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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们班少先队去全国农业展览馆义务劳动——拔草，那时我们都养成了“带枪”的习惯，就是把乒乓球拍子插在裤带的后面，像李向阳腰里总别着盒子枪。不知谁发现在一间空屋子里竟放着一台翠绿翠绿的乒乓球台子，且是国际化标准的红双喜牌的，就是庄则栋他们在26届乒乓球比赛用过的那种！对于我们来说这绝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更伟大。我们连“乌拉”都没敢喊，悄悄地从窗子爬进去，高兴得我们比抱了个金娃娃还乐。那是我们第一次在标准台子上打球，从腰里拔出球拍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酣战，真像大鼓书里唱的，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也真怪，不累不渴不饿不烦，直到两个面带怒容的“大人”撞开门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才被吓傻了，倒不是被他们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吓的，是因为其中一位叔叔把戴在腕上的手表伸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看，真把我们吓坏了！我们都不敢相信，真的是深夜3点多了，应该说是第二天凌晨3点多了。那时正是初夏，再过2个小时天就亮了。那叔叔大声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可能早就到公安局报案了，以为你们失踪了，出人命了……我们身上的一身热汗立马被一层白毛汗给淹了……父亲一生很少拉下脸来严肃地训斥过我，那回却把我叫到跟前着着实实地“骂”了一气，气得脸都白了。妈妈说：“你要急死我们啊！我还以为你掉到农展馆后面的大窖坑里淹死了呢！”说着，妈妈哭出声来了……
我倒不害怕，也没着急，只是纳闷，怎么才打了几盘球，就一下子到了深夜3点了呢？直到若干年以后才知道，该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解释那小小的在空中划过一道闪光弧线的白色精灵！
功夫也没白下，那年暑假北京市朝阳区举行小学生乒乓球比赛，地点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工人体育馆，我得了第二名，朝阳区体委给我发了一张奖状，让我吃惊的是竟发给我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级运动员徽章和一个三级运动员证书。送给父亲看，父亲好像还记仇，还记得那次夜不归宿，看了之后依旧面沉如水，只用鼻子嗯了一声，但对那证书和徽章却看得格外仔细。倒是妈妈爽快，高兴得掉了眼泪，实在想不起当时妈妈说什么了，反正是把她儿子夸得像朵花一样。直到爸爸也笑了，妈妈才拍着手下厨房，想着做点什么来庆祝庆祝了。
我们那时着实猖狂了一阵子，曾经横扫过附近的白家庄小学、呼家楼小学、幸福村小学、东大桥小学，也曾被人家斩于马下，总分0：5被定福庄小学校队干净利索地推了个光头。那年头，定福庄小学校门外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村，门口通的汽车都是长途汽车50路，本来我们都特看不起他们，认为人家是农村“土八路”、“武工队”，一个冲锋杀过去就是人仰马翻，然后我们就高唱凯歌得胜回朝。没想到断戟折缨，身首异处，竟然没开胡，让人剃了个五秃子。我们都跑到玉米地里哭了，哭得都挺伤心，一帮小男孩抱在一块痛哭流涕，真诚地哭，真诚地流泪，真诚地悲痛愤恨，让定福庄小学的同学和老师都特受感动，等50路长途汽车进城的人都不解地傻傻地看着我们。
我们都横下一条心，有朝一日，再决雌雄，到时候一定要让悲痛的眼泪化作胜利的欢笑。7个人站在50路公共汽车的牌子下，任眼泪在腮上流淌，不约而同地一起放开喉咙，莫名其妙的高唱着：“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能去定福庄小学复仇斩杀他们了，因为我再也不能代表三里屯小学了。我小学毕业了，升入中学了。
三
