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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我们得凑啊。”说完，高小菲看了我一眼，我连忙点头，解释说：“我们中午才凑够钱，马上就奔机场了，生怕你这边等急了。”
这时，吴老板才不慌不忙地摆摆手，换出一副沉稳的表情说：“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布料行验货提货，然后二位陪我押货一块儿下阳江，痛痛快快地玩上两天。”
高小菲为难地刚要开口说什么，吴老板又一摆手，打断了高小菲：“家里头的货都卖光了吧。”我和高小菲如实地点点头。“那么，二位现在回沈阳也没什么事情，我不多留，第一批货出厂，二位就带货飞沈阳，怎么样？”如果是一个初来广州做生意的人，遇到吴老板的这份热情，肯定是无法消受的，准会以为自己碰到了骗子。但老实说，在做生意方面，广东人的诚信绝对是全国第一，而以“实在”著称的东北人就要差多了。这些年，东北的生意人没少欺骗广东人，拉完货就跑，连个人影都找不到；还有就是，货到家后就开始耍赖，横挑鼻子竖挑眼，拒付余款或加工费。但很少听说哪个广东人从此一蹶不振，人家照常做生意，只是多了个心眼，一手钱一手货，款不到不提前发货就是了。反观那些骗了点小钱的东北人，也没见哪个因此而飞黄腾达。该没钱的照样是个穷光蛋，骗的那点小钱，三下五除二就被“造”了个精光。
当然，我们也深知，无论是广东人给你开宾馆，请你唱卡拉OK，或是主动提出请你打一炮，人家那也是无利不起早，生意谈成了，怎么着都行，来日方长嘛；谈不成的话，连顿早茶也不会请你的。广东人所有对你的热情和慷慨，完全是建立在生意的成败上。
第二天，一切顺利。两万米布料装了满满一卡车。坐在大卡车的驾驶室里，我的心不由得忐忑不安起来。不时地回头望望后货箱里堆成小山似的布料。高小菲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成败在此一举。”语气颇有些悲壮。的确，现在布料行和吴老板是铁赚无疑了，只有高小菲和我是前途未卜，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的面色不由得严峻起来，一路上几乎没有说一句话。高小菲显然看出了我的心事：“货已经提了，我们现在需要想的，就是怎么千方百计批好这批货。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一下子提了两万米的布料，这个我们俩也要统一口径。”
“那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怎么说？”我问。
“就说是替厂家代卖的，要尽量把话说得大大咧咧一些。”
“那别人会相信吗？”我心里却说，你这不是骗鬼嘛。
“相不相信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越是猜疑对我们就越有利。”高小菲笑了笑，“我们就是要让他们摸不到头脑，等他们弄明白了，我们的货也该批得差不多了。到时，客户想压价都来不及。”的确，如果大客户知道了我们手中布料的实数，是很可能联合起来集体找你压价的，弄得你一点脾气都没有。这类事例以前在市场里发生过好几次，原因是有的人爱显白，也有的人是疏忽大意，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这些都是做生意的大忌。
吴老板先领我们煞有介事地参观了一番生产车间，并自豪地告诉我们，厂里新添了多少台进口的锁眼机、码边机，然后就开车把我们带到了“水中央”餐厅。具体地说，“水中央”是建在海边的一艘巨大无比的船。船体的左半部分是卡拉OK厅，右半部是隔成许多包房的餐厅。推开包房的窗户，眼前便是茫茫大海，波涛一浪浪拍打着船体，发出哗哗的声响，很诗意，很浪漫，让人觉得你打开的不仅是一扇窗，你的心窗也会有清风阵阵穿堂而过，天大的烦恼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去的。
那顿酒，我和高小菲喝得都格外尽兴。大概我俩都是这么想的：紧张了这么些天，我们的神经也该歇歇了。此时我们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完全放松自己的心情，尽情地享受面前美味的海鲜，干掉一杯杯溢着泡沫的“珠啤”，以迎接几天后更大的一场恶仗。
