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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权力大，那你的责任和你的机遇也大。我认为你应该尽早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我希望你将这样做……在这次选举中我将与你站在一起，以最有用的方式为你竭尽绵薄。
鲍德温大概已经决定在这年秋天举行选举。此后不久就宣布解散议会，１１月１４日举行投票。政府提出一项通过国际联盟实现集体安全的计划来寻求支持，这项计划是对两大反对党先发制人以占上风。这正中丘吉尔的下怀，他发表声明，他与鲍德温的分歧仅仅在于，不希望提到有一项新的裁军协议，强调同美国合作的必要性。与往常一样，在埃平选区还有自由党候选人和工党候选人，科敏斯·卡尔在１９３１年就被选为自由党候选人，但这次未出面进行竞选，而由格兰维尔·夏普替代再次出山，在此之前他已４次为争取这一席位而斗争。詹姆士·兰杰是第二次当选为工党候选人。
这个选区又有了很大发展，１９２４年时有选民４３０００人，到１９３５年，选民总数达１９２４年的２倍多，超过８７０００人。而丘吉尔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主动表示支持他的劳工大众，他真正遇到的惟一障碍是缺乏足够大的会议厅，以容纳准备出席集会的听众。在深秋时节，用１９２９年所采用的搭大帐篷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与通常一样，丘吉尔得到了克莱门蒂娜和他的教子伯肯赫德伯爵二世的帮助，他们两个人代表丘吉尔出面发表演说，而伦道夫则在利物浦的西托克斯特思选区，以正式的全国保守党候选人身份进行自己的竞选斗争。丘吉尔又北上为他的儿子发表演说，但一般说来，这个选区的保守党的议席比其他各党在利物浦的席位少，因此不可能将该选区从工党手中夺过来。
与１９３１年罕见的胜利相比较，必然还会存在某些反民族政府的力量。尽管如此，这种摇摆并未大到足以使多数地位受到威胁的程度。工党大概又赢回了它在１９２９年失去的支持者，但它在那些无党派的选民中却没有什么号召力，这部分选民很可能被优秀的领导者所吸引。首先，工党明显不拥有潜在的首相人才，兰斯伯里仅在选举前几星期就退休了，副领袖Ｃ．Ｒ．艾德礼少校临时接替了他。丘吉尔称他为“临时代理”。其次，国家正逐渐从不景气状态中复苏，失业水平明显下降。当投票结果全部揭晓时，人们看到国民政府仍据有４３２席；工党方面上次大选获１０８席，这次却增加到１５４席；自由党又再次失掉了自己的阵地，仅得２１席。政府发生变动的前景向后推迟了好几年。
尽管丘吉尔的两个对手都攻击他不重视裁军问题，但从政府方面说来，他却是在少数政府离职人员中，他的多数票得到实际增加的人之一。这一成功的取得，部分是由于选民人数有了增加，部分是由于他的主要对手是一位自由党人，从全国投票的情况看，这个人与其它各大政党失去某种支持的候选人的景况相一致。同样明显的是，丘吉尔并未因为在上届议会选举中采取的独立行动而受到惩罚，他取得了支持保守党的全部选票：
丘吉尔保守党 ３４８４９票 当选
夏 普自由党 １４４３０票
兰 杰工 党 ９７５８票
大选结果公布后，有关重组政府的议论就传开了，丘吉尔对应邀重返内阁存有某种希望。当时海军一度忙于抵抗意大利可能采取的行动，他很可能再度受命去海军部，但召唤并没有从唐宁街１０号发出，因为鲍德温已作出决定，只进行小的变动。因此，１２月９日，丘吉尔到地中海度假，这项安排他已准备多时。他先去西班牙的马略尔卡岛呆了一个星期，随后又去法属摩洛哥，直到１月末才踏上归途。他回来时，英国已有了一位新任外交大臣和一个新的国王因为乔治五世已去世。
到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塞缪尔·霍尔爵士已经明显感到，国际联盟各国对意大利采取的有限制裁措施，并没有阻止它征服阿比西尼亚。他意识到，法国政府比他更不愿意疏远墨索里尼，而迫使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结盟。于是，他同意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倡导的一项妥协性方案，亦即阿比西尼亚将由意大利和其合法统治者海尔·塞拉西皇帝进行瓜分，海尔·塞拉西皇帝当时正在进行拼命斗争，以图使国家的部分地区控制在自己手里。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说，这是“一项极为明智而深谋远虑的协议”。但是塞缪尔·霍尔并未信守这项协议，他全力奉行的是一项对侵略者制裁的政策。这立即在英国掀起一阵表示愤慨的浪潮，在保守党下议员中反应尤为强烈，他们在最近举行的选举中承诺支持国际联盟。鲍德温决定，霍尔必须辞职，尽管内阁从整体上说曾赞同他的计划。安东尼·艾登接替了他的职务，艾登时年３９岁，这样年轻就担任这个地位较高的职务是罕见的，他强烈支持国际联盟的立场已为世人所熟知。
