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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去，他决定采集蝴蝶标本。此外，温斯顿尤为喜好打马球，那年秋天，在海德拉巴举行了马球赛，温斯顿所在的团取得了胜利。他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色，当时伦敦家《原野》周刊报道过他在比赛中的成功情况：“霍尔上尉策马飞奔而来，巴恩斯先生及时接应，而丘吉尔先生则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两次勇猛的进攻，将球攻进球门。”
温斯顿后来把马球说成是对陆军军官最有益处的娱乐活动之一，并且把打马球作为英国军官与印度的达官贵人之间进行社交的主要渠道，双方经常组织比赛。但是，整个说来，他认为在印度驻防时期的生活是“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
他从未像在古巴时那样接到过把自己介绍给驻印度的高级军官的推荐信件。他感到，作为一名军人，他对统治这个国家的方式了解得太少了，他很少为在班加罗尔的“英印”团体亦即英国侨民组织中交朋友而劳神费心。温斯顿觉得，这种交往活动是十分单调乏味的。至于说到同印度人的交往，除了前面提及的有时和印度人打打马球之外，甚至也不大想同贵族们社交。
这一年年底，亦即温斯顿到达印度仅三个月之后，他就开始活动要求调往埃及，因为他有理由相信，在那里，英国—埃及为控制苏丹即将采取行动。温斯顿说服母亲为此事给驻防埃及的军事长官基奇纳将军写了封信。当时他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渴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刺激。”与此同时，他还忙于自学，通过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麦考莱的《英国历史论文集》、柏拉图的《共和国》英译本和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等著作，温斯顿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他认为，《人类殉难记》这部著作所提出的对基督教的批判，是“那么具体，以至使我在某些时候都难以相信”。此外，他还让妈妈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使自己能够学习当代的政治史。
１８９７年春天，温斯顿到了例行休假期间，他急匆匆地赶回家。在伦敦，他拜访了保守党总部，同秘书们进行了磋商，以便安排他将在樱草会于巴思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第一次政治演讲。这一次机会使他确信，演说也是他的多方面的才能之一。在此之前，他总怀疑自己能否正确发字母“Ｓ”这个音，并且觉得这一缺陷会使听众拂袖而去。然而，这次演讲效果极好；“演讲结束时，掌声如雷，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毕竟也能做这样的事……我开始对自己和世界非常满意”。
但就在温斯顿度假期满的前夕，他获悉印度西北边境的山区发生了骚乱，距这里不远则是亚洲三大帝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交界的地方。他认为，这为他提供了向往已久的行动时机，他决定立即动身返回印度。动身前，他给宾登·布拉德将军连续拍了几封电报，这位将军指挥一支被称之为马拉坎德的野战部队，当时正在出事地区组织军事行动。温斯顿在迪普丹尼的威廉·贝里斯福德勋爵家中会见了这位将军。威廉·贝里斯福德勋爵的夫人丽莉，原来是马尔巴罗公爵的夫人，这位勋爵是她第二个丈夫。宾登将军欣然答应了温斯顿的请求，表示尽管他不能亲自将温斯顿安排在自己的指挥部里，但却愿意接受他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并且说假若一旦有人伤亡，或许还会将他派到一个战斗岗位上去。这样，温斯顿得到了他所在团的超额假期，在这位将军的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后来，他还应邀为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发送通迅稿。
