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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会议失败后，政府除了为取得授权进行上院改革而举行另一次大选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议员只存在了１０个月，于１１月宣布解散，竞选运动和投票均在１９１０年圣诞节前进行。争论的问题自然大多与２月选举时一样，但在这次竞选运动过程中，巴尔弗经劝说而作出了一项承诺，即为争取工业发达的北部地区的支持，他答应推迟提出关税改革问题，一直推迟到对这一问题举行一次专门的公民投票时为止。这可能是使保守党人赢得较多支持的主要因素，这样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该党多得了几个席位。然而在别的地区，保守党却丢掉了几个席位，这部分是由于自由党与工党相互撤回候选人的结果。于是，１２月的选举结果几乎与以前的１月选举的结果完全一样：从整个情况看，保守党人丢了一个席位，自由党丢了三个，这些席位则为工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得。
丘吉尔再次应邀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但由于整个竞选运动时间很短，因而使他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他受到博纳·劳的挑战，此人是反对党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劳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又一次在曼彻斯特西北选区进行斗争。劳还提出，他们应该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规定失败者将呆在重新选出的议会之外。但总的看来，这对丘吉尔来说，作出的牺牲太大了，正如他当时所想的那样，他得到丹迪市的议席是完全有把握的，尽管这样，他还是觉得这样做会错过取得一次巨大胜利并改变历史进程的机会。曼彻斯特西北选区仍属于自由党营垒，博纳·劳尽管在这里遭到失败，但很快又在旁的地方获得一个席位。１９１１年，他接替巴尔弗担任保守党领袖。
巴尔弗接受在竞选运动后期举行公民投票的意见，给丘吉尔提供了机会，发表一次措词最强烈的演说。这次演说是在谢菲尔德进行的，关税改革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个地方很受欢迎的事。１１月３０日，丘吉尔就此和其他各种问题发表演说，他说：
一个大党的路线竟表现得如此可笑和可怜总退却的命令发出了。狂热的请求宽恕与怜悯的喊声震天价响；在保守党俱乐部，在许多贵族府邸和许多公共建筑物上都竖起了白旗。五颜六色的旗帜、帐篷、行李和弹节，所有这些东西都散落在溃退路上。自纳兹比和马斯顿·莫尔时代以来，在英国还从未见过这种景象。我们在这条路的前头看到了什么呢？在退却队伍的最前列隐约露出其领袖巴尔弗先生头上的白帽子，就像‘查理大婶’头上戴的一样，仍在奔跑中摆动着。
在丹迪市，他很乐意强调指出，上院否决权的反民主倾向和如下的事实：如果说上院的做法体现了某种普遍感情的话，那也仅限于英格兰南部地区。这些话深受苏格兰听众的欢迎，因为他们往往把上院看作是英国的一项基本制度。丘吉尔说：
我们要求……对于爱尔兰的自由贸易者和兰开夏的自由贸易者，即使与沙文主义者和伯明翰及肯特郡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投票相比，在下院居于多数时，也不要视为禁忌或置于较低的政治基础之上。
在丘吉尔短短几天的竞选活动中，克莱门蒂娜帮着他的忙，她甚至还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提出如果实行关税改革，生活费用就有增加的危险。但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是，当地深孚众望的实业家乔治·巴克斯特爵士，１９０８年时曾站在反对他的一边，这次又成为保守党候选人之一。而在政治倾向的另一端，有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他也正在设法觊觎那些有可能倒向自由党候选人的选票。结果表明，全国反对自由党的总摆动率仅为０４％，其中苏格兰为１１％，丹迪市则为７％。投票后，选举结果如下：
