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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上的干花，卫生间里的女用面霜，它们在我的思念和想象中像乌云一样掠过。
８０年代的南红喜欢跟男孩疯玩、尖叫，穿着奇装异服在Ｎ城的大街小巷疾步如飞，她那些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质地粗糙、怪模怪样的服装远远地在Ｎ城飘荡，它们用各式廉价的粗布制成，又宽又大，垂感很好，黑的长裙配上紫的或绿的长外套，穿在身上确实就是一个十足的美院女孩。但她弄出来的大部分衣服除了怪点之外一点都不好看，她有时会做一些类似荷叶边、皱褶之类的繁琐细节，搞得衣服不伦不类，穿起来像戏剧里的服装，而且是剧中厨娘一类人物的服装，使人有一种非生活化的滑稽感。
但南红自己并不觉得，这我至今仍感到奇怪，她会认为那些莫名其妙的衣服会加强她的个性，使她特立独行，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她幻想中的现实总是十分强劲，跟真正的现实极不一致。有时她怪怪的样子使我觉得她性格上的那些难以描述的东西可以从她对服装的态度上获得描述，这句话有些拗口，我是说，我跟南红认识十几年，但我无法说出她是怎样一个人，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这些不谐调的因素像她的衣服一样古怪地纠缠在一起，衣服便成了一种描述她的方式。
她那些诞生于８０年代的衣服曾经劈头盖脑地落到过我的身上，一开始她把那件为我设计的连衣裙画在纸上拿给我看，按照她的幻想，她把它画得十分飘逸，看着是不错，但一旦做出来披挂在身上却完全不是一回事，首先她选择了一种厚得不能再厚、人家专门用来做窗帘的叫作什么摩力克的面料，剪裁时她又把下摆剪得像旗袍那样紧窄包身，跟她画在纸上的大幅下摆完全是天壤之别，但南红对如此明显的区别一无所知，她兴冲冲地拿来给我穿，并大声喝彩，我穿在身上照镜子，看哪都不舒服，比例不对，线条凝滞，既古怪又古板，我壮着胆穿了一次上街，回头率甚高，但目光中全是同一种困惑，奇怪这人怎么会穿这么一件衣服上街，好端端的把自己搞得像一个木乃伊。我虽然喜欢怪一点的东西，但总不至于无原则到把自己搞得太难看。
当我把这件硬邦邦毛刺刺穿着很不舒服看着也很不好看的连衣裙送给南红的时候她振振有词地说：我画的设计图你不是说很好吗？噎得我说不出话来。我频频回想她的设计图，那上面的Ｖ字领是两重下垂的皱褶组成，下摆宽阔，有一种柔软而飘逸的视觉效果，而到了这件摩力克的窗帘布连衣裙上这一切全都消失不见了，领口硬邦邦地到胸部，在那里鼓鼓囊囊地结束，而不是恰到好处的过渡，既不伸延也不呼应，而是一种十分尴尬的互相对峙，天知道南红是怎样做成这样效果的。下摆也不知怎么就成了筒裙的样子，加上面料硬度的推波助澜，简直比筒裙还筒裙。
她用在自己身上的幻觉走得更远，一块最廉价的衣料做成晚礼服的样子，并且在胸前做几朵花，这些粗糙而拙劣的花朵簇拥着她走来走去，她脸上就会带上公主的感觉。
南红喜欢纠集一群人去郊游，或者搞别出心裁的生日ｐａｒｔｙ，南红虽然缺乏才华，但她从来不缺激情，她充沛的激情足够使她想出种种新鲜的主意，这些主意中总有一两个或两三个使人眼睛一亮的。我至今记得她二十一岁生日那年的水果晚会，在一套四房两厅的空房子的大客厅里，摆了一个像节日里街头的花坛那样的巨大的水果坛，一层又一层，黄的绿的紫的，一直堆到天花板，把所有在当时季节能搜寻到的水果统统都弄来了，不管生的熟的是否能吃。我记得铺在地板上做底座的是一层绿色的小菠萝，其中有的比大松果大不了多少，一看就知道尚未长成，它们顶部的叶子坚硬饱满，十分茁壮，像剑一样的叶锋锐利地挺立着。上来一圈是黄绿色的杨桃，看一眼就会产生条件反射，比望梅止渴还要有效，这种水果的酸一直酸到人的骨头里，使人永生难忘。这样酸的水果是不能直接入口的，要经过腌制，或做成果脯，才能摇身一变而为“岭南佳果”，如果单看这两层水果，除了新奇之外一定不会引起食欲，同时它们生硬的线条和颜色也没有晚会所需要的喜庆和热闹的装饰烘托效果。
