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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政治。音乐、艺术和戏剧系在全美大学中是数一数二的。耶鲁所在的纽黑文也与戏剧有缘。它一度是百老汇戏剧的试演场，许多著名的戏剧都在纽黑文的剧场里演出过。
耶鲁大学培养出无数精英，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塔夫托、著名作家辛克莱·刘易斯、著名影星朱迪·福斯特、著名发明家埃利、惠特尼等。而克林顿和希拉里成了继上届总统乔治·布什的又一届精英人物。
刚到耶鲁大学的希拉里显得有点土，她当年的朋友大体还能记得她当初的样子：法兰绒衬衫、像瓶底一般厚的大镜片和朴素的甚至可以说有点邋遢的衣着。她像在韦尔斯利那样还穿着紧身运动裤、宽大的运动衫和一双普通的鞋子。简朴得就像入学通知所要求的，“有点让人惊讶”，盖尔·希伊后来描述说。但她对于自己的外表并不在乎，更没有因此感到自卑，因为她相信自己是只蝴蝶，正在等待从蛹中化出，只不过，她需要一个真正懂的她的魅力的人来识破罩在她身上的“茧子”。这个任务留给了1970年来到耶鲁大学的克林顿。
70年代初期的耶鲁大学法学院，跟今天一样，在美国培养公务人员的高等法律院校中是一所最佳的学府。
1970年秋天，法学院的新生们又开始聚集在纽黑文，其中就有刚刚从英国回来的比尔·克林顿。但学校提供的奖学金不足以他维持生计，他不得不业余打工。他在法学院学习期间，先后在当地社区大学执法专业任教，在哈福德为一位市政官员工作，以及在纽黑文当一位律师的助手，但在他刚到耶鲁大学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乔·杜菲竞选议员活动奔忙。杜菲是位爱好和平、主张民权平等、坚决反对侵越与侵东战争的自由派斗士。杜菲高举反战与民权平等的大旗，作为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投入康涅狄格州国会议员中期选举，吸引大批青年学生加入他的被称为“新政治”的竞选。克林顿十分赞同杜菲的观点，尤其他在反战这件事情的立场投合了比尔的心愿。所以他才会在刚到耶鲁连课都不好好上的情况下就加入了帮杜菲竞选的队伍之中，并且成为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市第三国会选区杜菲竞选总部的竞选协调人。
选区的大部分选民是蓝领和少数民族。克林顿从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同本选区的选民交谈。竞选的方式仍是传统的形式，他走街串巷，组织群众集会，和所见到的每一个选民握手寒暄，拉家常，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选民们看着这个有着一张娃娃脸永远在笑的耶鲁研究生，感到非常亲切，十分信任地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一一向他述说，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就与该选区许多人交上了朋友，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杜菲对比尔的工作成绩评价很高，他说：“比尔职责明确，工作兢兢业业，在竞选拉票时不放过任何一个人，是个十分出色的组织者。”克林顿对于这种政治活动早就心仪已久，一直在等待类似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这次助选算得上给了他一次小试牛刀的机会。结果，杜菲只赢得了克林顿助选的第三选区，最终败给了洛阿尔·威克。
早他一年来到的希拉里也很不简单。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希拉里迅速地政治化，她很快投入到反战的罢课活动中，还组织了校园游说活动。在同学们的印象中她是一个“勤奋努力、严肃认真”，甚至独来独往的女生。希拉里经历过父亲休·罗德姆的严格管束，一直坚持的体育运动依然没有放下，她仍然定期去学校的健身房练健美操，就像在帕克里奇练垒球时一样认真。
一开始，她一如既往地把精力和热情放在学术上。她曾担任《耶鲁法律和社会行动评论》刊物的编委会委员，但时间不长，该刊物就停刊了。这是一本可取的法学刊物，正如该刊编辑们所说，它致力于“发展新闻学的新形式，把最高水平的学术成就以经验和实践为基础的种种反应结合在一起”。该刊旨在提供一个论坛，既为学者又为积极分子和社团领袖发表见解。第一期封面上刊登了身穿防暴衣和国民警卫队的照片。第二期的大部分内容与黑豹党有关，当时，黑豹党代表着一种不同于校方意见的左倾观点。她回忆说：“当时对于法学院教育的真正目的，我们很困惑，满怀热情去论争。”
