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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收获最大的就是能够面对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开始整理自己。你必须把自己的很多东西落实下来，整理出来。做广告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蛮难做的。我一向最讨厌那些只会说、不会做的人——说得越多，他越容易露出破绽。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说的过程里要不断地自省检讨。我讲的那些东西都是先写下来，再看，看完了以后还要删掉一些。
梦：那个节目多长时间？
孙：一个钟头，要录差不多５０多分钟，可是我每一次光写稿的时间就要１０个钟头。所以后来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因为分不出时间，做不下去了。我那种做法会做死人的。
梦：那个节目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孙：做了半年吧。
梦：后来为什么不做了呢？
孙：有很多原因。刚开始做那个节目，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没做过的嘛，那就做着看看吧。开始做了以后，我就觉得做得有一点得心应手了。可是得心应手了以后，我也就开始做不下去了。我觉得自己蛮可耻的。
梦：为什么？
孙：因为做得太熟了。就好像有人努力地想结婚，可是结了婚之后就想逃婚，这是一样的道理啊！婚姻是逃不掉的啦，可是那个工作中有些东西是我的游戏，它不完全是我的工作。为了这个工作更具有挑战性和吸引力，你就必须设定一个更高的挑战的目标。比如怎么样让它变得生动活泼啦、有趣啦，或者是还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或者还要表演一下……可是这都不是我的本意啊。因为我很清楚，我的节目虽然做得很成功，但我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主持人，我绝对不是，我只是玩票。
梦：很多的广告业内人士都把你奉为他们的偶像，你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孙：是来源于生活嘛！而生活就是你要尽情地去吃喝玩乐和工作，我是用游戏的态度在做这些事情。
梦：这样能把工作做好吗？游戏和工作不会产生矛盾吗？
孙：不会！我们把工作都看成玩乐，你才会持续、才能投入、才能玩命啊。玩乐的时候才会玩命，工作怎么会玩命？要把工作变成一个乐趣，你就绝对不会把它当成是工作。我打一个最不堪的比方：就好比偷情，如果固定在礼拜一晚上去偷情的话，那就不叫偷情了，那叫打卡。所以一件事情取决于你用怎么样的态度去看。
梦：你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一定要在办公桌前才有灵感和创意？
孙：不一定！灵感的来源绝对不是只在办公桌前。可是办公室很重要，因为工作里有绝大部分是属于必须处理的杂务和应对进退的问题，那个时候你必须在办公室。但是要想有灵感的话，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所以我们没有严格规定同仁一定要来上班或打卡，只要知道现在人在哪里就可以了。因为都有手机嘛，你要去看电影，你就去看电影；或者你现在很烦，你要去喝咖啡，你就去喝咖啡；你要去爬山，就去爬山。只要到了山上不往下跳，就好了。但是也有前提条件：必要的时候我能找得到你。更重要的是：你必须准时交差，而且水准要够。
梦：你能做到一边爬山，一边考虑创意吗？
孙：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你没看到上课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做白日梦！？每个人都做过嘛！一心多用通常好像是一个负面的字眼，但其实不然。比如说学生在学校念书，不能从早上到晚上８堂课全部都是英文课，一定是一堂英文、一堂数学、再来一堂体育课……这样才会觉得比较有趣嘛。要是一个礼拜全部上英文课，下个礼拜全部上数学课，大家不是跑光了，就是疯了。
梦：你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不太认真的人。
孙：那可能是误会！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非常认真。就是因为我把它们当作游戏，做游戏的时候你会非常认真。打篮球是不是游戏？多认真啊！ＮＢＡ是不是游戏？是游戏。你能说那些人不认真？赛车是不是游戏？是游戏啊！认不认真？非常的认真！而且玩命。只有这样，你才会投入你的生命去做一件事情。我比别人都要更认真，但是我不把认真写在脸上。广告这个领域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而且这个领域里面只有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两百名是一样的，都是输家。很多人看到我们很轻松、很悠游自在，可是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哪里有这种命好的人？高官子女或者是名门之后，这些东西也帮不了你的忙。但是要知道把功夫用在哪里，它里面有所谓的“巧劲”。
梦：你有没有做过很失败的广告？
孙：有啊！失败的广告一大堆。我不太去看那些过去的东西，因为广告的宿命是永远为一个特定的时空、为一个特定的目的、对一群特定的人做的。过了那个时间以后，所有的都消失了、都改变了，所以我不太回头看。人家问我做过的广告中最喜欢的是什么？没有！我们公司以前有一个布告栏，原先是想让每个人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贴在那里，让大家一起来评论。别人贴的都是广告作品，只有我们几个贴的是自己的小孩的照片，因为那才是我的最得意的创意，而且不能批评的啊。你批评我，我就跟你拼了！
梦：进入广告界之前，你还做过什么事情？
孙：我开过很多花店。我喜欢种花，到现在我还在种花。我种花的技术是一流的啊！
梦：一个男孩子去开花店？
孙：什么男孩子？！这叫男人！我喜欢！我喜欢！我还当过摄影记者，杂志的摄影记者。麻烦的是很多媒体跟我要照片，我没有照片，都是人家拍的我——因为都是我拍别人嘛。我也当过杂志社的文字记者，我还开过贸易公司、我当过电影公司的副导演……
梦：后来为什么选择了广告这一行？
孙：因为我太太跟我是同班同学。她到美国去念广告专业，她回来以后逼我进广告公司。
