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爬上去,爬上去,一直爬到最高的桠枝上,在那里,我就小心地拿出藏着的叶子,开始把它们装点在那枯了的细枝上。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很简单的,我只要用树枝在叶子上穿个洞,就可把叶子套在树枝上了,而且我也相信,只要我把别的树上多余的叶子都拿来完成了我那慈悲的工作之后,这棵树就会和其他叶密的树一样了。当我正爬在高高的树上,工作还没有完成一半的时候,忽然听到男人的“嗒嗒”的脚步声。从他们沉重的步子,我可以猜出这是父亲的客人坐在轿子中,由轿夫们抬着来了。我听到木杆碰撞的声音,知道他们已把轿子停下来休息了。我一直不敢往周围看,因为我怕他们笑我!
后来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才知道我绝对无法逃避他们的视线了。于是我决定静静地留在树上,一动都不动,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虽然我的树叶还只装了一小部分,不够遮蔽我的身体,我却也不管了。
客人们文雅地从轿子里出来走进庭院,他们的衣服上,或是装饰着孔雀毛,或是绣得像虹霓一般的鲜丽。当他们把眼睛往庭院周围一瞟的时候,自然他们就看见了我。
其中一个就走到树下抬起头来望着我。
“小孩子,你在做什么?”他严肃地问道。
“我正在把树叶给这棵树,因为人家忘记给它了。”我鼓起勇气回答。要是我没有到过欧洲(那里的小孩比中国小孩自由得多),那我一定不敢对这个陌生人说话。
“你没看见吗?这棵树已经死了。它自己不会长树叶了。你可知道,一两天后,你的叶子枯了,这棵树还是和原来一样的。”
“不要紧的,”我大胆地说,“别的树有很多的叶子,我总可以从它们那里取来给它。”
这个人笑着,回到他的同伴那里去了。
第二个人说话了:
“那就是裕庚的孩子吗?”
自从这天起,我就不停地怀疑着,为什么大人喜欢在小孩子听得到的地方问关于小孩子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大人会那样残忍地问那些令小孩子心碎的问题?
“是的,”第一个人说,“这也是其中之一。”
“她的小脸倒挺漂亮。”第二个人说。
我心中立刻充满了骄傲。我希望现在就有一面镜子让我可以证明那陌生人的话的真实性。但随即那第一个人几乎击碎了我的心。
“不错,”他说,“她的面孔固然漂亮,却有着一双大脚!”
害人的洋娃娃严肃的庭院(2)
眼泪很快地充满了我的眼眶。我低下头去看看我的脚。在我看来这是一双小得异乎寻常的小脚,而且非常玲珑。尤其是当它们从那臃肿的棉袍下伸出来时,显得更小了。可是那陌生人的批评使它们在我眼中渐渐变得大起来,一直到我觉得它们真的很大,甚至大得近乎用我常常拿来玩的炮舰来比喻我的脚。陌生人的话给我在阳光下添上一层乌云,它把我这一天的快乐完全给遮盖住了,若不是这块乌云,虽然有沉入水中的事,这仍不失为快乐的一天。
当我爬下树的时候,我开始暗暗地哭泣了,但随即就停止了。
从客厅到门口,传来了客气的邀请:
“请,请进来!”
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庭院尽头的厅里,仆人们大声呼喝着叫那些官吏去见我父亲。立刻,全部的礼节占据了这肃穆的庭院,在这里,我父亲代替太后经管着大部分的事情。我几乎忘记了我的眼泪,一直等到那些官吏卑躬地依次走进大厅,每人拿着一张一尺见方的红卡片,那是各人求见的帖子,卡片由他的仆人拿着走在前面。
这时候,我的眼泪又来了。我飞快地奔到庭院的尽头。无疑地,这些官吏正有着重要的事情和我父亲商量,可是对于我来说,那些都是小事情,因为我受了那么厉害的创伤:一双大脚。
于是我愤怒地哭着,跟那些官吏到厅里,跑到我父亲面前,也不管他正在和周围的官吏行相见礼,在我既抓住了我父亲的注意力,同时也抓住了那些在场的官吏的注意力后,我指着刚才说我的人,喊道:
“父亲!那人说我有一双大脚!他是什么意思?”
