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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没有寿衣，只有随身穿的衣服，妈妈找了一件干净点儿的衣服给爷爷套上，又把家中一床最厚最好的褥子给爷爷铺在床板上。把爷爷的身体抬到床板上以后，妈妈又找了一个床单盖在爷爷身上，并把爷爷的脸蒙起来。
就要起灵了，大家哭成了一锅粥。
一代堂堂的大律师，威名远震京城与河北，可是死时竟然连一个棺材也没有，就这样抬着来到墓地。我们弟兄几个牵着褥子的四个角，把爷爷轻轻地放进砖砌的槽内，往爷爷的头部垫了两块砖，再把床板翻过来，轻轻地盖在砖沿上。
往‘棺盖’上压土的时候，爸爸妈妈哭得竟然昏了过去。
是啊，只有爸爸妈妈在爷爷的身边时间最长。自从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６日奶奶去世以后，爷爷就一直是爸爸妈妈照料。后来伯父来到了爷爷身边。这次爷爷又是在我家死去的，况且死的那样凄惨，谁能不为之动情呢？
我扛着铁锹低着头，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的眼睛又红又肿，却没有一滴眼泪。五六天了，我天天守在爷爷身边，眼泪已经流干了。有人说眼泪是流经眼里的血液分泌出来的，所以是咸的。如果眼泪流干了，再流就是血，那时眼睛就会瞎的。我只觉得我的眼睛又干又疼，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虽然内心悲痛至极点，痛哭竟成了呜咽，头却昏沉沉的。
我到家后拿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下：祖父纪麟祥字瑞符，生于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８日，旧历正月初八，于１９７０年旧历正月十六去世，终年８０岁。
爷爷就这样带着满腔悲愤，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爷爷的冤案至今未能平反昭雪。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也无处追还。我把这一切用刀刻在了心上，直至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写到这里还是泪流满面。
爷爷死了，我们却不敢给任何人报信儿。妈妈去四川成都照顾外孙，被村治保主任硬说成是去搞特务活动，由大队会计、耗子及庄儿等人毒打了三天三夜，不许吃不许喝，连爸爸也被株连。平常年轻人三天里不吃不喝，都根本吃不消，更何况是上了年纪的人，还要遭受连续的毒打呢！
所以爸爸要寻短见，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他们非人的折磨。如果不是我那天及时赶回家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爷爷这次绝食而死，我们也不敢声张，只说是得病而亡。否则让村中知道真象，一定会被扣上以死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那样一来爸爸妈妈少则挨一顿毒打，严重点儿还不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记得刚回农村时，公社天天开大会，村中天天开小会，批斗大会上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神经紧张极了；那时爸爸妈妈多次胸前挂着牌，跪在台上挨批挨斗，以至于多年后，爸爸一看见穿绿衣服或者是戴红袖章的人，就吓得浑身哆嗦。
父亲赔猪
东韦坨的大表哥来告诉我们，那个木柜大舅打好了，已经用双轮车给拉来了。
我迎出门去一看，这个柜打得真漂亮，六尺长的床板一截两段，变成了三尺长的大柜，能装不少粮食呢！爸爸找了一点儿油漆，把柜油成了漂亮的枣红色。
这是我家唯一的一件家具。
说起来大舅和二舅也真不容易，家中人口众多，忙里忙外的，还抽空给我们打了这个大柜。爸爸几次因为实在揭不开锅，到大舅处借粮，每次大舅无论自己多么困难都不会让爸爸空着手回来，都是想方设法地满足爸爸的各种要求。
记得那年春节前我和弟弟去看望大舅，听说附近村庄要唱大戏，大表哥问我去不去，很多年没有看戏了，我们都很想去，就都高高兴兴地看戏去了。
