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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占领了青岛。当时中国的军力是不行的，所以那会儿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够靠外国的力量来支持。后来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实习，也是这样。有人说中国人造不了船，尽管江南造船厂曾经在１９１８年以前造过４条一万吨的运输舰，可是当时国民党还是说要向日本人买船。我在那儿实习的时候，国民党还验收了一条叫“平海”的日本船。为什么中国人不造而让日本人造呢？就是当时中国政府不觉得中国人有实力能够造船。到后来搞航空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买了美国的生产许可证，做了发动机，那时候我在厂里头是设计科科长，我说我们也可以做啊！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做的发动机能够比美国人做得好吗？”我说当然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刚开始嘛。国民党的空军就答复了：既然如此，那我们还是买美国的，你用不着做了。他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能够自己做。
梦：那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要我们自己来做的？
梁：那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那儿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学校里面所有的设备仪表，是学校先有，市场上后有。为什么呢？就是这些教授自己研究，做出仪表来，先在学校用，然后才到外头的工厂去生产。所以我觉得我学到的不仅仅是工业方面的知识，还学到了什么事情都应该自己做。
梦：当初调您去导弹技术研究院的时候，您自己有信心能成功么？
梁：虽然中央批准了，很多人还是这么讲：“哎呀，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啊，没有苏联援助恐怕是搞不成的。”就是五院内部也有人这么讲，说是苏联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不能搞。聂总说要搞，当然我们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但是到底能不能搞？有人就问我，也是一个负责的领导同志问我。我说我完全支持聂总的意见，我们要搞。他说：“你支持？你看见过导弹没有？”我说没看见过。他说：“你没看见过你就支持？你不是说空话吗？”我说：“你应该注意到，没有看见过导弹而要做导弹的第一个人，绝对不是我，是德国的导弹设计所的工程师布劳恩。他没有看见过导弹，因为那时候地球上没有导弹，他不可能看见导弹，可是他可以提出来做导弹。我现在当然也没看见过导弹，但是我跟他不一样。他做导弹的时候还有人问他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我现在呢，我知道这个导弹一定是人可以做出来的，只是我怎么样去做的问题。为什么不行呢？”我知道这方面是一定可行的，跟我还不知道它能不能行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它一定是可行的，只要分析到底现在有什么问题，难点在哪里，把难点解决了就可以做。也有人讲：“哎呀，难点多得很！”我说：“多得很到底有哪些？你说出来。”他只说：“多得很。”我说：“说多得很不解决问题，你要把它列出来，一百条、一千条，列出来以后咱们就可以来一项项讨论，哪一条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解决的，就可以做了。”那时候是１９５７年，我们自己搞了半年多。后来赫鲁晓夫又变了，说可以向中国提供一些资料。这当然是好事，我们就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可是这时候很多人反过来批评我说：“现在有了苏联资料，是可以搞了，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大家都觉得绝对可以搞成。但是当初没有苏联资料的时候，你就说可以搞，你完全是好高鹜远，轻举妄动。”
梦：您对他们当时的这种说法心里服气吗？
梁：我当然不服气啦！我还是原来的理论，我说：“你凭什么说我搞不出来？”他说：“你理论脱离实际。”我说我理论不脱离实际，我在工程学院的时候，我设计试车台设计成功了，那时候没有人说我理论脱离实际。
梦：在整个工作过程当中一切还顺利吗？
梁：不太顺利。问题出在中国的工业基础太薄弱了。比如说汽瓶要用某种钢，中国没有，要到苏联去买。这当然要买，当时还没有到苏联不卖的时候。其实不是不能买，而是要买的话至少要花半年的时间才能买到。我就说为什么要买别人的呢？我们也有钢啊，也是按照苏联的标准生产的，不过不是冷轧钢。钢冷轧以后强度就增加了。但是我翻开图纸发现，在生产过程当中我们把钢轧了以后又回火。回火以后，冷轧的效果就没有了。回火之后钢不是又变软了吗？后来事实上证明用我们自己生产的冷轧钢是不成问题的。
梦：这么多年来您在工作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各种阻力，而您面对阻力的时候却总是那么坚定而有信心，到底是什么让您有信心呢？
梁：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啊。按照实践论的方法，先理论分析，先解释已经有的现象，然后第二次飞跃就是把这些理论用到实践当中去。你说这个东西不行，出现了这个现象不行了，我就按照所学的公式先来分析，再用我分析的结果来做结论，而不是用拍胸脯、写决心书的办法来做结论。所以我相信我的结论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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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磐１９１６年４月１３日出生于福州郊区梁厝村。１９３７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１９３９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１９４０年任西南联大讲师、副教授，１９４２年任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技术课长，１９４５年任浙大教授、系主任。１９４９年就完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飞机发动机图纸。