丘吉尔自由党 ９，２４０票 当选
威尔基工党 ８，９５７票 当选
巴克斯特保守党 ５，６８５票
劳埃德保守党 ４，９１４票
斯克林杰禁酒主义者 １，８２５票
自由党政府由于得到全国肯定的支持，而在下院通过了一项把上院否决权降为推迟权的议案，它规定，连续向上院呈递三次均遭否决的任何一项议案，仍可成为法律，财政议案应予通过，根本不得有任何阻滞。丘吉尔在表示支持这项议案的演说中宣称，他本人被政府这样的中庸态度“几乎惊呆了”。他赞成在这个关键时刻对上院公开施加尽可能大的压力，正如他在给阿斯奎斯的信中写道，“如果这一议案未能取得适当的进展，我们就会使他们剑鞘上的饰物碰得叮当作响”而同时他又希望，这项议案一经批准加以施行，两大政党会就迅速取得和解，“这种和解政策”，正如他向首相解释的那样，“是一项全国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政策”。他认为，在其他一些要做的事情中，将荣誉授予保守党领导是合乎他心意的，诸如授予病弱告老的约瑟夫·张伯伦荣誉勋章，让博纳·劳和Ｆ．Ｅ．史密斯担任枢密顾问职务。
１９１１年春天，两党的政治热情一度较为沉寂。定在６月举行的英王加冕典礼与这种形势大有关系。此后不久，上院将上述那项议案进行大幅度修正后送回下院，至此，阿斯奎斯认为必需呈请英王表明他有意增封新贵族，以压倒目前在上院占多数的反对派。英王勉强同意了这项请求，这一消息一经传开，保守党贵族立即分成两派。一派是“两面讨好者”，这些人主张使这项议案通过，目的在于钳制新贵族的册封；另一派则是“挖沟人”，他们拒绝改变反对派的立场。８月１０日，斗争结果揭晓，为数很少的自由党贵族和为数众多的“两面讨好者”联合起来，以１３１票对１１４票的微弱多数，使这项议案得到通过，这场危机就此结束。丘吉尔在他就下院活动每天向英王呈递的报告中，对“这一长期而令人忧心的宪政危机的结束”大胆表示庆贺。他预言道，“当这一时期的激烈情绪消失后，促使这一变化的异常温和性将明显表露出来，并且逐渐为保守党人以宽慰的心情所接受；而对政府的许多支持者说来，则将以遗憾的心情加以接受。”
如果说，人们在１９１１年夏天看到，某些使政府全神贯注对付的事件过去了，那么现在他们又目睹着其他一些极其激烈的事件。不仅连续爆发了运输业的罢工，最终导致全国铁路运输陷于停顿的局面，而且还发生了一场极其严重的国际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德国为维护其在摩洛哥的权益派遣军舰驶抵阿加迪尔触发的。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是在内阁中在陆军和海军经费问题上“主张节俭的人”，因此被认为是异常热心于避免同外国列强发生冲突的两位大臣。但他们两人都注视着德国所采取的一这一极为严重的行动，劳合·乔治７月２１日在他的官邸发表演说，提出警告说，不要把英国看作“仿佛在这个国际内阁中微不足道”。德国对劳合·乔治这一声明反应十分强烈，格雷曾一度担心，德国可能会对英国发动突然袭击。
丘吉尔认识到，作为内政大臣，他对国家安全负有重大责任，其中包括保护海军大炮所用的无烟线状火药的储备。这类火药都保存在伦敦地区的火药库里。他说服陆军部立即派出士兵进行警卫，保护这些仓库。他对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也怀有浓厚兴趣。该委员会是内阁的常设委员会，负责制订作战计划。他像发射连珠炮似的就当时军事形势问题向那些将军提出质问。他亲自拟了一份备忘录，就一旦战争以德、奥为一方，以法、英、俄为一方爆发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事实上，这则备忘录是对１９１４年将会发生的情况进行了令人刮目的预测，例如，他提出德国人将会在第２０天跨过缪士河，而战争形势将在第４０天左右发生转折。然而，这场危机使丘吉尔确信，海军部没有任何应付战争的适当计划，而且对发生任何突然性事变毫无准备，因为正如他向阿斯奎斯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目前几乎都在休假”。
阿斯奎斯也为海军感到忧虑，尽管海军大臣麦肯纳在为确保一项更加庞大的无畏舰建造计划实施，与丘吉尔及其他一些人进行过有力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但他未能为海军建立起一个作战参谋部，就像霍尔丹为陆军所做的那样。帝国防务委员会会议表明，海军在保证英国远征军跨越英吉利海峡开赴法国的安全问题上，没有作任何计划。海军部的战略还埋藏在第一海务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的内心深处，仅此而已。阿斯奎斯决定，他必须更换麦肯纳。１９１１年９月下旬，丘吉尔与他一起在阿什菲尔德共度几天假期，在那里，阿斯奎斯在佛斯湾畔有一幢临时住所，他突然邀请丘吉尔接替麦肯纳的职务。
