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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世纪中期以来，他们的薪饷几乎从未动过。他还修改军纪条例，因为原有的条件含有某些荒唐的规定，使这位远见卓识的前任内政大臣感到震惊。其中有一项处罚，规定对轻微违纪者，要在其他水兵退岗休息后，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罚站”。丘吉尔还打通了一条升迁的渠道，尽管这条渠道还十分狭窄。他规定，凡优秀的士兵，可以被委任为军官。在丘吉尔任职一年后，作为海军下级军官与士兵喉舌的《舰队》月刊编辑撰文说，“在海军历史上，对处理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各种待遇，还没有一位海军大臣能比温斯顿·丘吉尔具有更为实际的同情心。”
如果说这些改革使丘吉尔在下级军官与士兵中深得人心，那末甚至连高级军官们也终于看到，在着力推行关于进行更大规模海军建设的要求上，他比麦肯纳作得更好一些。面对着德国海军迅速扩建的现实，这位新任海军大臣一改他过去在内阁中“主张节俭”的老印象，大力掀起为海军编制高额预算的浪潮。１９１２年２月，他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说中，极其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说，海军对英国来说是必需品，而对于德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地具有奢侈性质”。丘吉尔讲这些话时，正值霍尔丹以内阁代表的身份访问德国，以探索在限制海军军备方面达成相互谅解的可能性。这些话使霍尔丹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德国海军人士对丘吉尔的谈话表示强烈不满。但是，霍尔丹之行大概是要失败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丘吉尔的话会使德国政策的方向有所改变。丘吉尔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他认为制止德国海军扩张的惟一办法，是用行动表明，要想超过英国海军是不可能的。１９１２年３月提出的年度预算，可以明显地看出，实际上体现了他的意图。尽管丘吉尔的演说被德皇斥之为“狂妄自大”，但在英国新闻界却得到了普遍的好评。《泰晤士报》认为，这篇演说“或许是……自１８８９年乔治·汉密尔顿勋爵发表的著名声明以来，对海军政策作出的最好说明”。
《泰晤士报》那时是一家保守党报纸，作为保守党的报刊，极其热情地支持较早增强海军实力的要求是很自然的。但丘吉尔为应付同德国可能发生的冲突而装备海军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不是都会被反对党所接受。１９１２年春天，他提出重新部署海军兵力，削减地中海舰队，集中力量加强北海海域。这种做法意味着，一旦在地中海爆发战争，除非英国能指望得到法国的援助，否则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抵挡得住。贝雷斯福德和议会的保守党人及新闻界都对这项计划表示强烈反对；众所周知，这项计划无论是在陆军部还是在外交部也都很少得到好感。最后，丘吉尔被迫作出让步，同意把地中海舰队的力量至少维持在与最强大的地中海国家不包括法国的同等水平上。随后就开始同法国海军部举行非正式会谈，为两国一旦同时卷入与德国战争，确定一项最适当的兵力部署。但丘吉尔意识到，自由党广大党员反对同法国结成任何明确的联盟，因而他详细指示，会谈只限于互通情报，不要涉及战争爆发时英国承担援助法国的义务。他认为，为了“在必要时刻到来的时候保障……我们选择的自由和保持举足轻重的力量，事先对法国政策施加影响，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丘吉尔的想法与格雷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致的。