１９５２年任哈军工教授。１９５６年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分院副院长，七机部研究院副院长，航天部总工程师。先后主持了多种战术导弹的设计、试制、定型直至批量生产。他主张采用国产燃料，推动力更大并解决了剧毒问题，为祖国航天事业立足于世界奠定了基础。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学部委员。１９８８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还是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宇航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热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第三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一部分侠骨柔肠──柯约瑟
编导手记
柯约瑟先生是我们的摄制组前往美国采访计划中的重点人物。之所以将他列为重点人物，不仅仅因为在他的身上体现着美籍华裔商人的典型特点，还在于他的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他出生在台湾，但在小时候就跟父亲学会了唱《义勇军进行曲》；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当祖国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投资环境还不十分完善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工厂建到了广东；虽然是外资企业，但在他投资的企业里，却没有一个外籍管理人员；企业开工不足的时候，他非但不裁员，反而斥巨资让员工们四处旅游……
柯约瑟先生是商界的一个另类。这个家财万贯的富翁，每天只吃一顿饭，却大把大把地把钱花在建学校上。这个在商场的风云变幻中不动声色的人，却会面对一群孩子落泪。当我们坐在他家里的时候，发现他的家虽然十分宽敞，但奢华当中却不失一种谦和与朴实，一如他的为人。
这是一个集许多矛盾于一身的人。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显得尤其真实。
访谈
梦：您是在而立之年才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一切都是靠自己打拼，一定很不容易。
柯：说来有点悲伤。我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父亲能够负担的就是一张机票。所以我到这边来念书的时候是从大学开始念的，也没有奖学金。那时候还是外国学生嘛，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自己打工。我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在码头扛货，在加油站加油……惟一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学业。对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来讲，学费是非常贵的。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是多少钱？大概是每一学期７００多美金！因为要节省自己的开支，我那时候就在一个中国的餐馆里打工。在中国的餐馆打工有一个好处，就是晚上下工的时候可以吃一顿饭。可是这只管你的晚饭，早饭和中饭就没得吃了。如果早饭中饭不吃的话，我一天大概可以省下一块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每天晚上吃得很饱，早上也不吃，中午也不吃，每天就吃一顿饭。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这么多年好像也习惯了。
梦：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创业困难一定很多。
柯：创业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个很巧的机会。我总是有一股傻劲儿，不晓得商场上的风浪。虽然在美国公司做了很久，有一些学识上的基础，也有一些经验上的基础，可是在商场上还是很嫩。但就是凭着自己的毅力，吃苦耐劳，虚心地去学习，还是闯出了一番天地。
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在美国生存发展的一个法则。你是怎样让自己在众多的来美国求生存发展的人当中脱颖而出的？
柯：很重要的一点，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挫折，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甚至是失败。失败的时候当然自己也很懊恼，但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失败的原因找出来。
梦：您有没有失败过？
柯：太多了。刚开始出来做事业的时候经验不足，第二个原因是本身的个性不成熟，修养不足，学识不足。我记得我刚出来做事情的时候是在１９８２年，那时候美国通讯业正从政府垄断的控制之下开放成民营，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那时候刚刚３０岁，就是搭了这个顺风车，从零开始，在短短的３年之中，冲到业务量一年就做到四千万美金的规模。那时候因为只有３０几岁，认为自己是天才，自己是不可一世的！可是高潮过去了以后就掉下来了，竞争也很厉害，这算是一个失败。我觉得一个人真正能够显出他的能力、他的决心和他的毅力以及各个方面的知识，最好的时候是在他失败的时候。失败以后是不是能够再站起来，这才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时机。
梦：您当时败得很惨吗？
柯：非常惨。
梦：那段时间您是怎么度过的？
柯：我永远记得我母亲讲过的一句话：做人不要赌气，不要斗，要争气。为了要争气你必须要更努力，排除所有的困难。还有一个就是要保持非常清醒和理智的头脑，把这些事理出一个头绪，然后努力地去做。
梦：您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时候就到中国大陆来投资，其实那个时候你个人的事业也刚刚起步不久。
