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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中说：“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一般理解为孔子告诉孟武伯，若父母除了关心子女健康之外再无忧虑，子女便尽到了孝道。孝于是体现为一种内在关怀，即让父母无忧或少忧。将这种内在关怀的尺度定格为孝的要求，体现了儒家以人为贵的主张。如《国语·周语》所言：“言仁必及人。”一切道德关怀从人出发是儒家的基本立场。之所以从人本的角度出发谈论道德，与儒家的道德自觉性的要求有关。然而这种成为内心需要的道德取向所强调的是与内在情感的呼应。《大学》中所讲的“慎独”便是这种道德自觉性的展示。当一种道德自觉性的要求不是来自于客观强加，而成为一个人的情感需要的时候，儒家的道德教义便实现了。“缘情而生”不仅仅成为通往儒家理想的道德彼岸的桥梁，更成为儒家道德的存在本质和核心意义。《论语·为政》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强调“敬”，就是强调发自内心的“情”。而对于血亲的情感是人的自然天性，是最原始的道德习惯之一。孔子否定了“今之孝”，便说明“孝”的观念在当时已经存在，而孔子为孝正名和再定义，无非是在宣扬“古之孝”。所以“古之孝”的品质形成当早于春秋，在周或者更早便应当有所体现。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形成的“孝”的道德特质应当最早发源于自然本能，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李泽厚先生在他的《论语今读》中评点这段话时说：“在这里，儒学将社会性公德（能“养”）提高为“宗教性私德”（“不敬，何以别乎”），显示宗教性私德必需以某种神圣情感为根基（“敬”本源自祭神的畏惧情感）。”这种说法虽然过分强调了儒家道德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能够为道德自觉的情感依托找到归宿。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此问题归为儒家人生哲学的“第一步”。胡适先生认为，儒家的人生哲学在“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姿态鲜明地分为三步，即：第一是行为的动机，第二是行为的方法，第三是行为所发生的品行。这里的“敬”就是其人生哲学的第一步，行为的动机。同时他又提到“与其说孔子的人生观注重动机，不如说他注重养成道德的品行”。虽然胡适先生并没有明确圈定这里的“动机”或者“养成道德的品行”的实在属性，我认为这与道德自觉性的情感依托是相通的。因为道德自觉性的情感依托不仅能够成为所谓的“行为的动机”，更是“养成道德的品行”之本质。
钱穆在《孔子与论语》中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着重理知的部分。”其实在儒家道德自觉性与“情”的关系上，已经淡化了情与理的对立，道德理性与“心之情感部分”已经融为一体，以情感为出发，实现普遍的道德理性。所以儒家从其起始阶段起便克服了西方哲学史上经验与理性分立的问题。而“情”不仅对于道德自觉性意义重大，对于儒家思想中心灵归宿问题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论语·先进》中说：“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种将心灵的终极追求归于平淡的想法，在《论语》中多次提及。例如孔子在《论语·乡党》中还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包括楚狂接舆对孔子的讽谏等等，许多隐士均以正面形象出现。孔子这种退而隐的想法许多学者认为是明显受到了道家（主要指老子）思想的影响。其实我们大可不论孔子是否真正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因为从一个智者的天性来讲，无论是否受到他人的影响，归于平淡应该是一种必然选择。这种选择的必然性在于它是人的天性使然。《论语》中的孔子形象明确地体现出了这种性情。他一方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甚至“割不正”也“不食”，另一方面他又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说《武》“尽美不尽善”而《韶》“尽善尽美”，当听到《韶》的时候他甚至“三月不知肉味”；听到“人歌而善”则“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他既会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会因痛失颜渊而哀叹“天丧予”。孔子形象有着众多“情”的体现，在这样的前提下，孔子口中的“归”便显得自然和真实了。“不如归去”的鸣叫也许更多地源于情的自觉，而并非外在的影响。