第一年她几乎没跟男孩子约会过。作为一位年轻的法学院学生，希拉里有意穿得很朴素，决不出风头，只是有时带几分激进分子和女权主义者的色彩。她母亲说：“我觉得那几年她遇到的挑战太多了。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与男人是平等的。可那时没有什么人能接受这一观念。”
第三章 大学生活三、耶鲁之恋（2）
她给学校的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在韦尔斯利一样，她参加了一些针对校方的抗议集会，其中包括1969年到1970年纽黑文对黑豹党的调查。当时，在耶鲁法学学者托马斯·埃默森的指导下，她组织了一批批学生去法院旁听。这位戴着厚镜片、举止严肃的女生很快受到欢迎，成为校内一位讲效率的调停人，是持不同政见学生与深感不安的校方之间的最佳沟通者。因为希拉里的为人有一种优势，校园里的每一个人一直同她保持着友好关系。学院行政官员和学生都认为，她能公正地反映他们的看法，可望使他们摆脱学校和学生之间对抗的僵局。
然而，她也并不是受到所有人的表扬，就是十分器重她的教授也会说出一些让他今后后悔的评论，肯尼迪时代就是华盛顿政坛元老的耶鲁法学教授伯克·马歇尔认为，“她非常聪明、勤奋、有吸引力，但是，在她的政治策略上和其他人一样，缺乏想像力。”但就是这个被他评价为“缺乏想像力”的女生日后成了美国的第一夫人，哪个人没有看走眼的时候呢？
《生活》杂志刊出了她在韦尔斯利毕业典礼上的演说之后，她应邀参加了女选民联合会组织的一个叫做“未来年轻领导人”的会议。该会议是两党促成的一系列成果之一，他们从各校的激进分子中选出60位学生领袖。在那里，她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议会工作人员和对她未来丈夫的政治崛起将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人物，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黑人选民登记代理人弗农·乔丹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后来成为希拉里心目中最信任、最能使他快乐的朋友之一，并且在比尔·克林顿的政治班子中担任非同寻常的角色。
集会邀请她在联合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演。联系1970年春天的入侵柬埔寨、百所大学抗议活动，她发表了演讲，在她从帕克里奇到白宫的政治生涯中，这被认为是最有力的一次演讲。当时尼克松的统治日益衰微，战争留下的阴影四处可见，战争结束遥遥无期。她在会上对听众说：“我们现在是处在这样一个10年期的结尾，这个10年以追求高尚开始，却以崇尚平庸结束。”她请求与会者“为制止希望破灭的恶性循环出一把力”。这是时代的要求。她接着说：“我们对社会进行谴责的面扩大了，原先我们鼓吹民权，现在我们提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原先我们揭露南方和贫民窟的生活质量，今天我们却在抨击工厂和公司里的工作条件；过去我们大力抨击对人的剥削，今天我们也强烈反对对大自然的破坏……”
与妇联会的接触为她的政治生涯打开了一条新路，集会上她认识的人中有罗伯特·肯尼迪的前助手彼德·埃德尔曼，他的妻子、儿童权利保护律师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说，希拉里一下子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久，经埃德尔曼夫妇推荐希拉里参加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研究季节劳工问题的小组委员会。希拉里负责研究弗罗里达州和其他地方由于不卫生而瘟疫流行的移民区的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状况。
在唐·琼斯的卫公理会青年组织时她早已了解了一些移民家庭，但这次调查还是给予了她更深的印象，她对朋友和同事说，这段经历“令她震惊”，并且还说：“当我回到法学院时，我为儿童，特别是贫苦和社会地位低下儿童的利益献身的决心更大了。”她为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对后来几个月揭露出的移民劳工的惨状非常气愤。