当我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系着红领巾兴高采烈又激动万分地走进中学校园时才发现，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几乎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看我们。一下课，整个校园就像一个硕大的蜂窝，无数个蜜蜂忙碌着飞来飞去，钻进钻出。有一天，我们在校园操场后面的小树林看见几个留着小胡子的大同学在偷偷地吸烟，我们都看愣了。这在我们小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那时天真幼稚的心像那时的蓝天一样，单纯无瑕的头脑像那时的白云一样。一个大同学看见我们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就不高兴的冲着我们吼了一句：照什么照？把“看”说成“照”，分明是黑话，吓得我们像撞见老狼的小兔子，撒腿就跑。方知：什么叫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们明白了，我们不再是小学校的“大哥大”了，已经变成了中学里的“新兵蛋子”，好好熬吧！
终于有一天，学校学生会的一名干部找到我，像干部政审一样详细地询问了我的乒乓球爱好史，然后以一个将军对士兵的口气对我下了命令。命令很简单，每周三、六下午四点半去学校礼堂后面的乒乓球训练场训练，有事要请假，但要班主任签字，个人无权不到。如两次不到，开除！
我心中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再喊“乌拉”了，也不再说“人民委员斯大林”了，而是喊“毛主席万岁”，“向毛主席保证”了。
乒乓球训练场里支着4张正规的标准球台，正捉对厮杀，打得难解难分，练得热火朝天。我在那里才看见了一个“大”，那一脸盆乒乓球是专门用来练接发球的，有把乒乓球抛到五六米的高空专练高抛发球的，有的半跪在地上一心一意练蹲式发球的，这些我都是第一次见，新鲜、稀罕、刺激，感觉到自己眼里都刷刷地发光了。走到第四张球台，是一男一女正练拉弧旋球，小小银球成半圆的弧线在翠绿的球台上划出优美的弧线，两个人都退到离台子三四米远，练得认真耐心，大汗淋漓。我立即注意到，那位女选手是左手直握球拍，拿的是日本的窄板，正胶反贴，拉得球凶狠刁钻。学生会的干部给我介绍说，这是高一年级的黄红，校女队主力，你先跟她学。我心里挺激动，一是找了高手师姐，二是黄红很热情，一点架子都没有，当然还有第三点，她的名字好记，两种颜色的调合，人长得漂亮，留着当时很时髦的运动头，显得很帅。我上去和她练了一气，休息时她对我说，你的基本功还行，就是打法太游击习气了，要想提高，首先要在基本功上下功夫。
从此我就跟黄红练上了，训练是那么的愉快欢畅，当然也是那么专心致意。我很长时间都没有仔细看过黄红的脸，因为她经常严肃地对我说，打球要看对方的拍子，不要光盯着球，不能猜球，更不能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看。你只有盯着他的拍子，才能在球到来之前准确地判断出球是不是旋转，是不是打直线，是不是弧旋球。男孩子不敢看女孩子的脸，一是因为她太漂亮，晃眼，漂亮得让你不好意思正眼盯着看；第二可能是因为太丑太平庸太俗气，让你不愿意仔细盯着她的脸细看。黄红显然是第一种。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得到她数次夸奖以后，我才极认真地看了她的脸，当然也没让她察觉到。黄红长着一张娃娃脸，细眉圆眼，高鼻梁边上有几颗白净净的雀斑，一笑有两个深深的酒窝，用《红楼梦》上的一句话说是天生的美人胚子。但我做梦也想不到“文革”中她作为女红卫兵竟然那样凶，这都是后话了。
黄红爱穿运动短裤，裸露着两条又细又白的长腿，让人不好意思靠她太近。她丝毫不拘束，好像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性格开朗，能说健谈，就像她打球那样敢拼敢杀，没见她忸忸怩怩过。我们打完球有时一起从训练场走回来，也聊，但都离不开打球这个中心。银色的月光洒满古树笼罩的校园，我会说夜空如水，她会说观天如临海，我会说圆圆的月亮真像一个放大了的乒乓球，她会说那是一颗银白色的有生命的精灵，好像仅此而已。
终于有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那时候我已经写了入团申请书，四五页作文纸上写满了豪言壮语。
