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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莱姆镇位于康涅狄格州，镇上的居民对蜱的这种习性和鹿能够游泳的现象一无所知。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城镇之一，老莱姆镇拥有安静的街区、漂亮的殖民风格的房子，马路两旁绿树成荫，美国北部风格的建筑坐落其间。当美国正准备庆祝自己独立200周年的时候，老莱姆镇却已悄悄迎来了300周年纪念日。但就在1975年7月，一股奇怪的暗流改变了这一切，把老莱姆镇从一个安宁、温馨、魅力十足的小镇，变成了一个充满恐惧和绝望的地方。
老莱姆镇在长岛海峡北边，这里的夏天天气是典型的康涅狄格海滨气候：潮湿、闷热。1975的仲夏也不例外。小点儿的孩子们正在无忧无虑地玩耍，全然不顾夏天的燥热天气；而大一点儿的孩子们则坐在门廊上，享受着凉爽微风。突然，孩子们的母亲波莉•；默里（Polly Murray）和朱迪思•；曼茨（Judith Mensch）发现有些不太对劲，孩子们的身体和精神出现了一些难以名状的不安。两个警觉的母亲马上打电话给她们的邻居，发现邻居们的孩子也有类似情况。不仅如此，社区中的很多孩子，甚至大人都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皮疹、间歇性头痛、关节肿胀、疼痛等现象。
波莉和曼茨很快向康涅狄格州卫生部反映了她们的担心，卫生部马上派遣耶鲁大学的医生前去调查。一开始，医生把39个孩子和12个大人的病症误诊为一种青少年风湿性关节炎，并且根据发病的地点命名为“莱姆关节炎”。两年后，科学家发现了莱姆关节炎与鹿蜱叮咬之间的关系。198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沃利•；伯格多夫博士（Dr。Wally Burgdorfer）在蜱的粘液中发现了螺旋菌。他证明，这种新发现的螺旋菌不仅是莱姆关节炎的罪魁祸首，也是一种新疾病——莱姆病的根源。
沃利博士发现的螺旋菌被命名为伯氏疏螺旋体。它能以多种方式进攻人类，这也是它很难诊断的原因之一。除了面神经麻痹和脖子及关节的僵直、囊肿这些典型症状之外，它还能引起其他的病变，如脑膜炎和脑炎（这两种都是脑部肿胀），以及心脏疾病如房室传导阻滞、心肌萎缩、心脏扩大症等。由于伯氏疏螺旋体攻击的是中枢神经系统，因此还会引发剧烈的头痛、综合性疲劳、发烧、喜怒无常和抑郁症等。
核工厂保安踝关节上的肿疱就是蜱的杰作。它的个头比英文的句号还要小，所以极难被发现。叮咬那位保安的蜱不是鹿蜱就是独星蜱，它们在吸完血之后能够膨胀到原来尺寸的100倍以上。当它们离开伤口时，就把成百上千个螺旋状的伯氏疏螺旋体留在了被叮咬者的血液中。
蜱是完美的细菌携带者和传播者。这就是为什么对细菌战的早期设想中，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前苏联、美国都把它当作细菌武器的原因。通过感知哺乳动物呼出的CO2，它能够找到寄主，并牢牢地黏附在寄主身上，很难甩掉。蜱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荷尔蒙，能帮助它与寄主的抗体进行搏斗；它还可以分泌出一种止痒的粘液，使寄主很难觉察它的存在。
如果说蜱是完美的带菌传播者，那么伯氏疏螺旋体就是非常聪明的细菌。它的外部结构极难破坏，内部的细菌病原体又能抵抗免疫系统的反应和抗生素的攻击。伯氏疏螺旋体附在蜱的蛹和幼虫的嘴里和唾腺上，还能在雌性蜱的子宫里存活。因此，攻击鹿之后产下的成千上万的卵里也带有这种细菌（细菌对鹿没有什么作用），这在鸟和老鼠身上也很常见。目前，美国已经出现了五种伯氏疏螺旋体的亚种，还有100多种的变体。
但是，专家却无法解答：为什么在1975年的夏天，这种疾病会突然降临到老莱姆镇？
“纸夹”计划的记录引出了普拉姆岛
“我认为，关于保护二战后的德国人，我们不应该提供任何保证……他们当中有战争罪犯，至少参与了纳粹活动，应该遭到逮捕……”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944年）
“胜利恰恰是由于敌人的失误。”
——美国参议员威廉姆•；马西（William L。 Marcy）（1832年）