无疑，鲍德温在这一不幸事件中威信受到很大损害。诚然，这大部分是由于他以松松垮垮的方式领导政府所造成的。他给各位大臣以很大的自由领导各自的部门，而自己仅仅作为内阁首长行事。几个星期后，他又有机会来为他的政府遴选新生力量，决定任命一位大臣来协调三军防务计划。鉴于丘吉尔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曾考虑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假如不是丘吉尔，那就是艾默里，或者是霍尔。奥斯汀·张伯伦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均表示，丘吉尔是明摆着的人选，当总检察长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被任命担任该职时令人大吃一惊。英斯基普对从事高级军事管理工作没有什么经验，尽管他已年过６０岁，但以前从未在内阁中任过职。很明显，对他来说，要对海军部、陆军部和空军部的政策和计划建立任何有效的控制将是困难的。鲍德温和同僚们的确害怕起用一位个性强烈的人物担任此项职务，尼维尔·张伯伦和保守党首席组织秘书戴维·马杰森都赞成对英斯基普的这项任命，因为他是“一位最可靠的人”。
对英斯基普的任命决定是在一场新的国际危机爆发后才下达，这场危机是由希特勒在１９３６年３月７日突然重新占领莱茵非军事区而引起。实际上有某种迹象表明，这使鲍德温更容易地排除了对丘吉尔任命的考虑，因为他在对付希特勒的突然行动方面可能会持强硬立场。毫无疑问，丘吉尔将会支持法国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例如由法军重新占领莱菌河桥头堡。然而法国并未作出这种反应，法军指挥官似乎不愿意采取行动，尽管外交部长保罗—埃蒂纳·弗朗丹严肃指出，无所作为会带来危险，但法国内阁发生了分歧。艾登意识到，由于英国未能立即提供军事上的支持，巴黎不作出什么决定而小心谨慎地考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艾登承认，英国和法国在将来必须更加紧密合作，因此他答应，英国政府应该主动提出同法国和比利时举行参谋人员的会谈。下院并不欢迎这种做法，但丘吉尔却在这场危机期间努力团结下院同僚，向他们表示“不要惊恐万状，为我们国家尊严和尚未出生的后代恪尽职守”，他表示赞赏艾登的态度，并且呼吁协调行动，在国际联盟支持下，要么同希特勒达成协议，要么如若他不同意，就以集体结盟相对抗。
在１９３６年中，丘吉尔在议会同僚们看来，似乎在态度上有了迄今为止最为积极的转变，他们耐心听取他的意见，对他的赞赏也不断增长。他不再在主要政策问题上同政府争执不休，而一反常态在许多辩论中，特别是有关外交事务方面，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支持。６月，他同意不再实行制裁，因为很明显看出，这些制裁措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此后不久，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与艾登一致赞成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必须保持中立。８月，他写道，“极其重要的是，法国和英国必须一致行动，奉行最严格的中立态度，努力敦促其他国家照此行事……西班牙这种混乱局面和我们中间的任何一方毫不相干。西班牙各派中不管哪一派都不能用我们的文明概念来表达。”