马拉坎德野战部队对袭击英军各前哨阵地的边境地区游牧部落施行报复性军事行动。派出的英军分队四处烧毁边境地区居民的村落，但在返回基地时难免不遭到袭击，在路上经常处于危险境地，因为当地部落村民利用缴获的现代化枪支，也能打伤部分英军士兵。英军不允许伤员落入敌人之手，通常每个伤员均须由４名身强力壮的士兵护送回去，这就是说，每有一名伤员实际上就等于失掉了５支枪的火力。军官的伤亡率尤其高，因此温斯顿很快就能加入部队参加战斗。最初，他被任命为宾登将军参谋部的联络官。他骑马飞驰于各个分遣队之间，开始只是一个人单独行动，但后来有一次差点儿被怀有敌意的部落村民在马背上生擒活捉，此后便改由两名印度骑兵陪同。９月１６日，温斯顿在一支正撤退回来的分遣队中执行军务，途中陷入重重困境。他给妈妈的信中说，这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溃败，被俘获的伤兵让这些野蛮的畜牲凶残地切成肉块”。温斯顿本人开始时担负帮助运送伤员的任务，后来则参加了保卫这支分遣队的战斗。他在距敌人大约４０码的地方射击，先是使用他自己的手枪，而后又用一名伤员的步枪。“我虽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我觉得射中了４个敌人。”这支１，３００人的分遣队在这次行动中死伤１５０人。
在这样一场战斗中，温斯顿虽然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为了赢得受人注目的勇敢声誉，有时还要甘冒没有多大必要的风险。他在给他妈妈的信中表示，这样做，决非轻举妄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匐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１０月初，宾登·布拉德爵士派温斯顿到急需军官的第３１旁遮普印度步兵团任职。这位将军十分赏识温斯顿，在给原来所在团的指挥官布拉巴宗上校的信中说，这位年轻的军官“干起来一个人能顶两个普通的中尉军官”。但是，印度陆军司令部不同意温斯顿从班加罗尔调往印度边境地区，几天后，他接到命令，重返第四骠骑兵团。这样，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使命就结束了。
战斗期间，温斯顿千方百计为《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撰稿，描述他亲眼目睹的那些事件，报道他从部队的军事行动中所获悉的新闻。他的报道将战斗的实际场面描绘得十分生动，但又恰到好处，不披露全部情况。他不愿承认，英、印军队在一次溃退中受挫的详情，以及落入敌人手中的伤员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折磨；他不愿吐露敌人伤员落入英、印军队的手中时，也“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事实；他也未向英国公众泄露，英军配备了达姆开花弹，“说起这种枪弹的炸裂效果，”他说，“那真是令人心惊胆战。”尽管在１８９９年签订的海牙公约禁止使用这种子弹，但效果并不理想。温斯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毕竟是一名英国军官，而且他之所以能够来到这一战场，也完全归功于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那位将军。但重要的是，温斯顿注意到了这些事实，并且向家人亲朋反复谈及真相，他打心眼里对此感到厌恶。
对温斯顿个人来说，这场战役是一次极大的成功。他对自己的勇敢有了新的自信心，正如他对母亲说的“在采取行动这方面，我还未发现过比我更强的人”。当他回到班加罗尔时得知，已决定授予他一枚勋章，以及“我想得到的两个勋标”。后来温斯顿又听说，宾登·布拉德在战报上提名表扬了他，对此，他感到很满意，洋洋自得。他立刻构思了一个将他给两家报纸撰写的报道编书出版的计划，并把这本书定名为《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他所以想这样做，原因之一是由于他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的通迅均未署上自己的名字。温斯顿热切希望“在选民面前扬扬名”，故而对这种隐姓埋名的做法大失所望。这是他妈妈在同伦敦的朋友商量好以后擅自决定不署名的，因为伦道夫夫人早已理解到，一位年轻的军官在报纸上讨论使他的上级伤脑筋的战略和政治问题时，可能会陷入严重的困境。
