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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章林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如今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观众不仅通过收看电视获得各种信息和资讯，同时电视也成为中国人闲暇时最重要的一种文化消费方式。作为一个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视台，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福建东南卫视一直坚守着自身的个性和追求，在收视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充分发挥塑造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和品位的独特力量，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地推出了一批又一批文化含量较高的栏目，《相约名人坊》便是其中之一。尽管电视人物访谈节目在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却是近几年来才出现的一种新的电视节目形式。《相约名人坊》经过多年的潜心磨砺，如今已成为福建东南卫视的品牌栏目，为电视观众展现了一道具有浓郁人文色彩的风景线。作为一个电视产品，《相约名人坊》能够七年如一日如期与观众见面，并在节目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拓展，这和这个节目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以及创作者的执著、努力是分不开的。
电视产业是传媒产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产业化的同时，还肩负着文化传播的任务。在看似矛盾的这两者之间，如何寻找一个契合点，使得福建东南卫视既能够发展与繁荣大众文化，又不简单地迎合电视观众的某些趣味，同时还要更好地传播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是我们一贯坚持并孜孜以求的。毋庸置疑，在一段时期内，我们曾经感受到了坚持自身的个性与短期经济效益之间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但从长远来看，电视谈话类节目，作为一种引进的电视理念的体现，在引入之后经过摸索和积累，已经越来越本土化，越来越被中国的电视观众所习惯，所接受，所喜爱。
七年来，《相约名人坊》的足迹遍布全国，并延伸到了大洋彼岸。采访对象中既有人文领域彪炳史册的泰斗，也有后起之秀。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或是某一领域的佼佼者，或是某个历史时期的见证人，或是某一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作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以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丰富有力的人格魅力感染着电视观众；同时作为一个群体，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几十年的沧桑巨变。在３００多期的人物访谈节目中，创作者不仅为电视观众了解国内的知名人士架起了桥梁，同时也开启了了解华人世界的另一扇窗口。在全球文化日趋交融、相互渗透的今天，通过了解海外华人，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念，使我们对本民族的文化有更深刻的认同和了解，同时寻找民族发展与前进的内在动力，这种尝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今后《相约名人坊》进一步开拓的新领域。
第一部分有容乃大──陈香梅
编导手记
当我走进陈香梅女士在华盛顿的寓所的时候，尽管在此之前我看过有关她的许多资料，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种意外。长期制作人物访谈节目，让我能够尽量忽略人的外表而始终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但当我第一眼见到陈香梅女士时，她的一贯的优雅与雍容，让我的目光越过她瘦小的身躯，看到了一片阅尽人间风华的广袤的精神世界。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有２０分钟的准备时间。陈香梅女士与我们寒暄之后便上楼去休息了。在摄像师架设机器、布置灯光的过程中，我在她的寓所里倘佯了片刻。这２０分钟的时间让我觉得有些恍惚。她的家里，没有一件现代家具，没有一处美国式的家居装修，放眼处全是中国旧式家具、古董。我仿佛不是身在美国，甚至不是生活在现代。只有墙上挂着的陈香梅女士和几任前美国总统的合影，才让我猛然意识到，这所房子的主人，是那个在美国政坛白手起家，苦苦奋斗近半个世纪，以一个女人特有的智慧和魅力，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人。
当我开始与陈香梅女士交谈的时候，她敏捷的思维再一次出乎我的想像。她的语速很快，流畅而极富逻辑，如果不看画面，你很难想像这是一位老夫人。长期的政治生涯造就了她处变不惊的气度，当她回忆自己与陈纳德将军的传奇般的婚恋往事、她与美国几任总统鲜为人知的交往经历、参与推进中美关系进程这些令人荡气回肠的情节的时候，始终都不动声色，只是娓娓道来。我只在她说话时低垂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一丝怀旧之情。
采访结束后，陈香梅女士邀请我们摄制组与她共进晚餐，这是我们采访计划之外的一项活动。当天晚上她和她的女儿、女婿，在华盛顿一家有名的中餐馆招待了我们。席间陈香梅女士一改接受我采访时的严谨与肃穆，和我轻松地聊了起来。再一次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饭后在用餐的包间里，陈香梅女士提出要为我们唱一首歌！那首歌是中国的流行歌曲《掌声响起来》：“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我在很多场合听到过这首歌，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其实就是这首歌，最能够概括和表达陈香梅女士波澜壮阔却又孤独艰辛的一生。
访谈
梦：在见到您之前，我们看过您的照片。今天见到您本人，觉得您比照片上更有魅力。您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注重自己的外表吗？