接上来的一层还是绿色，墨绿的那种，是橘子和广柑。每一只都带着新鲜的叶子，还有连着两只的，它们确实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南红说这些生菠萝和生橘子都是她在园艺场的朋友下午五点才送到的，上午还在地里（菠萝）和树上（橘子），朋友弄了一台拖拉机运进城里，一直开进大院停在楼下。现在回想这一切，比当时置身其中更加感到此事的奇观性，隔了七八年的时光，岁月的青草蔓蔓，成为了一切事情的前景，那辆中型拖拉机停在这片草地上，楼房和大院以及整个Ｎ城都浮动在这片我记忆中的草地上。
有谁能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生日晚会动用园艺场和拖拉机呢？只有像韦南红这样有能力胡作非为的女孩，在Ｎ城，这样的女孩独一无二，在Ｎ城，一个时髦的女孩加上一辆中型拖拉机就是时髦的极致，这种时髦无法模仿，于是更加成了极致的极致，是极致中的那一颗红樱桃，是红樱桃顶上的那一层反光，是反光中最亮的那个亮点。这颗红樱桃就在南红借来举办生日晚会的那套崭新的从未有人启用过的四房两厅中傲然地闪光，它的底座庞大杂芜，稀奇古怪，和它的娇小艳红毫不沾边。它的下方是葡萄（它的紫色远不及红樱桃抢眼，而且它一串一串，一嘟噜一嘟噜，令人联想起病毒）、香蕉（这种岭南佳果在Ｎ城遍地都是，它们成片地生长在Ｎ城的郊外，以及本省的广大地区、公路沿线和铁路沿线，我们坐在车上就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香蕉林，它们宽大叶子的绿色，闪耀着江南和岭南，雨中的芭蕉更是响彻了千年之久，它们一望无际，在车窗外快速地闪过，芭蕉的茎蕾在宽大的叶间若隐若现。Ｎ城不可替代地成为了全国的香蕉集散地，在Ｎ城火车站的西侧，有无数堆香蕉的小山，全是最坚硬最青涩全都不能吃但绝对经得起长途贩运的颠簸。香蕉在这个城市实在是太多了，像空气和泥土一样多，使它变得和泥土和空气一样平凡）、比香蕉还要普遍的各个品种的苹果、梨子、西瓜、香瓜、哈密瓜、木瓜等等，它们庞杂地堆成了一个硕大的果坛，它们比圆桌还要大，比人的视线还要高，由于它顶端的红樱桃的对比，我们发现这个硕大的果坛全是黄绿二色，不是绿就是黄，或者是黄绿混杂，在夜晚的灯光下显得暗淡臃肿，没有精神，它虽然聚集了难度不小的操作背景，却不及一只现成的生日蛋糕简洁明确。
南红穿着她自己设计的古怪衣服在果坛边来回穿梭，迎接朋友，接受礼物，夸张地拥抱，大声地说话。她衣服的效果使她像一个挂满了形状各异规格不一的围巾的儿童，她脖子上还缠绕着一条长长的布条，一直拖到地下，她有几次踩着了它，于是在整个漫长的晚会上她不得不腾出一只手专门提着这根长长的围脖（或者应该叫颈饰？）如同西洋的仕女拎着裙沿。她一点也没想到要解除这一麻烦，也没有人提醒她，所有的人都说她今天晚上最漂亮，她的衣服最别具一格。她也总是在这些赞美之后自己得意地补上一句：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烛光在各个房间点着，大概有十几支，使那个夜晚从一开始就有了将要被特殊记忆的质地，它的若明若暗，闪烁不定，从一开始就是恍惚和迷蒙，是一个不清晰的非现实。清晰的事物尚且难以复制，不清晰的事物简直就是一团气，它的出现就是为了消失，消失之后仍是一团气，独立存在于与你平行的时空，在某些夜晚和某些特殊的日子，以同样迷蒙的形体进入你的视野，成为所有生日的参照。
（这一切离虱子是多么遥远，在那个Ｎ城的，由硕大的果坛组成的生日的夜晚，与南红有关的虱子还未滋生出来，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冷汗的来源（1）
现在，那个远离深圳的闪闪发光的Ｎ城生日浓缩成一个玻璃缸大小的空间，悬浮在南红到深圳以来的各个房间里，它在变化不定的光线中时大时小，它悬浮在眼前的景物也随意变幻，有时是那团烛光迷蒙像梦境一样恍惚的气团，南红的脸在蜡烛之间浮动，有时是那个巨大的水果坛，它们以超现实的颜色发出亮光，犹如童话中的事物，轻盈地摇动，发出悦耳的丁当之声，而那辆停在草坪上的拖拉机恰如其时地变成了一辆天使驾驭的马车，成为水晶般透明的背景。
