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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周恩来虽然曾经因出国访问、陪同外宾去外地参观，或是到下面视察工作等原因而多次暂时离开过西花厅，但他决没有想到，这一次，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离开西花厅，是他跟这所院落的永别。
三五医院自建院以来，住进来的第一位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自打住进医院以后，再也没有出得了院。
这所医院，位于北海公园西岸的养蜂夹道，是一幢青砖与钢筋水泥混合结构的四层楼建筑物。除了冬季外，它在绿阴相掩之下，并不太引人注目。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以后，全民备战的气氛很浓，在那“山、散、洞”口号的年月里，专为毛泽东主席修建了这一所战备医院。但是，毛主席一直没有到这所医院去住过。
大楼的第一层是专为党中央领导人设置的，房屋的墙体结构厚实坚固，房间宽敞明亮。第一层共有两套病房，中间与通往电影厅的内走廊相隔，周恩来住的是西侧那一套。自西往东数起，第一间是储藏室，依次为洗手间、会客厅、办公室与卧室，卧室往里的最后一间，便是宽大的洗手间。后来，为了使总理叫医生方便，这个供来客使用的洗手间，就成为我的值班室。我用一块单人床的木板盖在洗澡盆上，作床铺用。
房间里的照明是采用槽灯。这种槽灯是安装在房顶四周的暗灯，你看不见灯的装置，它是发光极强的碘钨灯管，用好几道开关控制光线的强弱。槽灯的优点是光线既亮又柔和，亦不刺激眼睛。假如在初冬时节尚未供暖的情况下，感到室内温度不够，可将槽灯全部打开，只需几分钟时间便可使室温升上来。周恩来是怕热的体质，一般在夏秋季节的夜晚，我们只为他开几个槽灯就足够了。另外，采用壁灯、落地灯、床头灯作为辅助光线。
卧室与办公室之间以木制格栅，并用丝绒帘子拉上分隔。病室内的陈设简单、明快和实用。卧室内的病床与东墙垂直放置；睡觉时，脚顶东墙头朝西。床头立有屏风用以遮风挡视线。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边放一只痰盂；床脚两侧各放一把软椅子，卧室里还有几把软椅供每天来看望总理的邓颖超或向总理汇报和解释病情的专家，以及临时来访的客人使用。卧室西南角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医疗用品。在卧室门约两米处，放着一台先进的心脏监护器（那时还没有无线遥控心脏监测仪），一部双层、放满急救药品、注射器，以及各种敷料和器械的医用手推车，就摆在屏风后面。
洗手间就在卧室里边，只隔一道门，十分方便。里边有普通的浴池、瓷质盥洗池、抽水马桶、小便池和一张躺沙发。另有一只没膝的铁皮水桶，因总理的心脏功能不好，双下肢浮肿，故每天晚上临睡前给他用温水泡脚以活血通络、驱寒保暖与消除浮肿之用。
卧室外的办公室，有一张宽大的办公桌靠窗安放着，桌面铺有绿呢台布，总理不喜欢使用玻璃台板。桌子左侧有一只普通沙发，还有一只是我国著名劳动模范、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倪志福，特意为重病中的周总理亲自精心制作的钢制活动摇椅。后来，这种钢制摇椅推广给几位老元帅与其他高龄的中央领导人使用。
周恩来住进医院后，叶剑英亲自来过问各种大小事情。他向管理部门明确交代：总理这一次住院治病，你们要有一个“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你们要照顾好专家、医生、护士及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要让他们住好、吃好、休息好，要搞一点娱乐活动，如给他们放一些电影片子看看，调节一下生活，不要搞得太紧张，专家们的身体累垮了，对总理治病不利。
叶帅还专为专家及医护人员等的伙食标准作了具体规定。
平时，专家每人每天的标准是一元两角，其他人一律八角。在周恩来做手术的前两天及后三天，专家与其他人员，一律每人每天一元八角；每天要给专家吃水果等。叶帅对大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按照叶老帅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周恩来休息好，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保持病室安静。病房上面的二层楼空着，专家及医护人员都住到三层以上。这样，对他们的生活也方便，比如总理休息后照样可以使用抽水马桶或者洗澡盆等，这样不至于因水管子发出噪声而影响总理休息。
叶剑英在周恩来每次手术前，都要听取医疗组的情况汇报，他还亲自到设在医院地下室的食堂去看望、慰问和感谢厨师与生活管理人员，向他们拱手致谢和嘱托说：“你们的任务，是照顾好专家们的伙食，保证他们的健康，这就是照顾好总理了，前线同后方的目标只有一个，都是为了给总理治病。”
那个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被列为奢侈品之类。我们只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作为公用。晚上看节目时，电视机前要摆放好几排座位，大家主动给老专家以“优待”，请他们前排入座。大约过了几个月，上面又拨给我们一台彩色电视机，把它放在专家居住的楼层公用。
在当时情况下，叶剑英不仅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他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由他亲自出面过问与周恩来医疗组有关的事情，他起的作用是绝对重要的。我们不能忘记，那时候的“四人帮”还在台上猖狂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的效果比较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便消失，总理的精神与体力的康复亦很快，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为之高兴，自不待言。
叶剑英向医疗组表示慰问和感谢；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皆大欢喜。
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对此并不太乐观，大家心里仍感到不踏实。因为，自从1973年3月10日，在玉泉山作第一次膀胱癌电灼术以来14个月中，已经复发了3次，可算是频繁发作了。尽管在严密监测和断续地进行化疗的情况下，每次复发都来势较猛——大量尿血，致使身体十分虚弱。特别是1974年3月12日电灼术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复发，血尿更加厉害。