极高明而道中庸。《论语》展现给我们的是它的平易与温暖。然而其后学的眼里我们往往难以看到孔子的真面目。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评价朱注《论语》说：“把理学做个大布袋，精粗钜细，无不纳入其中。”然而这并不是朱熹一人的过失，孔子形象偶像化、圣化、神化或者异化的现象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就像顾颉刚先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所言：“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所以，对于《论语》，对于孔子，我们的一切思考都不过是透过无数烟瘴的猜测。而习惯于高山仰止的文化品质又使我们不断地走入一个又一个领悟的迷宫。儒家文化圈定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整个民族的生活与思维方式，所以我们有时很难以一种超越自我意识的理性态度对它作高屋建瓴的审视。我们显得有些“不识庐山真面目”了。然而我们每个人却依然能够体味儒家思想中温柔敦厚的情怀，这或许正是因为那种对于情感、道德与心灵自由的自觉性的审问始终萦绕在我们耳际久久不能散去。每当我们对于生命发出这样或那样的思考时，那种自觉的精神便灵动地在我们面前闪现。于是，当我们再次冥思孔子在哪里的时候，似乎也可以扪心而笑曰：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22：30
追忆年华
崔济哲
一
我认识大许的时候，他是八一队乒乓球领队，个高、臂长，像只站立行走的螳螂。大许是吃乒乓球饭的，虽然打球时没出过什么大名，但毕竟是圈里的领军人物，有股隐隐的霸气。得意之时，看着周围的乒乓球爱好者，也像螳螂似的转动着晶亮的眼睛往下看人，毫不掩饰那股傲气。
我第一次见他，几位朋友坐着叙旧，都是乒乓球爱好者，都能打几拍子球，有的也参加过比赛，在当地校队、区队拿过几个像模像样的冠亚军，说起来都有一段值得夸耀的辉煌闪亮的乒乓球史。每个人说的话都像在画不同半径的圆，但圆心都是那颗乒乓球。大许渐渐得意起来，谁都一样，恭维的话就像鲜花能映得人面灿烂。有位朋友说，大许真不容易，真有天分，这么大的个子乒乓球还能打那么好，啧啧！我笑了，问了问大许到底有多高，后者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兰荪比大许正好高一厘米。现在的球迷可能知道周兰荪的人不是太多了，他曾经是世界男团冠军之一，中国男队主力，上个世纪60年代赫赫有名。在中国男队横扫世界时，居庄则栋、李富荣之后得过世界男子单打第三名，是中国左推右攻的典范。大许马上接过话头，连连摆手，谦逊地说，不敢和周兰荪先生相比。
我是乒乓球运动的爱好者，从60年代初就开始玩，断断续续也玩了近半个世纪，年头说起来挺吓人的，但就是个玩，喜欢。那年头还不兴有“追星族”，但我对60年代的乒乓球运动员还是有点了解的。我问了一圈在座朋友的年龄后，倚老卖老地说，不恭敬了！我当年玩的时候，在座的朋友有的刚出生，有的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有的才两三岁，恐怕也未必见过乒乓球。不信？我说首1962年曾经流传很广的歌谣，不知大家听说过没有，也是我玩得早的一个佐证：
乒乓球圆又圆，
中国出了个容国团，
容国团有胃病，
中国出了个庄则栋，
庄则栋可真横，
打得西多直发愣，
打星野抽荻村，
二十六届当冠军。
这下话题就多了，从西多这位280多斤的匈牙利大胖子，站着不动两面削，那块头玩小球也是空前绝后，世界乒乓球史上应该有这位超重量级的运动员一笔。又说到荻村伊智朗，当时我们都叫他“荻村一只狼”；还有一位日本选手叫木村三郎，其实人家叫木村兴治，但是我们都叫他三郎，写在黑板上就是木村三郎，用我们当时的话说日本来了一群狼，群狼无敌想作霸王，遇上一群打狼人：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我们又说起中国队第一次赢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徐寅生打完最后一大板，已经是第二天凌晨快两点，整个新建的工人体育馆都沸腾了，中国人真没赢过这么大的荣誉，出气、解恨、畅快！好像那时候工人体育馆还听不见京骂、国骂，一片胜利的欢呼，金光闪闪的思韦斯林杯！中国人不太习惯喜形于色，那回是第一次“嚣张”！这话记得真切，不是北京人的话，是一位日本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嚣张”那词用得够棒，见了功夫！我们说的话题落在了日本队以3：5的比分输给中国队以后，他们的主力星野下场刚刚走到场边，日本教练当着所有记者、运动员的面竟然狠狠地抽了他两个大嘴巴！日本队下的赌大，谋得心狠，是想手拿把攥地把冠军奖杯提溜回去。那天我们聊到很晚，散时有位朋友说此时此刻倒退40年，正是中国男队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仰头，满天的星星，夜空如洗，万籁寂静，每个人都好像在追寻着往事，都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晚我发现，大许是个非常谦虚的人，比我谦虚。
二
