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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他径直来到斯托诺韦旅馆，看了国王所拟的无线电广播稿。国王那时打算，在议会和公众舆论讨论宪政危机时，他将去国外呆一段时间。丘吉尔和比弗布鲁克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这将使局势完全控制在鲍德温及其内阁手中。第二天，丘吉尔到国王在温莎大公园的贝尔韦迪尔城堡的住所觐见，他发现国王处于神情沮丧、无精打采的状态中，有时都跟不上谈话的思路。根据国王后来对这次会见的记载，丘吉尔想说服他拖延一下：
如果首相坚持他的要求，丘吉尔建议我应该因过于紧张而要求暂时休息一下，并且还多半是想入非非地进一步对我说，我应该隐退到温莎的城堡中，关上大门，给我配备一位我父亲的老医生彭思的道森勋爵，另外还有一位最近配给我的保健医生霍尔德勋爵。
国王对这一劝告反复作过考虑，但没过多久就表示拒绝。只要他不丢弃某种关于他自由结婚的决定，就休想出席预定在１９３７年春天举行的加冕典礼。不管怎样，拖延并不能改变这场危机的后果，因为鲍德温已经向反对党领导人和各自治领总理通了气，如果国王非要坚持同辛普森夫人结婚的话，大家就同他一起促使国王退位。下院也几乎一致支持鲍德温，而企图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保皇党”的话，那只能使倡议者信誉扫地。那天晚上１２月４日，国王决定立即退位，并相应通知了首相。
第二天早晨，星期六，比弗布鲁克得知国王这项决定后，就告诉丘吉尔“我们的头领不愿反抗了”，丘吉尔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事。他早已给鲍德温写了一张便笺，告诉他在目前情况下，逼国王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一件令人痛心的错事。他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公众说：
我要以时间和耐心为理由而辩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国王表示的一种愿望，他想采取一项行动，这项行动在最近５个月内是不会办成的，可以想象，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根本不能实现。
１２月７日，星期一，当下院举行会议时，很明显，议员们表达了他们的选民的意愿，发现很少有人支持国王。丘吉尔没有这样做，他待在恰特韦尔。在他家作客的布思比看到他“沉默不语和焦躁不安，眼睛盯着墙角发愣”，就好像一条快要生病的狗。在鲍德温发表一项声明后，丘吉尔起来提出要求说，在下院有机会讨论这件事之前，保证不采取“不可挽回的步骤”。使他吃惊的是，诚如他后来所说，他发现“实际上几乎不可能使我自己听进什么东西”。他被下院的敌对情感所震惊，出来的路上，刚巧在议会的走廊上遇见Ｊ．Ｃ．Ｃ．戴维森，丘吉尔对戴维森说，“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这时，退位之事势在必行。起草必要的立法很快就开始了，１２月１１日，国王爱德华的统治就结束了。这一天，他再次邀请丘吉尔到贝尔韦迪尔城堡来道别，并且就起草他的告别广播讲话稿一事同丘吉尔磋商。丘吉尔在午餐时到达，当他们在餐桌边就坐时，退位法的最后阶段的工作完成了，爱德华就此不再是国王。丘吉尔在他的广播讲话稿上加了几句好听的话，如包括“我的父亲培育了立宪传统”，“你们当中有那么多人享有上帝的一件举世无比的赐福，但却没有赐福于我，这就是一个有着妻子儿女的幸福家庭”。丘吉尔离开时，这位逊位国王注意到，他的眼眶里满含泪水。后来国王写道：
我仍看到他站在大门口，一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拄着手杖。随着步伐，他用手杖敲打着庄严的节拍，开始吟诵着，仿佛是在对他自己诉说：
在那值得纪念的舞台上，
他从不显得粗俗和平庸。
毫无疑问，爱德华下决心接受首相提出的劝告，不想拖长这场危机，他把国家从政治上严重不稳定、或许还会发生某种内乱的非常时期拯救出来。他也把丘吉尔从声誉进一步受到损害中挽救出来，因为那样就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丘吉尔对此已经开始有所惧怕。