我父亲把这事看得很严重,他不责骂我,也不用严峻的话叫我走开。不会的,我的父亲知道伤心是怎么一回事,也许他见过不少伤心的人。可是父亲也不叱责那说我的人,此刻那人已窘得坐立不安了。
父亲把我拉近他,对我说话,声音大得那些官吏都能听到。
“女儿,”他对我说,“你总知道你的阿妈怎么走路,那么难看地摇摇摆摆,好像她的小脚软得无力支持她的身体,这就因为她是汉人,汉人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把脚紧紧地裹坏了,当这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她的脚却始终不长,但是你,我的孩子,是个满族姑娘,满族人从不把他的女儿的脚包起来。你的脚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的小,灵巧,而且永远是这样的小巧,但是你的脚是天然的,没有损坏的。”
为了打破这接着而来的一段难受的沉静,虽然我那时候还不懂得,那个说我大脚的人说话了:
“大人,你还有别的孩子吗?”
当然他不是这样说法的,因为我删去了中国对话中的客套,那些在外国人看来是多余的。
我父亲骄傲地点点头。
那人继续说:
“我们想见见他们。”
这是一种规矩,当来客要见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必须穿着最讲究的服装来见客。所以我父亲急急地叫我走,并吩咐把其他的孩子立刻带来见客。
于是在这一天中,我第三次被阿妈带去装扮。这次那件臃肿的棉袍是不穿了,可是那讨厌的红丝带仍旧留着,使我可爱的头发大为逊色。
我父亲的孩子(我们一共是四个)就急急地来到大厅,好像是被检阅的小士兵,排成一排,面朝着客人,准备用叩头礼节来向客人表示敬意。我们跪下去,把头在地上碰着。头上的红丝带,我觉得在客人眼光中将是一种最丑陋的标记。
我们叩罢头重新立直站在一边的时候,那些客人就给我们每人十个中国洋钱,算是一种礼节,那时候我却不懂得。好奇心使我像平时一样发问了:
“你们预备买什么送给我们?”我问。
当然他们不会懂得我为什么要问这问题,就像我不懂得他们的礼物一样。于是我父亲耐着性子向我解释。
我怎么会猜想到我这些话(由此可以证明我不像普通中国孩子一样,而且是很放纵的)会替我父亲招来许多麻烦?虽然这样,父亲对我却从没有失去耐性。
假如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地了解他们的孩子,人类恐怕再也不会想到上帝了!
害人的洋娃娃害人的洋娃娃(1)
我的父亲是一个巨人。他的肩膀阔得可以负担许多,虽然这样,他尚且还有空余的地方来照顾他的家庭,作为他的四个孩子的安乐所。在这双肩上,有充分的地方给这位六岁的满族孩子栖息,她一只短短的手臂围住父亲的头,把他的帽子扯歪,这种动作往往会引得他大感兴趣。
父亲体形上是个巨人,但并不胖,有极好的脾气,常常将最大的困难当成小事,比如我的困难就往往是又大又严重的。他有一脸散乱的胡子,那灰色的一丛从下嘴唇下长出来,散满了下巴颏。一撮不整齐的短髭在那壮大的鼻子下,被一双锐利而聪明的眼睛保护着。
他懂得政治上的大问题,他也了解孩子的小小的心。他忽略了自己的困难,却竭力设法解决别人的困难。他懂得一切事物!
这就是为什么皇上和慈禧太后……
但这只是一种预期。我觉得,我们要回到沙市,那个我开始认识我父亲裕庚的地方,这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当我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那个我幼年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女婢,直到现在,我想起她来还像是一场噩梦。她之对我,就像李莲英对光绪皇帝。在德龄的《光绪泣血记》中,描写了光绪皇帝和慈禧的太监李莲英之间很深的仇隙。——编者注
这女婢的名字叫红芳,她是从小被卖到父亲家做婢女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她的父母拿了二十六块钱把她卖给我们家。在我现在所讲到的这个时期里,她是我们的管家,也是这四个气球般的满族孩子生活中的恶魔。我记得很清楚!她是多么固执著自己的成见啊!