陈：我每天都要接触很多人，尤其是在社会上活动，当然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外表。这很重要。人要是健康明朗，给别人的感觉会好一些。
梦：抗战爆发以后，您去了香港，也和家人离散了，这段日子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陈：１９４１年冬天，香港沦陷了。香港沦陷以后，我在１９４２年又要逃回内地去，是跟着学校逃到内地去。这段时间，生活也很艰苦。跟着学校逃难的时候，怎么讲呢，大家都很穷。大家都是流离失所。
梦：但是我总觉得您的感觉可能会和别人不太一样。
陈：我原先是生活在一个很优越的环境里，再经过这种恶劣环境就必须要应付很多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事情。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有多辛苦。那时候我就想，大家都是流亡学生，虽然以前我家里环境很好，很优越。可是有的同学的家境也不错，也不觉得怎么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一种感觉，中国人哪，很能吃苦。
梦：几十年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您现在还能不能想起来第一眼见到他（陈纳德）的时候的感觉？
陈：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新闻记者嘛，所以就用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来看他。对他除了仰慕以外，还对他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日的精神充满敬意，在这之外就是还有一点好奇。后来我们在上海来往多了以后，我觉得他这个人虽然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可是也很平易近人。
梦：你们之间是怎么样产生（爱情）火花的呢？是谁先感觉到的？
陈：我想是他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我们当时正在恋爱之中，可是陈纳德将军对我是穷追不舍。他和我的男朋友整天都在斗。
梦：您和陈纳德将军的相识，是不是您人生中的一次转折？
陈：也可以这样说吧。因为在那个年代，上个世纪４０年代的末期吧，大家对于这种国际婚姻还是有很多歧见的，尤其是我们的年龄还相差很大，他比我大３０多岁。在宗教方面我信天主教他信基督教，他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我们都不配，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考验。当时我住在我外祖父外祖母家。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是很开明的，但是还是觉得我们之间的悬殊太大了，相差太大。后来这个陈纳德将军啊，我常常开玩笑说他很适应中国的环境，会巴结我外祖父外祖母，跟他们去打桥牌。我的外祖父喜欢打桥牌，而陈纳德将军打桥牌也是能手，可是他常常故意输给我外祖父，所以我的外祖父就非常喜欢他。
梦：这叫攻心术。当时您决定嫁给陈纳德将军有没有犹豫过？
陈：有，当然有。可是那个时候年纪很轻，相信爱情能够战胜一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就答应和他结婚了。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并且没有通知任何朋友。只是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姐姐，还有几个比较亲近的朋友在一起，没有多少人。婚礼非常简单。我们礼拜天结婚，礼拜一我就去上班了。
梦：您和陈纳德将军结婚后的“一千个春天”，（注：陈香梅著有《一千个春天》，记述她与陈纳德将军的爱情生活。）是不是您这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
陈：可以这么说。人生整个过程的每一段时光都是值得回忆的。那段时光是我们婚后１０年，在那十年的生活里面，当然也充满了很多挑战，充满了很多的喜怒哀乐。我在各个方面都要适应这个环境，尤其是嫁给一个外国人。我那时候常常要到美国来，在美国要适应他及其他身边的一些人。陈纳德将军以前结过婚，最小的女儿年纪和我相同，所以我必须要适应。尤其是美国南方社会也是比较守旧的，他们对于东方人也不太认同。所以我在各个方面都要接受很多的考验。
梦：您最初得到陈纳德先生重病在身的消息的时候非常震惊吗？
陈：是啊。他去世的时候我们的小孩还很小，５岁６岁吧。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自己又要做父亲又要做母亲，要抚养两个孩子。所以他去世以后我就到华盛顿生活了。
梦：陈纳德将军离开您以后，您有过很艰难的一段日子吧？
陈：怎么讲呢，我这个人的个性比较乐观，无论生活怎样苦或者是怎样艰难，我都觉得自己一定会克服的。我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不像其他人哭哭啼啼或者怨天尤人，我完全没有这个情况。我自己觉得每件事情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梦：您真正被别人所知道所认识是在陈纳德将军去世之后，在这之前您只是一个妻子，一位母亲，那个时候您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走进美国的政界。最初是什么让您做出了这么一个到最后连您自己都觉得天真的决定呢？
陈：讲起来这也是比较偶然的一件事。当我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作为美国公民，我觉得自己应当对美国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就读了很多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尤其是美国历代总统的书我读了很多。我在书里看到了美国的林肯总统，感到非常敬佩。我在华盛顿接触的朋友很多都是政界人物。在美国，尤其是在华盛顿，如果对于政治没有一点了解的话，那么就根本无法在那里生活。也许你能够生活，但是你无法出人头地。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对政治有多点了解。刚好那个时候我出了书，到处演讲，所以美国的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争取我。
梦：因为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相当的号召力了。