梦：她认为你有这方面的天分？
孙：她帮我写了履历表，寄给了广告公司，我只有硬着头皮去应征。后来我就应征上了啦，一做就做了这么久。是我太太逼我的，我在学校念广告专业的时候，功课都是我太太帮我做的。我们要是一吵架，她不帮我做，我就惨了。我太太是那种按部就班，有功课就做的人。
梦：你是不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
孙：对对对！我在奥美做了快１０年，一路从小兵升到总司令。升到总司令我就烦啦，就觉得……怎么讲……
梦：你对自己是怎么评价的？
孙：胸无大志。我已经做到台湾的最大、最好的外商公司的头儿了，连洋鬼子都怕我，那我还做什么？我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在工作上，而是我怎么让我的生活跟工作、跟我的家人、跟我的乐趣、跟我的朋友能够共存共荣，这是我时常面临的最大挑战。比如说，我要去开会或者是去跟拍，可是我老婆又正好过生日、我小孩又放假，我怎么样才能把他们全带着？我时常考虑的是这样的事情啊。有一次，我到北京演讲，当时我的小孩在考试，不能请假和我一起来北京。我演讲完了以后他们也考完了。我的两个同事就把他带到北京，我们再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玩。我带他去看兵马俑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台湾那个地方呆得太久了，就会小鼻子、小眼睛，以为台湾就是全世界了。我要让他知道秦始皇到底是什么气势，我就带他去看。看完回来，我还要到山上去拍片、还要演讲。我在城里演讲到９点多结束以后，我再回家带着我的小孩还有同事，拿着被子连夜开车上山，夜里３点才开到山上。我们在车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拍片。我工作的时候，就总是想法子把家人全部弄在一起，他们也跟着我东奔西跑。
梦：他们也觉得乐在其中吧？
孙：他们必须乐在其中，要不然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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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伟１９４７年出生在天津，两岁时天津解放，全家迁往香港。他大学毕业于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现职为泛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顾问、张思恒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以及上海伟太广告总裁。他是公认的广告才子，曾经经历台湾奥美广告的执行创意总监。而他也是有名的主持人，曾经担任传讯电视“广告也疯狂”和力霸友联“广告再疯狂”节目的制作及主持、ＧｏＧｏＴＶ“今夜要回家”等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另外，喜爱写作的他不但是ＧＱ杂志和ＥＬＬＥ杂志的专栏作家，也出了两本关于自己的书，分别是《该生素质太差——孙大伟的成绩单》以及《人欲横流──孙大伟的异想世界》，都曾成为热门畅销书籍。
孙大伟在广告奖方面的评审经历也十分丰富，曾经担任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时报亚太广告比赛评审（１９９４年除外）、１９９８年泰国Ａｓｉａ年时报华文广告比赛评审团主任委员，也曾经３度应邀赴新加坡、２度至香港担任４Ａ广告比赛评审。
第五部分张朝阳
编导手记
１９５３年５月２９日，新西兰人埃得蒙·希拉里和尼泊尔人丹增诺盖第一次站在了世界之颠的珠穆朗玛峰顶峰。５０年后，这一伟大的征服再一次在人们心中掀起波澜，全世界的登山爱好者不约而同以再攀珠峰的方式来纪念这一人类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据中国登山协会副秘书长王勇峰介绍，中、英、美、新西兰、意大利等２０多个国家的登山队将在珠峰南北“大本营”安营扎寨，聚集成“地球村”。
这次大规模的登山活动筹备期间，正值美伊局势山重水复的当口，“战争与和平”的话题再次成为焦点，在这一关头，攀登珠峰的行动将以和平、友爱、互助等永恒的主题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而在来自世界各国的登山者当中，有一个人的出现更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就是张朝阳。
我们采访张朝阳的时候正值他出发的前夕。为了这次登山活动，搜狐公司提供了２００万元的费用，并且利用互联网，将和央视一道，向全球的互联网用户和电视观众全程直播这次活动。由张朝阳率领的“２００３中国搜狐珠穆朗玛登山队”还将从珠峰８８４８米的最高点发回手机短信……
这无疑是一次别出心裁的商业宣传活动。但是对于张朝阳个人来说，意义远不仅于此。中国的ＩＴ产业界在过去的几年里，众多门户网站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和萎缩，众多昔日叱咤风云的人物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但同样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在变幻莫测、众说纷纭的同时，只有张朝阳这个名字始终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张朝阳这个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某个行业的符号、某种行为的符号……但是有人要问：为什么成为符号的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张朝阳身上得到了印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包括他的坐姿。在接受我们采访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张朝阳尽量坐得比较端正。其实他最喜欢的姿势是半躺在他的椅子上，两腿伸直，不管对面坐的人是谁。
访谈
梦：我们得知你最近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一个念头呢？