连干三杯啤酒下肚，吴老板的舌头就大了。在此之前，吴老板喝酒向来只是一杯，从不多喝。但吴老板还是张罗喝，只是改成一口一口地慢喝了。吴老板的表弟阿光一直陪着我们干杯。喝完酒后，我们一行人又摇摇晃晃地拐进了卡拉OK厅。高小菲显然是喝多了，攥着麦克风不撒手，一首接一首地唱粤语歌。高小菲唱的所谓粤语歌，就是把所有的字用舌头卷起来唱，无论是唇舌音还是卷舌后音，不仅我听不懂，相信吴老板、阿光这些广东人更是听不明白。但大家全都不遗余力地拍桌子、鼓掌、吹口哨，弄得高小菲越发的不能自已，越唱越来劲了。遇到一些节奏明快的歌，干脆就边唱边扭屁股；而唱一些轻柔舒缓的歌曲时，则微闭双目，一副陶醉其中的样子，滑稽得让人笑得肚子疼。
终于熬到了曲终人散。回到房间，我感到阵阵头晕，想尽快睡过去。可隔壁的高小菲却不停地在房间里撕心裂肺般的干呕，令我辗转反侧。我几次想到隔壁去看看高小菲，帮她倒点水，捶捶背，或陪她说说话，但想了想还是算了。我怕这么一折腾，她更睡不着了。渐渐地，高小菲的房间才安静下来。接着，我就听到了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高小菲。高小菲手扶门框站在门外，身体后仰着问我：“你现在困不困？”“进来说吧。”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进屋后，高小菲一屁股陷进沙发里，“给我口水喝。”我忙给高小菲倒了杯水递过去。高小菲一口气喝干，我又帮她倒了杯水。这次，高小菲接过水杯放在茶几上。然后，大喘了几口气，把头歪靠在沙发背上，双眼紧闭了几下，才安静下来。我以为她是睡觉了，正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时，高小菲哭了，眼泪顺着眼角轻轻滑落下来，不一会儿，就泪流满面了。但高小菲并没有失声痛哭，只是偶尔才压抑地抽搐几下，声音很小。我真怕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嗷嗷大哭起来。吴老板及家人如果听到了，还以为我把她怎么地了呢，况且还是在我的房间。
我点燃一支烟，递到高小菲的手上。高小菲抬起头，并没有马上接过我递给她的香烟，而是用双手在脸上使劲胡撸了几把，抽了抽鼻子，才接过香烟，狠狠地吸了几口，就又蜷缩着靠在沙发背上。高小菲脸上的浓妆被她胡撸得一塌糊涂。这时，高小菲突然笑了，摇摇头：“对不起，我今天喝多了。”
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安慰她说：“没事儿，谁没有喝多的时候，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高小菲并不理会我，端起茶几上的水一饮而尽，然后双手托腮，像是陷入了沉思。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只能默默地枯坐在床头陪伴着悲伤欲绝的高小菲。我知道，呆一会儿，她肯定是要说点什么的，不然她不会大半夜跑到我的房间里来。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她的倾诉，然后尽力扮演好一个善解人意的听者。
高小菲又向我要了一支烟点上，开始了她缓慢的叙述。
高小菲中学毕业后，就托人在市木材加工厂建筑工程队当上了一名小工。为了每月能多挣五元钱，高小菲甘愿在工程队里跟男人们一样干一些和水泥、搬砖头的力气活，还要承受户外的风吹日晒。后来，高小菲与队里的一个三级瓦匠草草结了婚。生完女儿后不久，高小菲经人介绍到了“五爱”市场为摊主卖货。那时的“五爱”市场尚未形成规模，还只是一个自发的打地摊的早行市场。聪明的高小菲通过观察了解，渐渐地摸出了摊主上货的渠道，就干脆出来自己单干了。一开始，她的丈夫每天早晨还能骑着“倒骑驴”把高小菲和一包包沉重的货物送到市场，可当高小菲的生意稍微有了些起色后，丈夫就懒得再去上班了，整天游手好闲地呆在家里，酗酒和赌博。这让高小菲心里极不痛快，但也只能偶尔发通牢骚。说多了，还可能遭致丈夫不顾头尾地一顿暴揍，就这高小菲也忍了。直到有一天，丈夫因为嫖娼被抓，民警让高小菲拿三千元钱去派出所赎人后，高小菲终于受不了这份屈辱了，忍无可忍之下，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这个倒霉的婚离了。“我拿钱去派出所赎人的时候，简直就像被人强逼着，看自己丈夫与别的女人在床上鬼混，那种滋味简直让人连死的心都有。”高小菲咬牙切齿地说。