丘吉尔在坚持全面掌握海军战备情况时，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吸引到技术革新的领域中来。在他任职期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批准战舰用油作为燃料。用油无疑比用煤作军舰燃料更有效率，但石油的开采成本较高，而且将使海军依赖国外的燃料供应。费希尔确信这种变革很有必要，他竭力敦促丘吉尔要干下去。丘吉尔同时也说明了费希尔于１９１２年夏担任皇家燃油委员会主席，负责采购和储存问题。在进行这项变革时，由于遭到代表煤矿选区的下院议员的反对，因而在政治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内阁亦不得不同意，花２００多万英镑购买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控制权，结果表明，这是一项对英国政府极其有益的投资。
在其他方面，丘吉尔也力主迅速实行技术改造。在他任职期间，海军部冒着风险装配了１５英寸大炮，作为最新型军舰的主力火炮，替代那种虽经考验但口径却小得多的１３５英寸的火炮。首批装备上这种火炮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号级战舰，它功率强大，航速很高。这类战舰战绩显赫，多年来一年是英国的主力舰只。丘吉尔还尽一切可能鼓励皇家海军航空兵部队对使用飞机和水上飞机、并在一定限度内使用飞艇进行试验。这位海军大臣大力赞助发展航空事业。这在当时还是一项具有高度冒险性的事业，每一种机型都要进行反复试验，还要培训飞行员。
进行技术更新耗资昂贵，从而使海军费用进一步增加。在提交１９１３年预算时，丘吉尔感到不得不说些稍微认错的话，因为自由党后座议员变得极其难以驾驭了。他说，军备竞赛是“愚蠢的”，是“浪费”，建议英国和德国可以商定进行“海军休假”，或者暂时停止造舰竞赛。但德国方面对此没有作出反应。随后，在１１月，丘吉尔发出警告，１９１４年的预算会比１９１３年庞大得多。但这还未得到内阁批准，更谈不上在议会中通过，很明显，丘吉尔除了进行斗争别无出路。劳合·乔治很长时间来一直是丘吉尔最亲密的同僚，但也不准备让丘吉尔来支配他的下一个预算该如何搞。他在《每日纪事报》于１９１４年元旦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中国回忆》中说，丘吉尔的父亲宁愿辞职而不肯同意自己认为过分庞大的军备开支。丘吉尔对此作出回答，实际上是对劳合·乔治进行公开的指责。他告诉新闻界，他定了一条规矩，“凡属此类性质的重大问题，如果内阁尚在考虑之中，就不接受报界的采访”。
第一部 雄心第8节 海军大臣（2）
当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两人都在为各自的观点纠集支持者的时候，看来内阁中的这一冲突似乎会以某一方的辞职而告终。支持劳合·乔治的，绝大部分是较为年轻的阁员。他们与丘吉尔年龄相仿，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他的对手。在这些人员中有塞缪尔、朗西曼、西蒙，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当中还有前任海军大臣麦肯纳。但劳合·乔治至少并不想把丘吉尔排挤出内阁，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把丘吉尔作为政府成员留下来，“值百万英镑”。
１９１４年１月，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要就这个问题辩论个水落石出，丘吉尔把这称之为“一场文雅却又要命的”谈判。两人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密谈，还同首相举行了一次三人会谈，达成一项妥协。丘吉尔几乎得到了他在１９１４年度所要求的一切，但也不得不同意，编制１９１５年——１９１６年度预算时要厉行节约。建造巡洋舰和鱼雷艇的计划被削减了，但丘吉尔想要建造战列舰的计划却取得了一致赞同。此外，１９１４年夏，不再举行大规模演习，而代之以一次耗资较少的演习，即举行一次预备役舰队的试验性动员。１９１４年３月，丘吉尔为编制预算问题发表了演说，像往常一样，演说使保守党人比自由党人更为高兴。《每日电讯报》评论说，在下院听取当代一位海军大臣的演说中，这篇演说“篇幅最长，或许也是最有份量和最有说服力的”。