唱戏的地方是大李村，距离大舅家大约八里地。我们有说有笑地走着，很多天来，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八里地很快就走到了，离戏台老远就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人。戏已经开演了，但是由于太远根本看不清，而且更听不见唱的是什么戏。
大表哥说：“这回咱们白来了，什么都没法看见。”我实在有些不甘心，就想往里边挤挤，试一试能不能靠前点儿。
我个子比较高，于是就把两只胳膊全抬起来，正好位于别人肩膀上。我就用两只胳膊左一拨右一挡，没有几下，大家就都挤到台前去了。
这次演的是《红灯记》，是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演得很好，大家对演员的评价都很不错。
散场时，已经很晚了。满天的星星挂在半空，是那么优美，那么宁静。我想：“如果能天天享受这安静的生活，那有多好啊！”
我与大表哥意犹未尽，一边走一边谈论着剧中的人物与情节，直至夜深了才到家。
这是到农村后我第一次看戏。
1969年的年终决算公布下来了，我家在连续三年欠款后，终于略有盈余，共余款28。06元。全家人拼命干上一年，才挣了这么点儿钱，真是少的可怜。
虽然我和弟弟都长成了大小伙子，身高都是1。80米，而且经过四年的劳动锻炼，地里的农活都能做，况且比别人毫不逊色。但是生产队就是不给涨工分，别人一天给10分，而我们只给3分。大队会计汪坝掌握着大权，我几次找他但是都是没有结果，听说别的干部也几次提出来，但是他坚持不让给我们涨。
北京爸爸单位来人给我们的安家费和决算款，以及姐姐多次寄来的钱，都被他扣下盖了自己的房子。这次我们堆小房时向生产队里要钱，他只给了安家费，其余的至今也没有还。
在对爸爸妈妈的历次批斗中，他一直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打人最狠，坏主意最多。
他诬陷我偷白薯秧，对我又打又斗。但是他却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窃取别人的钱财，村支部书记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胡作非为。
爸爸虽然和我们一样，每次都分配干最重的活儿，但是只拿别人的一半工分，只给五分。干两天才拿相当于别人一天的分。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全家四个大劳动力，拼命地干却也挣不着钱的原因了。
爸爸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仍然让他去给牲口铡草。这铡草是个力气活儿，把一大捆谷草放在铡刀下，然后用全身的力气按下去，把近两米高的谷草铡成半指长一段一段的，一捆谷草一口气要连续铡一百多刀，铡得越细牲口越爱吃。这样一天干下来，累得腰酸腿疼胳膊胀，谁都不爱干这累活儿，只能让我们去干。
把草铡好后，要垛成大垛，上面盖上几层栅子，再抹上泥，就不怕风吹雨打了。可是要垛好一大垛草，通常需要很长时间。
这天劳动之余，大家都在场边休息。忽然有人发现了一群小猪，正在大草垛下连拱带蹭，大草垛摇摇晃晃，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草垛很快就有坍塌的危险。
大家齐声呐喊，但是小猪置之不理，照样在草垛下面拱来拱去。眼看险情就要发生，如果草垛坍塌下来，不仅费时费工，说不定还会把小猪闷死在里面。
爸爸一看大事不好，走上前去，用一根柳条去轰猪。这根柳条一尺多长，与毛笔杆一般粗细。爸爸向小猪方向一丢，想把小猪吓走；没想到那根柳条触地后弹了起来，那细的一头不偏不倚，正好刺入一只小猪的耳朵眼里。这只小猪在地上扑腾了两下，竟然死了！
爸爸一看怔住了，这可怎么好？
在一起铡草的几个上了年纪的人看见了，对爸爸说：“没事儿，这么个小猪，不过六七斤重。如果不及时把它轰开，草垛坍下来准得全压死！”说来也真是碰巧，那根小棍怎么会那么准确地刺中小猪的耳朵呢？如果是碰到了别处也根本就不会有事！
这事传到了村干部的耳朵里。
晚上吃过饭后，井台的钟声又响起来了。全体社员集合，到小学校去开批斗大会。大会上，爸爸被揪了出来，站在高高的凳子上，曲背弓腰，双手向后高高地举起，头向下低，来了个‘喷气式’。
