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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你是学计算机出身的，但是从计算机技术到风险投资是一个很大的跳跃，你后来为什么选择了风险投资这个领域？
茅：我觉得每一段经历都很重要。在上海交大计算机系的学习给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从事信息行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交大的学习当中，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创办了自己的软件公司，也相当成功。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过程。我觉得没有跳跃，主线就是我的ＩＴ的知识，而ＩＴ知识的主线大概有４个食物链：第一个食物链就是创业，我在２０岁的时候就已经做了；第二个食物链就是把ＩＴ与市场行销结合起来，做市场行销学的品牌定位；第三个食物链就是把它跟其他的行业结合起来，比如说跟金融业结合、跟硬件和软件结合、跟通讯业结合；然后再到第四个领域，这个食物链就使你有一系列的公司业务可以开展。
梦：是什么让你放弃了著名的国际投资公司而选择了网络呢？
茅：我原来做风险投资这一块的时候，最关注的其实还是如何把通讯与软件结合。当初四通利方，也就是新浪网的前身，还是一个很小的软件公司，当时微软要推出中文版本，在这样一个大的市场变化的格局当中，我们就提出如何把中文软件和互联网结合起来。１９９７年，这样的一个机缘使我能够投资到四通利方。到１９９８年底的时候，又是一次机缘，就是跟华渊的３位创始人以及姜丰年先生谈到合并的问题。尽管规模不大，但突然间一下子这个公司就变成了一个跨国公司，那时候突然发觉我们有很多技术人才，但是业务型的人才几乎没有。那时候还是萌芽阶段，作为公司的董事能够有机会加盟到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公司里，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遇。
梦：投资人和新浪的ＣＥＯ，这两个角色在你来说有什么区别？
茅：应该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我想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投资人或者董事有点像是一个教练，他是站在边线上来看整个的球赛的。他当然也会去指点、也会去指挥，但是主要还是看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１９９９年初，我做首席营运长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配合ＣＥＯ把整个公司的业务从零开始建起来，要反馈很多的市场信息给整个的管理团队，要考虑如何去建立一个团队、如何跟我们的同事一起把市场做出来。而到后来变成ＣＥＯ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一个场上队长，不仅自己要努力地打拼、奔跑、进球、得分，同时更重要的是组织管理团队，要让我的队友们一起共同发挥，让他们都觉得非常有归属感。
梦：很多著名网络公司的ＣＥＯ都是搞技术专业出身的，不同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做事的风格不同，你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
茅：我觉得ＣＥＯ的责任是全面的，不管是什么背景出来的、不管喜欢不喜欢，从技术产品、制造、市场行销，到最后的财务管理，所有的一整套都要很全面。没有一个人是完人，所以都要在这个过程中强化自己，自己要学习。有一些ＣＥＯ是从技术背景出来的，那么他可能也需要强化其他方面的东西。我个人当然比较幸运，技术方面可能比较在行一点，跟ＩＴ领域也接触得比较深、ＩＴ领域的朋友也比较多。互联网是综合性的，它涉及到软件、通讯、媒体内容以及财务管理，而这几个方面我每一块都知道一点，这就能够使我从全局来看问题的时候看得稍远一点、稍准一点。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能够容纳别人的人，很多有能力、有经验的朋友一起加入到这个团队里来，我能够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来做一件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
梦：但是有人说你看重的不是网络而是资本。
茅：我觉得对网络的执着跟公司的经营是两回事。今天网络泡沫的存在就是由于对网络本身过分狂热，造成了对网络的误信，所以才会让这么多公司垮下去了。而新浪在去年上半年还是巨型滑坡，下半年我们可以让它迅速止跌回升，到今年就可以成长。这就说明我们对网络的理解比较深。任何一个行业需要的都不是狂热，而是理解。千万不要把公司的经营跟资本的投入这两者对立起来。这是高科技产业发生、发展和延续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硅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带领这样一个公司走出困境，同时让它可以持续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又让投资人能够得到相应的好的回报，这才是网络企业和网络经济接下去要走的路。
梦：你曾经经历过大起大落，在大起或大落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茅：认识我的人可能会告诉你，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处变不惊。大起的时候我不会怎么样，因为我看了太多的人在一夜之间变成亿万富翁；也有一下子公司就倒掉了，甚至破产了的人。随着自己对这个行业理解越来越深入，我个人年龄的积累，看法会越来越宽，在大起大落当中最最重要的是心理越来越平和。过去２０年里，我看过苹果电脑的大起大落、看过很多软件公司的大起大落、看过ＩＢＭ的大起大落。在这个行业里没有常胜将军，更多的是对自己的鞭策，时常觉得有危机感。我想这才是在大起大落中应该要去面对的。
梦：面对挑战，很多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时候你的状态是怎样的？
