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访印度尼西亚归来，已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8月了。按常规，宋庆龄带着工作人员回到了上海，在空气湿润、早晚凉快的江南度过夏季。新中国成立之后，宋庆龄总是根据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季节变换，巧妙地调节着自己的居住地。正常情况下，秋冬季她会居住在上海，春夏两季居住在北京。这也正好和她的工作特点吻合，因为每年10月1日国庆前，她的国事工作就开始进入了高峰时期。然而，“文革”以前，她却始终以上海为家。她曾经先后对李燕娥与周和康说过：“到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下班。”“我喜欢上海，上海是我的家。”事实确也如此：每次宋庆龄离开上海到北京，周和康送行李到机场、在飞机舷梯旁和她握别时，宋庆龄总会轻声细语地嘱咐周和康说：“周同志，我要去北京开会，家里的事都交给你了，你要谨慎小心，团结大家，齐心协力，做好家里的管理工作。”
宋庆龄把上海作为她真正的家的原因还有：凡是于她有纪念意义的文物，她都要一件件收集起来，珍藏在寓所。但如果需要，她就会一件件地再从寓所搬出去，送到孙中山故居陈列与供人瞻仰。1958年8月26日，她把珍藏在寓所的玉石雕刻摆件“赤壁赋”一件，亲自交给周和康，嘱他交到孙中山故居展出，而且关照务必要小心谨慎地放在客厅壁炉架的正中位置，切勿损坏。过后不久，宋庆龄又把孙中山1922年北伐任大元帅时用过的指挥刀，连木盒一起，令周和康送到孙中山故居，放在餐厅壁炉架左首的琴桌正中位置。
事后，她还专门在李燕娥的陪同下，前往香山路孙中山故居进行检查与核实。
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墨绿色的大门，银灰色的围墙，四周绿树成阴，三面围绕着40余株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的香樟树。宋庆龄十分喜爱这些香樟树，任凭它们自由自在地生长，甚至不太允许绿化工小王修剪枝叶。这批香樟树枝干挺直，树叶婆娑，一片翠绿，每天早晚，会漾溢出幽幽的清香。据李燕娥介绍，宋庆龄喜爱这批香樟树，是从她年幼时就开始的。那时，在宋庆龄父母所居住的上海市陕西北路369号的寓所花园里，有一株香樟树是为纪念她的生日而栽下的，而且是她当时自己种下的，她把照料这株香樟树作为她幼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
宋庆龄寓所的主楼，是一幢两层楼房，朝南坐北，冬暖夏凉。前面是一大片草坪，绿草如茵，中间两边放着四只花鼓形釉瓷圆凳，既可落座休息，又起装点作用。每当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日子，宋庆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庭院赏花，悠闲散步，常坐在这瓷凳上休息片刻，然后徜徉在软绵绵的大草坪上。这几乎成为了她每天在此活动筋骨、锻炼身体的一个经常性的活动。寓所后面是花园，前后有两个较大的花圃，里面种着她最喜爱的五彩的香水月季花。绿化工小王每天早晨会剪来一捧各色的月季花，交给李燕娥，然后由李姐分别插在楼下客厅和楼上宋庆龄卧室的花瓶里。
站在屋前的大草坪上，人们可以发现这是一幢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样的房子，房子的每扇窗户都是舷窗式的，木制的墨绿色百叶窗上都雕刻着一艘帆船图案。房屋的外墙被粉刷成一片洁白的颜色，干净整洁，使这幢两层楼房笼罩在一片幽雅静谧的氛围中。
在二楼卧室，有四件柚木大家具，一张素色的藤木结构的双人床，大衣橱、五斗橱、梳妆台，是宋庆龄的父母从广东老家给她定做的嫁妆。卧室正中挂着1915年10月她和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结婚后的合影，室内的单人沙发、条几、八音钟等都是孙中山曾经使用过的遗物，是从孙中山故居搬过来的。