在重整军备问题上，丘吉尔对进展似乎仍然十分缓慢，自然忍耐不住，但他在开始对英斯基普提出批评前，还必须给他一个宽限的日期。在此期间，他在私下里向英斯基普提出设立军需部的建议，他认为设立军需部对实施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是极其必要的。１９３６年５月，他偶尔经过军需部总部旧址——诺森伯兰大街大都会饭店，１８年前，他就在这里主持该部工作。他注意到，饭店的设施已经有所改变，从而使这幢建筑物能为要找房子的政府部门提供临时性的方便条件。此情此景使他相信，旧军需部的物质环境是能很容易重建起来。另外，他还应英斯基普的请求，就海军、皇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项备忘录，这项备忘录为以后政府发表的一项声明提供了蓝本。他和许多老资格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其中包括奥斯汀·张伯伦、罗伯特·霍恩和温特顿伯爵，开始互相邀请在周末进行会晤，讨论重整军备问题。１９３６年５月，在这一系列会面中，有一次是在苏塞克斯的温特顿家中进行的，一家发行很广的报纸记者曾经谈及这些会见，说这是一次“反鲍德温的影子内阁”会议。鲍德温似乎认为，他的领导地位再次受到了威胁，他声称，这是“小蚊从阴沟里钻出来的年月”。
后座议员们经过一系列会谈后，提出要同首相进行一次会晤的要求。在会晤中，就重整军备的主要问题，进行严肃而秘密的讨论。７月２７日和２８日，会晤连续进行了两天。丘吉尔代表后座议员发表了很多意见，鲍德温作了一般性答复，英斯基普对某些细节问题作了回答。丘吉尔提供了法国情报部门对德国空军力量的最新估计，认为德国在第一线有１２３６架飞机。他强调说，“我们正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和我们历史上的危急关头。”
鲍德温在答复时显然在进行辩解。他承认英国在军备方面已经落后，但却把他本人和政府在这方面的迟缓行动，说成是按照民众的意愿行事：
在１９３４年，问题会不会是，如果你想做得太多，你或许会不受危害，但实际上会受到比危害更大的危害，你可能在大选来临之际遭到失败……我心中装的一件事，就是必须尽快在大选中取胜，这样你才能够和完全腾出手来，处理军备问题。他拒绝丘吉尔提出的全力进行紧急行动的主张。他同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讨论了可能性问题，但张伯伦指出，这“可能会妨碍国家通常的贸易活动，或许这种妨碍将会持续几年之久”。他对法国同俄国签订条约一事感到遗憾，因为“如果在欧洲发生什么战事，我愿意看到这会在布尔什维克与纳粹德国之间进行”。
首相的表白自然不能使议员们感到满意，当议会在秋季举行会议时，丘吉尔同其他几个人在一起，在议会辩论演说中反对一项关于要求成立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来调查重整军备的进展情况的修正案。丘吉尔的演说又引起鲍德温坦率的表白，这是一次公开的表白：他谈到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在东富勒姆举行的补缺选举，当时一位工党候选人获得大胜赢得了从前为保守党据有的席位。这使他确信，当时整个国家是坚决反对重整军备的。他感到“民主国家总是比独裁者晚两年”。诚如丘吉尔所说，这是一种“可悲的说法”，意思是说，领导者在民主国家中没有地位。鲍德温的上述说法多半是不够确切的，因为裁军与和平问题仅仅是富勒姆补缺选举中涉及的好多问题之一，而且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用英斯基普的话说，假若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５年是“蝗虫吞噬的年代”，那鲍德温不可避免要受到严重谴责。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2节 通向战争之路（3）
到１９３６年底，看来鲍德温的声誉严重下降。很明显，张伯伦在内阁中将成为他的继任者。实际上，在鲍德温于８月不得不按医生嘱咐进行３个月休养时，张伯伦已担负起处理政府大量日常工作的责任。但人们对张伯伦在对外事务方面的经验评价不很高，各党舆论明显趋向赞成丘吉尔出山。当时许多自由党人认识到重整军备的必要性；工会领导人也早于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社会主义者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国际联盟持同情态度的保守党人，愈来愈把丘吉尔看成是一位他们事业的斗士。