总之，国王退位危机的主要政治受益者是谁，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对鲍德温以尽可能最平稳的方式平安地向新国王的统治时期过渡所施展的巧妙手腕，几乎赢得了普遍的称赞。这样既未损害与自治领的关系，也未发生严重的国内冲突。他的首相地位，自１９３６年１月以来，一直处于动摇不稳的局面下，现在则完全稳固下来，从而使他能够继续管辖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舞台，直到乔治六世举行加冕典礼为止。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８日，鲍德温最后引退，这是在他７０岁生日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的事情。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在无人进行挑战的情况下接替了他。张伯伦虽然比他的异母兄弟奥斯汀·张伯伦３月去世小６岁，比鲍德温只小１９个月，但他的体格似乎更健壮，而且活跃得多。３天之后，张伯伦正式当选为保守党领袖。他的当选是德比勋爵提议的，丘吉尔附议。后者在奥斯汀·张伯伦死后，成为保守党下院智囊团中一位老资格成员。丘吉尔说，“没有对手，没有竞争的要求，张伯伦先生可以一往无前了。”
丘吉尔无疑赞赏张伯伦任财政大臣时将国家在贸易方面搞得相当繁荣所取得的成就，如果说，丘吉尔感到应该出面支持张伯伦担任首相和党的领袖的话，那么他对外交大臣艾登的政绩更是热情赞许。７月，他告诉选民说：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实力和威望方面都有所提高。我们在世界上拥有更多的朋友；我们同老朋友团结得更加紧密；我们没有放弃国际联盟盟约的原则；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更加亲密，相互了解也更深了。现在，头等重要的事情是不要改变我们的政策。
８月，艾登和丘吉尔俩人同去法国南方度假，从而“相互视为知己”。９月，意大利潜艇假装成佛朗哥将军的海军，袭击并击沉了在西班牙海岸行驶的国际船只。事件发生后，艾登立即采取行动，在瑞士的尼翁安排了一次国际性会议，会上决定建立一个国际性海军巡逻体制，以防再次发生此类事件。丘吉尔热烈支持这一有力措施，在写给艾登的信中说，他确信劳合·乔治也会赞成这样做的。
１０月，丘吉尔出席了全国联盟的年会，这次会议在斯卡巴勒举行，但这一次他并不打算攻击党的领导人。他向大会表示，“我认为，当我们大家都意见一致时，我应该到这里来，惟有这样做才对头。”他在赞扬了艾登作为外交大臣所取得的功绩后，继后又表示赞赏政府在改善国家防务方面所作的努力：
目前，政府正在对重整军备问题作出巨大努力……我们的责任是支持陛下政府的政策，在我们的极限内用各种手段加强国防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里，党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2节 通向战争之路（4）
这些话并不只是颂扬张伯伦接任首相后这一短时期内所取得的成绩。约在３个月后，丘吉尔在《夜旗》杂志上，就英国重整军备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宣称：
“用于防务的款项无疑正不断从英国各个方面拔出，因此，欧洲主张政治和民主自由的朋友们无须用过于失望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现已开始的黯淡年份１９３８年。”
在这个政府与极难对付的后座议员相处良好的时期里，张伯伦本来能很容易地把丘吉尔弄回来任职，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实际上，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曾竭力促使他这样做，但张伯伦担心丘吉尔会在内阁中成为一股过于强大的势力。他告诉霍尔—贝利沙：“如果我把他拉进内阁，他就会支配内阁，他甚至不给别人发表意见的机会。”
