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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踌躇不前，看见对面走来一位老大爷，年纪七十开外，面目慈祥。
我上前鞠躬施礼，向他问路。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开口问道：“你是从哪儿来的？说话不像是本地口音？”
还没有等我答话，黑子早已抢先回答了：“我们是挖海河的，从固安县来。”
老人听了又问道：“是北京城南的那个固安县吗？”
我连忙应声道：“是，就是那个固安县。”
“那么，我跟你打听一个人。”老人继续问道，北京城南出了个有名的纪大律师，你们知道不？我们京南谁有事都去找他，那年我吃了官司，求到他头上，二话没说，很快就给我办妥了。”
黑子赶快把话接过去：“这回你算找对了人了，这个大个儿，就是大律师的孙子，去年新从北京回来的，旁边这个岁数大的，是大律师最小的儿子。”
老人一听黑子的话，大喜过望。连忙拉住我的手说：“这可是大恩人呐，赶快，赶快跟我回家去。”
不由分说，拉起我的手就走。我回头看了黑子一眼，他竟笑了起来：“哈哈！想不到你们老纪家还挺有名气，离北京几百里了还有人知道这纪大律师呐！”
我推着小车跟在老人后面，三叔、黑子跟在我后面，中公由的那个人也紧随其后。在杨柳青拐了两个弯儿，看来老人的家还不近呢。老人边走边说：“你们到我家吃完饭再走，我给你们做俩儿菜。”
我一看，如果吃完饭再走，那一定会耽误很长时间，连忙拦住老人说：“老大爷，我们今天要急着赶路，实在是没有时间了，以后再过来时一定登门拜访。”
老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急着赶路，不好再挽留，拉住我，往怀里塞了两把大枣儿，向我摆了摆手；我们向老人告了别，继续向前赶路。
当我们来到天津南边的李七庄时，天色渐渐黑了。三叔想喝口热水，我敲响了路旁一家低矮的房门。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位40多岁的妇女，我说明来意后，她说喝水可以，但是我们没有柴禾；我看了看水缸，里面的水也不算多了，我拿起水桶打了一挑水，又到外面去拾柴禾。人生地不熟的，去哪儿拾柴禾呢？
我沿着附近转了一圈，发现路边有许多别人吃冰棍时扔下的小棍，我就一根一根地拣起来，拣了一会儿，觉得差不多了，拿回去烧了一点水；三叔沿着锅边贴了几个玉米面饼子，请这位中年妇女与她那七八岁的小女孩儿一起吃的晚饭。
我借机向四外看了看，这家人家境并不怎么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土炕上只有半张炕席，炕上没有被子，只有一团发黑的破棉絮。屋地只有一只大水缸，连我们烧水用的锅台也破了一个大洞，一做饭浓烟不断地往外冒。除此以外，便什么也没有了。
那个小女孩子儿脸上脏乎乎的，个子长得又瘦又小，看见了陌生人，便依偎在妈妈的怀里，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
临别时没有过多的话，只道了一声谢就走了。走出门去，不知为什么，我的鼻子有些发酸，心里非常难受。我迟疑了一下，毅然走回去，把缝在衣兜里的2元钱拿出来，塞在小女孩手里，我看见那位中年妇女楞了一下，把小女孩手中的钱抢过来，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
我扭头跑向外边去追赶三叔他们，没有向他们透露我给小女孩钱的事。
天津市南边40里地是小站，这里盛产一种圆粒大米，油汪汪的，口感非常好。我们路过这里的时候，看见四周都是齐整整的稻田，稻穗沉甸甸的随风摇摆，一片丰收景象。
我向身边的老乡打听，知道这一望无际的稻田，种得都是有名的‘小站稻’。
一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从去年离京到现在，整整一年了，我没有吃过一粒大米；虽然我是地道的北方人，却从小爱吃大米。北京的大米都有定量，而且是机米，其余是白面与玉米面。
自从回到农村，这里从来不种水稻，一想起这油汪汪的小站稻，怎么会不馋呢？
小站向南8里地是上古林，再过了上古林不远，就能看见有名的千米桥了。
千米桥东边，耸立着高高的井架，这就是著名的北大港油田了。