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梳着齐耳的“刷子”，穿的裤子的膝盖上补着一圈圈像军用地图上山头标高一样的圆补丁，那时穿补丁裤子既时髦又显示朴素艰苦，又实际，因为光有钱没布票也买不成裤子，风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艰苦朴素就是资产阶级作风，就入不了团。团支部书记是工人家庭出身，她的习惯用语是我们工人阶级如何如何，其实“文革”中“清理资产阶级队伍”时她蔫了，因为她爸爸厂子里贴出大字报说她爸爸曾经当过工头，工头就等于工贼。当然这也是后话了。我现在也清清楚楚地记着她的名字，她的革命热情曾经感动过我，不过我不愿意写出她的名字，因为她当时的确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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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长着一张和黄红恰恰相反的脸，一张未老先成熟的脸。她严肃地问我，最近做过什么严重违犯纪律的事情吗？看我嘻嘻笑着就拉下脸说，你怎么就严肃不起来呢？我在和你谈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可是代表组织和你谈话的。最后一句话让我立时严肃起来。
我认真地想了想，说无论最近还是以前我都没做过任何严重违反纪律的事情。
书记启发我：“看过最近一期《中国青年》杂志吗？”那时我们人手一本《中国青年》，因为那是共青团的机关刊物，我们都在积极努力地向团组织靠拢。其中有一篇文章叫《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把这篇文章的读后感又细细地说了一遍。书记很耐心地听，我说我这期的思想汇报已经交给组织了，中心内容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那时候这句话也特走俏。书记看着我说，不能光说大道理，要联系实际。特别要联系自己，敢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有些迷惑，茫然。灵魂啊灵魂，其实那时候我都不知道灵魂是个什么东西。灵魂何在？难道灵魂是块土，灵魂是块地？难道它真和大别山一样能在深处闹革命？
书记终于点出了“要害”，是生活作风上的事，是和一位常常穿短裤的女孩子谈恋爱的事。我差点蹦起来，要不是她早言是代表组织，我真想啐她一脸“雪花膏”。但她是代表组织，是书记，我只好压着一肚子愤怒，一腔子委屈，耐着性子从头到尾把乒乓球训练的事讲述了一遍。看得出来，她似信非信，总是拿怀疑的目光在我脸上扫过来扫过去，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我下意识地搓着脸，感觉脸上光光的，肯定没有什么灰尘。我坦荡地说，建议书记去找黄红核实。书记说，那是组织上的事情，但你正在要求参加团组织，团组织也正在考虑你的申请，你一定要勇敢地接受团组织的考验，决不能让资产阶级的香风吹昏了头，站稳立场最重要的是站稳阶级立场。书记明确指示我，以后不要再和黄红多接触。
在以后训练的日子里，黄红明显地感觉到了，在她再三追问下，我才吞吞吐吐地把“组织上找我谈话”的事情告诉她。谁知道，黄红大怒，二话不说，就穿着超短运动裤去教室找我的书记。她还说，我入团时，你们草头小书记才刚刚系上红领巾，她敢拿我作反面教员？我连说没有，没有！那时也流行“反面教员”，一般泛指地、富、反、坏、右，带上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台湾的蒋介石。
反正一切都坏在黄红手里，班里的同学说，黄红跑到教室里，把正在上自习的书记指着鼻子骂了个痛快淋漓，骂得书记像池塘里遇上了深秋重霜的枯荷叶，耷拉着头，一声也没敢吭。但黄红走了以后，书记就决定把我从重点培养对象中彻底抹去了。团的大门由她把守，我是跨不进了，虽然我的联系人还假装对我说，团的大门是向每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敞开着的。我纳闷了，我难道没要求进步？我万没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黄红是我们学校第一批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还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照片还登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画报》上，好不威风！而我们班的那位团支部书记虽然是工人家庭出身，但后来查出来，她父亲解放前夕除当过工头之外还曾经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贯道”。这下可叫黄红五指攥紧揪住一条小辫子了，把我们的团支部书记整得够呛。真是人不可貌相，没想到黄红革命精神那么强，还那么记仇。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不知道是因为团组织的帮助，还是因为我又喜欢上了踢足球，正式被选为班级足球队的后卫，那时候我们俗称那个位置为“二道”，取意“大门”前面的最后一道防守，责任重大。