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治保主任首先发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的阶级敌人非常猖狂，你不打，他就不倒。村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纪敏曾，利用干活儿的机会，对生产队的小猪下毒手，用一根棍子猛刺小猪的耳朵，造成一头小猪死亡。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象，我们一定要狠抓阶级斗争，不给阶级敌人可乘之机。要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随后的振臂高呼口号之后，有人上去使劲向下按爸爸的头，老人险些从高高的凳子上摔下来。
紧跟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之后，爸爸被放回家写检查，被勒令三天之内买回一只３０斤以上的小猪，否则送交公社，让全公社全体人员批斗。
爸爸回到家后，又东摘西借地张罗钱，然后来到宫村集市上，花了３２块８毛钱买回来一只３２斤重的小猪，送给生产队。
一九六九年是我们家第一次年终决算有盈余，得款２８块零６分却花出去３２块８毛。
村上干部看爸爸买的这头小猪个大毛亮成色好，这样才算作罢。
小猪事件宣告结束。
事隔４天，一天傍晚收工回家时，我看见红头在生产队猪圈后边用铁锹砍死了一头约１２０斤重的大猪，他怕别人看见，挖了个大坑埋了。半夜里他又把这猪挖出来，扛回家后宰了吃掉了。
当时收工的几个人都看见了红头打死猪的情形，但是都装作没看见。
雪地露营
雪地露营
爷爷在正月十六去世以后，不久我就接到了通知，让我作为海河大军的先遣部队，提前十天出发前去搭工棚。
由于我前几期在海河工地的卓越表现，公社海河指挥部指名要我先去海河工地搭工棚。只有工棚搭好后大部队才能过来干活儿，一般需要提前出发十来天。
我草草准备了一下，装上草帘、被子及铁锹，推上小车就出发。
通过这几年的农村生活，我除了口音没有改变，还是北京口音以外，其它方面地地道道不折不扣是个当地的庄稼汉了。
由于生活艰难，家中的旧衣服早己经是补丁叠补丁，破的不成样子，妈妈把两件旧衣服做成了一件棉袄。
我们这儿的农村人，由于都很穷，冬天穿棉袄的时候，里面和外面都不套任何衣服，只光着身子穿一件空心棉袄，外边找根麻绳在腰间一扎就可以了。
棉裤也是这样，只穿一件棉裤，里面和外面也都不套任何裤子。
我没有钱买袜子，只能光着脚。
我穿的鞋一般都是挖河时在工地买的旧鞋。海河工地上，民工干活儿时要不停地走路，脚上穿的鞋有时十几天就坏了。一般情况下，是拿到修鞋的摊上，用热补的方法，把磨穿的洞外面粘上一层胶，这样花上几毛钱就能补一双鞋。
有些人很会做买卖，在别的地方收来好多双旧鞋，一般都是稍微有一些小洞，卖给我们一两块钱一双，最贵不过两三块钱。这样不用跑很远的路，就可以有鞋穿了。
所有的鞋都是胶底鞋，我无论冬天多冷，都是光脚穿鞋。
这次要挖的河在北塘。由天津市向东，过了军粮城再向东，方圆数百里没有人烟。
天津北边有四条河：有北运河、青龙湾河，潮白河与蓟运河。这北塘距离大海很近，而我们的工地距离大海也就是半里地左右。
每人一辆小车，大家推着就上路了。刚过了永清，天空中就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而且越下越大。
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就这样，一直走了两天，终于走到了天津，在解放桥北面找了个地方住下。
雪还在不停地下。我想这么大的雪，会不会歇两天等雪停了再走。但是早晨起床后，连长发令：继续前进。
西北风刮得很大，风夹杂着雪花，飘落进人的脖子里，凉丝丝的。
我把腰间的麻绳又紧了紧，抓一把雪往脸上擦了擦，赶走倦意，提提神，第一个跟在连长后面走了出去。
也不知走了多久，过了军粮城，天色完全黑下来了。大家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走不动了，有人提议是不是先吃点儿东西再走。老夏同意了大家的要求，歇会儿，吃点儿东西。
我蹲在地上，用茶缸舀了半缸雪，掏出妈妈给我做的白薯干面饼子，咬了两口，吞下一口雪，又咬两口，再吞下一口雪；就这样，我就着雪吃了两个饼子。
一声招唤，大家站起身来继续走。听不见一个人说话，只听得见脚下积雪的吱吱声。夜是那么静，我们呼出的哈气在睫毛上结成了一层冰花，有些化成水慢慢地流下来，流过嘴边，我用舌头舔了舔，味道有点儿咸。
