它根本就不搭理你。
新加坡，有很多鸟，我曾经和几个朋友专门去布洛自然保护区看鸟，那里有数百种鸟类，夕阳中，那么多的鸟在树梢、湖滨、滩涂起降，可以说是绝美佳境。
事实上，不仅是在自然保护区里，就是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鸟，它们常常就栖息在走道的栏杆上，檐下的草地上，行人路过大多是放慢脚步，小心翼翼，生怕打搅了鸟儿的清梦。
开始的时候，我走路虎虎生风，哪管什么鸟不鸟的，常常是把那些鸟给打搅了；后来，我看出了门道，知道这些鸟之所以能神态安详、悠然地和人类生活在一处，完全是因为许许多多新加坡人爱动物、关心动物的结果，渐渐地我也被感化了。
几个月后，我就能做到不让鸟受惊，绕道走或者蹑手蹑脚地通过了。鸟在我一米外的地方，我走过，它不会飞走，甚至有一次大雨，一只鸟就在走道的栏杆上休息，而我又无道可绕的时候，竟然我也做到了从它身边一尺远的地方路过，而不打搅它了。
3月16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30以后
我是世界上少有的那种对时间的流逝极其敏感的人，这不是自我夸耀，因为对时间敏感，可能是缺点：它让你不能安宁，让你总是焦虑。相聚还没有开始，你就预感到离别，开始为离别惆怅；青春没有演绎开放，你就为年老痛心；大家刚刚开始喝茶闲谈，你已经开始吝啬你的时间，想着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没有做了。
我不是一个和蔼的人，我不能看着时间流过我的身旁而无动于衷；我也不是一个阔绰的人，即使我有些钱，已经不是一个很穷的人了，但是，我依然不能享受闲暇，忙碌，不为别的，有的时候仅仅是想把那些时间抓在手里。
我甚至愿意用金钱买时间。1999年到上海后，我几乎没有乘过上海的公交车，一直是打的的，不是因为我有钱，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了3公里的路程，在路上浪费两个小时。那些公交车们是如此的慢，仿佛对身边流逝的时间一无所知，它们的使命仿佛就是谋害一个人的生命。我碰到那些每天要花3个小时乘公交车上下班的人，我就会感到忧伤，人的一天有几个3小时？除了吃饭睡觉，我们一天真正能拿来工作的时间不足8个小时啊。3个小时，天哪，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却坐在车上一路晃过去了。那个时候，我想我一定要买辆车，我知道自己开车要比打的来得费钱，但是，即使是站在街边，花25分钟等的士，我也不愿意了。
作为一个1968年出生的人，我今年已经36岁了。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都死在73岁，父亲说，我们家的男人遗传寿命恐怕就是73岁吧。他是不是对呢？我想多半是对的。有什么理由渴望更长的寿命呢？内因我们走不出遗传，外因呢？我们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变得更好，污染是更严重了，生活的压力也是更大了。我想我已经真切地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在这一半中，又有一半，我是在懵懂的童年，在接下来的一半人生里，我还将有一半要花在我垂暮的老年上……接近40岁，人生给我的一个精神性的提示是什么呢？死亡。这个概念，通过我祖父、祖母的过世，通过我哥哥的病重，来到我的面前，非常真切。长篇小说新作就要出版的时候，编辑姚梅问我，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想了很久，才告诉她，那是写时间的，时间流逝，而我们在时间的河流边等到的可能仅仅是那个虚无，它如同河里的“沙床”，上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让时间从其上毫无意义地流逝的一个形式。
因为新作我的谈话录《直来直去》的出版，去北京做宣传，遇见章乃器先生的公子章立凡先生，我让他给我看看面相，他对我说：你要41岁才能安定。听了他这个话，我立即服气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慢下来、静下来、停下来，听听、看看、想想，一切就都很好了，不一定要做什么，你没有力量改变世界。但是，没有，身体里的冲动依然故我，它让我不能安宁。似乎只有写作，不断地写作和说话，我才能获得平静，似乎只有和语言纠缠在一起，我才能被安慰。在北京的时候，和许戈辉对话，许戈辉说：也许你就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安定的人呢？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实在是非常伤感的。老实说，已经有三年多了吧，我在内心里惟一对自己说的话只有这样一句：安静下来。而渴望安静，我内心的波澜渐渐平息、我耳边的喧嚣渐渐停止、我手头的文字渐渐安宁、我眼前的世界渐渐止歇，风停了，太阳也已经出了，一切都很好了，为什么我还没有、还不能安静下来呢？回上海后，我反复地回想章立凡的话，也许是一个暗示：安静不是自我修炼的产物，安静是年龄的产物，只有真的到了41岁，年龄才能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安定下来吧。我不知道，章立凡说的安定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这是我渴望的，我也在心里默祷，希望他说的都能在我身上应验。
