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杰安妮·皮科（Gianni Picco）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黎巴嫩解决了人质危机。在所有联合国成员中，冒死解救美国公民的并不止他一人。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也做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简而言之，自从建立以来，联合国对国际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它的许多工作都被忽视和低估了。说实话，鉴于联合国的所作所为，舆论并没有给它应得的荣誉。
尽管如此，当人们书写20世纪历史的时候，联合国至少能占有一席之地。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把联合国描绘成20世纪世界舞台上的主角。要想在新世纪改变这一点，除非世界大国都能够认可这一观点，即：一个强大的联合国对维护各国的利益大有好处。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美国是对联合国破坏最大的一股势力。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早期，联合国大会和其他一些多边论坛基本上是由第三世界国家把持；对此，美国反应强烈并采取非理性的措施对联合国机构加以破坏。但是当第三世界结束对这些组织的主导之后，美国对联合国的破坏仍在继续，而且经常以混乱的形式出现。正如格内·里昂斯（Gene Lyons） 所说：“在改革联合国管理体制、冗杂机构、重复计划和财务审计方面，美国一直纠缠不休。这些做法并非无事生非，但是它显然没有考虑到世界发展的趋势以及联合国怎样去应对。”近来美国攻击联合国的行为众人皆知，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但与此矛盾的是，美国也为联合国提供了最后的希望。在21世纪的前夜，我们显然生活在一个单极化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华盛顿特区做出的决定是最关键的。如今，在美国没有哪个高层人士相信联合国的壮大会有益于本国的核心利益。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政界，联合国被当作一个政治足球踢来踢去，目的在于谋求其他的利益（例如，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巧妙地将一项联合国决议和流产问题联系起来）。
如果有一位勇敢的美国高层人士敢于违背所谓的政治正确性，敢于站出来说话，那就会引发人们对美国的联合国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对此格内·里昂斯写道：“世界已经变化了，但美国对联合国的政策还在墨守成规。”作为一个开放国家，美国人在思考国际问题的时候却易于坚持成见。在这一点上，联合国当然也未能因此幸免。
第五部第2节 全球化
当今世界没有对联合国产生新的认识，这一点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联合国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美国的科技改变了世界。当全球收缩为一个村庄的时候，距离感消失了。当然，每个村庄都需要有一个村委会。联合国就是这样的机构，而且是惟一的机构。
全球化的巨大力量使各个国家日益相互依赖。一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将很快影响到遥远
的地方。许多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人也能够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他们感到自主权在一天天丧失。但是，许多美国人没有这种感觉，也许是他们还未感受到。他们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里，绝对的权力和两片广阔的海洋使美国人对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充满矛盾的是美国作为最开放的国家，对于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冲击却毫无感觉。一股变革的大潮正涌向美国的海岸。现有的绝对权力和孤立的地理位置成为美国抵御全球化大潮的临时堤坝。当大坝决口的时候，美国人就会后悔当初没有利用唾手可得的机会，来加强联合国的力量以解决许多国际问题。当然，有一部分美国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国家永远是最强大的，历史会教他们改变看法。
也许另一个简单的类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强大的联合国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人自然懂得交通规则的重要性：没有交通规则，高速公路和中转站就无法连接。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输送各种资源的道路正在加紧建设。人口、货币、思想以及商品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传输。联合国作为惟一能够订立全球交通规则的组织（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和联合国有关的所有机构），如果被毁坏或削弱，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至今为止，少数美国人意识到了地区间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影响。他们知道非洲的伊博拉病毒可以一夜之间传到美国海岸。病毒是不需要护照的，它们也不受国界线的限制。同样，环境灾难也是如此。美国人没有切尔诺贝利惨案的经历，但是他们开始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在国际金融界，美国似乎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亚洲经济危机证明：远在东南亚的泰国发生的一场经济危机，就可以通过韩国、俄罗斯和巴西最终对美国的股市造成重大冲击。这种惊恐是有益的，它使美国金融界的高官比他的同事们更能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各国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如果美国的官员们要靠不断的惊吓才能够睁眼看世界，那将是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言未来。我们都知道科技将改变全世界，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人曾说过：“虽然我们不能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前一个冬天喜马拉雅山的积雪来预测来年恒河的水位。这两者是必然相关的。”今天我们掌握的科技就像那厚厚的积雪，变革的洪流必将滚滚而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掌握了这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做未雨绸缪的准备呢？
第五部第3节 联合国的职能