“太太……”
每当她来要我们做些什么,或是为我们而抱怨的时候,她总是用这两个字开头,我们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的母亲。
在满族家庭中和汉族家庭一样,太太是最高的主宰。当孩子们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不管这两个字是以什么方式出现的,也不管它们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孩子们必须停止一切活动,立刻接受教训,那些教训必须是无条件服从的,因为那是从太太那里来的。尊敬父母是满族和汉族家庭中基本的一条准则。
当红芳用卑鄙的、自满的(直到现在,我还想不出用另外的词来形容她)神气在计划着她所要说的话时,我们却必须站直了,她先用太太两个字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于是以后无论她说什么话好像都是我母亲的话而由她来传达的。
“太太要你这样做,德龄!太太不准你那样做。我已告诉太太你不听话,她说她要处罚你!”
这种规矩的不合理,我们是无法控诉的。我们甚至于不能验证她的话来确定这些教训是否真正由母亲发出。红芳看得很清楚,只要她提起“太太”,就没有控诉的余地了。不知有多少次红芳用了“太太”的名义使我们屈服于她的荒诞的主张。
我恨透了红芳,因为我知道她常常威胁着我们奉行那些连太太自己都不知道的“太太的命令”。
一切命令冠以“太太”两字,我们就不能考究它的来源,由于这种规矩,我们四个孩子就无形中做了婢女红芳的奴隶。她有最高的权力。或许她也感到苦痛,因为她是个奴婢,或许我们不应该责怪她对我们的虐待,可是在奴婢买卖自由的情形之下,我们小孩子是无能为力的?!
不管对与不对,红芳对我就相当于中国的“夜叉”。
这里我又记起孩童时代的一个插曲,这又证明了我父亲裕庚善良的心地。
我们有一只很大的金鱼缸,还有一个洋娃娃,那是一个好心的朋友送给我的。这洋娃娃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我忘了,总之她的面孔既不像汉人又不像满族人。
还有那金鱼缸呢?
这已经是古董了,据说是宋朝的遗物,可说是无价之宝。中国人相信,新的金鱼缸,因为出窑不久,还保留着火气,会把金鱼烧死。但是这只宋朝的古缸,是一只又大又美丽的缸,已经冷却了一千年,所有的火气都已经跑掉了,使它成为金鱼的一个小天堂。在汉族或满族家庭中,金鱼是不可少的点缀品。
这只宋代遗物是我父亲的宝贝,他朋友都羡慕他,常常听他兴奋地叙述他得到这件宝物的经过。
后来有人送我一个洋娃娃。那时候我正站在金鱼缸旁边,当盛放礼物的匣子打开,洋娃娃到我手里的时候,赶巧红芳也站在我旁边。
像我们的家庭,在那时候已经游历过许多地方,当然不会觉得一个外国面孔的洋娃娃会对我们不利,但是红芳,她是个中国人,她像当时一般的中国人一样,深信“外国恶魔”会带给我们不幸。所以,一等着机会,她就从我手里把洋娃娃抢去。
“你不准玩这个东西!”她愤愤地说,“这是一个外国恶鬼,他会给你带来晦气,你必须抛掉、烧掉或打破它!”
“但是,红芳,”我反抗着说,“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我也常常玩外国面孔的洋娃娃,可是我们家里从没有碰到什么晦气的事情!为什么从前坏运气不来,现在我们回到了中国,就会来呢?”
“不准闹,”红芳喊道,“我去告诉太太,你不听话!”