41岁以后，我想做什么呢？在新加坡住了接近一年，新加坡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富有不是金钱概念，而是灵魂和身体概念。你的灵魂是安宁的吗？你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到底有多大的主宰力呢？遇到一个搞音乐的朋友，当我赞美他钢琴弹得好时，他却对我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他才45岁啊！怎么能退休呢？他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啊！他的钢琴不是应该去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欣赏吗？他说：我不愿意让自己为了身外之物奔波劳碌，灵魂和身体都好像是在为别的事情忙碌，所以，我选择了退休，我要让它们真正地各得其所。是啊，身外的那些东西这个世界真的很重要吗？当我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慰，当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休息，我们在世界中只不过是徒劳无获的工具而已，它们仅仅是帮助我们占有世界的工具。我们得到的是因为我们在出卖自己，我们享乐的都是因为我们的压迫我们的灵魂和身体，让它们变成奴仆，我们赖以自豪的不过是我们被剥夺和奴役后得到的一份小小“赏赐”。
所以，真的很羡慕那个钢琴家，他早早退休，成了一个候鸟观察家。他背着相机满世界跑，只是为了看一眼那些飞来飞去的候鸟。那些飞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从这里到那里，他也一样，在地上自由地来去，从这里到那里，仅仅是为了天上的那个更自由的飞翔者。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抓一只飞鸟回家，也没有想过要为这些飞鸟撒种、耕耘，他什么都不为，仅仅是为了看，看过了也就看过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心不为形役、不为物役，甚至不为自己所役。
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一小片蓝色的天空，一块蛙鼓虫鸣的池塘，一丛淡淡的绿色的树林，而且这些我并不试图把它们搬回家，占为己有，这些东西大自然早就为我准备好了，我并不需要着意地去哪里找它们，也不需要着意地去和谁争，你争了也不可能得到更多，不争也不会更少。大自然对你非常公平，它在那里，只要你从世俗的功利中抬起头来，看看，那片绿色就属于你了；听听，那池蛙鸣也就是你的了；想想，看着天空发一小会儿呆，那天空就是你的了。
第一部分：在南洋伪单身
私有制诞生以来，不仅人和物之间表现为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也表现为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封建时代，微观层面，人和人之间的占有关系以父亲对子女的家庭占有关系为主导，以丈夫对妻子的婚姻占有关系为辅助；宏观层面，人人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要以为皇帝尽忠为第一人生要务。“五四”文化革命，文化新人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的解放口号，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人”从“占有”关系中解放出来。不过这个口号实在是难以实现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占有关系就将继续下去。在当代，这种占有关系表现得比较人道，比如，婚姻生活中，丈夫和妻子之间不是单方面的丈夫占有妻子，而是妻子和丈夫的相互占有，从财产到人身都是如此，互相之间可以通过主张财产权占用对方的劳动，也可以通过主张性权利占用对方的身体。
从私有制看人类，通过婚姻关系实现的这种占有关系似乎很适合人类本性，也因此，文明史以来，人类把婚姻生活看成是生活的“常态”，而把非婚生活看作是生活的“变态”。我不知道“伪单身”这个命名的现实依据来自哪里，但是，是否这里包含了对“单身”的歧视？我们为什么没有命名“伪婚姻”呢？实际上，在我看来，处于“伪婚姻”有婚姻之名而无婚姻之实状态的人可能要比“伪单身”者多得多，他们的道德处境要比“伪单身”者的道德处境难堪得多。“伪婚姻”所带来的道德失败不仅仅牵涉婚姻双方，还涉及他们的子女、双方的父母等等：“伪婚姻”带来的家庭暴力、婚外恋、儿童虐待等问题更为严重。
何谓“伪单身”，有单身之名而无单身之实者？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既然你是“单身”了，就不应该有人和你同居，退一万步说，大家可以原谅变态地单身却需要人聊天、玩耍，但是，作为单身你还要求有性生活那就万万不能理解了，否则你就是作伪了。何以这单身者一有了性生活就成了“伪”的呢？而那些有婚姻却没有性生活的人，我们却并没有关心他们，并没有说他们是“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