在纽黑文住了一段时间的克林顿搬到康涅狄格州福特市杜鲁巴尔海滨的一间寓所，和唐·博格以及牛津大学时的同窗道格拉斯·埃克里住在一起。博格这样描述克林顿当时的生活：“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70年，比尔待人热情，这种性情使他能在逆境中保持心理平衡。70年代正是艰难时世，在美国人的心灵深处民权运动刚刚消除奴隶制度的阴影，却陷入了越南战争的动荡。我们这一代人受约翰·肯尼迪的鼓舞而信奉公职，但公职已经误入歧途。”
当时许多人家庭分裂，朋友被夺去了生命。我们刚刚见面时，比尔刚刚失去了一位牛津时代的密友，即与比尔在牛津住在一起的朋友弗兰克·阿勒。
“他与人交谈，善于听从对方的意见，博览群书，差不多每周读一本新书。此外，他总能抽出时间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帮助他人摆脱困境或解决问题，他总能腾出时间与人谈话，无论是与餐厅的服务员还是正在执勤的纠察员。他对谁都能做到大方得体、通情达理、恰到好处。”
帮助杜菲的初选结束之后，比尔回到了耶鲁法学院跟班上课。与严禁保守、学院气氛较浓的哈佛法学院相比，强调法律应与实践结合的耶鲁法学院显得相当宽松开放。它采取了一种比较自由开放的办学方式，为学生充分施展其才能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学习环境。就在克林顿入学之前，法学院取消了考试分级评分制度，一律改为及格和不及格两种。这给那些热心政治、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的法律系学生提供了理想的学习环境。克林顿在这种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中简直如鱼得水，但更加重要的还是他的个人素质非常之棒。他记忆力惊人，看书过目不忘，在缺课近三个月的情况下，他依靠同学的笔记和临时突击复习，竟然通过所有的期末考试，令那些担心他期末不过关的同学感到既吃惊又佩服。博格说：“他效率极高，阅读速度快得惊人。他理解问题的能力据我所知无人能比。他睡眠时间从来不多，一晚至多不超过四个半小时。”
克林顿在耶鲁法学院是一位高度引人注目的活跃分子。他精力充沛，学识过人，思想自由开放，敢说敢干。威廉·科尔曼三世是尼克松内阁中一位有钱有势的部长的儿子，也是125名学生中的10名非裔美国人之一，在法学院二年级时成为比尔的室友。多年以后他依然能够回忆起是比尔首先打破了校园内白人和黑人的界限，他清晰地记得那个“友善的有着南方口音和天使般圆圆笑脸的青年人……来到‘黑人餐桌’旁就坐”。当时，科尔曼和他的黑人同学在法学院就餐时，都是与白人分开的。不久，比尔·克林顿却加入到他们中间，他也鼓励别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坐在一起，他的谈吐欢快活泼、富有感染力。科尔曼说：“他是个天生的故事大王，最平凡的事情经他一说，也变成既有情节又有寓意的完整故事。他知识渊博，头脑敏锐，悟性又强，常发表深刻独到的见解。这个南方人以实际行动打破了白人和黑人分开坐的的规矩，成为我们餐桌上受欢迎的正式成员。”课余，比尔·克林顿喜欢与朋友为伴，打橄榄球，听音乐和演唱，帮助室友做饭。博格说，克林顿做的饭菜比较单调，“比尔的烹饪技术并不怎么高明，基本上他是一个油煎专家，什么东西都油煎、油炒、油炸。从煎锅到盛入盘子最后吃到嘴里，他始终站在那里手持煎锅，可以说一气呵成。吃完后他总要把锅洗得干干净净。一系列动作连贯娴熟。时至今日我仍能想像他在那里拿着金属棉，满面笑容地侃侃而谈。”
让同学们难忘的是克林顿对他母亲的那份感情。巴克内尔说：“比尔的家庭意识和群体意识充分体现出他同母亲的亲密关系上。有一次，比尔的母亲到学校来，她带我们几个同学到纽黑文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席间，比尔把母亲介绍给朋友，叙说母亲的殷切愿望和阿肯色故乡对他的重要性。谈话主要围绕在他母亲身上以及她为养家糊口成为麻醉护士的艰难历程。”
由于同住在一间寓所里，科尔曼更加了解克林顿的个人背景，逐渐熟悉他最关心的问题。科尔曼说：“比尔对他的外祖父母总是流露出感激之情，虽然他们一生贫寒，却认为种族隔离是不对的，反对取消种族隔离是毫无道理的。比尔不明白，也难以接受朝夕相处的童年伙伴不能和他一起入学的残酷现实。孩提时的比尔不得不考虑这类问题，对他来说，这类问题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小小年纪就面对这类问题，现实生活确实对比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今日能从个人感情出发反对种族主义，坦率地讲，这在本人不是种族主义牺牲品的人中是不可多得的，极其难能可贵。”