应该指出，与鲍德温相比，张伯伦喜欢对他的大臣实行更有力的控制。他希望能够控制他所确定的政策的任何一个领域，而把各部门的大臣仅仅作为临时性助手使用。事实上，正是这一特点才使他与艾登发生了冲突，艾登总是尽量按照外交大臣及其顾问们的传统自由来制订外交政策，这转而又使这一时期丘吉尔与张伯伦政府之间所建立的良好关系破裂。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０日当晚，丘吉尔正在恰特韦尔庄园，他接到电话，说艾登已辞去自己的职务。他早已知道，艾登与首相之间存在着某种磨擦，但当听到这一消息时，他感到非常不安，“我的心沉了下去，刹时间一股绝望的暗流笼罩着我”。像他这样一位睡眠始终极有规律的人，这次却彻夜难眠，“充满了忧伤和恐惧的情绪”。第二天清早，“我望着阳光慢慢爬上了窗户，死神的幻影在我面前凝视着”。
艾登的辞职揭开了丘吉尔与政府发生冲突的新时期，这主要是由于张伯伦奉行主动“绥靖”独裁者政策而招致的结果。这项政策希望能避开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或者至少使同英国为敌的国家日趋减少。参谋总部的军官们向内阁提出忠告，说英国并不具备对德、意、日三国同时作战的条件，德国虽然在这三个国家中最具有威胁力，但日本的海军却是最强的；如果俄国介入，站在英、法一方，这就可能使日本卷入德、意一方，这样“实际上会造成困难，而不是帮忙了”。由于斯大林多次进行清洗，因此俄国军队有多大的战斗力，这也是值得怀疑的。至于说美国，其国内普遍的情绪是赞成孤立和中立，而且这种情绪愈来愈强烈，因此根据张伯伦的看法，“谁要是从自美国得到帮助的角度考虑问题，谁就是一个卤莽人”，因此，英国不得不承认，法国是它惟一可能的主要盟友；其次，还必须采取“政治性或国际性的行动……以减少我们潜在敌国的数目”。
艾登认为，他很难采取主动行动来减少英国潜在敌国的数目。德、意、日都怀有野心，而实现这些野心就极有可能损害英国的利益。他不愿这样做，而更热心于同显而易见的朋友法国、比利时，如有可能的话还有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实际上，美国人的一项提议把他同首相的分歧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月，罗斯福总统同张伯伦进行磋商，说英国可能要召集一次国际性会议来讨论世界和平问题，在欧洲领导人中，罗斯福只找了张伯伦一个人来商量这件事。艾登认为，这一建议应予热烈欢迎，可是张伯伦却只是急于回绝。
张伯伦对罗斯福的干预很有反感，因为他认为，英国多半不可能投入真正的力量来达成一项欧洲问题解决方案，这样一次会议只能使他恢复英意友好关系的计划拖延下去。张伯伦希望在法律上承认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而这是美国还不准备采取的步骤。在艾登本人看来，在有迹象表明意大利愿意向英国作出相应的让步之前，没有向意大利作出让步的任何理由，他自己提出的强硬政策，已经为尼翁协议的成功所证实，这是一项有益的政策，他不想改弦更张。
首相与外交大臣之间的争论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为此内阁不得不进行详细的讨论。但艾登发现自己在内阁中得不到多少支持，因而挂冠而去，他的常务次官克兰伯恩勋爵也辞职不干。张伯伦派哈利法克斯亦就是前面提到的欧文担任外交大臣，任命Ｒ．Ａ．巴特勒为常务次官。两个月后，即４月１６日，签订了英意协定，按照这一协定，英国对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予以法律上的承认，以此换取意大利对建立英意友好关系所作出的含糊其词的保证。在此期间，罗斯福总统对他召集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议遭到张伯伦冷遇一事深表失望，干脆主动放弃了倡议。然而，国际形势日趋严重。３月，希特勒侵略和吞并了当时还是独立国家的奥地利。我们姑且不谈希特勒邪恶念头的内在含义，因为这种侵略把他前几年作出的庄严承诺抛到九霄云外。吞并奥地利对德国说来，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含有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在内的斯拉夫国家，现在已处于纳粹领土的三面包围之中。
在下院，丘吉尔显然要再次出面反对政府。当艾登和克兰伯恩发表辞职演说时，据一位议员的说法，坐在他们后面两排座次上的丘吉尔，“高声喝彩，声音之大使他因车祸留下的伤疤在他紫红色的脸庞上显出深深的痕迹”。从此以后，在议会进行较为重要的表决时，丘吉尔不再投政府票，而是弃权，通常至少有２０位原来站在政府一边的下议员与他为伍，然而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接受他领导的集团。丘吉尔个人的追随者不过三四个人，另外，约有２０名下议员集聚在安东尼·艾登周围，他总是有点故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显然这要表明他的态度没有派别的味道。艾登的小团体，其中包括了几位年轻的下议员，被起了一个绰号为“有魅力的孩童”，这些人中间，有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哈罗德·尼科尔森。
