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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拉拢的时候就可以把三间中的任意一间隔断。
我对这厅里的家具的重视程度不亚于那位年老的县官：那屏门上的花饰、墙上的图画、天花板的灯、蓝色的垫子镶着许多名贵的花边。总之，在那时候，我是常常努力地认识那些墙上、垫子上、屏门上复杂的人物图案。我们那个客厅确是个最舒适、最庄严的地方。虽然到后来几年，我看到了更加辉煌的客厅，可是没有一个能那样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县官的眼睛似乎要把这些陈设都吞下去，我相信他什么小地方都不会忽略，并且我相信他对于每件东西的估价可以精确到一个小铜钱。我没有注意到他的服装，因为我想即使他的服装不美观，我父亲的服装多少也可以替他增些光彩。
但是那县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他交叉着腿坐着的时候， 他那只搁起的脚没有一刻安静。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中国习惯，知道这种习惯的人，只要别人一提起中国或中国人，就会想到它。县官坐在那里，脚不停地抖动着，直到使人家想起一只没有尾巴的狗必须摇动它的整个身体。在我看来这人的整个身体好像是一束神经。到后来我自己从书房里出来玩的时候也能模仿他。因为像各处的小孩子一样，我们也是善于模仿的。我们喜欢模仿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男人女人的姿势、语气和声音。
于是这人把搁起的那条腿放下，又换一条腿搁上去，静止了一会儿。不久，这条刚搁起的腿又开始动了，越动越快，直到这条“大尾巴”又一次地使这“狗”浑身摇摆起来。后来，情形愈加坏了，他索性把搁着的那条腿完全放下，两脚结实地踏在地上，静止了整整有一秒钟。于是他的两膝开始一来一去地前后摆动着。这位县官就像一位坐在纺车前面的老年的南方妈妈。我不知他会不会感到疲劳。我用全部力量来抑制自己的笑，可是实际上我可能还是笑过的，我可以说，对于这位六岁的满族姑娘，是没有不可能的事的。
稍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侍从头儿由外门进来站在里面，我知道，这县官也知道，我父亲就要来了，会谈就要开始了。这是一种信号，这位县官立刻停止了他的骚动，似乎冥冥中有一双手操纵着绳子，使他不能活动了。
然后是我父亲以威严的姿态出现了。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样子：
他穿一件暗红的长袍，外面套一件紫色的外褂，比长袍只短了几英寸。这种装束使他显得更高大，肩膀更阔，更高贵庄严了。他头上戴一顶叫做困秋的帽（译者按：此乃满洲人所戴之皮帽），是一顶圆形的东西，很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时代的俄国，那是在像这一类的非正式会见时候戴的。在长袍外褂的里面，他穿着长裤，他把裤脚管塞在红缎的靴统里，靴统长到几乎齐他的膝盖。父亲平时可以在靴统里带多少东西啊！这好像是魔术师的帽子，从那里面，他可以搜出多少零碎物件来使那些注意着他的人惊奇，尤其是对这样一个好奇的小女孩——她这时候正在屏门后屏着呼吸注意着事情的发展呢！
父亲的裤脚管下部塞在靴统里，而膝的部分，却是耸起在靴统的顶部，这更给人家一种俄国人的印象。当他走路的时候，他的长袍两边的开衩处，随着他的阔步而大大地张开，于是我就清楚地看到他的蓝的绸裤和黑的缎靴，总之，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单纯的高贵”。
在外褂的胸前有“补子”，那是用来表示我父亲的官阶的。这只是一个方块，上面有一只鹤。这是一种高贵的鸟，由最有名的刺绣专家用金银丝绣成。它的长颈高高地伸起着，头略微偏转，眼睛里闪着太阳光。因为它正在望着太阳，好像在迎接这早晨。它庄严地站定在它的位置上，只有当我父亲动的时候它才动，在父亲讲话的时候，它看来真像活的一样。
这鹤确是一只神奇的动物。我有许多名称给它，但这些都是秘密的，除了父亲外，我谁都不告诉。对于我这种稚气的幻想，我父亲常常很感兴趣，可是从不作冷酷的嘲笑。
