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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揭示本地区最大的悖论：亚太地区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权力转移之后，却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区域。这一点能够代替原先的第七个悖论。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悖论。也许是源于我在学习哲学的时候和赫拉克利特的“对话”。但随着我们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变革与混乱时代，悖论仍然是我们了解新事物的一个卓越手段。工程师建造的最耐久的桥梁都是具有弹性的，它可以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相似的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新兴事物，那么我们就需要培养更灵活的思维。我们通过寻找悖论可以把自己的思维锻炼得更灵活，这也有助于减轻将来许多新的悖论带给我们的压力。
我们生活在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的规模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太平洋地区首次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正如19世纪的大西洋和20世纪的地中海地区一样）。21世纪世界上三大经济实体将是美国、中国和日本。因此，这三者的相互关系必然会影响这一地区甚至整在个世界历史的进程。我当时说这些话的时候很惊恐，因为屋子里坐满了欧洲人。
这个三角关系将是丰富而复杂的，用传统的直线思维已经很难理解。因此，我在这里提出了七个悖论，希望它们能够揭示这一地区的复杂关系，也希望在将来的岁月里这些观点能使我们处变不惊。
悖论之一：亚太地区能够在保持现状的同时实现变革
第一个悖论是，在如今大变革的时代，亚太地区却能保持和平的现状。我们看到了历史上奇怪的现象：随着一个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这一地区并没有立刻出现冲突的迹象。如今的亚太地区并不准备面对战争，而正准备迎接繁荣——这是本地区人民的心声。当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更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信念：在本地区居于首要发展地位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
当1996年3月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保持现状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由于觉察到中国台湾有走向独立的倾向，中国立刻做出反应，在中国台湾海峡进行了一场导弹军事演习，美国随即调遣了航空母舰作为回应。台海局势一度十分紧张。
但这场危机似乎对整个地区起着有益的作用。在中文里“危机”包含两方面意思：“危险”和“机遇”。我们从这场风波中感受到危险，但同时也看到了机遇，因为它给了华盛顿东京和北京一个警告，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保持现状的重要性。在这次危机之后，亚太地区达成了新的一致：“不去惊动那条沉睡的狗。”（指中国台湾问题——译者注）我们随后也看到，尽管经历了显著的历史变革，这一地区自从1996年3月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危机。
悖论之二：虽然日本是中国历史上的竞争者，但是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日本
第二个悖论是，美日两国结成联盟，而中国和这个联盟之间却有着坚实的既定利益。去年日美结成防御联盟，而且这一联盟有可能扩展到中国台湾地区。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发动了一系列抗议这一联盟的运动。显然，对于美日防御联盟想要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企图，中国是无法接受的。其中的原因要到历史中去找。从逻辑上看，如果美日联盟破裂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将变得更好，因为这将结束眼下明显的“二对一”状态。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基于国家利益却希望美日联盟能够保持下去，因为一旦美日联盟破裂——日本不得不单独自卫——那么日本就必然会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如果日本被逼无奈，那么它只有依靠核武器自保，这将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美日联盟在冷战之后就不再关注苏联，而是帮助日本防御中国，但是这个联盟的存在确实能够保证中国的利益。
第四部第11节 中国文化却和美国更加相似
悖论之三：虽然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联系紧密，但中国文化却和美国更加相似
美日联盟的存在并非表明美国将亲近日本而疏远中国。第三个悖论是：尽管美日两国在历史上交往甚密，它们也有着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相似性——两国都是自由民主体制——但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与日本相比有着更类似美国的文化。
说了这个悖论之后，我需要指出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我曾经大胆地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却发展出了与美国开放社会相谐调的文化，这一点是日本无法相比的。经过对中日两国留美学生的观察，我发现中国学生比日本学生更好地融入了美国社会。日本真正的力量在于它的社会凝聚力（它也许是世界上社会凝聚力最强的国家）和独特的文化。这种特殊性使日本的大和民族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相对来看，中国是一个比日本更加开放的国家。事实上，在中国最辉煌的时代——唐代——它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帝国。随着21世纪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繁荣，它必然会仿效唐代的开放作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复兴。因此，我们将面临一个矛盾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共同防御联盟，但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在文化领域却有着更亲密的关系。
