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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得毛泽东等党和政府领导人尊重的革命老人。
撒谎的人总是心虚理亏的，靳山旺更是如此。他借口“上军校读书”，使宋庆龄信以为真，从而如愿地离开了老太太。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欺骗了如此喜爱自己的宋庆龄。所以，一想到此事，就不踏实，担心什么时候在北京见到宋庆龄。这样，不但他的谎言不攻自破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使老太太为此感到特别伤心，从而影响他和宋庆龄之间的感情，使老太太不再看得起他。
然而，正应了那句山不转水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话，同在首都中央领导层里转悠，又怎么能不见面呢？那次，国务院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务会议，靳山旺明知很可能会见到宋庆龄，但作为沈钧儒身边警卫的他，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护送着沈钧儒去了中南海。
果然，就在勤政殿门口，一手搀扶着沈钧儒的靳山旺，与刚走下“吉斯”的宋庆龄撞了个正着。宋庆龄一眼看见他后，更是不无惊奇地当场问道：“呀，大炮，侬勿是上军校去了吗？怎么在沈老身边工作了呀？”
幸亏靳山旺早有心理准备，见状，他一边迎将上前向老太太请安，一边不动声色地答道：“军校暂时不去了，领导让我先在沈老身边帮几天忙后再去。”
“原来是这样。”宋庆龄信以为真，笑着对沈钧儒介绍道，“沈老，小靳同志是个非常好的同志，当时放他走，我还真不舍得呢。”
“是的，是的。”沈钧儒一边捋着他那把美须，一边满意地点头笑道。
1958年10月10日，靳山旺与爱人薛莲花终成眷属，举行了婚礼。他因不想惊扰宋庆龄，所以没有把这事告诉一直关心着他的老太太。事后，宋庆龄很快知道了，并在又一次见面中，不客气地责备靳山旺：“大炮，侬怎么结婚也不通知我呀？”
“我不想麻烦侬呀，宋副委员长。”
“侬这个人呀！结婚是人一辈子的一件大事，怎么能不告诉我呢？”
“嘿嘿！”靳山旺被老太太责备得哑口无言，只会搔头摸耳地傻笑。
就在这年，因刘伯承元帅的原副官汪耀华有病不能工作，靳山旺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组织上调配到刘伯承元帅的身边任副官。当时，刘伯承住在南京玄武湖畔的鸡鸣寺，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这下，靳山旺可算找到了弥补漏洞的机会，一到南京，他就给宋庆龄去了一封信，并在信中不无“狡猾”地写上了“我现在在刘伯承元帅的身边任副官”的文字。
信是南京寄出的，刘伯承元帅又时任军事学院的院长，靳山旺现在在南京读书深造的假象更逼真了。宋庆龄见信后，再一次信以为真，从心里为“大炮”的进步而高兴。
从此，靳山旺上南京军校深造的概念，就永远地留在了宋庆龄的印象中，直到她过世，也仍这么认为。
这时，步入花甲之年的宋庆龄的身体每况愈下，多种疾病纠缠着她，她不得不请了一位技术很高的男按摩师，每天为她按摩两小时治疗，同时采用冷敷和热敷的方法，治疗右眼上总不消退的麦粒肿。
刚柔相济忍痛离别（4）
担任着宋庆龄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隋学芳，这时重任在肩。工作更充实了，他的工作获得了宋庆龄的肯定。好几次，宋庆龄在她给一些友人的信中，都提到这位忠诚的警卫秘书。如她在1957年5月30日致王光美的信中就这么写道：
“亲爱的王光美同志：
兹送上我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和孙中山先生结婚时的照相一帧。还有二张照片是隋学芳同志在上海飞机场所摄的，一并送上，请洽收为荷。”
在给王安娜的信中也多次提到了隋学芳。
这时，隋学芳已生养了三个女儿，大的名为隋永清，老二名为隋永洁。就是永清、永洁这两个天真活泼的女儿，后来不但给宋庆龄的生活带来了快乐与幸福，还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宋庆龄对因病长期瘫痪在床的隋学芳的喜爱之情，引发了一些值得回忆的故事。当年，宋庆龄还分别给两个孩子起了Yolando（约兰达）与Jeannette（詹尼特）两个英文名字呢。