那么，面临日益迫近的洪水，联合国能做些什么呢？一个千疮百孔的脆弱组织怎能担当领导全球变革的大任？联合国连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危机都解决不了，又怎能挑起全球维和的重担？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为了清晰回答上述问题，我必须对一些概念进行分类。许多门外汉认为联合国就是一个机构。实际上，它是由许多机构组成的大家庭。有些机构是独立的，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但是联合国有三个最核心的部门，各自扮演不同的关键角色，它们是：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秘书处。
联合国安理会代表了贵族的利益。其中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享有极大权力。联合国宪章要求安理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负主要责任”，所以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这个机构是惟一得到授权的实体。15个安理会成员国通过的决议可以约束所有188个会员国。
联合国大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全部188个会员国，在主权平等的前提下，在联大都享有同等的表决权。但是联大决议并不具有约束性，它一般都是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所以最多可以算是建议。最后轮到秘书处了，它实际上只是联合国决议的执行工具。从理论上说，它应该对联合国大会负责，但在实际操作中它更偏重于安理会（在秘书长的任免问题上，安理会有决定权）。联合国秘书长有权提出独立的动议和法案，但仅限于一种道德上的约束，因此秘书长的个人名望和道德水平显得十分重要。
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联合国将处于一个新的地位，而其中的各个机构也将做出不同的贡献。我举几个例子也许能使眼前的景象更清晰。首先，制订规则将会成为联合国职能中最重要的一点。随着世界的不断变化，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来促进全球多边进程。如果我们着手制订新的规则，这将是一个共同协商的形式（也注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制定出来的规则要转化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这个过程必须由联合国来完成。海洋法、环境协约、地雷法、国际法庭公约，所有的全球新规则都必须由联大牵头制定，或者在联大分支机构的会议上讨论通过（例如，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北京峰会）。如果没有联大（或类似的组织），整个世界就会在旧制度中瘫痪。事实上，正是由于联合国使这些新规则合法化，整个国际社会才能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前进。
第二，为了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特殊危机（例如，东帝汶，科索沃和塞拉利昂），同时吸引全球的注意力，世界各国应该同意一项均摊负担的程序。如今一些纠纷主要在联合国外部解决（如科索沃危机）。但是这些问题最终仍然需要经联合国处理，这样才能获得国际合法性。事实上，并非每个国家都介入所有的争端。在一次冲突中哪个国家起领导作用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地理位置、政治利益、条约关系和文化渊源等等。例如，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同时由于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原因，澳大利亚在解决东帝汶问题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是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参与，澳大利亚是不能擅自干涉这项事务的。任何一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施都标志着，全世界将作为一个整体对某个特别的问题负责。在联合国安理会介入之前，西非维和部队（EOG，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停火监督组织，也就是西非维和部队的英文缩写——译者注）必须向塞拉里昂政府给付军费，但是当联合国接管之后，这笔开支就由188个国家分摊了。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联合国大会所能提供的是道义和智力上的领导。在我们这个拥有60亿人口的星球上，有一个人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那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因此，在他演讲的时候，他能够把所有人吸引到需要关注的地方，这种能力是其他所有人都不具备的。现任的秘书长是科菲·安南先生，他敢于大胆提出许多新的建议。例如，在应对波斯尼亚、卢旺达和科索沃危机的时候，他曾经提出当大规模违反人道主义的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有权对主权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这的确是个大胆的想法，其他国际社会领导人没有勇气做到这一点。
以上的几个例子使我们看到，在一个新世界里联合国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组织机构无法取代的。西方八国集团（G8）的领导人们虽然有时也能够对国际事务做出关键性的决定，比如他们可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the Plaza Accord ——广场协定，是指1985年9月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压迫日本签署的让日元升值的协议，后来也被经济学家看成日本经济由盛转衰的诱因之一＇译者注＇），但是在真正的世界范围内，他们无法将本国的观点强加给其他的国家（因为他们没有安理会的权威），也不能取得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地位（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联大的认可）。在现代社会里，富国并没有权力决定全球的命运，西方八个国家也并不能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只有联合国或者秘书长才有权裁决国际事务，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得到法律授权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9年9月的联大上曾指出，联合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
第五部第4节 与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