在1956年普拉姆岛贡献日的演讲中，米切尔博士（C。 A。 Mitchell）回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经常想，如果我们的日耳曼敌人在细菌战方面的开发更积极一点的话，我们将会怎么样。当我想到这些时，我就觉得颤栗不安。据说，有些纳粹科学家就曾建议利用人工播种对家养动物散播疾病。好在德国人的阵营也会像我们一样犯错误，科学家们的这种想法被认为是空想，没有真的付之实践。如果在当时，对生化武器投入的时间和金钱能向轰炸机看齐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自由世界’将变得不堪一击。”
听到博士的这番话，底下的听众不禁窃窃私语，为此感到庆幸。不过，有一个人的出席引起了全场的骚动——普拉姆岛的主管莫里斯•；谢安（Maurice S。 Shahan）以私人名义邀请的贵宾，来自西德蒂宾根市新病毒实验室的主管。这位棕色头发的客人脸上有一道伤疤，一直延伸到上嘴唇。他的心里好像存着巨大的秘密。当他坐在那里，用他那棕褐色的眼珠盯着米切尔博士的时候，也许他在琢磨，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过去。
此人就是埃里希•；特劳布（Erich Traub），纳粹德国的生化细菌战专家。
令人诧异的是，这位来自德国的“敌人”倒是有充足的理由光临此地，因为他就是后来普拉姆岛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奠基人之一。
第一部分“纸夹”计划
二战结束后，为了争夺霸主地位，美国和前苏联争相招募德国科学家为自己工作。代号为“纸夹”的顶级机密计划就是美国出的一张牌。通过签订雇佣合约，军方把纳粹科学家带到美国，发给他们美国护照。此项计划本来应该招募那些只参与过普通纳粹活动的人，但蔷方却狂热地招募？000多名科学家，且其中很多人都着罪恶的纳粹经历 。
美国科学家把这些德国人看成自己的同行，很快忘记了在那场可怕的、丧失了数百万人生命的战争中，这些人恰恰是敌对的一方。由于害怕前苏联人对纳粹的野蛮行径进行报复，有些科学家选择了与美国人进行合作，以便得到特赦。还有些人则是两面派，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同时为前苏联和美国提供服务。二战后，前苏联一直在找埃里希•；特劳布博士的麻烦，他们命令他为前苏联进行细菌武器病毒研究。于是在1949年，特劳布博士携带家眷逃到西柏林，并申请为美国的“纸夹”计划服务。他说他希望“到美国从事科学工作，成为美国公民并受到保护，从而避开前苏联的报复”。
隐秘的纳粹细菌战实验室建在波罗的海一座新月形的小岛上，埃里希•；特劳布博士就是那里的主管，他直接为希特勒的副手、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进行活体细菌培育工作。在那里，他负责将口蹄疫病毒制成生化武器，并通过德国空军的炸弹散播到前苏联的牛群和驯鹿的身体上。依照希姆莱的要求，他还亲自到土耳其黑海沿岸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寻找一种致命的牛瘟病毒对付同盟军。二战初期，他是德国的陆军上尉，专门研究传染性动物疾病，尤其是马类的。他和他的兽医部队研制了一种名叫“马鼻疽”的生化武器，攻击美国和罗马尼亚的马匹。同时，他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输团的成员，这是个非常有势力的军事组织，仅次于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事实上，这个组织的第一个成员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时间是1930年4月。20世纪30年代，特劳布加入了一个名为“西格弗里德”的德籍美国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位于长岛雅浦汉克地区，在普拉姆岛以西大约50公里处，是美国纳粹运动的国家指挥部。在纽约地区，大约有4000多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这里参加纳粹活动。每个周末，他们列队操练，佩戴纳粹十字军徽章，焚毁美籍犹太人的塑像，并高唱种族灭绝主义的歌曲。他们还庄严宣誓，誓死效忠最高元首希特勒和第三帝国。
讽刺的是，二战之前，特劳布一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美国专家的领导下进行病毒和细菌的研究，但就在开战前夕，他却回到了德国。虽然特劳布过往的经历并不光彩，但是美国海军不记前嫌，仍然聘请他做科学设计，并把他分配到马里兰州贝瑟斯塔的海军医学研究所工作 。