这一切都是因为它们太遥远了，永远不能再回来，它的明亮与南红房间的黑暗（不眠的夜晚）之间有一道绝对的界线，我们怎样使劲也无法穿过这道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悬挂在我们摸不着的地方。躺在黑暗中的人，再一次想起了今天正是她的生日。
生日这个字眼是一把锐利的尖刀，寒光闪闪，它平时躲在暗处，不动声色地向我们逼近，在每年的某一天，它犹如闪电从天而降，直逼我们的心脏。它的寒光照彻了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周围荒凉而丑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幼年曾经背诵过的语录莫名地出现，正如时光远去的背影偶尔朝我们回过脸，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中间隔着万丈深渊。
南红觉得自己一生的生日都在那个堆满水果的Ｎ城房间里过完了，她当时就是那颗红樱桃，站在了全部日子的顶端，她只能沿着果坛的阶梯，一级一级往下走，最后脚底碰到的是坚硬的水泥地。
一个刚刚大出血的女人，她的血还没有止住，她全身虚弱，头重脚轻，她的脚一碰到水泥地就像踩着了无数钢针，这些钢针密集得如同液体，又如饥饿已久的活物，它们紧紧粘附在女人的脚上，她把脚抬起来它们还死死粘着，它们瞬间就脱离了水泥地，从她全部的毛孔直逼而进，毫不犹豫地抵达她的骨头。
坚硬的骨头在出血的日子里变得脆弱而敏感，就像裸露在空气中的舌头，无法承受坚硬和尖利的东西。血液也会从骨头中渗漏出来，它们一点一滴，从骨头的呻吟中由鲜红变得惨白，比冰雪还要白，它们散发着寒气，又被寒气所驱动，它们用力地挤过骨头和肌肉的缝隙，滴落在身体的表层。这时它们已经滤尽了它们本身的颜色，变得透明，它们一无所有地垂挂在额头、脊背、胸口上，去尽了颜色和温度，它们的寒光从骨头、五脏到皮肤。
这就是冷汗复杂的来源。
家庭机器
现在我又听见了家庭这部机器各处的螺丝松动时发出来的嘎嘎声，它们浑然一片，乱糟糟的，我一时分不出哪些是主要环节发出的声音，哪些是柴米油盐鸡零狗碎的声音。它们松动之后有些东西就开始脱落，这些脱落的东西是什么呢？茶杯盖、碗、玻璃杯？这些廉价而易碎的东西在许多牢不可破的家庭的某些时候都会被摔在地上，碎片四溅，发出清脆的响声，我们有时候在深夜就会听见，它们的声音从我们的头顶、左侧或者右侧响起，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我们会看到从这幢楼房走出的某对男女脸上浮动着青黄的颜色。但我和闵文起没有干过这件事。
我一点都想不清楚，一想就头疼，一想就听见嘎嘎响的声音，这种声音听久了我才辨认出来是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不是又尖又细的鞋跟发出的那种，这种高跟鞋早就淘汰了，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滞留在舞厅那样的地方，在暗中、在光滑的地面、在灯光闪烁不定的时刻，这些地方脱离着生活的常态，脚并不用来走路，而是使劲踮起来疯转，人的整个身体也不好好待着，而是左转右拧。这种后跟又尖又细的鞋子花里胡哨，一些发亮的碎末掺在鞋面，或者缀上一个更加发亮的蝴蝶结，或者干脆系上两颗差不多有乒乓球那样大又白又圆的物件，这样的高跟鞋在商场里单独摆在一个橱窗或鞋柜里，我们买鞋的时候张望它们，就像张望一个演古装戏的舞台。
（闵文起与那个猫眼女人是不是在舞场上认识的呢？闵属于那种热衷跳舞但永远跳不好的人，他们单位每周有舞会，这种舞场上勾搭上第三者最终导致家庭破裂的故事实在是太破太旧，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往自己头上扣。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听见高跟鞋的声音在我的头顶楼层的地板上来回走动，她当然不是住在我家楼上的女人，她的高跟鞋是那种时髦的宽跟方头鞋，显得人很大气，没有细跟尖头鞋透出的脂粉气，但我想这种选择不是出自她的见解和素质，而是出自当前的时尚，有时候，较好的时尚会扭转一个人的趣味，使她变得自然一些。如果我敏感一点，或者说如果我一天到晚不是那么疲于奔命，我应该更早一点知道她，但我对这件事情无动于衷，这件事对我的刺激是离婚以后才慢慢产生的，正如对爱情的幻想、对性本身的幻想，也是离婚以后才逐渐到来的。