挂在我父亲颈上的是一串念珠，一共有一百零八颗，这有着宗教的意义，虽然那些我是丝毫不懂的。
于是我父亲来见客了，就在这时刻，一位富于好奇心的满族孩子正屏住气在屏门后面偷看那复杂的中国旧礼节的表演。没有一个简单的动作能逃过她的眼睛，可惜现在那些旧礼节已那么无情地被废除了，伤心之至！
最先，来客转过身去向炕跪下叩头，预先谢谢主人接待的盛意。他并不是真正对我父亲叩头，而是对那垛靠着炕床的墙叩头。叩头的时候，那县官认真地用头碰着地，好像父亲是一位皇帝或是别的同样伟大高贵的人物。可是这里有一些不同，正因为父亲不是皇帝，也不是什么伟大高贵的人物，所以他必须回礼，同样地叩头。
害人的洋娃娃从屏门望进去（2）
于是仆人送茶进来，这时候，父亲和来客都站在炕的旁边。在炕的中央横置着一只小几，是专门预备放茶的。仆人敬茶了，先端一杯给我父亲，可是我的父亲马上授给客人，这就是对客人表示“你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屋子里一样”。为了答谢主人的美意，客人必须拿起第二杯茶来敬主人。可是我父亲的仆人是受过很好的训练的，当我父亲把茶献给客人的时候，他就立刻把第二杯茶放在我父亲面前。这样就使得客人无法完成他的礼节。这算是最高的礼节，在交际场中，就是这样的意思：“我的屋子就是你的，我对你的种种，并不希望得到你的酬谢。”
我不知道西洋人会不会了解这种礼节，就是贵族出身的中国人，若不查考书籍，他们又能了解多少？这许多礼节和它们的意义，写起来可以成为一本书。这种礼节经过不少年代，子子孙孙地传下来，直到后来人家只是机械式地表演一番而已，早已忘记了真实的意义。譬如在没有话讲的时候，就讨论天气的好坏，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礼节。
于是两人都在炕上坐下，客人在小几的左边，主人在小几的右边。左边的位置总是算比右边的位置高贵，这也是对客人表示极大的敬意。
当一个满族小姑娘正瞪大着眼睛，拉长着耳朵预备看和听时，他们却尽管无休止地啜着茶，消磨着时间，从各个角度来谈论天气的好坏，直到这个问题已谈得无可再谈了；于是慢慢地谈到职务上的普遍问题，又从各个角度去谈，谈到最后，才靠近他们所要谈的问题，也就是那来客来访的主要任务，可是他们仍不直接谈这问题，而谈论与这问题周围有关的许多事情。太慢吗，你说？浪费时间吗？也许不错。可是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就这样看着听着也已经够味了。而且想起来也是够惊异了，在这样的一次会见中，完成了多少任务，而每一件事情的进行又是多么的文雅、高尚！
在我看来，我父亲和客人的礼仪似乎在不断地增进，愈接近会谈不可避免的结束时，他们也愈显得客气。
至于真正的结束，是受一种特殊的信号控制的：
一个仆人拿着一张大红帖纸从门外进来，这就是告诉我父亲另外一位客人正等着要见他，也就是告诉现在这位客人应该准备走了。这种信号客人当然看到了，而且了解它的意思，于是就站起来告辞。
另外一个仆人进来把茶具端走，这也是一种仪式，第二次敬告客人应该告辞了，客人并不会因此而见怪，因为这是仪式，像犹太人和波斯人的古礼。
我踮着脚尖站起来预备逃走，我看见客人渐渐向前移动，跨着稳重的步子，准备着这一幕话剧的结束。在这里面，每个角色都老练地表演他自己的部分，因为经过几世纪的遗传，又经过多少年的练习，他们对这些早已精通。从我父亲和他的客人那里，西洋人可以学习：当客人坐得太久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叫他们自动告退！
在这会见中最后的一幕就是这样：父亲把茶杯举起给客人，表示最后的敬意。客人接过来，用两个指头把茶盖稍稍掀起，在茶盖之下、茶杯之上啜茶，发出一种很响的“啧啧”声，这也是一种仪式。这种啜茶的声音就是向我父亲表示，客人这一次的拜访觉得很满足，并且对于这最后一口茶感到比以前任何一口茶都甘美！
于是会见就正式结束，主人客人各自屈了无数次的膝，作了无数次的揖，客人终于走了。前面正跑着一个满族孩子，她懂得这种仪式，她早已踮着脚尖等候仪式的结束，现在正飞奔出去，为的要逃避人家的发现。
因为假使一个人被人家发现了，从此就不准再进来躲着偷看了，那么在将来的会谈时，她怎能再做一个有趣的旁观者呢？
害人的洋娃娃那些满洲人（1）