陈：那时候我刚好也是在乔治城大学工作。在那里我有个停车的位置，但是在学校里美国人还是有对黄种人的歧视，他们就把我的位置给了一个白人。我就跟两党的两个主持人开玩笑，我说他们其中谁可以把我的停车位置拿回来，我就加入哪个党。后来共和党把我的停车位置拿回来了，于是我就加入了共和党。所以我讲是很偶然的。虽然是偶然，可是在尼克松竞选总统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他了，所以他拉我帮他的忙。越战时期，我已经是飞虎航空公司的副总裁了，是国际部的主任，一直都在亚洲跑。他没有得选时，我就跟他有一个协议，我说如果你当选以后一定要结束越战，尼克松那个时候就答应我，说他赢了选票以后一定结束越战。我也很相信他。可是政治人物讲话是不算数的，尼克松赢了以后还是一定要让越战以胜利结束。我就对他说胜利结束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就没有听我的话，他就听了基辛格的话。基辛格说一定要赢，我说一定不能够赢，后来还是没有赢。
梦：可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女人是不能涉足朝政的，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家里，女性在政治界成功的也并不多，那么您认为你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陈：有８个字吧。“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有容乃大”就是说你要心胸宽广，能够容人，没有太大的私心，这样能让你站得稳。我在华盛顿已经生活了４０年了，看到了沧海桑田，人上人下。上去的时候锦上添花，来捧你的人不少；下去的时候，来雪中送碳的人很少。我在华盛顿领悟到的就是——雪中送炭的事情多做一点儿，锦上添花的事情少做一点儿。美国的８任总统我都见过了，我就觉得他们在能利用你的时候还是会利用你的，但是你自己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嘛，你自己觉得这个事情你可以去做你就去做，也不要希望有什么报酬，要是你心里面老是希望可以得到一点什么好处，那么你就会很失望的。今天我讲这个事就是因为我是过来人，年纪轻的时候也许这种感觉体会不到，到了岁数大了一点的时候、经验丰富一点的时候你才体会得到。这个样子活得才有意义。
梦：在您从政的过程当中，也和很多位总统，比如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里根等等有过很多交往。而这一时期，也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十分关键、同时也是跌宕起伏的一个时期。您当时意识到您在从事一项非常冒险的事业吗？
陈：是有一点冒险吧。在帮助别人竞选的时候有一点冒险，尤其是在越战期间和后来邓小平同志邀请我到中国去访问，然后又带了很多台湾同胞到大陆去，其实很多事情我都是先走一步的，也是有点冒险吧。可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要是老是跟在别人的后面走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有这个勇气，能够看得清楚，先走一步，还是值得的。当年我的舅父廖承志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能和我通信的时候就尽量给我写信，叫我多回祖国来看看，为中美关系做点工作。他也给我很多勉励。
梦：当年，陈纳德将军作为一个志愿者投身中国的抗战，而您后来对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可不可以看作是在延续陈纳德先生生命当中没有完成的事业呢？
陈：也可以这么说。我和陈纳德将军有一个誓言，就是我们死了以后要葬在同一个地方，所以现在他的墓旁边还是留有一个我的位置的。就是在美国华盛顿军人墓，还是留给我一个地方。所以我说我是不会再结婚了。
梦：难道您从来就没有动心过吗？
陈：有，当然有，很多次。一个女人怎么会没有感情呢？男女都有感情，尤其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但是都是适可而止，人家一谈到婚姻的事情我就罢了。
梦：您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您现在回头来看过去的一切，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陈：最要紧的我就觉得，人不管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生活在一个什么国家里，都要有一点奉献精神。因为有了奉献的精神以后，你会快乐一点。有的人老是为了自己而活，总想着争取一些小的东西，那种人就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今天，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如果都能在自己生活的环境里，不光为自己生活而打发生活的话，那么你就活得比较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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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香梅，美籍华人，著名社会活动家，抗战时期美国“飞虎队”将领陈纳德将军夫人，曾任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总统协作委员会委员，现任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
因为长年穿梭于中美两国之间，陈香梅得到了“民间大使”的美誉。她说：“我做的工作就是大力介绍美方的情况给中方的朋友，介绍中方的情况给美方的朋友，让他们互相之间多了解。”特殊的经历和背景，使陈香梅有机会接触到中美两国的高层，也有无数的商业机会与她擦肩而过，但她从来不在国内做生意，用她的话说：“我在国内无寸土寸金，做事是义务奉献。我自己觉得，为祖国做点事，是我的本分。”
１９８０年，在分别３０多年后，陈香梅第一次踏上了故国的土地。从那以后，她每年都要数度回国，为国家做事，尤其在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１０多年前，她就设立了“陈香梅教育基金”，她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要在国内捐建１００所希望小学。近年来，陈香梅更多关注的是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状况。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每年的教师节她都要回国，把大西北的优秀教师请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们颁发奖状和奖金。她说：“中国实现现代化，教育最要紧。我认为改进落后地区第一要务，长远看来，应该是教育。”
第一部分雪山仁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