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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他们没有信息来源，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好律师。我们所做的就是给他们贷款，让他们能请得起价格高的律师。我们帮助那些遭受暴力的或者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以及那些找不到律师的人。
梦：为什么你这么热衷于这项工作？
郭：我爱人类，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好的。很多人没有机会在美国社会生存和工作，他们不需要别人施舍，但他们需要我们伸出手帮助他们得到理解，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寻找工作，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受到更好的教育。因此我们所做的就是力图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支持他们，使他们更自信，使他们能够在美国社会获得快乐和成功。
梦：你觉得移民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吗？
郭：我希望亚裔移民有一天能完全成为美国人，“我们是谁”能够没有任何区别。我想这是所有亚裔美国人的梦想，也是所有美国其他种族人的梦想。美国给了我们很多机会，但梦想有时也会变成恶梦，就像温森特·陈的事件那样。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组织来确保待遇的公正和生活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梦想。现实也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法律。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发现８０名妇人被锁在服装厂里面，其中有一些人已经被关了７年。她们有时一天还要做１６小时的缝纫工作，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报酬。其中有４个男性，其他都是女性。其中一个男的牙齿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没有牙医也没药品，他只好在没有任何医疗措施的情况下自己拨下了８颗牙齿，这只是遭受虐待的一个典型案例。他们获得自由后却立刻被拘留，因为他们都是非法居留，尽管我们没有把握能赢，我们还是代理了这个案子。经过４年半的时间，我们从生产商和零售商那里为工人赢得了４０万美金的赔偿，那些工人没有被驱逐出境，他们可以合法地呆在美国。
梦：你认为要做一个好律师最重要的是什么？
郭：我觉得做一个好律师最重要的是要真正去听取并代表客户的利益，不是要成名，也不是要成为富翁，而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代表客户的利益。最关键的是要懂得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并且尽量和他们一起工作，让他们了解法律，知道自己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可以为自己辩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是，我们的一个律师获得了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基金。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基金会之一，每年他们会设２０个天才奖。这个奖有５０万美金，来培训那些在美国从事重要工作的人。我们的一个律师３个星期前获得了这个奖，我本人很幸运地在３年半之前，作为第一个亚裔美国律师也获得了这个奖。我们感到自豪的不仅仅是因为钱，而是我们工作的重要性被美国社会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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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明指出，为低收入亚裔民众提供法律援助，这项计划是他１０年前就有的构想，今天终于梦想成真。他表示，洛杉矶县和橙县的亚裔人口已超过１５０万人，其中１５％至２０％的亚裔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而且仅在洛杉矶县境内就有２５个亚太裔族群。
参与此项计划的组织分别是亚太法律中心、洛杉矶法律援助基金会、邻里法律服务处、橙县法律援助会。这项名为“亚裔法律转介计划”的服务，是四个组织合作的结晶，四个组织加起来共有４００名职员和１００名以上律师，不但扩大了对亚裔社区的法律服务范围，也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合作模式。郭志明表示，目前这项计划服务对象以说华语和越语的民众为主，将来可能扩充到韩裔、柬埔寨裔等其它亚裔。
创立于１９８３年的亚太法律中心是由美国亚太法律协会的创始人和现任副主席郭志明创办的。选择到洛杉矶华埠建立法律服务中心，主要是为华埠低收入人士和新移民提供法律服务。
第一部分意诚心正──黄克立
编导手记
他出生于辛亥革命发生的前一年，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曾在国民政府、台湾省和香港特区担任要职，后又成为香港商界巨擘之一；他是４届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又是最近３届的常委；他的子嗣也成就非凡，长子黄宜弘现为全国人大代表及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儿媳则是近年来以写“财经小说”而闻名遐迩的梁凤仪博士。
这位老人，就是全国政协常委、现任香港大正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黄克立博士。由于他在推动香港市民热爱祖国等多方面的卓越贡献，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首届大紫荆勋章。
我们探访黄克立老人的时候，老人因为年事已高，生活起居需要专人照料。尽管如此，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老人却依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
访谈