我现在开始知道许多事情，那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甚至不相信是可能的。这些事情大都是由于汉人和满人间的不同而发生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那以前讲到的县官就住在我们隔壁的一幢大房子里。所以，或是在门口，或是隔着花园矮墙，两家的仆人就难免有言语往来。
县官曾来拜访过我父亲，县官家的仆人就认为这一次的拜访可以把冷若冰霜的两家融合了，把两家的墙打通了，把两家的藩篱拆去了。
“我们可以到你们家来同你们的孩子玩吗？我们的主人已经访过你们的主人了，而且他们已经成了朋友。”
县官家的仆人带着小主人站在我们的门口这样说着。在这些小孩子中，我只记得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他也梳着一条又硬又直的辫子，又因为他是七岁上下的年龄，再则，两家的仆人又极有意要为我们做媒。
我们的仆人一碰到人就喜欢聊天，甚至对县官家的仆人也是这样，于是他就请他们进来，县官家的仆人立刻和我们的仆人谈起天来，让他们的小孩和我们一同玩。
那七岁的梳着辫子的孩子，到现在我想起来还觉得好笑。他的头剃得很光，只有在正中央留着一束发编成一条辫子，那辫子几乎是笔直地竖起在头顶上。当我看到他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他的辫子的长短正够他的手摸到。我已经想到许多捉弄这孩子的方法，而且要不是为了听到那些仆人的谈话，或许已经试验过一次了；这使我更加恨那个男孩子。但是那时候我又有一个顽皮思想，我想爬到较低的一根树杈上，当他走过树杈下面的时候，就把他的辫子一把拉起来，使他两脚悬空，然后把他的身子前后摇荡着，让他受一个不算小的惊吓。
但是那些仆人又破坏了我的计划。我时时刻刻听到她们的谈话，而且没有一个字会逃过我敏锐的耳朵，看来她们似乎并不想把说话的声音放低些。
“你看，我们的主人已经见过你们的主人，已经是朋友了。现在他有这么一位面孔漂亮的姑娘，而我们的主人也有这么一个面貌端正的儿子。我想或许他们会替这两个孩子筹划一桩婚事。”
我的阿妈迟疑了足足有一分钟没有回答。我对于这谈话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自己丝毫没有意见，但是我很想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并且急急地要听我的阿妈怎么回答。
“不，”最后她终于回答了，“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你看吧，我的主人是个一品官，而你的主人只是个县官，要谈婚姻自然要门当户对。假使你的主人和我的主人官阶一样，或者更高些，那么这件事情或者还有希望，因为德龄已到了这年龄，婚事自该慢慢地计划起来了。但是，你们主人的儿子是无论如何不成的。”
这样我的阿妈就冷酷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像她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那样，假使她有机会的话，可是她讲到他们主人的官阶，她已犯了很大的过失，县官家里的人决不会轻易忘记这种耻辱。
于是那七岁的孩子的阿妈想了一会儿，要找一个足以折服人的回答：
“反过来想想，或许我们的主人对于这件婚事听都不要听呢！”她说。
“为什么呢？”我的阿妈对于这一种责难立刻提出抗议。
“因为你的主人是个满洲人！”
“这对那男孩子和德龄的婚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这样她也是个满洲人，她有一双大脚！”
又来了！几次三番地讲到我的大脚。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的脚大？可是，纵然大脚，和这些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满洲人又怎样？为什么一个满洲人，不管她怎样，就不可能做新娘？并不是我那时候懂得“新娘”和结婚；但是我急于要知道，我哪些地方使我不配做那个有辫子的男孩未来的妻子，不管这是怎么一回事！