楼下客厅的廊檐下，有个狭长的12多平方米大阳台，一溜排放着藤椅、藤摇椅、藤茶几、藤圆台、铁结构的四方台和木制花架等，几盆绿色花草、盆景点缀其间，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几盆兰花，是朱德委员长送给宋庆龄的礼品，被放在大阳台中间。在大阳台东首客厅门口，放有两盆高大的白兰花，每当绽放时，花香扑鼻。每天早餐后，宋庆龄就会走下楼来到该树旁，采摘两朵白兰花，放在上衣口袋里，闻闻白兰花发出的沁人心脾的芳香；每天午餐后，只要是晴天，她一般会在李燕娥的陪同下，在大阳台上散步、晒太阳。
转眼已到了1957年。靳山旺欲离开宋庆龄之意已定，但望着宋庆龄那和蔼可亲的笑容，想着老太太一向待他如母亲一般的慈祥与关爱，他却说什么也开不了这个口。而他自己心中那份对宋庆龄的忠诚与热爱，却与日俱增。
这年的10月1日，隋学芳结婚了，爱人是上海市黄浦区的一名工人。当时，由于隋学芳没有新房，宋庆龄特意腾出上海家中的一间房屋，借给隋学芳夫妇做新房。
深为身边的年轻人终于成家而高兴的宋庆龄，这次又自掏腰包，于10月2日在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家中摆了两桌席，以这对新人的名义，招待了家中所有工作人员与保卫人员。这天，宋庆龄虽公事缠身，但她仍忙里偷闲地出席了隋学芳这对新人的婚礼，并在敬酒时专门问了靳山旺：“大炮，你也二十五岁了吧？什么时候能请我吃喜酒呀？”
刚柔相济忍痛离别（2）
靳山旺当时一口答应：“快了快了，我很快会请侬吃到我的喜糖的。”但聪明人一听就知，靳山旺在回答时，已不为人注意地把一个“酒”字换成了“糖”字，因为这时他去意已决，估计不可能有请老太太喝喜酒的机会了。
但他对宋庆龄的一片忠心却丝毫未减。
一天，上海警卫处一位干部前往北京后海宋宅家中公干，住了两天，与宋庆龄同桌就餐。可是，这位干部吃饭有个连他自己都不觉得的习惯：进食时喜欢咂吧嘴，而且咂的声音还不小。这让一向注重规矩礼仪的老太太十分不习惯。那天他们共进午餐后，宋庆龄皱着眉头对靳山旺说：“这个人吃饭时咂嘴，而且咂得那么响。”
靳山旺听了，当时没吱声。但在当天晚餐前，他却轻轻地对那位上海来的客人建议道：“×处长，我们不要和老太太一起吃饭了，太拘束。我们另外到厨房间去吃，好吗？”那上海干部不明就里，自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那顿晚餐上，靳山旺为避免客人生疑心，还特意陪着那位上海干部喝了二两白酒。
宋庆龄发现当晚那位上海客人忽然不和自己共进晚餐了，敏感的她立即意识到里面有文章，便趁靳山旺一人时，悄悄向他打探：“大炮，怎么昨晚晚餐侬和×同志都不和我一起吃了呀？”
靳山旺一笑，实话实说：“我不想让侬再听到他吃饭时咂嘴的声音。”
“侬这个大炮呀！真是粗中有细，鬼点子还真不少呢。”宋庆龄满意地笑了，旋即又担心地提醒靳山旺，“不过，大炮你可不敢因此而给客人留下任何不好的印象呀。”
“侬就放心吧，我让他和我另外吃饭的理由，是要和他畅畅快快地喝两盅。他也觉得和侬一起吃饭太拘束了呢。”
宋庆龄一向非常注重她在社会上的形象与影响，她不愿意给人们一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不良印象。这从在她身边工作了多年的周和康的一篇回忆录中可见一斑。
周和康是1956年初经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调派到宋庆龄身边担任管理员工作的，长达26年之久。他初到宋庆龄身边担任管理员工作时，仅局限于采购物品与料理家中杂务等事宜，随着时间的考验，周和康渐渐得到了宋庆龄的信任与倚重，开始兼任宋庆龄外事活动的保卫工作。
1960年3月17日和18日，宋庆龄在曹荻秋、沈粹缜的陪同下，视察了上海闵行工业区和吴淞工业区、上海电机厂，并访问工人家庭，还视察了马桥人民公社和张庙一条街。在吴淞她视察了海军舰艇，亲切地询问海军战士的生活、学习情况。在这次视察中，她轻车简从，平易近人，深入群众，深入田间，还有大队幼儿园、托儿所、妇产院等，处处体现出普通人的一面。在社员座谈会上，她欣然接过社员递上的一杯茶，饮用起来。当周和康根据警卫秘书隋学芳的指示，立即取出随身带来的热水瓶，欲急忙替她调换一杯水时，却被她谢绝。回到家里，她郑重地对周和康说：“周同志，以后不论到哪里，请你不要再带任何东西，这种做法影响不好。”