我们要去的工地就在这东南方向，一块大大的平坦的不毛之地；这条河的名字叫做“独流碱河”，我们挖的是第一期工程，明年秋天还有一期，第三期工程在什么时间挖还没有定下来。
这条河道相当大，中间有一块一里半宽的土不动，叫做冲积土；我们从这里向北挖，河底有500米宽，6米深，把河底的土推到二里远的地方筑大堤，这么远的运距，最快的人一小时也推不了几车土。南边一里半远的地方也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像我们一样将土推到南边去筑堤。
我们一行四人在第四天的中午赶到了我们公社的工地。
到了那儿才知道，工地上除了先遣人员以外还没有任何人来，我们是第一批赶到的。一踏进用苇席围着的公社大院里，连长老夏立刻迎了上来，嘴里不停地打听着是哪儿的？怎么这样快；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情况，老夏关照我们先去伙房吃饭。
进了伙房一看我可乐了，锅里面有熬白菜和玉米面的大窝头。我盛了一大碗白菜，一下子吃了四个大窝头。
我站起身，摸摸溜圆的大肚皮，心里美滋滋的。暗地里琢磨着，如果干活时也能让吃饱，这趟挖河我就没有白来。
求生的欲望将我的要求降到了最低点。
吃完饭，我把车上的被子拿下来，走进工棚一看，里面实在简陋极了。
在一块平地上，中间挖二尺宽的一道沟，挖四丈长，将沟挖至膝盖深，把土扔到两边，于是，这道沟就成了炕沿，沟两边就成了连铺大炕。沟沿埋了几根胳膊粗的树干当柱子，上面架上几根棍，顶上铺几领席，再铺上几块油毡。于是，工棚就建成了，这一座工棚至少要睡四五十人。
刚一进工棚，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闭上眼睛楞一会儿，再睁开才能看见里面的情况。微弱的光线下，看到哪儿都是那么潮湿，而且坑洼不平。
我找了一个靠近柱子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的柱子能派上很多用场，首先起床时，可以拿它当拐棍，进门时，可以拿它作标志，而且上面可以挂些衣物。
我拿铁锹把地面拍平，打开草帘铺在地面上，再把褥子打开铺在草帘上，整个准备工作便全部完成了。
我仰面躺在‘床’上，觉得既新鲜又有趣，尽量不去想将来挖河的活儿有多累，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外边有人招呼吃晚饭了，我出去一看，晚饭还不错，玉米面稀粥，咸菜和2个大窝头。
听别人讲，上期在黑龙港挖河时，吃的是高粱面窝头，这次能吃上玉米面就己经很不错了。
吃完饭我走出工棚，向四周观看，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什么也没有长，连一颗小草也没有。听说东边便是海，距离我们只有四里地远，我从小没有看过海，很想去瞧瞧海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在海滩上真有许多美丽的贝壳。
谁和我刚一提出来，便遭到了领导的一致反对；连长老夏连连摆手说不行，并说这是纪律，无论是谁，只要到了工地上，他就要为大家的安全负责，否则出了意外谁也承担不了责任。再说海水有涨潮落潮，真的遇上涨潮了你有潮水跑得快吗？
挖河的大队人马是在我们到达的第三天才全部到齐的，人一到齐，马上开会。连长老夏给大家讲了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重要意义，以及我们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大家必须一齐努力，尽快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
这次工期计划70天，开会后大家分好班，大约四十多人一班。事不宜迟，第二天早晨便开工了。
早晨三点半，催促起床的号子就吹响了。我把衣服赶快穿好，拿起工具往外跑，天还没有亮，晨露蒙蒙，到处是湿乎乎的。