我一开始也觉得两难，我们足球队的队长一本正经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国上下齐动员，三大球打败帝、修、反。也不知道毛主席这样教导过没有，但有一点，足球这东西也是魔头，踢起来更容易上瘾着迷。去练乒乓球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和黄红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后来我去训练场已经看不见黄红了，她那时已升高三了，准备考大学了。
再后来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谁也没心思去打乒乓球了。用那时的一句流行语叫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
1968年腊月我们几个同学要去山西晋西北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临走时我犹豫再三，带不带上乒乓球拍子？意见也不一致，有人说，咱们是去插队当农民，“玩”的是土里刨食，面朝黄土背朝天，带那东西一不能吃二不能喝三不能穿四不能盖。但我想乒乓球拍又不占地方，带上是个念想。临出发整理行李时，我怎么也想不到，父亲竟然给我买了一盒红双喜的乒乓球，他老人家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他知道我的心，知子莫若父啊……
我们去插队那几年，正赶上山西热火朝天学大寨。我们县提出“大干苦干拼命干，三年建成大寨县”，老乡们干得真苦，也是真干，那几年平田整地，挖渠修堰，打井修的高灌站直到20年后我回村去看，仍然受益于当年。但乒乓球却离我远了，远得就像一个缥缈的白色的梦。只有在换季找衣服时，才偶尔从箱子底拿出那副乒乓球拍，像后来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鉴赏宝物似的反反正正地看看，有时候禁不住拿着拍子对着空中挥舞两下，似乎找到了绿色球台前的一丝感觉，感到也是一种享受。有一次碰巧被房东大娘看见了，她倍感稀奇，拿在手里颠过来倒过去地看，无论我怎么讲解她都茫然不知所云。突然间她又好像看懂了，跑回她屋里，拿出一个做月饼用的带把的木模子，大小样式真和我的乒乓球拍子差不多，她还反复比较，让我哭笑不得。
谁也没想到，那只乒乓球拍子终于派上了用场，而且着实让我激动兴奋了一阵，至今想起来仍然余味浓浓。
当时我们县里修建了一个军用机场，飞行大队的军官们有很多都是乒乓球爱好者，他们想和我们北京知识青年赛一场球。当时担任联络和组织的是北京二中的一位老哥，他清点队伍后很自信地说，清一水的校队，都是“正规部队”，有2中、25中、灯市口的、80的、119的，够解放军“学”一壶的。那时候还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叫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那位老哥说，正在和解放军谈判，条件是，我们都是老插，几年没握过球拍了，手指头僵得像锄把子，要给我们提供一个恢复训练的场地和时间。这一条过分不过分？我们齐声回答：应该！第二条是由解放军提供伙食，我们也不要求吃飞行大队的空军灶，吃地勤灶就可以，但要有肉，我们已经比陈老总的赣南游击词中说的“三月肉不尝”还惨，已不知肉滋味，尽快恢复体力也必须有肉。解放军回答得干脆，像军人的口令就一个字：行！
回家翻箱子找出我的拍子，专门打了一桶净水，把胶面轻轻地擦了一遍，阳光下大紫红的反胶面把人的脸映得红透透的，又拿出了父亲送给我的红双喜乒乓球，那兴奋劲别提了，专门找出白回力球鞋晾在窗台上，摇头晃脑地哼唱着样板戏的戏文：“整装待发打豺狼，更激起我斗志昂扬……”
解放军那儿的条件真好，6张标准的红双喜乒乓球台子并排放在飞机库里，聚光灯一开，真像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二中的老哥由衷地说，还是那首歌唱得好啊，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最使我们这些当了3年多农民的老插感动的是饭，一顿当时梦都梦不出来的好饭。碟子都是8寸盘，4个冷盘摆上来，我们几个眼睛都快湿润了。一盘是切成薄片的香肠，粉红色的嫩肉；一盘是切成方块的猪头肉，猪耳朵的条轮清晰亲切；一盘是切成条状像酸楂糕条的酱牛肉，酱黄色的牛肉显出勃勃生机；一盘是水晶肘子，切得能照见亮。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