事实上，丘吉尔对通过国际联盟实现集体安全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６月，他担任了一个名曰“新联邦协会”组织的主席，该组织主张建立国际警察部队和国际法庭。他跻身于一个由男女知名人士组成的小团体中，这些人组织了一个“保卫自由与和平中心”，或简称“中心”。在这些人中，有他战前的老朋友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此人在自由党政坛上仍很活跃；有威克姆·斯蒂德，此人曾担任过《泰晤士报》编辑；还有诺尔曼·安吉尔，是一位作家，曾当选过工党下院议员。这个组织的活动经费由一位流亡的犹太实业家尤金·斯皮尔提供。在举行多次午餐会之后，该组织决定以“军备和盟约”为开展活动的主题。这种活动从１２月初在阿尔伯特大厅举行的一次会议为起点，这次会议由英国职工大会书记沃尔特·西特林任主席，丘吉尔作为主要发言人。然而，结果是这次会议进行得极不合时宜，因为正值爱德华八世向沃利斯·辛普森夫人求婚而引起那场危机的高潮时刻，从而使这次会议在新闻报道中未能占有显著地位。这场危机也表明，这次活动要抬高的那个人——丘吉尔本人，声誉也受到了很大损害。
沃利斯·辛普森夫人是一位美国女士，她已经离过一次婚，现在正设法同她的第二个丈夫离婚。英王爱德华八世变得越来越对她钟情，而且在她陪伴下到地中海度过一次假，还在他邀请各位大臣及其夫人的宴会上，开始以宾客身份露面。但直到１２月１日，由于采取了自我克制的特殊措施，英国各家报纸实际上并没有提到她。突然在第二天，由布雷德福主教公开发表的一则声明为导线，报纸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其主题是，国王要同一位离过婚的女人结婚，这会使许多人感到难堪，因为他的父亲拒绝让这种人进入宫廷。这时鲍德温已要求国王说明自己有什么打算，得到的回答是，他要同辛普森夫人结婚。鲍德温警告他，这可能意味着国王要退位。
丘吉尔被事态发展搞得心烦意乱。在１９１０年为宣布爱德华八世为威尔士亲王而举行的庆祝典礼上，丘吉尔作为内政大臣站在他的身旁，自此以后，他一直同这位国王保持着友好情谊。后来，他们俩人经常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丘吉尔对这位亲王的宴后演说在技巧方面曾给予某些指点。国王的法律顾问沃尔特·蒙克顿早在６月份就辛普森夫人的事同丘吉尔进行过磋商。丘吉尔认为，应该建议她，不要同她的第二个丈夫欧内斯特·辛普森离婚，不要在巴尔莫勒尔或在正式场合下以国王伴侣的身份露面。但当国王拒绝听从这一劝告时，丘吉尔也未找出任何理由责怪他。他本人不是英国国教教徒，而且是在远不是严格的道德气氛下长大的。丘吉尔对爱德华八世持同情态度，比他的大多数同辈人更为强烈。首先，他看不出有作出退位的任何理由，辛普森夫人的离婚书在１０月底才能裁定，而且要在６个月以后才能生效，因此国王还不能马上同她结婚。
丘吉尔在这场危机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同国王进行过直接的接触。但他同比弗布鲁克讨论过事情的发展情况，此人在１１月份的若干场合下见过国王。比弗布鲁克受到一种强烈愿望的驱使，要把鲍德温从首相位子上拉下马。他觉得，劳合·乔治当时正在西印度群岛，只有丘吉尔是惟一有出任首相的可能接替人。１１月２７日，内阁获得一种印象，显然这是从比弗布鲁克那里来的，即不仅丘吉尔同情国王，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准备成立一个代表国王的政府。１２月３日，国王问鲍德温，能否同丘吉尔像老朋友一样进行磋商，国王“冷淡地”表示同意。
对丘吉尔说来，这是一个棘手的时刻，因为他在阿尔伯特大厅召开的会议预定在当天晚上举行。事先已经作好安排，丘吉尔要在第二天会见国王，但在离开阿尔伯特大厅后，他须到比弗布鲁克在伦敦的住处斯托诺韦旅馆去一趟，目的是看看国王拟用无线电广播发表的演说稿。因此，丘吉尔在去阿尔伯特大厅时考虑更多的是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