“他（指王安娜的儿子黎明。笔者注）喜欢与隋的五岁的女儿在一起（隋已有三个女儿。原信所注）。去年冬天她和我住在一起，叫我妈妈太太。她的音乐天赋很高，酷爱民间舞蹈，富于创新，能走出自己的舞步来；她翩翩起舞时，宛若天仙，还很像我。你收到我寄给你的圣诞卡没有？见到里面附有一张穿朝鲜服的小女孩的照片吗？这就是那个小女孩，名叫永清。她六月一日在北京参加了儿童节庆祝会，穿了朝鲜服表演，出足了风头，凡随身有照相机的人，都竞相对着她喀嚓喀嚓不停地拍照。我没有去，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可爱的小明星的。”
（摘自宋庆龄1962年2月26日于上海寄给王安娜的信文。）
原来，由于隋学芳在短短几年中一下子添了三个孩子，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不时引发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这事使一向慈母般关怀着手下工作人员的宋庆龄知道了，所以，她主动承担了帮助隋学芳夫妇抚养两个孩子的义务，而且一抚养就是十几年。
其实，宋庆龄不但关爱着身边的孩子们，还关爱着所有的孩子们。例如刘少奇、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她身边的秘书李云的女儿徐平梅，还有靳山旺的儿子靳利平等。
1963年年底，刘平平把自己在学习上遇到的一些困惑等写信告诉宋庆龄后，宋庆龄就以奶奶的身份，在收信的当天就亲笔给平平写了一封回信：
“亲爱的平平：
收到你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来信，知道你参加了支援古巴的示威游行，得到了感性知识。又获悉你和哥哥、姐姐、妹妹们在学习上的情况，甚为高兴。你们寄给我的贺年片也已收到，谢谢。
你说对中学生生活还不习惯，成绩不太理想。但是你有信心，必然会逐渐习惯并取得优良成绩。因此，我祝你年终考试成绩优良，学习上不断进步，并祝你的哥哥、姐妹们也这样。祝你和你的哥哥、姐妹们身体好，新年快乐。
宋庆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又如她在1965年1月18日寄给李云的女儿徐平梅的信中，也袒露了这种慈母般的情怀：
“亲爱的平梅：
你的信及漂亮的手工艺品都收到了。十分谢谢你和姐姐的精致礼物。我患感冒，等好些请你们来玩玩。
这是一本照相簿，请代送给你的妈妈。另外一些糖果等，你和姐姐、哥哥、弟弟等分用吧。
祝你们好！
宋妈妈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八日”
这年的一月，发生了一件使隋学芳深感愧疚与失职的事：宋庆龄在家中跌了一跤，摔断了右腕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活动，一连几个星期生活不能自理。身为一个全面负责时年已是七十一岁的老太太日常安全的警卫秘书，隋学芳深感不安与失职。可是，宋庆龄不但没有半点责怪他的意思，反而劝慰他。由于钟兴宝与李燕娥两位贴身女佣不懂医术，所以，宋庆龄不得不同意让一位护士照料她。这次宋庆龄的骨折复位很糟，不但使她吃了很多苦，而且还带来了诸多不便。朋友们都力劝她做重接手术，但她没有接受劝告，因为她“不愿再吃一次苦，再受一次罪。未接好的骨头像颗胡桃，怪难看的”。这使宋庆龄又发出了“我们缺少优秀的骨折复位医生”的感叹。
这时，靳山旺已于1960年离开了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受命来到了河北省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从1959年至1960年，靳山旺以卫队长的身份，先后负责过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云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靳山旺那丰富的工作经验与泼辣果断的工作作风，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而这段时间里的靳山旺，虽说不用直接工作在中央首长的身边，但他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他没日没夜地工作着，转悠在警卫战士们的工作岗位上，检查督促与指导，惟恐稍有不慎发生什么安全事故。