1956年9月下旬，宋庆龄又接到了党中央的特别邀请，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并以一个非党员与副委员长的身份在9月26日的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在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致词中，她还引用了这两年她踏遍祖国山山水水深入调查研究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就当时正在继续发展中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与企业公私合营化等问题，提出了她的合理化建议，认为“我们应当在这些方面不断加紧努力”。
由于是在自己国家首都参加活动，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与场合下，靳山旺轻松多了，他不但无需像出访外国时那样紧张与忙碌，还可以高兴地在怀仁堂会场外那宽大的走廊里，尽情地品尝美味的食品。“八大”会议期间，会场外的走廊里摆了水果与糖饼香烟，靳山旺只要肚皮装得下，他可以在那里大快朵颐，一煞馋虫。
这时，靳山旺去意更坚定了。在不忍主动向老太太开口的情况下，他甚至希望自己能使宋庆龄讨厌他、主动请他走。所以，好几次，他明知老太太不喜欢身边有人食用带有臭味的大蒜之类的食物，而他却偏偏食用了。
好几次，史良、李德全（冯玉祥夫人）、沈粹缜（邹韬奋夫人）等朋友来看望宋庆龄时，见到了开口一股蒜臭的靳山旺，她们都感到十分惊讶，认为这个卫士长真够胆大，居然在宋庆龄身边吃大蒜，也不怕老太太因此讨厌而驱赶他。李德全甚至就此向宋庆龄“告状”，说您怎么就允许这个警卫员在您面前吃大蒜呢？
宋庆龄听了，只是淡淡一笑，答道：“只要对身体有好处，他要吃就让他吃吧。他可是我身边的一门大炮呀。”当时，众夫人都感到了老太太对身边这位卫士长的那种偏爱有加的情愫。
既然老太太不会主动辞退自己，那么，就只得自己设法离开了。进退两难的靳山旺这么想着，就把自己的心事向两位他最信得过的朋友来了个和盘托出，以求得到他们的帮助与指点。
“现在，我把心事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倒是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样既使老太太不伤心，而又能回到警卫师重新安排工作？”靳山旺眼巴巴地望着郝若瑜与刘骥平两位领导兼朋友，皱着眉头不无为难地请教道。
郝若瑜与刘骥平素知靳山旺的秉性，知道他一旦认准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无奈，两人商量了一下，提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建议：“我们想，你只有借口上军校继续深造，宋副委员长才不会因此而伤心，才会同意你离开她。”
对呀！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呀，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平时，只要宋庆龄身边的人有进步的机会，她都会一律忍痛割爱、予以放行的，她决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私利或好恶，而影响了人家的进步。如果自己以这个理由来遮盖，想必老太太会同意的。但是，上个月军校刚挑去了一批新学员，就是自己现在报名争取，只怕组织上也不会同意。点子有了，但靳山旺很快又陷入了困惑中，因为军校是不会随便在已开学几个月后，中途插进新学员的，就是有这个机会，也得一年半载之后。
但事到如今，去意已决且性子急躁的靳山旺，已顾不得这个问题了，他决定就拿这个借口，以组织上破例招生为由，达到离开宋庆龄、另谋高就的目的。当下，他抓住郝、刘两位为他出谋划策的机会，向两位领导兼朋友提出了几近要挟的要求：“这个主意好，老太太那边，我会自己对她说的。只是需要你们两位的配合，万一老太太问起你们来，你们就得假戏真做，至少不得戳穿我们的骗局。”
这不是联合欺骗宋庆龄、欺骗国家领导人吗？当下，郝与刘两人被靳山旺的这一军给将住了，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是该答应还是不该答应。然而，没等他们作出回答，靳山旺的第二军就又将了过来：“两位领导，两位哥们儿，你们就成全了小弟这一回吧。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再在老太太身边干下去，心情只会更不好，只怕你们两位领导也脱不了干系。”