丘吉尔当即表示同意，尽管这样做意味着会遇到重重困难，其中不仅包括麦肯纳本人的，而且还有霍尔丹。霍尔丹由于在陆军部创立了一套作战参谋机构，因而踌躇满志地也想同样在海军部干一场。当他到阿什菲尔德去推行自己的主张时，阿斯奎斯让他留下同丘吉尔讨论这个问题，丘吉尔不同意下述说法，即霍尔丹要求出任这个职务的条件比他的要强一些，阿斯奎斯举不出改变自己主意的任何理由。正好在几个月前，霍尔丹接受了贵族爵位的册封，这正是阻止他转任海军部职务的一个理由。正如阿斯奎斯几天后给克鲁勋爵的信中写道：
大臣应该身处下院，海军部尤其不应倾心于照搬陆军部的一套。总的说来，我满意地看到，丘吉尔是合适的人选，况且他本人也愿意去。
结果在１０月２５日，麦肯纳和丘吉尔简单地交换了他们各自的职位。如丘吉尔后来所说，“麦肯纳先生和我以严格形式交换各自的岗位。”丘吉尔此时必须同霍尔丹密切合作，霍尔丹也很快适应了这一局面。丘吉尔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同他一起工作令人高兴。”
第一部 雄心第8节 海军大臣（1）
尽管海军部是地位较高的一个部，但按照政府的序列并不比内政部靠前，因此不能说，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是得到了提升。然而他转任这一职务，他可望迅速实施改革，这像往常一样正中其下怀。诚如他自己所说，他短期内要“在一个不计其数的养兔场内到处打洞”。他发现，不管是在海军部大楼里还是在皇家海军游艇“魔女”号上，都必需长时间进行工作。马什作为其私人秘书再次跟随着他，担负同以前一样的职责。马什上任一个月后，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讥讽地写道：
温斯顿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时……，甚至连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这四天中，我有三天时间是在“魔女号”上度过的。我们已经规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军大臣的安息日，而在这一天我等却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丘吉尔很快就发现，建立海军作战参谋部的主要障碍在于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爵士持反对态度。此人的年龄几乎比丘吉尔大一倍，作为一名海军人员有着极高的声望，但他在这位新任海军大臣眼里却似乎是“太多地留恋过时的海军技术，而不能充分地接受新思想”。的确，在他给丘吉尔的信中，概述了他反对建立海军作战参谋部的意见。这封信表明，他对这种参谋机构可能产生的作用没有什么认识。在物色替代他的人选时，起初丘吉尔想把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弄回来，此人是威尔逊的前任，是一位才华出众而又狡诘多变的人。在他任第一海务大臣的六年中，为开创无畏舰时代负起了重大的责任。丘吉尔在１９０７年与费希尔初次相识，俩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这实在令人惊讶，因为当时双方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是，重新起用费希尔有两个严重的弊端，一是他始终坚持由他决策，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当过那么长时间的第一小提琴手，我不想居人篱下”，另一个弊端的严重性也并不比前一个差，即费希尔同另一名主要的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激烈作对，此人那时已是朴次茅斯保守党下院议员，他们两人的争端曾使海军高级将领分成两大派，从而给海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因此，丘吉尔决定不再让费希尔复职，而只是让他对海军问题及人事安排作顾问工作。