梦：１９９７年７月１号香港回归祖国，７月２号那天您就得到了最高的荣誉，在１２名被授予大紫荆勋章的名单中，您是第一位被授勋的。当时您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黄：我所做的是我个人的本分，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像我一样地爱国家。现在我叫我的儿女、孙子也要跟我一样，除了对家庭要热爱，对社会，对国家也要热爱。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我出生在这个国家，我有生以来看遍了整个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顶顶要紧的一桩事，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去爱自己的国家。国家强盛了，我们老百姓在世界上也就有了地位。我们可以同人家竞争，可以在一个公平的立场上讲话，做我们应该做的事。香港特区政府在成立的第二天就给我授勋，我觉得这是一个鼓励。我在香港住了五十几年，我帮助我们的国家在殖民地中长期奋斗，长期地为国家做事，祖国是知道的。我的记录国家都有，所以国家就给我这样的荣誉，这也是给香港六百万的居民看的——如果你肯做一个好的爱国的，国家是会知道的，不仅知道，还会非常地重视你，肯定你。
梦：您交友非常广泛，无论是有钱的人还是没钱的人，也无论是有地位的人还是没地位的人，您都交往。
黄：人家看我地位高，声望很好，但我个人常常认为我和你们大家，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虽然我有机会比人家多攒几个钱，但是这个钱，我想用到对自己，对人民，对国家最有用的地方。我都用到教育上，我赞助许多人到美国、英国、日本，到欧洲去念书，没有人知道。
梦：继厦门大学的“克立楼”之后，您又让您的侄孙从美国回来，在厦门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位置，也就是在鼓浪屿的对面着手建一个国际银行大厦。业内人士都认为这个国际银行大厦也会是将来厦门的标志性建筑。这个建筑对您是不是有着另外一层的意义？
黄：是啊。这是一种鼓励，也可以说是教育。世界建筑业已经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了？我们现在还是对厦门以前的建筑觉得比较满意。我觉得这个大楼不仅在厦门是第一，在我们整个国家也应该有一席之地。
梦：您的一生也是很不容易的，是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有相当大的跨度。您刚到香港的时候，也是每天打好几份工养活一家人。
黄：那时候我刚到香港，顶顶要紧的是找工作。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校主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到香港来，我们校友会欢迎他，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一看到我觉得很奇怪，说：“你怎么在香港啊？”我就告诉他，我到香港找事做，我现在不想做一个公务员了，想找一份新的工作。他说：“没问题，你明天来找我。”第二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指定我在他办的一家银行做董事副经理。
梦：陈嘉庚先生对您的影响大吗？
黄：我的爱国思想，爱国行动，包括我的生活，完全是受他的影响。我跟在他的旁边，他的一举一动对我都是鼓励。我看到他这么成功，觉得应该学他，这是最正确的做人的方法了。他的钱在那个时候是很多很多的，但都是用在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他自己的子孙没有用多少钱，他的钱都用在教育上了。
梦：香港商场上风云变幻，竞争非常激烈，您也看到很多富豪的沉沉浮浮，而您却一直在稳健地发展，是什么使您一直处于不败之地呢？
黄：就是一个办法，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多少资本做多少事。以现在的商人的观念来看，我是落伍的。人家是有一亿资本可以做十亿的生意，我有一亿资本只做一亿生意。我现在每天在办公室的时间至少还有五个小时。
梦：您这么辛苦工作为了什么？
黄：第一是为了我的健康。人是要有动力的，如果总是说“我老了，我不行了”，自己心里没自信了，这是很吃亏的。我是一边工作一边想：我是健康的。于是我真的就健康了。现在我每天在办公室呆五六个小时，有的时候还在社会上应酬、开会，有时候还要讲话，我的东南亚、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往还要迎送……我是很忙的。
梦：您与人交往的尺度是什么？
黄：第一是诚恳，第二是老实，第三是自己谦虚一点。不要老觉得自己是有名望、有地位、有钱的人，这样的话一定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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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立１９１０年８月１５日出生于古城泉州，青年时代在厦门大学学习６年。因为陈嘉庚对其才智和见解颇为赏识，所以毕业后陈嘉庚即委任他为厦门大学会计主任。
１９３７年日军全面侵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当时正值壮年的黄克立没有离开这块热土，始终活跃在闽南的抗日前线上，为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政府供职的黄克立入选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本向中国交还台湾的仪式。随后，黄克立因精通国语、英语和闽南语，留在当地参加台湾光复后的重建工作，先后担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副处长和台中市市长。当时的黄克立年仅３５岁。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黄克立与马来西亚殷商合作，创办香港海外信托银行，出任副董事长兼常务董事，并任香港工商银行副董事长、泛印集团及澳门国际银行副董事长等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黄克立又向证券和工业进军，１９６９年创办永固纸业有限公司和大正证券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至今。
在香港事业有成，黄克立更是积极在内地投资，促进祖国经济发展。不仅如此，从商海第一线退下来的黄克立更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祖国的统一大业。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黄克立就获邀担任全国政协常委至今。他对祖国内地改革开放事业，尤其是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及海峡两岸关系缓和等方面颇为关注，时有精辟的言论。他还是香港回归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以其在商界的地位，多次向中央提出中肯意见，支持特首工作，为香港回归做出卓越贡献。１９９７年７月２日，黄老与徐四民等被首批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勋章——大紫荆勋章。