丘吉尔在１９１５年离开海军部时，当时任陆军大臣的基奇纳对他进行了一次礼节性拜访。基奇纳告诉他，他对下述事实引以自豪，即在战争爆发时，“你已使我们的舰队作好了准备”，这一评论是非常准确的。在大型军舰的设计及其火炮的弹药等方面，尚存在着某些欠缺，但丘吉尔不能对此负责。在罗赛斯和斯卡帕湾设立反潜艇防务的工作中，他未能从繁琐和拖拉的官僚作风中解脱出来，结果在施工过程中，战舰不得不在海上耗费了大量时间，使发动机遭到严重磨损。但从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１４年三年间，海军的实力与效率迅速提高，则主要应归功于丘吉尔的干劲与努力。在后来的岁月里，对丘吉尔提出批评的那些人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他在这一成就面前失去荣誉。
丘吉尔为改造海军和搞好战备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但也未曾忽视这些年来使自由党政府感到困扰的其他一些问题。主张妇女有参政权的妇女自然拒不允许任何一位大臣置她们提出的选举权要求于不顾：她们的确把很多位大臣折腾得够苦了。她们费尽心机打断丘吉尔的演说，因为这些演说都极受欢迎，听众很多。１９０９年，一名妇女曾在布里斯托车站用打狗的鞭子袭击他，但他几乎立即就把这条鞭子夺过来。１９１０年１１月，当时丘吉尔任内政大臣时，至少那些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本身，就有名的“黑暗的星期五”事件对他提出了谴责。那时，约有３００名妇女在威斯敏斯特示威，这些妇女有意要让警察把她们抓起来。警察在拘留一部分妇女之前，曾经对她们采取了粗暴行为，而第二天被拘留的那部分人又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获释。事实上，警方没有遵照丘吉尔下达的有关这次示威运动的指令。几天后，当丘吉尔在从布雷福德开往伦敦的列车餐车上用餐时，一位因同情这些妇女而感到愤慨的青年男子再次用鞭子对他进行袭击，但一名机灵的便衣警察在袭击者举鞭之前便逮住了他。
丘吉尔在海上或视察海军设施时就能避开这些妇女参政运动者的注意，但他只要在伦敦或他自己的选区丹迪市一露面，她们就来找麻烦。１９１２年，一个名叫莉拉·克露娜斯的小姐通过邮差打听到丘吉尔在丹迪市的临时住所地址，便随电报传递员赶了去，但不出所料，她被一名专职秘书拒之门外。１９１４年初，当丘吉尔乘坐的水上飞机在克拉克顿进行紧急着陆时，一群要求妇女参政的女人立即赶到现场，丘吉尔被迫接受了她们呈递的一些书面材料，后来又在飞机里发现了更多的材料。
还不能说，丘吉尔在原则上反对妇女参政，尽管他可能希望这样做。困扰他和政府许多其他成员的实际困难是，如果接受妇女享有现行的户主选举权——事实上只有较富有的妇女才有资格享受这种权利——几乎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保守党在选举时会捞到明显的好处。１９１０年，当一个称作调解委员会的压力集团提出一项妇女应享有现行选举权的提案时，丘吉尔开始时答应帮助该委员会，但后来又突然变卦，并发表一篇很有破坏性的演说，反对这项提案。他说，“这是一个不民主的提案”，“按财产而不是按人员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享有这种权利，是完全不公平的”。他的老朋友利顿勋爵是调解委员会主席，利顿的姐妹已遭监禁，因绝食而被强迫进食。利顿认为，丘吉尔的行为是背信弃义，因而同他绝交了一段时间。这使马什很难堪，因为他同利顿极为要好。
尽管克莱门蒂娜同情主张妇女参政的人，但丘吉尔并不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足以能与政府面临的其他重大问题相提并论。１９１１年下半年，形势使人看来仿佛瞬息间就会导致内阁倒台，这使丘吉尔惊恐不安。他认为，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先举行妇女的，再举行男人的，就可以使事情得到合理解决。他告诉曾担任埃利班克公学校长的自由党议院领袖说，“如果这个在历史上留有赫赫名声的强大政府与政党因女人政治而垮台，那将是一场多么可笑的悲剧。”最后，在妇女参政运动支持者的愤怒声中，提出一项企图让成年女子参政的修正案被议长裁定为不合程序而遭否定，这一运动多年的历程还未表明，暴力行动并不像有时候所想象的那样，会对这一事业产生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支持自由党政府而要求给予足够的回报，这就是说，制订一项法案，在都柏林建立全爱尔兰议会。上院不可能再对这项议案行使否决权，虽然它能在议会３次会期中阻止其通过，或者说，可以将实施的时间再拖延两年多。丘吉尔在这件事上转变得很晚。１９０８年曼彻斯特的补缺选举是一个催化因素，他始终念念不忘他父亲在１８８６年对北爱尔兰表达的同情之感及其留下的名言，“北爱尔兰将进行战斗，北爱尔兰干得对”。１９１１年，他试图唤起人们对重提“全面地方自治”这一主张的兴趣。这或许部分是由于劳合·乔治在与他的联合建议中提到了这一点，部分则是因为他懂得某些保守党人，如属于“圆桌”集团的那些人，还有一些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如像曾短期代表过科克市当选为下院议员的叔叔莫尔顿·弗鲁温，均对这一计划表示赞同。