1960年至1961年，靳山旺奉命来到河北省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之前，周总理委托邓颖超在西花厅宴请了靳山旺。席间，邓大姐代表周总理敬了酒，并祝他好好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靳山旺不负周总理与邓大姐的厚望，从学校毕业后，被组织上任命为中央警卫团二中队政治指导员，继续负责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宋庆龄受到冲击的事，靳山旺也有所闻，并为此暗暗担忧，他多么希望老太太能平安无事地躲过这一劫呀！
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宋庆龄把在北京的家搬到了后海北河沿46号。
风景秀丽的后海北河沿，原是清康熙朝重臣、大学士明珠宅邸的一部分，后为乾隆朝重臣和的别墅。清光绪十五年，为醇亲王新府邸的花园—鉴园。1962年改建后，宋庆龄在七十寿辰前住进此宅，从1963年直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宋庆龄在此工作、生活了十八年。
后海北河沿宋庆龄住宅园内湖水环绕，花木成阴。园中原有建筑包括前厅“濠梁乐趣”、后厅“畅襟斋”、侧厅“听鹂轩”、东厅“观花室”，园东曲廊间有一“恩波亭”，曲廊衔接“南楼”，隔着南湖，有原醇亲王花园的“南楼”，楼西边假山上有“听雨屋”、东边假山上有“扇亭”。园内湖称“南湖”，湖畔有鸽子房。园中主楼为二层中西式小楼，1962年新建，宋庆龄一直居住在这里。一楼是小客厅，东墙正中悬挂着孙中山遗像；二楼是宋庆龄的卧室兼起居室和书房，卧室办公桌上放着她日常用的书籍、文件、钢笔和老花镜；西边墙上挂着一幅她与钟兴宝合绣的象征吉祥幸福的“安多利恒”花刺绣，两边柜上，一边嵌着孙中山手书“共进大同”墨宝，一边摆着她1927年访问苏联时与加里宁夫人的合影；卧室东面为宋庆龄书房，陈列着一架黑色的“施特劳斯”牌钢琴。
然而，使隋学芳感到极大内疚和羞愧的，倒不是宋庆龄手腕跌断骨折的事，而是来自一起他的私人家事。
这天下午，隋学芳正在上海家中的办公室里忙碌着，忽然，他的妻子冲到了他面前。
刚柔相济忍痛离别（5）
这时的隋学芳夫妇已有了第三个女孩子，家庭经济情况更加捉襟见肘了。他们虽住在宋庆龄无偿提供的房子里，永清与永洁两个孩子还得到老太太无微不至的关照，但他们还经常要为一些家庭琐事唇枪舌剑、摔盆砸碗。这毕竟是在地位与身份与众不同的宋庆龄家中呀，而且还是在向来喜欢宁静祥和的宋庆龄身边。夫妻俩的争吵声越来越大。李燕娥首先坐不住了，瞪着眼睛踱到他俩的面前，试图制止他们的争吵，但毫无效果。尽管隋学芳东躲西藏避免交锋，但他的妻子仍盯着他不放，以致夫妇俩争吵得差点动手了。
当下，宋庆龄迅速作出了让隋学芳一家搬出上海家中的决定。
宋庆龄亲自指示周和康，联系了距淮海中路1843号最近的与吴新路口交界处的武康公寓大楼，把隋学芳一家安排了进去。
自从靳山旺离开方巾巷后，宋庆龄始终惦念着他。她何尝不想向周总理求援，把这个“亡命之徒”重新调回自己的身边来？然而，当有一次她在会议前遇到了靳山旺，并听说他已担任了周恩来总理的卫队长、调到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消息后，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她不愿意因一己私心而耽误了青年人的政治前程。她高兴地连声笑着对靳山旺说“好好好”，并鼓励靳山旺好好干，少发小孩子脾气，争取在政治上与业务上都得到更大的进步。
1966年春季，那场曾给全国人民留下伤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蓄势待发之中，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这时候的北京街头，已出现了大字报，并在中央高级干部中传阅开了江青的一些讲话稿。但心地善良的宋庆龄当时并没意识到一场浩劫即将开始，只是对这位早在延安时就给她留下了不错印象的毛泽东夫人的讲话表示了一定的兴趣。
这时候，靳山旺正奉命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石溪公社搞“四清”，被任命为青洲大队副组长。开始，他们对上饶方言一点都听不懂，例如本地人把自己的妻子叫做“老蜜桃”等。由于方言的隔阂，工作一度进展缓慢，靳山旺他们就把学习方言作为他们的第一课。然而，除了方言外，对于他这个北方人来说，插秧也是一桩困难事，到田里劳动时，要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而且田里的蚂蟥特别多。所以下田以前，要先在脚上和腿上涂上一层肥皂，这样，蚂蟥就不叮咬了。