茅：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顺其自然的人，因为挑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在你的面前，那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唯一能够自己掌握的，就是在挑战来临的时候，作为人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顺应自然地选择去做下一步的工作。
梦：工作中你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有严密的安排和计划，对生活呢？
茅：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自己在２０岁的时候的生活方式是靠体力做很多很多事情，在３０岁的时候是靠脑力做事情，到近４０岁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去感受，感受我的同事和我的朋友在想什么、感受自己到底要什么。从我个人来讲，我确实一直都很幸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做出来的结果都不错。我不赞成在工作上搞个人英雄主义，在生活上我也尽量低调，尽量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运动啊、交一些朋友啊。
梦：你曾经说过：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呆不长。你认为你这个新浪ＣＥＯ能够干多久？
茅：这个完全看需要。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上，一个人不可能在一个公司里呆一辈子。这个市场变化太快了，对一个人的劳损的程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还有很多其他个人的兴趣，想做的事情也很多，比方说教育、比方说文物保护、比方说环境保护，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一些兴趣，要花时间去做。所以我想：将来还会有很多很多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我的观点就是顺其自然，不给自己一个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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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道林１９６３年出生在上海，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系统硕士学位。
在进入新浪网之前，茅道林曾任著名的国际风险投资公司——华登国际投资集团的高级副总裁，分管在美国、中国及香港科技产业的投资。在华登掌控的１０多亿美元基金中，茅道林在中国的网络、科技、建材、家电、医疗器材等产业的２０多家公司中投入了近１亿美元的资金。其中１９９７年，他在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投资创造了中国高科技风险投资领域的第一案例。之后，他任四通利方董事并促成了四通利方与华渊资讯的合并。
从１９９９年开始，茅道林出任新浪网首席运营长（ＣＯＯ）。２００１年６月，在王志东离开新浪之后接任新浪网首席执行长（ＣＥＯ）。
王志东被资本逐出新浪的时候，茅道林说过这样一句话：“公众一直说资本很残酷，但这却是对大众投资人最负责的做法。”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茅道林在新浪也面临了同样的结果。
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１日，新浪董事会在美国硅谷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虽然此时全球ＳＡＲＳ疫情依然严峻，以姜丰年为首的７位董事还是悉数出席，未能到场的则通过电视电话参加了讨论。
尽管在后来的公开报道中，茅的离职被描述为“功成身退、主动请辞”。但事实上，已经掌管新浪两年之久的ＣＥＯ在走进会场前根本没有意识到，迎接自己的将是一次决定自己在新浪去留的会议。
会议开始后，董事会主席姜丰年就突然站起来发言，称管理层对茅道林不满。在新浪董事会上，两年前逼宫王志东的一幕重演。不过，这一回的主角是茅道林。听到指责，茅当时就跳起来，表示“不可能”。就在几星期前，他还与新浪的主要管理层交换过意见。在那次恳谈中，并没有听到对自己不满的声音。
事态的变化令茅道林猝不及防。姜丰年当场拿起电话，一个一个向管理层征询意见。除了技术总监严援朝没有表态，几乎所有的管理层都做出了倒茅的表示。这样，茅道林已别无选择。最后，董事会以４票对３票通过了让茅道林辞职的决定。新浪ＣＥＯ再次易人。接替他的是原新浪网执行总裁、年仅３０岁的汪延。
第五部分后记：在这里我守望着
梦雪
我热爱北方，不仅仅是因为故乡的缘故。在北方，有大片大片的青纱帐，季节来临时，短暂而坚强地挂在我家乡灰黄的土地上。北方是烈性的酒，哪怕是醉了的鼾声也是干裂和凌厉的。而南方是我梦中的甘蔗林，是用鲜花织就的锦缎，是想像中柔美而香甜的新嫁娘。
２０岁那年，我离开了故乡沈阳，独自一人背着简易的行囊来到福州。当北国还是一片冰封时，福州的春天已经这般的缠绵和潮湿。那时我刚刚被招聘在华艺广播公司做播音主持，公司是在城北郊外一座兵营里，前面是一些农舍连着一大块的菜地，当军营的号声吹过，夜就显得格外寂静。没班的时候我会一人走出门外，眺望着远处城市的灯火，呼吸着旷野清新的空气，一丝淡淡的乡愁会在这时沁凉地爬上心头。
命运的安排无法违逆，就从那时起，我和南方结了半生的缘，开始了我对新的岁月无尽的遐思。
１９９３年我转到了电视领域，在一家电视台担任节目主持人，做一档音乐节目，向观众介绍最新的流行音乐和最红的歌星。不久我又转做“电视商场”栏目的主持人——当时福州市有五家大型商场和台里签了广告合同，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五家商场的柜台前，向观众介绍各种商品信息。那时候的我沦落在喧嚣和嘈杂的城市物态世界里，尘土飞扬，莫辨方向。
终于有一天在摄像机的镜头前，我失语了。那天我站在商场的柜台前，面对亮着灯的摄像机，我竟然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我仿佛一下子驶入长长的隧道，意识幽暗，找不到些许的光亮。三年来我说了太多的话，而这些话语，在我看来其实是在替那些不会说话、没有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惟一使命就是被消耗的商品们说的。我从产品说明书里了解它们，再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的观众。但就在那一刻，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起来，那些色彩斑斓、用途各异的商品和装饰精美的货架在我眼前突然变成了一片杂乱而喧嚣的丛林，而我，就迷失在这片丛林里了。