虽然远在异乡，克林顿常怀着对故乡的赤子之情。他在学生休息室一坐就是几小时，向朋友们津津乐道家乡霍普镇和温泉城的故事。
有一天，其中几个同学穿过学生休息室，听到有人大声宣称：“决不只这些，我们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西瓜！”一位姑娘问同伴讲话人是谁，得到的回答是“噢，他叫比尔·克林顿，他说话总离不开阿肯色”。那姑娘被吸引住了，她决意要结识这位开朗、英俊、潇洒的小伙子。
在l992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段故事总是被提到，所以希拉里·罗德姆和比尔·克林顿在法学院图书馆里的首次见面也成了一段政坛名人的美谈佳话。当时一位同学劝他成为法学杂志的成员时，他却在长长的阅览室里直盯着希拉里看。最后，她站起身，走到他面前，生硬地说：“好吧，如果你还要盯着我不放，那我也要回敬你了，还不如现在就认识一下，我叫希拉里·罗德姆，你呢？”这简直就是爱情电影中的一个情节。用克林顿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一反常态，哑口无言，站在那里苦苦想着自己姓什么。
多年后，克林顿回忆起此事，“当时我很尴尬，她知道我是谁，而我却不知道她是谁。但她那样说，我非常感激，自那以后，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第三章 大学生活三、耶鲁之恋（3）
希拉里1947年10月26日出生于芝加哥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休·罗德姆是位纺织厂老板。母亲多萝西·罗德姆是位贤妻良母，一直在家照看3个孩子。希拉里的祖先是英国威尔士人。祖父老罗德姆4岁时随全家远渡重洋移民到美国，最早落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老罗德姆用一份微薄的煤矿工人收入养育了3个儿子。老三休·罗德姆生得体格健壮，很有运动天赋，靠一项足球奖学金，他完成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业。毕业后，他到当地一家工厂谋职，当推销员。为了闯一条自己的路，他后来到了芝加哥，顺利进入哥伦比亚蕾丝公司，当一名窗帘推销商，他日后的事业也从此发迹。在这里他遇上了来公司谋职的女子多萝西·豪厄尔小姐。1942年，两人结为伉俪。随着孩子的降生，罗德姆全家搬到芝加哥市郊外一个叫帕克里奇的小城。他们之所以搬到这个郊区城镇定居，为的是个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
帕克里奇城是一个环境优美、治安良好、十分安静的郊区城镇，其居民都是收入丰厚的白人中产阶级。希拉里的父母像该城其他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一样，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认为，教育在人生的成长、发展及其事业成就上，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在希拉里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她加强培养和教育，为她和两个弟弟的成长付出了许多的心血与投资。
从希拉里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父母对她寄予的厚望。当她出生时，母亲就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希拉里”源于拉丁文，是“欢愉”的意思。希拉里的成长环境和克林顿的完全不同。在伊利诺伊的帕克里奇，没有小木桥，也没有种植蔬菜的松软的沃土，没有设在路边的集市，更没有让人怜悯的、衣衫褴褛的白人和黑人穷孩子。希拉里的故乡是美国最具有城乡结合特色的郊区小镇。这里有安静的街道，宽大的房子，以及修剪整齐的草坪。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住宅区。像其他孩子一样，金发少女希拉里练习钢琴和舞蹈，生活得充实优裕。父亲对他们要求很严，他不能容许自己的孩子有一点疏忽，总是要求更好。
希拉里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她从小聪明好学，奋发上进，各科成绩十分优异。但是，每当希拉里获得一项奖或取得好成绩时，她的父亲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