我把铁锨放在小车上，推着小车迷迷糊糊地跟在大家后面来到了工地，学着大家的样子把车绊挂在脖子上。这车绊是用麻绳偏成的，两边各有一个套儿，套在车把上，人钻进车绊里边，车的重量压在脖子和肩膀上，人向前一用力，车子便向前走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车绊推过小车。这种独轮车推起来必须掌握平衡。可是我推空车都翻车，推装满土的重车简直寸步难行。这样一来，人可有样了。清晨的露水象小雨一样，四周到处湿漉漉的，车轮上车把上全是粘泥，道板上也湿乎乎的，车轮到上面直打滑。我一早晨不停地翻车，浑身上下是一团糟，弄得像个泥猴。
我虽然己经１６岁了，但又细又高，长得像颗豆芽，由于长期挨饿，简直是皮包骨头，根本就没有力气。一米八零的个头儿确实不小，但只有九十多斤的体重却让人难以置信。
我满身泥水，浑身脏乎乎的，终于熬到吃早饭的时候了，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工棚，把手上的泥和脸上的脏全洗净，钻进工棚去吃饭。
早饭是三个窝头，有咸菜和粥；中午是五个窝头，晚上是两个窝头一碗粥。每人每天粮食定量二斤半。
晚饭吃过后，我习惯地拿出我的宝贝：一个几乎没有几根毛的牙刷来刷牙。这在我们这里是绝无仅有的。几百个民工之中没有一个人有这种习惯，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没有什么可刷的，并不知道保护牙齿的重要性。我没有牙膏，也没有钱买，况且附近也没有商店。我只是用清水蘸着刷，刷完后用清水漱漱就可以了。
通过几天的锻炼，我逐渐适应了推车的姿势，推的土也比以前多一些了。只是晚上吃过饭后，困得眼睛就睁不开了。因为晚上收工时天色已经黑了，每天吃完晚饭就晚上十点多钟了。有时晚上还要学习或者开会，无非是赶进度加油干，每个人分别表决心等等。
每个公社为一个连，连部附近有一个理发室，在这里推头是不要钱的。我很想推个头，新来乍到的，不敢上前去问，只是躲在门口向里张望。
推头的师傅姓李，是西庄人，长得挺精神的。他看见我探头探脑的样子，便招呼我进来推头。我顺从地坐在椅子上，他一边给我推头一边聊天。原来他虽然是理发员，也是以一个民工的身份来这儿的，只不过是比推土轻松点儿。听说我只有十六岁，很是谅讶，我讲了顶替爸爸来这里的情形，他理解地点点头，很快头便推完了。
工程任务越来越紧，气氛也越来越严峻，大家互相监督，谁也不许少干偷懒，每人每天的任务必须完成，谁干不完就别想吃饭。
每天收工回来，两条腿像铅块一样重，我每次走到工棚门口，都要扶着门框才能把腿抬起来；工棚内比外面要凹许多，为了防止雨水流进来，门口用土堆了一个埂，这样一来更显得工棚里外高低相差不少。
活儿越来越累，这时我要进工棚，只得用自己的双手抬起大腿来，这样才能跨进工棚。因为两条腿都要用手抬，哪条腿不抬就迈不进去，所以动作格外显得慢腾腾的。有的民工等的不耐烦了，在后边一边催一边骂。
有一天，晚上我收工后正要进工棚门，刚刚抬起一条腿，后边的人早等急了，抬起一脚踹在我屁股上，我人早己失去平衡，一下子向前栽去，工棚门口外高内低，我摔的不轻。不仅弄了一身泥，右肘下部碰在工棚里的铁锹上，磕出一个三角口子，鲜血不断地往外流。
我爬起身来想要同他理论，还没有开口，那边早已骂出了声：“臭地主嵬子，你还敢挡横是怎么的？别说踹你一脚，就是打死你也没有人敢哼一声！”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豁出命来也不能受这窝囊气。三叔在旁边死死拉住我，一边骂我不懂事，一边向那人赔不是，好象错误出在我身上。
真没想到，离开家几百里地远了，本以为可以痛痛快快地干活儿，不再受龟鳖气；没想到在海河这儿干活还要受气，难道我们这些人真的无路可走了吗？
胳膊上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我满身污垢，如果伤口感染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强压下怒火，决定先去找医生给伤口上点儿药。
水银中毒
水银中毒
每个连部都有一个卫生室，可以为伤病员进行初步的诊治。
我来到卫生室，向大夫说明了情况。大夫是个胖胖的中年人，姓黄，是宫村镇的一名赤脚医生。
黄大夫见我进来，询问了一下情况，便说自己医术如何如何高，任何病都能手到病除，没有看不好的病。我随声附合着，心想快点儿看吧！只要快一点儿，我就谢天谢地了。收工回来，到这时候了我还没有吃饭，肚子早己饿得咕咕叫了。