突然我发现，那些仆人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了，虽然我知道她们讲的确是中国话，是我们自己国里的语言。虽然我听不懂，可是后来我知道她们是讲的广东话，那和我们的北京话差得太远了，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当我试着去和那男孩子——那个我不配和他结婚（因为我是满洲人）的男孩子讲话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的话我也不能懂得。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中国各地方言的不同，这种不同，几世纪下来，就使中国分成许多小集团，于是常常发生误会，发生争端。
可是当我们小孩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是不难互相了解而向彼此学习的。不多久，我发觉自己已经在讲广东话了，而那县官的孩子们也学会讲北京话了。
当我们彼此更加熟悉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拉他的辫子问问他，为什么满洲人不能和汉人结婚。
那县官的儿子不是一个好小孩，对于我恨他这回事非常轻视，因为他的阿妈曾说过我有一双大脚，并且称我为“满洲人”，而且特别把“满洲”两字说成一种怪腔，似乎一提起来就会使人想起可怕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那男孩子患伤风很厉害。这就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为我的大脚和我的满洲籍报复，因为当他应该用手帕擦鼻涕的时候，他竟毫不在乎地用他的衣袖。
我看到这样子，忍不住大笑起来。虽然我知道这种笑是没有礼貌的，可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对那男孩子恨极了。笑了他之后我自己觉得舒服些。
“你为什么笑？”那孩子的阿妈严肃地问。
“他用衣袖代替手帕！”我叫道，一面不住地跳上跳下，用手指轻蔑地指着他。
“来，”那阿妈不耐烦地走过来说道，“不许用你的袖子！看我来教你该怎么做！”
于是那孩子顺从地把袖子拉好，仰起一张肮脏的脸看着他的阿妈。那阿妈熟练地拉起她衣服的下摆来代替了他的袖子。
于是阿妈的任务完成了。看我还在笑，她感到莫名其妙，于是自顾自地回到仆人群中去谈天了。这次她们又用北京话了，所以我听得懂。
害人的洋娃娃那些满洲人（2）
“此外，”她说，“还有一点也足以使这婚姻不成功。最主要的当然因为她是满洲人。但是，即使是满洲人，如果她还像个中国人，那她倒还有希望被接受。可是她丝毫不！她几乎像洋鬼子的姑娘！她到过外国，有些地方当然学坏了；而且在那里，她当然不会学到中国的礼节。她的举动一点都不像中国姑娘，她一点都不文雅，在客人面前也会粗野地笑，并且，任何国家里，哪有大脚姑娘被人家欢迎的？”
又是讲到那些大脚！我还正在为自己的脚小而骄傲呢！我真想把这件严重的事情和父亲谈谈，问他所有关于大脚的问题，并且问他为什么满洲人被汉人那样轻视？我们的女儿就不配和汉人结婚？
但是我控制着自己的情感等候机会再和父亲讲。我必须耐着性子等，因为我要浪费他许多时间来问他关于结婚、新娘、满洲人和大脚的事儿。可是我似乎等了他一年了，我急需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我有大脚？”我问他，我的嘴唇抖动着，为的要忍住我的眼泪。
“我已经告诉你了，”父亲温和地说，“满洲人从不把他们女孩子的脚包起来。你的脚就是天然的脚。”
“但是满洲人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也是？为什么满洲人是那么可恶的人？为什么汉人都不喜欢满洲人？为什么满洲人不是汉人？”
于是我父亲耐着性子替我解释：
“满洲人，”他说，“是和汉人完全不同的一支民族。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是知道他们和汉族不同，就是言语也不同。后来，满洲人在中国住得久了，接受了中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渐渐把他们自己的忘了。据说在很多很多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