黄老说，他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深有感触地说：“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创举，事实证明，用‘一国两制’的方法处理港澳事务是非常开明有效的。台湾问题也一定可以这样解决。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作为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日本向中国交还台湾的仪式，亲眼目睹了台湾同胞为回到祖国怀抱而欢欣鼓舞、欢呼雀跃的盛大场面。现在，台湾的一些人却公然鼓吹‘一中一台’、‘台湾主权独立’，赤裸裸地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我坚信两岸一定会实现统一，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多做些实事。”
第一部分掷地有声──梁守盘
编导手记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向美国代表约翰逊表示，我国将提前释放１１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并要求美国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法令。３天后，钱学森接到美国移民局通知，允许他离开美国。一位美国科学家深知钱学森的卓越才能，对他的归国事件评述说：“我们知道他不是回去种苹果的。”
回国后不久，钱学森就向国务院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草拟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发展规划，开列了参与此项工作的２１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有任新民、梁守磐、庄逢甘、罗时钧等科学家。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我国的第一个导弹技术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了。聂荣臻元帅出席了成立大会，他勉励大家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毕生致力于我国的导弹事业。那完全是平地起家，除了一个院子和几间平房之外，一无所有。钱学森就是这个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而且除了钱学森之外，包括老专家和新毕业的学生在内，没有一个人是学火箭的。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很快便组建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等１０个研究院。梁守磐又被钱学森点名，成为这个研究院最早的奠基者之一。当时，没有理论，没有图纸，中国的这些科学家们要制造出一个连自己都没有见过的东西。梁守磐和其他人一样，就这样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他负责的是导弹燃料的研究工作。而燃料就像是炸弹中的炸药一样，是导弹的食粮。没有合格的燃料，导弹就是造出来了，也只能是一个空壳儿。
１９５８年３月，按照中苏签定的合同，一个前苏联的导弹专家组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同时，两枚Ｐ－２近程导弹运到了满洲里……但好景不长，伴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１９６０年８月，赫鲁晓夫下达了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命令。那是一次干净彻底的撤离，连纸篓里的纸片都没有留下。
聂荣臻元帅来到了研究院，召集高级工程师开会。会上，他紧握拳头擂在桌子上对大家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党中央寄希望于自己的专家！”他还带来了中央关于用国产燃料、靠我们自己将一枚Ｐ－２导弹送上天的决定。
听到中央的这一决定，梁守磐挺身而出，他在聂帅面前立下军令状：“我以项上人头作保，我们的火箭推进剂绝对合格。”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０日，也就是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１７天，在中国的国土上，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第一枚Ｐ－２导弹，从而揭开了中国导弹试验史上的第一页。
想要见到梁守磐院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进入梁守磐院士的办公室之前要经过几个关卡——办公楼门前有卫兵把守，进入办公楼内还要验证登记……这一切，让梁守磐这个名字充满了神秘感。在一间办公室的门上，我们看到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梁守磐”三个字。我以前只见过办公室的门楣上挂着“ＸＸ科”、“ＸＸ处”的牌子，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挂着人名的办公室。推开门，眼前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如果不是门上的名字，他就像是一个早晨拎着鸟笼在公园里散步的普通老人。我很难相信那句以自己的人头作保证的掷地有声的话是出自眼前这样一个瘦小的老人之口。
梁守磐院士是福州人，但他的乡音已经荡然无存，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访谈
梦：您两岁就从福州来到北京，由于当时整个的社会大环境，您好像当时没有上过小学，是吗？
梁：我小时候是在家里面念私塾。家里请了一个管家先生，我跟我的表哥、表弟大家在一块念书。
梦：那时候是不是整个社会都处于非常动乱的时期？
梁：那时候当然乱了。是什么冯国璋啊曹琨啊统治的北洋政府时代。等我念大学的时候，北京是张作霖当安国军大元帅，在管着北京。当时孙中山是南方的大元帅，军政府大元帅。所以那时候乱得很。我初中上了一年以后，就开始了国民党北伐。北伐也搞了一年多吧，然后才跟张学良统一起来。那时候我父亲就不在北京工作了，到南方去工作了。所以后来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念书。我到上海刚开学的时候，就又正好碰到“九·一八”。１９３９年，“九·一八”。
梦：在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不断遇到这种社会的动乱，是不是给您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和冲击呢？
梁：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占领了青岛。当时中国的军力是不行的，所以那会儿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够靠外国的力量来支持。后来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到上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