周恩来医疗组的专家们深深体会到，给总理治病，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作。因为，无论如何大家都难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不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不能痛痛快快地接受医生的建议，立即住进医院去治病？周恩来的工作精神及他的精力，尤其是夜间工作的本事，确实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西花厅的灯光“长夜不灭”，是为世人所熟知的。
周恩来抱病赴长沙，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四人帮”的“组阁”梦彻底破灭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做完第一次膀胱癌手术后的康复情况比较顺利。其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即将召开“四届人大”。“四人帮”正围绕着组阁人选问题想找借口打击得到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革命家支持的邓小平。那时，邓小平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四人帮”妄想着只要把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都整垮了，他们就可以掌握“组阁”的人事安排权。为此，“四人帮”乘周恩来住院养病期间，策划于密室，忙得不亦乐乎。
恰在此时，江青得到一个有关“风庆”轮问题的消息，她觉得抓到了打击邓小平等人的好机会。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制造事端，向邓小平发难。
所谓“风庆”轮事件，那是几年前经周恩来批准，从国外购进了几条轮船，用以扩充和增强我国的海运事业。“四人帮”则将此事无端地上纲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买办资产阶级思想”，还批判所谓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修正主义”和“卖国主义”，并扣了一大堆帽子。
“四人帮”威逼邓小平，要他必须对“风庆”轮事件表态：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事情已经十分明显，批判的矛头是直指周恩来的。邓小平已是忍无可忍了，他以严厉的口气回击江青道：
“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邓小平讲完话，便拂袖而起，愤愤地离开了会场。
这还了得，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谁敢于当面顶撞这一位“旗手”啊？邓小平真是捅了马蜂窝。
“四人帮”推举王洪文立刻飞赴长沙求见毛泽东，来个恶人先告状，状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并说邓小平在北京“大闹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医院养病期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频繁出入医院，他们在商量“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王洪文以为，他向毛泽东进行了这一番煽动性的“汇报”，定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和支持。岂料毛泽东听完他的情况汇报，大为恼火，十分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指出对邓小平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提，不要背后搞，应多跟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总跟江青搞在一起。
毛泽东虽然在外地养病，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仍在掌握之中。有关“风庆”轮问题，他早已知道。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小事情，况且李先念他们正在解决当中，不值得如此小题大做。
后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指出：“不要多出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
至嘱。”
毛泽东训斥“江青有野心，想做党的主席”。
毛主席明确提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由总理与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至此，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的大局，由毛泽东一锤定音。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三〇五医院，周恩来得悉，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并传达给叶剑英及李先念等人。他们一致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四人帮”在“组阁”问题上，算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捞到任何好处，相反还挨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邓小平没有被整垮，反而更加职高权重了。这使他们怀恨在心，为日后变本加厉整邓小平埋下了伏笔。
1974年11月下旬，叶剑英元帅用保密电话了解周恩来的病情后，以十分严肃的语气问道：“张大夫，总理能不能外出几天？”
我听了叶帅这突如其来的话，一时有点发愣，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心想，周恩来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后没有几天，仍有血尿，身体还虚弱，正在康复当中。他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齐等，怎么能随便外出呢？再说，总理目前的健康状况，叶帅是清楚的。他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肯定有他迫不得已的苦衷。叶老帅在电话中正等待我的回答，我不能沉默不语。