在我们塑造世界未来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那就是全球60亿人民的愿望。美国人总是天真地认为，凡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形也一定会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也许是扩展了一句广告语：凡有利于通用汽车，必有利于整个美国）。但是全球有60亿人，他们的需求、利益和希冀各不相同。随着世界的不断收缩，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尽量融合这些不同的利益，平衡需求上的差异。
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利益分歧是很自然的。穷国要求经济发展，富国要求保持稳定的现状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因此，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来说，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最新研制出的生化武器。通过联合国大会的谈判过程，国际社会才能够制订出限制研制这些武器的协议，虽然或许这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只有一个办法能够真正防止这些武器的扩散，那就是达成一项全球共识，让每个国家都意识到它们是全球繁荣稳定的基石。为了能真正起到基石的作用，就必须让每个国家不论大小贫富，都意识到它们是国际社会的管理者。
积极参与联合国的运作过程就可以使一个国家转变成这种管理者。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实质上，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每个国家都应该享有发言权。民主制度要求人们尊重投票的最终结果并听命于选举出的政府。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在一国内部还是国际上，民主制的实施过程都存在欠缺。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从民族国家到国际社会管理者的转变过程中，联合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并不被人理解，更得不到应有的赞扬。
联合国维持了世界的稳定秩序，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是从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埃德拉克曾多次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国际法律和制度的稳定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所以保证联合国的地位显然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如果联合国能够正确履行它的职能，那么它将是未来理想社会的最大贡献者。那个社会将享有完美的秩序和固定的规范，并且会更加稳定。
这个常识性推论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美国人民，尤其是政治家们却对此熟视无睹。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自从1970年以来，美国人的判断力就被他们的媒体剥夺了，那些媒体整天报道联合国大会反美的消息。在那个年代，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关系密切，它们组成联盟共同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以色列对中东的侵略。当时美国时常攻击联合国的决议，不管是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这种做法反过来助长了当时美国国会打击联合国的气焰，在缴纳联合国会费之前，美国国会总是用荒谬的要求对联合国百般刁难。
美国人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悖论：联合国大会已经脱离美国的控制取得了独立，但同时它却不仅维护了美国的短期利益，更加维护了它的长期利益。如果57亿5000万非美国公民意识到联大仍然是美国的顺从工具，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对联合国的尊敬和信任，也不会再履行对它的承诺。如果联大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出现，那么这些人就会对它更有信心，对于它制定的规范也会恪守不渝。一旦人们都遵守了规范，那么美国的利益就有保障了。
由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国会议员）没有理解上述内容，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种毫无效果的作法，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们的作法就像从两端向中间挤牙膏。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同时从两端用力是不会挤出牙膏的，力量大了还会把牙膏管挤破。同理，如果美国从两端向联合国施压的话，联合国早晚也会崩溃（就是说美国一方面希望联合国服从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还想通过它操纵国际事务）。
因此，如果联大和安理会（极少数情况）的独立行为违背了美国的愿望，美国的政治家们也不应该和联合国对着干，反而要鼓励它继续做下去。美国人担心如果联合国上方没有悬着国会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它就会变得彻底反对美国。这种担心纯粹是多余的，因为在国际法律和制度的稳定方面，世界各国和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
在偶然条件下，也会出现美国的短期利益与世界利益甚至与美国长期利益不一致的情况。我举一个特别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美国人认为他们理应享受低价汽油，所以油价一旦波动他们就大吵大嚷。试想，如果各国都按照美国的人均汽油消费量加以使用，那么整个世界将出现严重的经济和环境危机。为了顾及全球的长期利益（也包括美国的长期利益），国际社会应该要求美国提升油价并改进不合理的汽油消费模式。但是，今天谁要是敢提这种要求，美国人一定会气得火冒三丈。
美国政策与全球利益和本国长期利益相违背的事例还有很多。其中的一例是美国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这可以说是一个灾难。即使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欧洲国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美国脱离反弹道导弹条约（联合国为了有效限制多边军事力量而授权签署的一项双边协定）的努力也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美国是维护国际现状的头号力量，如果它脱离了反导条约，那么其他国家会群起而效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1999年9月联合国大会敦促美国履行反导条约义务的时候，美国不应该对它加以斥责而应该好好感谢才对。
第五部第5节 矛盾的解决
美国的政治家们还不习惯用悖论的形式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