现在回头看看我的婚姻，我觉得它就像一只密不透风的大口袋，彻头彻尾把人罩在了里面。这只口袋甚至没有弹性，你想往任何一个方向动一点都立时被挡回来，两个人缩在黑洞的布袋里，互相看得面目狰狞，厌恶之心顿生，谁都想出其不意地剪一个大洞。闵文起剪出的大洞就是那个把嘴唇涂得通红的女人（她把眼圈描得乌黑，看起来使人想到猫），他把脑袋探出去，把嘴接在那只嘟起来的红嘴唇上，他们的上半身使我想到两只红嘴鸥，而撅起的屁股又使我想到鸵鸟。
当然这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图景，因为决不会有人从口袋里探出头来跟女人接吻的，这是一个从平凡的生活中伸出来的一个喜剧场面，我觉得这确实有点可笑，或许我正是为了取悦自己才杜撰出这样的场面。
在９０年代，丈夫有了外遇的女人都不会呼天抢地喝农药抹脖子的，除非那些特别没有自信的女人，像本人这样既自尊又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新女性这个词使我精神一振，就像一道应声而起的亮光，从我脑袋的七个通道长驱直入，瞬间就完成了能量的转换，有点像扣扣看的动画片中菠菜一吃下去身上立马就长力气，新女性的自我暗示正是这样一种特种菠菜，我从这棵菠菜中感到自己一下充满了力量，坚定无畏，容光焕发）不光不会呼天抢地，反而会有把丈夫的情人拿来开玩笑的心情。
这就是我在婚姻这个大口袋上剪的另一个洞，这个洞的实质是把剪刀递给闵文起，让他把自己的洞剪得更大一点，以便把整个身子探出去，舒舒服服地跟别人贴在一起，免得这样半探着身子，半蹲半跪，既不方便又不雅观。干吗当红嘴鸥和鸵鸟呢？还是站直做人比较好。我当时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给闵文起剪洞的，事实上我的心情未必就像自己现在所说的这么轻松，这么无所谓，我掌心和手指紧贴着剪刀把，铁质的坚硬和冰凉切肤地传导到我的心里，我的心也变得跟铁一样冰凉，凉透心，毫无伸缩的余地，只有一个心变冷了的女人才会去毁掉自己的生活，她手握剪刀，双手用劲，坚硬的布袋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对闵文起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离婚吧。
闵文起说：最好不要离。
我说正好相反，一定要离。
事情就是在这么简单的两句话中定型的。离婚的手续也大大简化了，简化到根本不需要激情，换了从前，那种旷日持久、你死我活、舆论压力，单位调解，绝对需要激情才能坚持下来。
我对这件事自始至终的感觉就是：厌倦、厌倦、厌倦。
我不知道离开闵文起会带来一连串后果，我现在才清楚地看到，闵文起就是我的命运，我认定我被解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依靠，当初我就是因为闵文起的关系去的时报，现在我跟闵文起没有关系了，就像一颗松掉的螺丝，别人毫不费劲就拿掉了它。我本来不明白，单位五六十个业务人员为什么只解聘了我一个，单位又不是私营企业，而是正规的国家单位，我也不是临时招聘人员，而是正规在册的业务干部，也不存在什么效益不好人员过剩的问题，而且据说马上就要扩版，还要从社会上招聘。现在我忽然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单位要改革，但是裁人只能裁没有背景的，不然就会有麻烦，别人都弄不动，于是结果全单位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