因此，他就此向内阁散发了两份材料，并在丹迪市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对这一主张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在联合王国实行联邦制，不仅应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而且还应该在英格兰的一些地区，都建立下属性议会。显然，正如《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的那样，在这一计划的安排下，也有可能将爱尔兰分成两个地区。但是，不管是内阁中的同僚，还是公众舆论，对这些建议都没有产生强烈的反响，因而他也就偃旗息鼓了。总之，丘吉尔根本就不相信，北爱尔兰的新教徒能像他们被描述过的那样具有毫不妥协的精神。他接受了一个称作北爱尔兰自由党联合会的团体的邀请，于１９１２年２月在贝尔法斯特发表了一篇演说。
丘吉尔对此时的北爱尔兰形势似乎估计错误。北爱尔兰自由党联合会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团体，鲁莽有余，实力不足。当它的领导人到北爱尔兰市政厅预订座位时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曾于１８８６年在此发表过著名的演讲，支持爱尔兰合并于联合王国的人对此发出愤怒的吼叫声，不让自由党人占用，反对爱尔兰自治联合会事先占据了这个大厅。丘吉尔认为，访问贝尔法斯特是他的义务，只要能维护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就算达到目的；他欣然同意放弃在北爱尔兰市政厅开会，而另找一个反对爱尔兰自治者不占优势的场所举行会议。这就是说，实际上是将会场移到天主教区。由于没有合适的大厅可供使用，特地从苏格兰运来大型帐篷，搭在切尔蒂克公园的足球场上。然而，贝尔法斯特的局势极其紧张，以致人们担心会发生严重骚乱。一支３，５００人的军队驻进了这个城市；自由党议院领袖听说，“大量螺栓和螺母”被人从船厂偷走，因而他力劝丘吉尔这次旅行不要携妻子同行。克莱门蒂娜不管这些，坚持与丈夫同行。
贝尔法斯特的访问是对丘吉尔一行的一次严重考验。无论是在从伦敦出发的火车上，还是在前往拉纳的旅途中，他们都遭到了妇女参政运动示威者的粗暴干扰，他们知道，更为严重的暴力威胁将会在爱尔兰出现。克莱门蒂娜害怕的不是被杀死，而是怕被人用玻璃片或其他某种伤害手段毁坏容貌。她丈夫与往常一样没有表现出忐忑不安。在贝尔法斯特车站，“在人群发出嘲骂声时，他还是微笑地举帽致意”。人们拦住了前往设在市中心一家旅馆的会场的丘吉尔一行，另外一群持敌对情绪的示威者也汇集过来，狂呼乱叫反对丘吉尔。当他们乘坐的汽车冲出重围赶去开会时，一度又被众多的示威者所包围，在警察赶到现场前，这辆汽车已被人们从一侧掀离地面１８英寸了。“一张张脸扒在车窗玻璃上，用尽全力发出蔑视和不满的叫喊声”。然而，丘吉尔一行一到福尔斯路，气氛即刻发生了变化，这里是天主教区，友好的人们欢呼着迎接他。据《泰晤士报》报道说，“整个罗马天主教区的居民似乎倾城而出向他致意，人群中披黑色披巾的女工比男人还多”。
这次集会开得虎头蛇尾，由于大雨倾盆，帐篷里滴水不止，只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坐有人。丘吉尔读他的演说稿时声音低沉，其间被妇女参政运动者打断了几次。在演说结束时，丘吉尔极其恰当地将他父亲的几句话改头换面地搬用，以有利于自己：
让北爱尔兰为爱尔兰的尊严和荣誉战斗吧；让她为民族和解及宽恕以往的错误而战斗吧；让她为在人们中传播人类的博爱、谅解和启蒙精神而战斗吧；的确，北爱尔兰将进行战斗，北爱尔兰干得对。
丘吉尔演说结束后，同妻子绕道来到火车站，在人们得悉此事之前，他们已经乘上专列踏上前往拉纳的旅途了。
这次亲身经历肯定使丘吉尔认识到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力量和教派冲突的尖锐性。他始终认为，要满足新教徒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