我上小学是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小学上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白家庄、三里屯真够荒野的，我们写信都写北京东郊三里屯。出家门张眼一望都是菜地庄稼地，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是一片芦苇荡，不比以后样板戏《沙家浜》的芦苇荡小多少。一到秋天，一片连天的芦花。先是绿如春又是白如雪后是黄如金。我们那时刚戴上红领巾，正像一群黄着嘴角的小麻雀，一刻也闲不住，就跑去摘蒲棒，一摘就是一大卡，抱着回来。后来就变成车如流水人如潮的工地。那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是乒乓球，我们那时玩的是玻璃球、弹球，趴在地上把五彩的玻璃球奋力弹出去。直到后来那圆不圆方不方的水泥建筑矗立起来了，三里屯小学组织我们小学生去义务劳动，才知道那是在建共和国的第一座体育馆。
后来26届乒乓球锦标赛就开始了，我们坐在教室里都不安稳，体育馆的扩音器中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播放着同一首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哎嗨嗨，哎嗨嗨，请你留下来！”
再后来乒乓球就真像春风吹绿了千树万树，吹绿了满园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都爱上了那小小的白色精灵。一开始是在水泥地上用彩色粉笔画一个台子一样的方框，中间摆上一溜半头砖当作网子，双方都用“光板”拍子打起来，虽然条件艰苦简陋了一点，但打起来谁都不含糊，一是一，二是二，双方都是那么认真，继而就在操场的领操台上。那是一个水泥面的高台，用粉笔画出乒乓球桌面就开始打。开始我们都是用的“光板”拍子，后来看见一个高年级的同学用的拍子上面贴着一层带胶粒的胶皮。那时还不懂“海绵”，我们几个低年级的同学结伙跑到朝阳门外的神路街，那儿有一个卖文化体育用品的商店，花两毛五分钱买回一张贴乒乓球拍用的胶皮，那年月，两毛五分钱买回来的胶皮不是平展展的一块，皱皱巴巴的，要把它平贴在“光板”上就必须找重物压在上面，这样贴出来的板子才好打球，但把我们那几本薄薄的书和本都压在上面也毫无作用。神路街卖体育用品的商店里的男售货员嘟囔着个脸没好气地告诉我们，找个磨盘压在上面准行！还是我们急中生智，趁上课时把贴好胶皮的乒乓球拍子坐在屁股下头，用我们当时一句时髦的专业术语形容叫又红又专，既不耽误听课又不耽误压拍子。我们班主任是个心细如丝的老妈妈，过去课堂提问啦，上台到黑板前答题啦，我们都是抢着举手，像张开嘴吱吱叫食的雏鸟，怎么这几堂课却鸦雀无声，都像菩萨罗汉似的直挺挺地坐着，纹丝不动了呢？后来她才发现，赶情“猴崽子们”屁股底下都有“宝”，要不能这么乖？大家发出一阵会心的欢笑。我们那时的老师都特好，他们都支持我们打乒乓球。
“光板”贴上胶皮以后，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那时还没有条件贴海绵，但打起球来果然不一样，慢慢地我们由“老太太球”、“磕鸡蛋”也能打两三个回合了。我们那时打球，从一开始就是实行的11个球制，因为排队等候打球的人太多，21个球打的时间太长，等不及就改为11个球，比现在实行的11分制整整提前了42年。球友聊天时都情不自禁地挑大拇指，先知先觉！后来排队的人太多了，就自觉地实行起6分制了。即使6分制也不是一刀切。两人比赛，如果是四比零，俗称“四秃子”，那就下台，没二话。规矩是一五、二六、四秃子，就是说你和对手打球，比赛开始，如果是四比零，你趁早下台，别耽误工夫；如果是一比五也下台，我们同学都规规矩矩地遵守这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你打不好，自己练去。
于是我们下了课就对着教室的墙打，打不过50个不回家。功到自然成，同学们乒乓球的技艺与日提高，发球、搓球、推挡、提拉、扣球，都开始像模像样了。后来我又死缠着爸爸要钱，买了一块金星带海绵的乒乓球拍，那时已经有红双喜的拍子，但太贵，我们梦都梦不见。三里屯小学也真够意思，让我们义务劳动，勤工俭学，自己捡砖盖乒乓球台，每人上缴五块整砖，十块半头砖，我们都是喊着“乌拉”冲出校园的——那时候学校刚刚组织我们看完苏联电影《以革命的名义》。没几天，方方正正的几百块红砖、灰砖就整整齐齐地码在校园的操场边，学校就用这些“捡”来的砖砌起了4座水泥乒乓球台。这下同学们打乒乓球可有用武之地了，全校课余时间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乒乓球台旁。同学们都像着迷一样，像疯了一样，现在的孩子们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那股劲。一下课，哪怕就是10分钟的课间休息，同学们也像脱了弦的箭飞一般跑去打几拍子。放学以后，更是打得热火朝天，单打，双打，有时还混合双打，都打得那么认真，有板有眼，按着规矩打。比赛起来眼珠子都瞪得溜圆，不到天黑得看不见决不偃旗息兵。
有一回，我们班少先队去全国农业展览馆义务劳动——拔草，那时我们都养成了“带枪”的习惯，就是把乒乓球拍子插在裤带的后面，像李向阳腰里总别着盒子枪。不知谁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