就在特劳布和“纸夹”计划的合同生效之后几个月，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堡军方细菌战实验室（以下简称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以及中央情报局的相关人员邀请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被记录在一份顶级机密卷宗的总结中：
特劳布博士是德国和欧洲著名的病毒和疾病专家。从细菌战的角度讲，此次谈话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动物疾病项目方面的信息。特劳布博士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国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工作；以及当此实验室被前苏联控制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 。
特劳布对当时纳粹德国秘密实验室的详尽讲述，以及他在战时和后来为前苏联所作的事，成了德特里克堡指挥部在普拉姆岛建立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蓝本。这样一来，特劳布也就成了普拉姆岛上实验室的奠基人。
公众对特劳布为美国军方所做的工作毫不知情。在信息自由的法案通过之后，他主持的两份研究的名称才得以公开，分别是“口蹄疫应用于鸡胚胎的实验”和“对鸡血中的纽卡斯尔疾病病毒体外繁殖的研究”，不过具体内容却没有人能够看到。特劳布博士的实验室助手安妮•；伯格（Anne Burger） 于1951参与研究，他们一起对40多种致命性病毒进行了大型动物实验。
特劳布还在农业部的马里兰州贝兹维尔实验室中工作过。他在那里分离出一种生化武器病毒，并对其感染人类的机理进行了研究——如何通过无休止的进攻，从而感染人的神经和脑组织。一年以后，这种强效病毒在普拉姆岛上的第一个病毒实验中感染了人类。
1953年，西德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细菌战实验室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在蒂宾根市建立了高度机密的病毒实验机构，并请特劳布博士回来担任主管。特劳布获得了美国的许可，附加的条件是：“我们认为特劳布博士是业界受全世界认可的权威人士，同时，我们也看到他的专长在军事领域里应用的潜力很大。因此，在我们允许他回到德国之后，有关方面仍然应该对他的工作进行适当的监控。”换句话说，中情局将年复一年地紧盯着他。当西德的生物实验室开始运转后，特劳布向普拉姆岛要所需的病毒，它们很快就被运到了西德，而美国农业部的官员也经常到西德旅行，访问他的实验室。
埃里希•；特劳布和普拉姆岛
在纳粹的细菌战中有一项名为“癌症研究”的核心项目，特劳布在里面担任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还曾经为纳粹的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工作过。但是，似乎每个人对他这些肮脏的过去都不计较，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疯狂效忠纳粹俱乐部的行径也不在意。实际上，美国农业部非常器重他，不仅粉饰了特劳布可疑的过去，还两次安排他担任普拉姆岛新建实验室的主管。1952年，就在对选择普拉姆岛这个地点修建实验室进行公众听证的前几个月，谢安先生还打电话给在海军实验业奶乩筒迹和他讨论建立实验室的方案以及安排的职务？
六年后，也就是在特劳布参加普拉姆岛贡献日活动仪式之后仅两年时，当时岛上的高级科学家雅各布•；特劳姆博士（Jacob Traum）退休了。那么，由谁来接任呢？农业部认为需要找到一位 “具有杰出才干、声誉卓著、在国际国内都有广泛影响” 的人物。但是找来找去也没合适的美国人能接这个班。于是农业部又说：“最后的办法就是雇用一位能够担当此任的外国人。” 在农业部看来，“从任何方面来说，特劳布都是合适的人选。”于是我们就看到了1958年农业部备忘录中“有关埃里希•；特劳布博士的雇佣说明”，这份文件轻而易举地抹掉了特劳布在二战中的行径，还特意强调了特劳布的“创新性、科研能力以及作为一名研究者的综合能力”，并说这些都是在洛克菲勒研究院中锻炼出来的。