靳山旺这一番话，使郝与刘两位不由面面相觑，点了点头：是呀，这门大炮，他说的这番话倒并非没有道理，真要他继续捺着性子干下去，说不定会出事哪。到时候，他们还是难逃一个教育不好、严重失职的“罪名”。所以，在靳山旺软中带硬的“要挟”下，这两位领导只好将计就计地点头同意了。
刚柔相济忍痛离别（3）
有了两位领导的掩护，靳山旺的决心更大了，终于，在1957年年底的一天，他怀着满是愧疚的心情，来到宋庆龄面前，鼓足勇气开了口。
“宋副委员长，最近，组织上，找我谈了，打算把我送到军校去学习……”
“这是好事呀，大炮。”果然，宋庆龄一听就高兴了，“你在我身边提了职，还从我身边送出去读书深造，这也是我宋庆龄的光荣呀！”
“可是，可是这样，我就得、就得暂时、暂时离开侬了。”见老太太信以为真，靳山旺的心中笑开了，继续实施着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这倒是一个棘手的现实。宋庆龄刚才光顾着为靳山旺高兴，一时没想到这个问题，不由顿时陷入了困惑中。但是，很快她就说服了自己，还是违心地答应了：“那又怎么办呢？侬还年轻，前途远大着呢，我总不能因此而成为侬的绊脚石呀。
好在读书只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是暂时的。”接着，宋庆龄反过来劝慰开了靳山旺，“大炮呀，侬就安心地去深造吧，安心地读书吧。我这里再不方便，也会自己克服的。只是侬毕业后，就马上回来，我等侬。”
“谢谢宋副委员长。”听到这里，靳山旺感动得眼眶都湿润了。
就这样，他如愿以偿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事后他才知道，当时幸亏他与郝若瑜与刘骥平两位领导串通在先了，因为当天，宋庆龄就打电话给郝若瑜与刘骥平，向他们核实了这个情况。否则，只怕他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从此给老太太留下一个“撒谎作假”的坏印象呢。
老太太内心里十分不舍得这门她喜爱有加的“大炮”离开自己，为此，那天，她特意吩咐厨房的温师傅做了几个拿手菜，在家中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欢送靳山旺上军校深造。当时，隋学芳等几位年轻人，都出席了欢送宴。
在临别的宴席上，好几次，靳山旺与隋学芳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对在一起，但很快都像触电似的弹开了。隋学芳好几次站起来向这位与之同甘共苦、朝夕相处了四年的小阿弟敬酒，而且每次都是满满的一杯子，并一饮而尽。
然而，离别宋庆龄的愁绪最终还是使靳山旺感到了难言的痛苦与依恋，当晚，他也喝了不少酒。
其实，靳山旺对自己调回部队后究竟能不能担任“五大书记”的卫士长一事还是心里没底，而且当时别说他自己了，就连郝若瑜、刘骥平这两位领导也不清楚。那么，靳山旺能否如愿以偿呢？他后来的政治前途与个人命运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如果说靳山旺当时离开宋庆龄是一时心血来潮，那肯定不准确，实际上，这恰恰是靳山旺的一种自信的表现。遗憾的是，靳山旺回到中央警卫师时，他一心向往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这五位党的核心领导人的身边，早已配备了卫士长，一时还轮不到他呢。所以，靳山旺只得原地待命。直到一个星期后，他才被组织上安排到沈钧儒身边当卫士长。
沈钧儒是浙江嘉兴人，清光绪进士，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起任民盟中央主席，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一个个子矮矮、美髯飘飘的老人，当时已八十一岁高龄了。他于1909年参与组织立宪国民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和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国会参议院浙江省候补议员等职，他是1936年和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六位救国会领导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的著名的“七君子”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