显然在议会之外，丘吉尔更得人心。从１９３６年起，他就开始从各党人士中寻求支持，由那个简称为“中心”的组织出面安排的周到的午餐会，仍在不断地举行。１９３８年２月，金斯利·马丁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要包括艾登先生、丘吉尔先生及其工党和自由党领导人”。５月和６月，在全国联盟赞助下的若干较大的地方性中心组织的几次公众集会上，丘吉尔发表了演说，这些集会实际上是由他在那个“中心”组织中的友人所安排的。他宣称，他希望看到一个由各大国组成、关心维护和平的称为“大联盟”的组织。按照他的看法，英国最好联合法国和俄国，一道宣布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已经同捷克斯洛伐克结有同盟关系，如果这一盟约付诸实施，俄国亦会承诺给予支持。与此同时，丘吉尔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肯定存有不满情绪。其领导人康拉德·汉莱因５月份访问伦敦时曾向丘吉尔透露过这种情况。因此，当张伯伦７月说服捷克政府接待一个以伦西曼勋爵为首的英国代表团时，丘吉尔没有表示反对，该代表团奉有指示，劝告捷克政府对这一问题要妥协解决。
但丘吉尔与政府之间，在伦西曼代表团的使命失败后该做些什么的问题，存在严重的观点分歧。十分明显，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同意汉莱因５月提出的一切要求，也无法使希特勒感到完全满意。丘吉尔在８月３１日写给哈利法克斯的信中主张，英国应该联合法国和俄国一起集体向德国发出警告，表示“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和平解决”，而且还提请注意，德国军队所进行的任何侵略，“会引起重大的争端”。几天后，丘吉尔收到了俄国大使伊万·马伊斯基送来的消息，透露俄国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法国驻莫斯科大使曾就支援捷克斯洛伐克一事交换了意见。他把这个消息转告了外交部，显然是希望为共同行动而进行的磋商，可以变为三个国家之间的事情。但对与法国和俄国联合行动的主张，张伯伦是明确不想这样做的，因为他已经决定，如果有发生战争的风险，就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去对抗德国，目的只是要获得解除法国已承担义务的方法。
到９月中旬，这场危机由于张伯伦实行一项他已既定的计划而变得十分严重。这项计划简而言之就是他本人去德国拜访希特勒。希特勒很难拒绝会见这位英国首相，于是他们在９月１５日于伯希特斯加登会晤，这是希特勒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中的休养地。在此期间，汉莱因这时正在德国，不光要求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实行自治，而且还要求把以日耳曼人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割让给德国。这个要求由希特勒向张伯伦提出。张伯伦回到伦敦后，打算说服英法两国内阁予以接受。他们很容易地做到了这一点，剩下来的就只是逼迫捷政府也接受这种要求。自然，捷克人对此极为反感，因为割让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就意味着失去了惟一有防御性的边界线，而且还使这个国家自然形成的许多条交通线遭到切断。但埃杜瓦德·达拉第内阁威胁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不同意，法国就废除它在法捷条约中作出的保证。在这种苛刻而又无耻的重压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意肢解他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