“您知道，总理正在康复当中，身体比较虚弱，若能再过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一些再外出，我们的把握就大多了。”我略微思索后回答道。
他老人家听了我的话似乎放心了一些。他关切地说：“还有一些时间，你作好外出的准备工作，挑选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
现在，不要跟任何人讲，要保密。”
我觉得此事责任重大，不让我跟任何人讲，心里有点不踏实，起码要先跟邓大姐通个气吧。我很快将叶帅交代的任务报告了邓大姐，并提出了医疗班子的人选和准备工作的设想。
“你就按叶帅的意见办，医护人员就这么定，不必再同其他人说了；作好准备工作，等待通知。”邓颖超听了我的汇报后吩咐说。
从邓颖超的口气中可以判定，她是心中有数的。
周恩来住在三五医院期间，叶剑英几乎每天亲自打电话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远在海南岛，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点钟左右，有人喊我接电话，当我拿起话筒，总机接线员告诉我：“是叶帅打来的电话。”
“叶帅，我是张大夫，您好！”我知道，叶剑英与周恩来是同龄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问候：“这么晚了，您还没有睡啊？”
“张大夫，我现在在海南岛。总理的情况怎么样？”他老人家仍以浓重的广东梅县客家人的乡音，向我了解总理的病情。
我们每天都要对叶帅报告周恩来的病情，他每次问得很细致。这次叶帅来电话的当儿，正好周恩来那儿也要找我说事，故只能向叶帅简要地汇报了几句，好在他对总理的病情都了解。
叶帅一听是周恩来要找我，就说：“好吧，就这样，你去吧。”
便将电话挂断了。我当时想，叶帅远在海南岛，这么晚了，他老人家还没有睡觉，心里总牵肠挂肚地惦着总理的病情。这老一代革命家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至深至诚，就是不一样。
12月的一天晚上，叶剑英来电话问：“今天总理的情况怎么样？”
“没有新情况，还算稳定。”我只是简单地回答叶帅。
叶剑英又详细地询问了总理日常的饮食起居等情形后，用相当慎重的语气向我交代说：“下个礼拜，你们要陪总理去长沙，见主席。”
他讲完后，叮嘱再三：“要严守机密，千方百计护理好总理，绝对不能出意外事情，要安全返回北京。关于出发的时间，你们等待通知吧。”
这次，周恩来抱病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商谈向“四届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门组班子的名单等重要问题。周总理赴湖南前，他们已议论过多次，觉得周恩来最了解毛泽东，由他亲自去一趟长沙，向毛主席当面陈明情况，可能有利于解决“组阁”等重大问题。
12月23日，由警卫科长、警卫员、协和医院的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泌尿外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保健医师张佐良及护士许逢生等人随同周恩来，由西郊机场乘专机直飞长沙。
我们在近中午时抵达长沙市，住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2号楼。
周恩来午饭后小憩不到一个小时，便在床上按电铃叫人，值班警卫员、护士、医生等人进入总理卧室，刚开亮电灯，他就问：“洪文同志来了吗？”
“还没有到。”有人回答道。
大家劝总理再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养养神。他不肯，坚持要起床。我们只好帮他更换衣服，到客厅休息。
专家们闻声急忙赶到周恩来卧室外等候。他们主要担心膀胱癌出血，也怕过于劳累诱发心脏病或其他不舒服。我们都牢记叶帅再三交代的，要总理安全返回北京的重托。这使大家都感到肩膀上的分量很重。所以，不敢稍有懈怠，一听到有点动静，马上主动地赶来了。
周恩来在客厅里沙发上坐等了一会儿，似乎有点焦急。他不时地站起来，到走廊里漫步，有时到大门口去张望。大约在下午5点钟，周恩来刚回到客厅坐下一小会儿，有人来通报说，王洪文到了。
王洪文进入门厅，一见到周恩来，在握手时就连忙解释：“昨晚上有点事，睡晚了……”
周恩来未等他再往下解释，便用不太高兴的口气说：“你这么晚才来，主席已经起床了，在等我们呢，我们走吧！”
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的院子不大，坐汽车一忽儿便到了毛泽东住地1号楼大门口。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已在那里迎候着，他们引周恩来与王洪文去见毛泽东。
在1号楼的门厅里，我见到了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他是随王洪文一起来长沙的。廖是上海人，二十几岁。此人甚健谈，喜交际，据说是王洪文在上海打天下时的小兄弟。
周恩来外出，一向轻装简从。此次来长沙面见毛泽东，和毛泽东同住一个院子里，两座楼之间的距离很近。假如他的健康状况许可，那么到毛泽东那里去开会，肯定是步行往返，决不会坐汽车的。
这次，周恩来只有一辆座车，每次去1号楼，只有一名警卫和一个医生随同前去。保健医生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每次都跟着，随周恩来到长沙的其他人员都在2号楼待命。
有一天晚上，我和警卫科长随同周恩来到了1号楼，总理便进主席房间去谈工作了。不知何故，那一天，王洪文没有去。我们在门厅里等候，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同志，走过来与我们坐到同一张大沙发上。
“你们要记住，从现在起，不管谁到你们那里去，都不许跟别人讲，一定要保密。”
全国解放前，警卫科长曾当过张耀祠的警卫员，他们之间是老首长与老部下的关系，故耀祠对我们的叮咛，无疑是一番好意。可见，这“谨言慎行”四个字，恐怕是党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起码素质。
我常随周恩来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见到王洪文的机会自然很多，也早就认识王的秘书廖祖康，我同他也算得上是个“老乡”。但我就是恪守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