高小菲离婚的结果是，带着女儿搬出了两人共同建造的小家，在“五爱”市场附近租了半间平房，大概也就五六平米的样子，还给了丈夫三万元钱。从此，每天清早上行，高小菲都不忍但又不得不把睡梦中可怜的女儿轻轻叫醒，然后蹬着“倒骑驴”带女儿一块儿去市场卖货。即使外出上货也要把女儿带在身边。“五爱”市场正式建成后，高小菲倾其所有买了一个摊位，随着“五爱”名声的逐渐大噪，高小菲的生意也越做越顺了。到了女儿上小学那年，高小菲毫不迟疑地把女儿送到了昂贵的私立小学。“我这么做是因为女儿打小跟我吃了太多的苦，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女儿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我这辈子算完蛋了，可我不希望女儿今后走我的老路。”
高小菲如释重负地长叹了口气。
第一天出货只出了六百条。高小菲有些不高兴地问吴老板：“老吴，你不说一天有加工八百条的生产能力吗，怎么今天才出了六百条的货？”吴老板抱歉地解释说：“厂里有几台新进的机器出故障了，我正找人抢修呢，一两天之内准能修好。到时候，我保证每天给你们发过去八百条。”“真晦气，偏偏这个时候机器出毛病，这不耽误我们批货嘛。万一因为出货慢赔了钱怎么办？”高小菲冲吴老板大声地吼了起来。“阿菲，不要这么激动嘛。实在不行，我就把剩下的一千条拉到我广州的档口去批好了。”吴老板抹着额头上的汗水，低声下气地说。事已至此，我俩也不好再埋怨什么了。
我和高小菲从广州押回来的第一批货，连市场都没进，直接就拉到库房批给了那些早已等待好几天的老客户，六百条裤子一条未剩。第二天到货后，我预先留给了大伟和小伟各五十条，让他们小卖，自己也留了五十条小卖。我可不能让自己租来的摊位空着，更不能让那几个我花大价钱雇来的“裤样子”干闲着，早早下行回家。剩余的裤子拿到市场去批，同样是一扫而空。
快中午的时候，高小菲脸色阴沉地来摊位找我，见了我就气哼哼地说：“你马上把大伟代卖的货收回来，他也太不像话了，这不是找茬吗？”高小菲的口气不容置疑。原来，由于大伟离高小菲的摊位比较近，一些犹豫着想拿高小菲货的人，就被大伟叫过来，告诉那些拿货的人说，我家的现货剩得不多了，但等两天就能大批到货，她不是批你们一百二十元嘛，到时候我批给你们一百一十元。拿这种高档货可不是小事情，一条差十元，一百条就差整整一千元，你们掂量着办吧。拿货的人见大伟摊位上挂的货果真与高小菲家的别无二致，就信以为真，找到高小菲说她不讲信誉，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高小菲被问得一时摸不到头脑，开始还以为是我从中“作扣”，但又觉得不可能，细问之下，才知道是大伟在里面瞎搅和。而高小菲显然不便直截了当去找大伟论理，况且大伟又是从我手里拿的货，就让我把大伟代卖的货收回来。
大伟这事做得的确是过分，太令人恼火，可我真的很为难。我知道大伟的这一无理举动明显是冲着高小菲去的，但他实在不该拿我让他代卖的“红门”货充当“由头”，而坑害了我对他的哥们义气。可我死活也拉不下脸来让大伟在众目睽睽之下“摘货”。毕竟，我与大伟有着十年以上的交情。
我佯装恼怒地说：“高姐，你先别生气，我这就去找他。”这是我第一次张口叫高小菲“高姐”。高小菲怔了一下，态度才稍稍缓和了下来。
我几乎是在拥挤的人流缝隙中，一溜儿小跑去的大伟摊位。“你他妈的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干的什么埋汰事呀。”
大伟递给我一根烟，我没接。“怎么了，真生气了？”大伟还是笑嘻嘻地明知故问。
“不管怎么说，高小菲跟我现在是搭档。你砸她的牌子不也是毁我的生意吗？本来高小菲就不同意让人代卖，这么红的货还用代卖吗？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哥俩好？现在倒好，高小菲直冲我撂脸子，你不是弄得我左右为难吗？”我不管不顾地冲大伟大发了一通牢骚。
大伟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我就是看不惯她那个牛逼样，得得色色的，像自己做多大买卖似的。再牛逼她他妈的不也是个臭卖裤子的吗？”大伟这话就有点浑不讲理了。