１８９８年春天，朗曼公司出版了温斯顿所著《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一书。他未能认真地校订书中引用的各项例证，因为他急于尽快地出版这本书，以便抢在与他竞争的记者之前发表。因此，他让妈妈聘请她的妹夫莫尔顿·弗雷温，为他审阅例证、修改词句和标点符号。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因为弗雷温文字修养很差，经他修改后错误更多。尽管如此，大多数评论家还是承认这本书不错，指出该书的实际价值所在。英国文学协会所要求达到的文学水准或许太高了，评论说“这本书在风格上，就好像是迪斯累里写的书让一个当印刷工的狂妄读者进行了修改似的”。这一评论使温斯顿挨了当头一棒。然而，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应该承认书中许多地方均显露出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特质。《泰晤士报》评论道，“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旁观者》杂志认为，作者显示出“军人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三军联合杂志》是一家专供部队军官阅读的杂志，它评论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并向军队的每一个军官推荐读读这本书。杂志的编辑还立即邀请温斯顿为该刊撰写一篇有关边疆政策的专稿。温斯顿很快将文章写好后寄去。在这篇文章中，他概括地阐述了书中得出的各项结论。他认为，我们或许迄今还未曾实行过“前进的边疆政策”，因为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根据那些地区多山的特点来制定政策。这种地形最适宜进行游击战，老政策在人力物力上困难重重、劳民伤财。这项政策过去曾被采用，现在如要废止，将引起严重后果。主要应解决的问题是想办法节省开支，诸如部队调动应该谨慎而不宜草率行事；应限制边疆地区设置要塞的总数；利用辅助部队而不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远征等等，这样才能逐步将英国的统治扩大到阿富汗这些荒芜的边疆地区。从整个情况看，当时政府实际上正是在努力这样做，但仍有一些人在竭力鼓吹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而温斯顿·丘吉尔中尉却以他在马拉坎德山地战场所表现出的坚定自信心，参与到大臣和将军们的这场争论之中。
第一部 雄心第3节 骑兵中尉和战地记者（3）
１８９８年夏天，温斯顿继续从事写小说，这项工作在前一年就已开始。他预先将小说情节构思好，写作时只对结构作些细微的改动。作品描写的是一个虚构的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内战中所发生的故事。“劳拉尼亚”这一国名，是仿照１８９４年出版的安东尼·霍普所写的《赞达战俘》一书中出现的“罗里塔尼亚”一词而来。温斯顿这部小说书名叫《萨伏罗拉》，这是一位英雄的名字，一个年轻的政治领袖，具有温斯顿赞赏的一切品格——英勇、机智、博学、善辩，不仅有对“人间的一切乐趣的鉴赏力”，而且还有哲学家和理性主义者的观念。萨伏罗拉是一个反对党的领袖，在公众支持下图谋推翻军事独裁政权。独裁者的妻子露西尔暗中同情萨伏罗拉，在这位军事独裁者打发她到萨伏罗拉那儿探听谋反计划时，俩人一见钟情并日益发展。在温斯顿笔下，这位女英雄“容貌美丽”，她的沙龙中“挤满了来自各国最著名的人物……温文尔雅的使节们向她提出了一系列微妙的暗示性问题，她都非正式地一一作了答复”。除了这些，温斯顿对她并未作更多的描写。伦道夫夫人对这个角色还作了点提示，但在描写爱情这一节时，温斯顿颇有不知所措之感，于是不得不请班加罗尔的一位要好的军官给予帮助，但在对话和描写上没有多大改进。在这本书中，对内战本身的描述占去了大部分篇幅。温斯顿对这类叙述驾轻就熟、十分内行。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巷战经过和统治者官邸最后被占领的情景。但是，写到这里，书中的情节虽已变得复杂起来，却远未得到充分展开就进入收尾，最后几页以概括性的议论而结束。