悖论之四：美国的善意行为和非正式的交流方式也许能够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比历史上更加密切
第四个悖论是说，尽管中美日三国中有两个东亚国家（中国和日本）和一个西方国家，但是中日两国在与它们的西方盟友——美国交往中感到更加舒适，而它们彼此之间却没有这种感觉。
从历史上看，日本和中国共存了千年之久。美国与之相比只是个新生儿。它只有200年历史，参与东亚事务的时间不超过100年。因此，中日两国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都不用背负沉重的历史负担。美国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大国，它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仁慈的大国了。如果除去对菲律宾和古巴的殖民，美国基本上没有扩张主义计划。事实上，如果美国从亚太地区撤出，这里的情况将会变得更糟。除了它的善意行为，美国还提供了一种西方开放性的交流方式，与从不表达真实思想的东亚文雅方式相比，它显然更加高效。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证明了美国人具有非正式交流的天赋。
悖论之五：东亚国家的联合将有助于保证美国继续参与亚太事务
我要说的第五个悖论是：如果我们同意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存在，那么将有利于中日两国（实际上是所有东亚国家）的利益，而加强东亚各国之间的紧密联合是保证美国持续存在的最好方法。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看到了东亚联合的重要价值。起初，美国对亚太经合组织（一项多边协议）持怀疑态度。但当马来西亚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C）之后，美国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兴趣大大提高，因为它被看作是对抗EAEC的工具。同样，1997年12月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中日韩会议（即“东盟＋3”机制）也具有历史意义。最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东亚地区的GNP将超过欧洲和北美的总合。东亚国家的紧密联合将会使美国继续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而不会选择撤出。这样就有助于遏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或单边主义的倾向。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大国，因为它有着分立的高层决策机制。东亚国家要通过联合而不是分离，才能刺激美国继续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存在。
悖论之六：美国政府的内部矛盾和分歧却使亚洲受益
第六个悖论是，尽管美国那种分立的决策机制使许多亚洲国家感到不安和烦恼，实际上它使亚洲得到的好处比美国还要多。举一个有关中国的例子。尽管美国明确表示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国会却仍然通过了《对中国台湾关系法》，这一举动违背了一个中国的许诺。虽然东亚国家对此十分不满，但是他们仍然对公平的美国体制表示欢迎，因为最终产生的结果往往是善意的政策。
美国在海外的行动都十分小心，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主管部门手中并没有足够的权力。如果克林顿享有像斯大林一样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么我们很难想像美国的行为将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对于续订最惠国待遇（MFN）的年度辩论以及人权和贸易不平等问题，东亚国家应该保持宽容的态度，因为这些都是美国制度中存在的干扰因素。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教育那些决策制定者，在参加国会辩论的时候尽量抑制个人私欲。
悖论之七：美国需要世贸组织中的中国，但同时又反对中国加入
第七个悖论是说，尽管美国在中国入世之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表述），但事实上中国早日加入世贸组织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作为一个新兴的庞大经济实体，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不断壮大。中国越早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对美国和国际社会而言就越有利。当然，如果想指导中国熟悉世贸组织的运作规则，使其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的成员国，那么美国本身应该做出榜样。美国应该重新检验世贸组织中相互矛盾的规则，比如赫尔姆斯·伯顿（Helms Burton）法令，迪阿马托（D'Amato）法令等等。因此，如果美国真正考虑到它的长期利益，就应该采取与现在完全相反的措施，帮助中国早日加入世贸组织。
总之，我希望读者们没有被上述的七个悖论所迷惑。亚太大舞台上演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革，而作为一名身处前排的观众，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对这些迅猛发展保持警惕。在结束本章之前，我想再提出一个悖论，那就是：亚太地区不管将来的发展多么令人惊讶，我们都会认为那是正常的事情。
第五部第1节 全球性关注
21世纪的联合国：蒸蒸日上还是日薄西山？
我曾经两次出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算是一个巧合。我的印度祖先们会把这看成命运的安排：因为我的生日恰好是联合国日。
因此，我对联合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那些精明的战略思想家看来，凡是为联合国辩护
的人都是愚蠢的。然而，联合国的确需要强有力的支持。这正是本篇文章努力要做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得不直接处理联合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对它的态度。至此，读者们已经感觉到我是一个悖论爱好者。的确，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一个强大的联合国能够维护而不是违背美国的基本利益。不幸的是，美国的学者们都没有勇气站出来为联合国辩护。因此，为了完整起见，这篇文章还收录了1986年10月我在《华尔街时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虽然事隔14年，但那篇文章仍然有力地强调了本文的中心论点。