“你这个人就是太爱记仇，这不是故意找茬吗？多大事儿呀，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完没了咋地？”
大伟又干笑了几声：“没有没有。”然后有些尴尬地说，“你去跟她说一声，就说我不是有意的不就完了吗？下次肯定不会再出这样的事了。”
我没好气地说：“你说得倒轻松，有能耐你跟她解释去，我说不清楚。再说，我现在说什么她也不会相信的。”可我又不忍心让大伟太为难，“这样吧，下午我们出去吃个饭，就说你买单。但你放心，哥们儿是不会让你出血的，完了我再把钱给你。”
“那怎么行，我请你吃饭是正常的，咱哥俩谁跟谁呀，但让我请那个婊子，呸，门都没有。”大伟的犟脾气又上来了，“我才不干这种虚头八脑的事呢。”
我拿大伟一点办法也没有，双手一摊说：“那这样吧，下午的饭我请，这回总可以了吧？”
大伟面有难色：“你干吗这么让着她？为这么个臭娘们，看把你给折腾的。”大伟用一种怒其不争的眼神望着我，又无奈地冲我撇撇嘴。
我知道自己这是没事找事，给自己添堵，但事已至此，我总不能再火上浇油吧。
于是，我又找到高小菲，讪笑着，尽量诚恳地说：“我刚才问大伟了，他说他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
高小菲轻蔑地“哼”了一声，怒气未消地点上一根细长的白摩尔。
“这事我看就算了吧。”我盯着高小菲吐出的蒙蒙烟雾说，“大伟想下行后请你吃个饭，赔个不是。怎么样？”
“跟他这种人吃饭？”高小菲满脸不屑地说，“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可没那个闲工夫。只要他别搅了我们的生意，比什么都强。”高小菲的话虽然有些盛气凌人，但她起码没再提让大伟“摘货”的事，我心里也就踏实多了，自然也就没好再勉强高小菲。
这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接连一星期，“空运”的新货虽然落地就“亮”，但吴老板还是每天只给我们发过来六百条。终于，吴老板打电话过来，告诉高小菲机器的故障排除了，明天就能正常发货了，保证每天八百条。那天下午，我把凑够了的二十五万元卖货款，如数还给了高小菲，并陪她一块儿去银行把钱存上。高小菲笑着客气地说：“干吗这么着急还钱呀，我也不急等着用。”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早晚都得还，何必呢。早还还能落下个‘早借早还，再借不难’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人的心情一好，连说出的话都顺畅。
我还想约高小菲吃个饭，但高小菲摆摆手，“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等大功告成了，咱们一定要痛痛快快地玩个通宵。”
生意场上的风云，总是变幻莫测的。那天早晨我一上行，就发现市场里的气氛明显不大对头。那些拿货的人到我摊位来看货的并未见少，甚至比往常还要多，看得也格外仔细。他们三三两两，彼此交头接耳，嘀咕着一些让人听不清楚的话，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肯掏钱拿货。我有些不耐烦地躲到大过道上去抽烟。这时，高小菲急匆匆地走过来，抬手拽了我一把，接着继续往市场的大门疾走。我莫名其妙，只得快步追上高小菲：“你这是干什么？神神道道的。”高小菲这才放慢脚步，左右环顾着小声说：“出事了，我们的货被仿了。”我吃了一惊。我太知道“红门”货被仿后的境遇了：“你怎么知道的？”来到市场大门外，高小菲咬着下嘴唇，目光冷嗖嗖地望着远处即将发白的天空：“我早就料到了，我们的货早晚得被仿，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以前我在“南一”市场做生意时，发生最多的情况是“追货”。所谓“追货”就是一个品种卖火了，其他的摊主就会跑到广州进同一品种的商品，于是最先卖此货的人盛怒之下，干脆来个率先“跳楼”，要死大伙儿一块死，谁也别装傻充愣地捡便宜。当然，由于这个品种正处在当卖之时，这类“跳楼”实际上就是批个本钱，并无赔钱之虞。而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