黄大夫让我抬起胳膊让他看伤口，我高举起右臂，伤口还在不停地滴血。他看了看黑乎乎的胳膊，皱了皱眉，对着伤口吹了两下，拿起一个镊子，夹起一个棉球，我以为他要沾点儿酒精消毒，谁知他却直接沾了红药水，照着伤口涂了两下；我问他为什么不消毒，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随手拿起一个碘酒瓶子，对着我的伤口倒了一些，随后说：“行了，这回也消毒了，也消炎了。”
我用左手扶着右胳膊上的衣服袖子，走回了工棚。没想到回去一看，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既没有窝头，也没有一口粥。我拿着碗想去伙房要点儿吃的，伙房的大门紧闭，大师傅们早己熄灯睡觉了，明天早晨他们还要起早做饭呢。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工棚里，肚子饿得前心贴着后脊梁。干了一天的活儿，却要饿着肚子！由于活儿太累，每天二斤半的定量根本就不够吃。我受伤先去看病，谁还管你吃饭没吃
饭，自己先吃饱了再说。
躺在床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觉得肚子饿得厉害。我爬起身来，到外边喝了好多水，肚子撑的鼓鼓的。我躺在床上，这下可闲不住了，每隔一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折腾了一夜，一点儿觉也没睡。惹得旁边挨着我睡觉的人直唠叨。
工棚内夜间是没有灯的。我每次去外边都要用手摸着一点一点地往外蹭。有时黑灯瞎火地摸到别人头上，惹得人家直骂。
早晨上工时，我的头晕乎乎的，有些直想吐，很恶心，还有些发烧。我心想：千万别病倒了，不就是饿了一顿嘛，也不至于这么松包呀。
坚持了一天，身上出的汗湿透了我全身的衣服，上衣紧贴在背上，晚风习习吹来，冷得浑身发抖。我用手摸了一下额头，滚烫。心想：糟了，这下真病了。怎么办？
等我走回到工棚，身上的湿衣服己经被秋夜的凉风吹干了。衣服硬硬的，上面结成了一层白色的盐。衣服上的汗迹一圈一圈的，像是大海中不规则的小岛。
我接受上次的教训，先吃完饭，然后强支撑着身体去看医生。
黄大夫听我介绍完情况，用手摸了摸我的脑门儿，说：“没事儿，这头痛脑热算什么”。我问他发烧会不会影响明天干活儿。他连声说：“不会，不会。咱们这儿上级有规定：不许出一个病号，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住医院。谁也不许泡病号。”说完，又往我右胳膊的伤口上涂了许多红药水，然后拿碘酒瓶子往上面倒了些碘酒，挥挥手说：“行了行了，再上两次药就全好了。”
我强支撑着身体，回到了工棚，一头扎在地铺上，昏昏沉沉地睡去。半夜，我突然觉得头仿佛要炸开一样疼，胸口好像在冒火。我用力爬起来，喝了几口水，觉得脖子两边有些别扭，用手一摸，才发现脖子比原来粗了许多，是两边的淋巴腺发炎了。
拂晓，上工的哨子吹响了。我烧的迷迷糊糊的，一夜似睡非睡，一爬起来，头沉得很，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儿劲也没有。但不去上工是绝对不行的。我挣扎着拄着铁锨，跌跌撞撞地走出工棚，继续干活儿去。
就这样，我用顽强的意志又坚持了一天。头一直昏沉沉的，也不知这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晚上我去找黄大夫，他二话没说，照旧给我上的是红药水和碘酒。
回到工棚，我躺下以后，只觉得头越来越疼，脖子与腋下，大腿根处全都是又红又肿，浑身难受极了。
半夜，我烧的嘴唇起了大泡，很想喝两口水，但用了几次劲儿也起不来。没办法，只得原地不动，由于头晕恶心，晚饭只喝了两口稀粥；自己也觉得很奇柽，干了一天的活儿，怎么那么饿却吃不下去呢？
生死之间
凌晨上工吹哨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地听见班长在招呼我的名字，让我上工去。我只觉得他的声音越来越远，渐渐地消失了。似乎有人在我身上踢了几脚，但是我己经没有什么疼的感觉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睁开了双眼。我看见黄大夫手里拿着一根针，我知道他刚才肯定扎了我的人中穴。我平时爱看医书，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