8月份，在江西的“四清”工作基本结束了，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靳山旺特意在上海下了火车，专程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看望了宋庆龄。当靳山旺把在铅山县的所见所闻一一向宋庆龄汇报后，老太太听了哈哈大笑，中午请靳山旺吃了饭，还给靳山旺的两个孩子各送了一套毛衣和数条小手绢。
然而，日历刚翻过去没几页，那场“文化大革命”的真面目已初露端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原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刘少奇排到常委的第八位，林彪从原来的第六位，一下子排到了常委的第二位，陈伯达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到常委的第五位，康生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排到了刘少奇的前面，朱德排到了第九位，李富春排在第十位，陈云排在最后。靳山旺原来听说，毛主席和蒙哥马利谈话后，刘少奇同志是接班人的地位就等于确定了，如此一变，接班人的问题又悬而不决了。当时，靳山旺就感到问题一下子复杂起来了。果然，那把狂热的烈火迅速地在全国蔓延开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社会上的夺权运动高潮迭起，这对中央办公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年轻人聚集到国务院的西门，要求周总理接见，解决他们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宋庆龄的家中。
七十三岁的宋庆龄，遭受到了痛苦的精神折磨与打击。
刚柔相济后院起火（1）
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总理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就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1967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学芳出大事了。这天，隋学芳刚从北京回上海，上海警卫处的一位久未见面的领导热情地宴请了他。老友小别重逢，格外亲切，领导拿出了他泡了多年的人参酒，与隋学芳促膝对酌。席间，他俩谈了好多的话，说了好多事，在谈到这场使人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时，两人都动了肝火。
1966年夏天，先有一些受人挑唆的小学生，以红小兵的名义，纷纷给宋庆龄寄去了建议信。在信中，孩子们要求宋庆龄剪掉她平时常梳理的、带有横Ｓ形的“芭芭头”（即中国妇女的传统发式、在脑后挽成一团的发髻），换掉宋庆龄爱穿的中式旗袍与大襟衣衫，还少年老成地把这些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接着，北京的红卫兵与造反派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大标语，贴到了后海北河沿宋宅那与卫生部紧邻的围墙上，墨汁淋漓的红底黑字，破坏了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和谐与安逸。与此同时，又有人传进话来，扬言要对宋庆龄进行“破四旧、立四新（抄家）”，砸碎里面的一切“封资修的残渣余孽”。
更使宋庆龄震惊的是，一夜之间，北京全城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与大字报。这种骤变，使宋庆龄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意识到自己终也难逃一劫。
被宋庆龄不幸而猜中的是，“打倒宋庆龄”的口号声，终于隐隐约约地传进了后海北河沿46号，令人惊恐地传到了宋庆龄的耳朵里。1966年8月25日的凌晨，一群狂热的红卫兵与造反派，终于光临了后海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