“可是我要我的洋娃娃!”我尖叫着。
“不准你要!”红芳发怒地说。
可是我一定要,我恨红芳甚于怕她。我像一只小猫一样窜到她身边,想要再夺回我的宝贝。她把洋娃娃高举到我够不到的地方,直到我们的吵闹声引起了其他仆人的注意,当别人有机会来干涉的时候,红芳才把我的洋娃娃往鱼缸里一丢。
于是她跑开了,一面还恶意地对我笑着。
我奔到缸前面。这缸放在一只高高的架子上,而且缸口很阔。不管我怎样努力地伸长我短小的手臂,不管我怎样用各种可用的东西垫高脚,我仍拿不到洋娃娃。直到今天。我还说不出那时候是伤心还是愤怒。我的洋娃娃是失掉了,但是我要把它找回来。
忽然一个念头掠过我脑际。
害人的洋娃娃害人的洋娃娃(2)
我跑到庭院里拾了一块我力所能及的大石,急急地再回到金鱼缸前,举起石头向缸上猛掷,立刻这缸就碎成无数片,好像被枪弹打过的一样。水像潮水般涌到地上,金鱼在地上挣扎着,喘息着。
我已把这无价之宝的宋朝古董毁坏,并且把这许多金鱼置于死地,可是我重新获得了我“外国恶魔”的洋娃娃!
自然地,这吵闹声把一家人都吸引过来了。在那里,我正紧紧地抱着那浸湿了的洋娃娃,又喜又忧地哭泣着,喜的是洋娃娃重新被我得到,忧的是那破缸无法复原了。
这时候人们议论纷纷,讨论该如何惩罚我。最后,我被带到父亲面前。父亲把我抱在他膝上,耐着性子向我解释这只缸是多么的名贵。
他不但不用鞭子责罚我,而且对我一点都不严厉,他那和蔼可亲的字句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同时也治愈了红芳给我的创伤,使我重新感到人生的愉快。
直到现在,我所说的似乎都是我个人的,但是我不得不这样。我父亲和我原是一体的。我必须从我的生活中刻画出这样一位我经历中的最伟大的人。
他不但对我,对一切他所接触的人都是这样;并且许多年后,我在太后身边任职时,有许多指斥我父亲的论调传到朝廷来,由于太后对父亲的了解(这种了解使我父亲的地位非常稳固),因此太后竟拒绝考虑那些诋毁我父亲的言论,并且对那些奏章都不理会,或是毁了,或是原封退回本人。
害人的洋娃娃从屏门望进去(1)
我童年时代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使我对父亲的事情知道得很多,现在我很容易回忆到沙市。在那里,我父亲做监察御史,那已是第一等的官阶,是红顶羽翎的官阶了。
可是在他见客的时候,他从不戴红顶羽翎来表示他的官阶。我常常从大厅的板门里望进去,偷看我父亲接见客人,我看着来宾们来来去去,永不厌倦,而且大部分的时间总把自己藏得好好地不让别人看见。
这大客厅非常壮丽!是一个用麻栗木筑成的长厅,天然的色泽。厅里的摆设都是蓝的,麻栗木的屏门上装饰着各种人物图案,我每次总是毫不厌倦地要来辨别、了解它。在我看来,那些龙和那些穿着古老的袍子的人物都非常逼真,甚至有时候,当我单独在客厅里,没有事可做的时候,我就会使自己和那壁上的中国野史上的人物作假想的谈话来消磨时间,一直等到有客人来,这就又有新鲜的事物来满足我的好奇心了。
这天早晨,当地的县官来见我父亲商量公务,他被引进厅里,经过了两重从屏门上开出来的通路(屏门是用来把整个大厅隔成三间的)到最后一间,等候我父亲出来。我拣了一个看得见听得到的地方把自己藏好,这些来客永远是这样地吸引着我。
县官是个胖子,当他被单独留在客厅里等候我父亲的时候,我就仔细地观察他。真的,去偷偷地看那些客人在他们自己以为是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确是一件最有趣的事,我最感到兴趣的就是暗暗地看人家不受拘束的举动。我对于受我父亲——一位一等大官的接见,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价值;可是大多数来访的人都表示特别看重这一点,尤其是在我父亲的面前。
直到今天,我记忆中还能清楚地看到他当时的情形:他交叉着腿坐着,狡诈地看着厅里的家具、厅的建筑和那屏门。那些屏门是可以自由扯动的。完全扯开的时候,三间小屋就打通成一个大厅;扯开一部分,就成为一个通路,让外面的客人从这里经过。一直到里间的炕上,那里就是我父亲接见客人的地方;完全拉拢的时候就可以把三间中的任意一间隔断。
我对这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