作为一个主持人，在镜头前失语是最大的失职。跟我搭档的摄像不知所措，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被一种叫做“空虚”的巨大的力量击倒的。现在想来，或许那种感觉早就在我的心里播下了种子，这颗种子被重复单调的、被动的工作一天天堆积起的厚厚的尘土掩盖着。土壤下的种子迟早要发芽，而那天，或许就是它狰狞着面孔破土而出的日子。
我在凭借惯性滑行着的生活轨道上来了一个急刹车。
１９９６年下半年，我开始筹划人物访谈栏目——《梦雪时间》（《相约名人坊》的前身）。我从事电视节目主持人工作多年，深知做这样一个栏目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压力——人物访谈节目完全以对话支撑，机位单一，摄像机镜头所表达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节目的成败就完全取决于前期策划和主持人对访谈对象情绪节奏的控制和心理状态的深度挖掘。当时，国内只有央视的《东方之子》这一个人物访谈节目，而《梦雪时间》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上，都是无法和它抗衡的。
但我必须走下去。我坚信一句话：书生志去，机会方来。
１９９７年５月７日，是《梦雪时间》在福建有线电视台首播的日子。这是福建省所有电视节目中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栏目；当时，在全国各大电视媒体中，《梦雪时间》也是最早出现的人物访谈节目。
之所以在沉寂半年多之后我重新以这样的节目方式面对观众，是因为我曾经向自己发问：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吸引我们的是什么？康德曾经说过，只有两种东西能够震撼人心，一是我们头顶上的星空，二是人的灵魂。社会总是崇尚名人、崇尚精英，而我更崇尚他们身上那颗普通的心灵，那是真实的思考和时代发言者。他们的经验和感受其实就是我们生活最好的教科书。我带领电视观众进入的这个世界或许过于安静了，与以往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喧闹有些格格不入。最早做节目策划的时候，许多关心我的朋友对我的前途充满了担忧。但我认定这个世界将是丰饶的，因为我要开启的是人的心灵之门。为此我必须经历一个蜕变的过程——从一个信息的传播者变成为一个聆听者。这种角色的转换，最终使我走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现在我自己的内心深处，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安静的角落。在飞扬的外表之下，我还保有一个孩子般的好奇心。重新发现和认识自我是艰难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惊喜的。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尽管要为此付出代价。
托夫勒说：社会中有很多守望者——像艺术家、作家、媒体工作者。我庆幸有了这块“名人坊”，在这里我守望的是时代精英的人生经验、人性光彩和不灭的人类精神！我不敢自诩自己在这里传递了多少精神价值，但当我和他们一起面对时，我选择了坚持！
２００２年，《梦雪时间》更名为《相约名人坊》，并在原先的基础上对节目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至今这个栏目已经播出了３００多期，在全国包括香港凤凰卫视在内的同类电视节目中，《相约名人坊》以她的内在品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在７年的时间里，我和观众一起，品味着３００多个悲喜交加、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相约名人坊》的采访对象有当红的明星，有畅销书的作家，有诗人，有不善言谈的科学家，有曾经沧海的商人，有守望爱情的老人，有叛逆青春的孩子……尽管这些名人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热爱着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在各自的领域里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朴素的信念，同样支撑着《相约名人坊》走过了７年的风雨历程。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名人们的生活离我们是遥远的，他们耸立在凡人面前，像高昂的山峰，当你仰视他时，是多么的敬畏和骄傲，并由此让我们产生许多的想象，而想象是不真实的。并不真实的想象会使人们放弃对生活本质的追问和探寻，只专注于“名”所构筑的一个又一个虚幻的外壳，从而忽略名人首先作为一个人，一个特殊的个体所真正应该具有的人格力量。７年来，《相约名人坊》始终秉承着一个单纯而善意的初衷，那就是挖掘名人内心深处最真实最朴素的情感，让这些看似与我们相距遥远的人向我们展示他们作为一个个普通人，一个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在不平凡的生活中所经历的平凡的喜怒哀乐。感谢所有接受过我们采访的人，在我们的镜头前，他们无一例外地以率真拂去了浮华，在展示人性中的善良和美好时，也毫不避讳他们生活中的艰辛与缺憾。从他们的叙述里，我和观众一同学习着，学习什么是爱，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苦难，什么是名利，什么是沉浮，什么是痛苦，什么是欢乐，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死亡……我感激所有这些曾经向我敞开心扉的人们，他们给了我一个宝盒，那里面盛着应对生活的各种法器——坚强，乐观，忍耐，感恩，幽默，宽容……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在每个周末，抽出一点点的时间，安静地坐在电视机前，和我一起坚守，听着他们的故事，想着自己的生活……
也许是为了更好地怀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