我在撰写有关联合国和世界事务的文章时，总会得出一个令人痛苦的结论：当讨论全球问题时，许多西方学者很难对非西方的观点表示理解和同情。但是全球非西方国家的人口占到了87％。当全球不断收缩时，非西方的观念和视角必将占有更大的比重。在本文的下一阶段，我将致力于教育西方听众，告诉他们在理解国际问题上不能再使用纯粹的西方观念。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有关联合国的一个简单但令人吃惊的悖论是：在今天这个历史性时刻，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需求是最大的，但是联合国仍然存在一个真正的弱点，它面临着重蹈国际联盟覆辙的危险。这并不是联合国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种结果仍然是可能产生的。
一个同样悲观的现实是，即使联合国能够存活下来，那么在本世纪的多数时间里，它也会以一种不健全的形式出现。它再也不能担任国际社会的主角，而将被视为一件国际储藏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蹒跚挪动。未来联合国最不可能实现的一种假设是，联合国将发展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多边国际组织，它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历史时刻。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驱动下，整装待发的联合国，将会妥善处理整个世界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新型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我们应该认真阅读秘书长先生在联合国千年峰会上发表的那篇醒目的报告。这篇报告清楚地描述了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任务，以及联合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如何去应对这些问题。这篇报告的分析是清晰而冷静的，读完之后，我们很难相信今天的联合国会处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解释联合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今天所处的窘境。无数关于联合国的文章，包括美国批评者的叫嚣，都避开了其中真正危险的问题。而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联合国失败的原因。也许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会提出一些重塑联合国的建议。我们必须承认，尽管联合国的复兴在今天看来前途渺茫，但是2000年的千年峰会的确给了全世界一个不同的印象。自从联合国成立之日起，它就被国家间的暗中串谋所困扰，而所有的大国对于这一点都持默许的态度，就像冷战中美国和苏联的态度一样。这些大国认为，联合国力量的削弱会使它们所处的状况变得更好。它们都希望出现一个顺从自己的联合国，但是它们所谋求的利益都因为相互冲突而抵消掉了。这样看来，在它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联合国所遭到削弱并不出于意外，而完全是由大国的阴谋造成的。
脆弱时刻
目前，联合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财政问题。虽然美国是联合国会费的最大捐献国，但自从里根总统上台之后它就拒付会费了，至今欠款已达17亿美元之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参议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它们于1999通过了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其中规定，如果联合国常规与维和预算能从以前的25％和31％分别降至22％和25％，那么美国就归还9亿2600万欠款。
这些要求似乎令人难以容忍。当美国享受巨大繁荣的时代（当它所占的全球GNP上升至27％的时候），它却要求其他国家分担他应缴的联合国会费。更令人惊讶的是，作为联合国机构的主要受益国，美国在财政和其他事务上都获利颇丰。惟一挽回面子的是，美国负责的官员私下里承认，这些要求显然是过分了。
至于联合国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我不能够做出预测。显然，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次性的彻底解决，将有利于联合国的长期利益。在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荷尔布鲁克的领导下，美国活跃的外交会导致一个怪圈的出现，即：最富有的国家要求那些比它贫穷的国家支付更多的会费。制订出一项新的会费缴纳体系，能同时让所有国家感到公平，这简直是一个不可完成的艰巨任务。美国的那种做法必然会失败，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缴纳的会费却较少。
真正的问题：权力
不管财政危机的结果如何，它都不能解决削弱联合国实力的真正问题：权力的争夺。哈马舍尔德秘书长为了把联合国建设为正义而独立的国际组织，做出了最后的贡献。然而，当时的大国却达成了一致：尽管它们相互间利益冲突，但是存在一个半独立的顺从的联合国对大家都有好处。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总是屈居外围地位。虽然联合国宪章中明确指出“安理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例如越南战争，中东和平进程。尽管最初有联合国的参与。），联合国仍然被迫置身事外。
过去的几十年里，联合国虽然发展很慢，但在国际事务中也并非处于完全消极的状态。历任明智的秘书长们已经用心安排，让联合国在那些大国利益交错的地区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联合国的确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所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应该的。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也部分有赖于联合国的调停。如果没有联合国的保护，第一次海湾战争不会轻易取得胜利。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利用冷战结束的时机，成功解决了一些持续升温的地区冲突，这些地区包括：萨尔瓦多，伊朗和伊拉克，纳米比亚以及莫桑比克。他的一位重要助手，杰安妮·皮科（Gianni Picco）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黎巴嫩解决了人质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