又走了不知有多远，连长老夏把自行车一扔，大声喊：“不走了！今天咱们住这儿！”
住这儿？这个鬼地方方圆百里没有一户人家，况且天还在下着鹅毛大雪，地上是一层厚厚的积雪。我们没有一点儿遮挡，连一块塑料布也没有，怎么睡？
常言说：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人如果困到一定程度时，无论怎么样都能睡着。
我还正在琢磨怎么睡的时候，有的人已经坐在小车把上打起了鼾声。
我的腿己经不听使唤了，像两根木头桩子一样发硬。我是绝不能坐在车把上凑合的，那就躺下睡吧，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把小车上的绳子解下来，把草帘打开平铺在雪地上，再打开行李把被窝铺好。我把鞋脱掉，怎么搞的，两条腿和两只脚用手掐都不知道疼。
我想可能是因为长途跋涉，我又光脚穿胶鞋，脚己经冻得失去了知觉。我用手把两条发硬的腿从膝盖处用力扳弯，好疼啊！用手再在膝盖下边拍两下，下边什么感觉也没有，根本就不知道疼。
我想：如果再不让这两条腿暖和过来，非得冻坏了不可。
我的棉袄外面是一层雪，里面是身上出的汗，一脱下来直冒热气。
我光着脚站在被子上把裤子脱下来，太费劲了，两条腿根本不听使唤。我只得坐下，用手一点一点地从脚腕处往下拽。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脱下裤子，这时被子上面已经落了一层雪。我光着身子站着提起被子用力一抖，顺势盖住身子躺下。把裤子和棉袄压在被子上，这样可以更暖和些。
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真冷啊！尤其是膝盖处又冷又疼，怎么也睡不着。
飞雪落在脸上，化成水流下来，凉丝丝的怪痒痒的，更睡不着了。
我想了个办法，趴在被窝里面，脸朝下，用棉袄盖住头，这样就不会有飞雪落在头上。把头盖好就不会太冷，呼出的热气还可以暖暖身子。我发现如果趴着睡，膝盖处就不会觉得太冷，膝盖如果先暖和过来，那我的脚可能就不会冻坏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可能是我太累了，竟然就这样趴着睡着了。
我睡的正香，忽听有人在喊：“该起了！天亮了！”有人用脚在踢我的腿。
我趴在那儿睡，胳膊被压的发麻，我费了半天劲儿才翻过身来，听见有人在催我快穿衣服。
刚才叫我起床的人，就是昨晚坐在车把上睡觉的人。他当时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冻醒了，看着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他转来转去，怎么也不敢脱衣服去睡，并且觉得我能在这雪地里睡的那么香，很觉得稀罕。
天刚蒙蒙亮，四周围安静极了。鹅毛大雪仍在不停地下着，整个大地白皑皑的一片，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谁能想象这厚厚的白雪下面还隐藏着一个个生命呢！
我的被子上盖了一层雪，重重的压在身上，好像一个大雪堆。我翻过身来，躲在被窝里，想拿起盖在头上的棉袄。用手向上一推，咦？怎么回事？头上盖的棉袄由于外边下了许多的雪，都化在我的棉袄上，北风一吹，又都冻在上面。我在棉袄里面又出了许多哈气，这样一来，棉袄像口大锅一样扣在我的头上。我用手一推，这口大锅硬邦邦的骨碌一下便滚到了一边。
我想快点儿蹬上裤子，但是棉裤冻的冰凉棒硬，上面还有一层雪，我把裤子上的雪抖去，用力搓揉了几下，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裤子穿上。
我的胶鞋里面除了雪就是冰，我两手各拿一只鞋使劲地对敲了几下，把里面的冰敲碎，这才穿上了鞋，真凉啊！
我的棉袄像口锅一样，这可让我怎么穿呀！雪片落在我赤裸的后背上，冻得我直发抖。
我把棉袄扣过来，凸面向上，用力拿脚踹了几下，总算给踹软了，可是里面已经沾了不少雪。我顾不了许多，吸着凉气咬着牙，把棉袄穿在身上，颤栗着拦腰扎上一根麻绳。
被子上面一层雪，雪下面是一层冰。我拿起铁锹拍了几下，总算拍的比较软了，没有办法，只得凑合着卷起来。
我想卷上草帘，一卷才发现，帘子己经几乎全部冻在冰水里，再也卷不起来了。
既然己经冻在地上，没办法只得扔在这儿了。我把被子扔在小车上，把铁锹插在车把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