新的第一海务大臣是海军上将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但丘吉尔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费希尔的劝告，请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作第二海务大臣和布里奇曼的未来继任者。丘吉尔还接受了费希尔的推荐，任命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为皇家舰队的副司令，以便他在适当时候行使最重要的远洋作战指挥权。但有一项任命则完全出自他个人的主意，那就是任命海军少将大卫·贝蒂作为他私人海军事务秘书，此人时年４０岁，是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官。在丘吉尔到海军部任职的几个星期内，所有这些任免事项均予付诸实施。
随后在一月份，丘吉尔正式建立了海军作战参谋部，由第一海军大臣领导，下设三个部，即作战部、情报部和动员部。对参谋人员开设了培训课程，校址设在朴次茅斯的海军作战学院。丘吉尔提出，历史课程，讲授英国自古以来的海战范例应成为教学的组成部分。一项新的规定被付之实施，即禁止在诺尔·朴次茅斯和德文波特各军港的司令官使用私人游艇，并在经济上给这些军官予补偿。不幸的是，海军作战参谋部建立不到３０个月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高级军官当中，对此存在很深的偏见，或许就是由此才引出下述说法，说“挑选来受训的人，有时其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下”。但是，有几项重要的战略设想是作战参谋部提出来的，而且还在战争爆发时予以运用，其中较突出的是，认为应对德国实行“远距离封锁政策”而非“近距离封锁政策”，维持后一种政策无疑将付出太高的代价。
丘吉尔同海军事务的高级顾问们的关系，开始时弄得很不融洽。从前，海军事务的四位首长，特别是第一海务大臣，在行政事务上握有相当大的处理权，因为海军部与商务部不同，它实质上是一个握有联合权限的小内阁。而在这位新任海军大臣看来，这种状况实在是够糟糕的，他向海务大臣们发出强制性指令，开始改变他们的各项职责，以适应新的权威形式，即服从于他。丘吉尔感到需要由一名有经验的文职人员来负责采购和管理，遂任命弗朗西斯·霍普伍德爵士作为文职的海务大臣做此事。丘吉尔在殖民地事务部时就与他相识。不久，他与布里奇曼发生争执，布里奇曼认为，他自己作为第一海务大臣的地位正在遭到损害。才过了一年，丘吉尔就坚持叫他去职，表面上说是由于他健康不佳，实际上是用更听话的和显然更有能力的路易斯亲王来代替他。正在寻找借口对丘吉尔进行攻击的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和其他保守党人，对布里奇曼一事提出责难，并主动展开了一场辩论。丘吉尔被迫为自己辩护，他引用了布里奇曼同他进行私人通信中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说明，还引用了布里奇曼给路易斯亲王和贝蒂的信中所说过的话。
由路易斯亲王代替布里奇曼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但丘吉尔在高级军官中的声誉并未因此而改善。海军少将达德利·德·查尔于１９１２年末接任贝蒂为海军事务秘书，他为这位海军大臣在一次简短的会见之后就判断海军军官和舰长优劣的习惯而感到吃惊。他发现丘吉尔这个人“好冲动，刚愎自用，甚至有时是固执己见”。另外一些高级军官对丘吉尔在视察中的举动感到反感。他允许低级军官和士兵发表意见，甚至批评长官也无所谓。有时，挨批评的指挥官就此向更高当局提出申诉。一次，诺尔基地司令，常务上将理查德·普尔爵士就这样干了。丘吉尔提出要解除这位海军上将的指挥权，只是由于第二、第三、第四海务大臣联名提出辞呈相要挟，才阻止了丘吉尔这样做。
然而，丘吉尔这些被视为非正统的做法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却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促成了提高士兵薪饷的工作。自１９世纪中期以来，他们的薪饷几乎从未动过。他还修改军纪条例，因为原有的条件含有某些荒唐的规定，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