尽管这部小说通俗易懂，读起来也十分轻松有趣，但现在人们之所以对它发生兴趣，则几乎完全囿于这样的事实，即这是一部因其他种种原因而变成了出自名人之手的作品。例如，我们注意到，在温斯顿塑造的一些不太重要的角色中，有几个人物明显地直接与他的经历有关。其中有一位叫贝蒂妮的老保姆，她照料萨伏罗拉的情景与当年爱维莉丝特太太照料温斯顿的情景同出一辙，“她从萨伏罗拉出生之日起就忠心耿耿地细心照料着他，一直未曾间断过”。还有一个人物叫狄洛中尉，这可能就是处于军队生涯初期阶段的温斯顿本人的化身。他渴望参加战斗以赢得勋章，爱好打马球忠于自己的事业。萨伏罗拉本身所具有的品格与才能均反映出温斯顿本人理想的追求，而这与他对父亲诸多往事的回忆又是分不开的：
他希望得到不朽的功名，却又冷静等待着毁灭的到来。在这当中，生活会赋予他什么样的责任，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他生前进行了多次演讲，并且总是告诫说，世上没有一件好东西不是经过努力就能获得的。这些即席讲演的技巧存留在听众的心中，这种修辞之花培植于温室之中。
这部小说首先在《麦克米伦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温斯顿得到了１００英镑的稿酬。１９００年２月，朗曼公司出版了这本书。温斯顿本人对它的价值明显存有某种怀疑，他在前言中写道：“现在我以极其惶恐不安的心情将此书公诸于众，以求得公众对它的评论或给予宽容。”总的看来，评论是使人安心的，但他们并不鼓励丘吉尔去重复这种事情。《环球》杂志评论说，这部书“十分明显只不过是一位业余作者的作品”。《雅典娜神庙》杂志认为，此书“并不是一部优秀作品”。然而大多数评论者，如《展望》杂志提出，该书至少是“有趣的，给人们的闲暇时间增添了色彩”，《学院》杂志称这本书是“一部令人惬意的和振奋的作品”，《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该书“充满生气和活力”。《泰晤士报》评论道，“在萨伏罗拉身上体现出来的好的方面，本质上都是与战地通迅相关的。”“而它缺乏安东尼·霍普先生所具有的优雅风度，当然与斯蒂文森相比，相差就十分悬殊了。”《星期六评论》写道，“他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而他刻划的人物则是抽象的。”《旁观者》杂志的评论或许是最宽宏大量的，尽管同时也指出了书中的一些谬误之处，这家杂志写道：
如果说他没有安东尼·霍普先生所具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他却展示了在文字表达上的修辞天才，他笔下的人物刻划得粗犷有力，事件描写也十分恰当……这部小说的份量不在于传统上对角色的塑造，更多地在于它在政治上的讽刺性——劳拉尼亚出版物的价值确实在吸引着人们——它充满活力的修辞、打动人心的力量，当然未必能构成独树一帜的警句。
温斯顿一边仍在班加罗尔利用余暇时间写他的小说，一边敦促妈妈设法把他调往埃及。他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上进的年代，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推进之。”１８９８年夏天，他又按期休假，并立即赶回英国，为调往埃及作准备。他先雇好仆役，收拾好戎装，以便一有机会就能在没有任何麻烦的情况下加入基奇纳将军的部队。但基奇纳却显得有点不近人情，置伦道夫夫人和她的朋友以及温斯顿本人施加的压力于不顾。很明显，这位将军发现，温斯顿计划在近期内脱离部队。基奇纳认为，在苏丹的军事生涯会耽误他的前程，因此基奇纳将军一开始就回绝了这一请求，甚至连伊夫林·伍德爵士从中周旋也无济于事。伊夫林·伍德爵士是基奇纳将军的副手，是伦道夫夫人的社交密友杰妮小姐的朋友。尽管如此，温斯顿一旦回到英国，办起事来优越条件就多得很。他会见了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他答应马上请克罗默勋爵去找基奇纳。那时克罗默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基奇纳要依靠他的密切合作。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而基奇纳也已经发现，他需要将第２１枪骑兵团作紧急调动，因而在接到克罗默的信件之前似乎就同意给温斯顿新的任命。
８月初，温斯顿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并给《晨邮报》发了几篇通讯稿，这家报纸是他父亲的老搭档，答应温斯顿的稿酬一定会高于以前《每日电讯报》所付的数额。温斯顿加入第２１枪骑兵团后，随部队向南推进，穿越沙漠地带，进行长途跋涉，一天要走３０英里左右。在高温条件下，他们每天要损失五六匹马，许多士兵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