柯：我的工厂早期的时候是在台湾。因为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变化，工厂里的工人总是不够。当初我们公司里所有的管理人员都赞成到马来西亚或者是泰国去投资。我的看法就不同。因为我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里，民族意识非常强，比一般的家庭要强很多。中国的国歌就是从小我父亲在台湾教我唱的，中国国歌我唱得非常熟。所以我赞成只要中国大陆开放，我们就去中国大陆投资。这个决定以一票压倒所有的投票，我强制坚持我们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梦：都说商场如战场，战场上是不分儿女情长的。可是当世华公司中国分公司经营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您却没有辞退任何一位员工，而是把他们送到外地去旅游。对您的这种做法，你的合作伙伴或者你的家人能够理解吗？
柯：刚开始很难啊。在一个公司里，人是最大的资产。你可以很快地辞退那些人，在一天之内，一个决定，一秒钟后你就可以辞退所有的人。可是要重新再建立这个团队，要花多少心血？不能因为一时生意上业务量小了，造成了一些损失，就把这些对你有贡献的员工辞退掉。我们没有辞退任何一个员工，我们没有少发一分钱的薪水。我们过年还是照样发红利。
梦：那一年多的时间您大概为此付出了多少费用？
柯：如果换算成美金，大概有几百万美金吧。
梦：当年在广东投资建厂的时候，在广东东莞，别的工厂的工人都特别羡慕“世华”的工人。
柯：刚到那里的时候，我看到在街上有很多的小弟小妹们，背着棉被、脸盆、热水瓶在街上走。我很奇怪，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说因为他们要去上工，有的是刚刚离开一个工厂。手里的东西都是原来他们自己买的，工厂都不提供。于是我就想我们应该做什么？到我们公司来做工的小弟小妹们，他们要带的只有一件东西我们不负责，就是他的内衣裤，其他全部由公司提供。所有床褥、枕头、牙缸，一切的起居用具全部由公司提供。
梦：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都会把国外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人员连同他们的资金一起带进来。可是世华中国公司从头到尾没有从国外带进任何的管理人员，都是从本土的人员中选拔培养起来的，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柯：我们是要把先进经验带进中国，可是我们的重点是要培养人。中国人讲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企业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工具，这是我始终保持的一个信念。从我创业开始，这个初衷到今天也没有改变。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自然就会有成果，我们今天公司里所有的干部，全部是从十几年前一路培养上来的优秀的中国青年干部。另外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都非常清楚，我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非常强。每个礼拜我们所有的员工都要开一次周会，在周会上我们一定要唱国歌，唱我们的厂歌。目前我们的厂歌是从一个叫《我是一个兵》的老歌改编过来的。
梦：这好像违背了在商言商的原则。
柯：做人要有原则，做生意也要有原则。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因为金钱而丧失了自己的人格。这是我们家的家训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当以金钱为出发点的时候，人格就不存在了。可是如果是以整体的成功为原则和出发点的时候，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人生哲理、生活原则和人格。这样做的人还是会成功。很多真正成功的人，都是在这个基本原则之下做事情的。短期赚钱的人，发一点小财的人有没有？有，到处都是。可是他走得长久吗？
梦：您在国内做了很多善事，一开始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
柯：在我念硕士的时候，最后一学期的费用我没有。大概是两百多块美金，外加１００块考硕士的费用，一共３００多块美金。我当时只剩下几十块钱了，没有钱了，我就到公司去借钱。我的会计主任就给我预支了一个月的薪水，到下个月我存了钱就把支票还给公司了。因为我用的是支票，我们的会计主任就让我把支票开给她。我说怎么能开给你呢？你给我的是公司预支的薪水，我应该把支票开给公司才对啊。她说：“约瑟啊，公司哪有预支薪水的？美国是没有什么预支薪水这一套的。这个钱是我私人借给你的。”我现在想起来心里都还很难过，当时所有的辛酸和悲痛在一刹那之间就决堤了。后来我就跟她讲：“我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她说：“我要你报答，就是你有能力的时候，永远要去帮助别人。”这句话一辈子我都不会忘掉，这也是我一辈子做事的原则。
梦：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的希望工程的？
柯：这是我很早以前就想做的事情。１９９８年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感人的场面，尤其是解放军的官兵们用人墙去挡洪水。我一直想做一些事情，就捐了一笔钱，结果他们就把它捐到了我的老家武汉。那里正好有一个小学，决堤的决口就在他们学校门口，学校没了，这样就把缘分拉起来了。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帮建希望小学了。在中国的十几年里，我看到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北京的侨办一直到省侨办，配合教委、乡、村，全部联合在一起，大家都很尽心地去做事情。我发现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了下一代的教育，是真正在做事情。我们在盖完第一个学校之后有很多很感人的场面。学校建成以后，我到武汉的一个小学去，我给每个小孩子带了一个公仔玩具。中国乡村的孩子是很保守的，当我把那个小熊拿出来，告诉孩子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的时候，下面几百个小孩都欢呼尖叫！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场面。而这一个小小的玩具，我只花了１０块钱人民币的一个东西，能够在他们小小的年纪里让他们发出第一次的惊叫，给他们带来了欢悦，那个场面和声音对我的冲击太大了！我到一个教室里去，看到了一个小孩子，我当时感触太深了，激动得几乎泪都要流下来了。那个小男孩的一支铅笔大概只剩下一两寸了，他就在上面绑了一根竹筷子在写字。你可以想像到他的家庭环境，可他还是在努力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