张：今年非常特殊，因为１９５３年，也就是整整５０年前，人类第一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不止是中国，全世界的二三十个国家都在以各种方式来庆祝，而最主要的庆祝方式就是组织登山队再攀珠峰。中国登山队和中国登山协会今年也做了这样的活动安排。我本人也比较喜欢登山。
梦：我知道你喜欢长跑和冬泳，但不知道你喜欢登山。你从什么时候有这个爱好的？
张：冬泳是在大学的时候，长跑是小时候，六七岁就开始了。所以这样我就有一定的身体基础。登山过去是零零星星的，是近两年的事情。去年的手机时尚之旅的结束方式就是以登上了大姑娘山的山顶为终点。
梦：你攀登的高度最高是多少？
张：５０２５米。当然因为我登山开始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也不指望这次能够登顶。但是我这次是有目标的，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底线——我必须登到珠峰一个叫北坳的地方。到了北坳的山坳以后，就可以看见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北坳的高度是７０２８米。
梦：你考虑到危险系数了吗？
张：登山运动可能是危险的，但也可能不危险。这取决于你的准备、你的专业性、你的在各种情况下的判断以及你是不是守纪律，有很多很多因素可以让它变得不危险。在登山这项运动当中，除了雪崩是不可控因素以外，其他都是可控的。而雪崩也是可以靠季节的选择以及路线的选择来避免的。我觉得其实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可控制的，我很喜欢这种可控的事情。
梦：我觉得长跑是非常艰难的一项运动，因为除了体力之外，它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力。你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张：每个人都想做成一些事情，所以每个人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肯定有原动力。问题是这种原动力能不能持久？不能持久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太容易人云亦云了，不去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觉得这种坚持的信念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始终认为这件事是一定能做成的，我始终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即使这件事情有不对的地方，我可以不断地去修正、去研究。如果从研究和修正中获得了一些结论，而我认为这些结论是正确的话，我就会坚持。很多人可能更关心的是最近有什么东西火了，大家就都跟去火一把。
梦：你从７岁的时候就开始坚持长跑，大概每一次跑多长时间？多远的距离？
张：大学的时候有那么几年吧，我每天都在清华后面围着圆明园跑。大学的时候还游了３个冬天的冬泳。
梦：冬泳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冷。你游过的最冷的天气的气温是多少？
张：零下十几度的天气。
梦：那是什么感觉？
张：那时候我还不到２０岁。人在十八九岁的年纪里，对自己的很多东西都是不确定的、都是没有信心的，总是在怀疑自己，所以就总在呼唤一种力量，证明自己可以做到的一种力量。那时候我的生活每天都像在打仗、都像在跟自己过不去、都在攻克自己的难关，锻炼意志。所以那个时候每天去游泳就好像“风萧萧兮易水寒”那种特别悲壮的感觉。到那儿以后，换了衣服往冰窟窿里跳的时候，总是有这种悲壮的感觉，一咬牙猛地一跳就下去了。
梦：这听起来特别残酷，是另一种极端，接近于自虐的状态。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就是对一种成功和一种伟大的精神的追求。那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生活都非常艰苦。那时候在报纸上我读到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追求的是人的意志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时候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对生活的享乐我根本没有任何需求。那时候我就相信：我只要能有一张纸和一支笔，能住在一个茅草棚里，一辈子就那样来研究自然界的一些物理的理论，我就很满足了。当时的生活真是苦行僧式的。这种状态就是因为对信念和精神的追求大大地高于物质的追求。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自己不满意，在学习啊和考试竞争方面总觉得自己不是最优秀的，对自己的这种怀疑导致了我必须来证明我是最优秀的。你看，别人不是不敢跳冰窟窿冬泳吗？我就可以！
梦：当时没有电视、没有ＭＰ３、没有互联网、没有游戏……这样生活你会不会觉得累？
张：当时我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儿，被一种精神所捕获之后，那种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一种奔腾的青春的力量，可能就让我对其他的全都视而不见了。
梦：你刚刚到美国的时候，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张：那是后来了。思想上经过了很多的变化，现实重新把一个宗教狂徒变成了一个开始关注生活上其他乐趣的人。
梦：是周围的环境和观念影响了你？
张：当时的压力非常大，但是这种压力是一种更现实的压力，跟我在清华感觉到的压力不一样。在清华的时候虽然有压力，但是对于生存、对于钱、对于生活资料的获取这些方面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是到美国以后，我开始变得现实了，因为要面对生存的压力。以前是为了物理拼命地念书，但是在美国，我要考虑的是：念完了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房租等着要交，信用卡都透支了，下一顿饭怎么吃？经常要应付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变得更现实了。而且也受电视等等各方面的影响，就变得比较务实了，觉得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