普拉姆岛的创始人威廉姆•；黑根博士（William Hagan）写信推荐特劳布担任普拉姆岛的首席科学家。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尽一切努力争取到特劳布，他在战前和战后德国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的院长，黑根博士在描述特劳布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时非常有选择性。最终拍板定音的则是特劳布的美国朋友，即他在洛克菲勒研究院时的老板理查德•；肖普博士（Richard Shope）。他指出，特劳布是“认真、技巧高超、硕果累累又具独创性”，“世界上最棒的滤过性病原体学者之一”。肖普博士对特劳布在战争中的评价也是轻描淡写的：“战争期间他在德国，为德国军队服务。”
但是，特劳布并没有接受农业部的邀请，而是继续留在德国，不过他倒是常常访问普拉姆岛。1960年，由于有人怀疑他涉嫌财产侵占，特劳布被迫辞了主管之职，但还是陆续做了三年的实验室研究之后，最终离开了德国，谋求更好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倍受尊敬的罗伯特•；肖普博士（Robert Shope），理查德•；肖普博士的儿子，在一次出差到慕尼黑时，顺路看望了特劳布。当时，特劳布已退休约10年了。“我跟特劳布共进晚餐，一起回忆了旧日时光。”肖普说，“当时，他看起来非常糟糕。”1985年5月18号，埃里希•；特劳布在西德去世，时年78岁。
这个唯利是图的纳粹生化专家曾服务于三个不同的势力：纳粹德国、前苏联和美国，但他却从未因战争罪而被调查过，也因此躲过了对他在战争年代行径的任何质疑。时至今日，他的某些所作所为已被公开，但是，其主要部分却被美国军方和中情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束之高阁。不过，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已经能看出事情的大概了。
第一部分莱姆病
“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是用玻璃做的，被人用棒球棒狠狠地从头到脚打碎了。” 史蒂文•；诺斯特姆（Steven J。 Nostrum），这位核工厂的保安回忆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的手已经扭曲变形，声带也变薄了，完全无法说话，左侧身体也已麻木。和1975年老莱姆镇那些孩子一样，风湿病专家对他的诊断也是错误的，他们都被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其实，除了关节炎，他们都还有神经学上的病变。史蒂文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候平静，有时候又很狂怒，会不自觉地大声叫骂。对光线的敏感使他像个囚犯一样呆在家里，整天拉着帘子，不能开灯。对他来说，噪音就像放大了100倍，任何轻微的声音都成了酷刑。他咳得很厉害，折断了三根肋骨，并咳出大量血块。当他告诉医生，他怀疑自己被误诊、而真正的病因应该是莱姆病时，医生甚至还取笑他。但是，史蒂文的妻子是注册护士，在她的帮助下，他发现自己与莱姆病40个症状中的38个相符。检测结果显示，他身上的伯格疏螺旋体病毒剂量是全纽约州最高的，然后他住进医院，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但是，根据另一个患者的说法，用口服或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莱姆病，就像“用易拉罐装水去扑灭森林大火”一样，徒劳无功。
被蜱叮咬后，开始的6个月病症不太明显，但再过5个月后，症状就会显现出来，因此静脉注射的抗生素剂量就要加大。史蒂文回忆说：“我记得我对家庭医生说，‘医生，你知道，我快要失去意识了。’”他的心脏已经进入了垂死挣扎的阶段，不能再承受大剂量的化学药物。他开始什么都不在乎了，决定用尽他所剩不多的一点力气再做点儿事，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已经在自己教区的教堂里服务了25年，他决定更好地利用最后的这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