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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太大。他们大多扔给她相同的建议：慢慢去适应带着这种畸形一起生活的现实吧。
“我不再照镜子，我不让任何人照相，我把脸藏在一堆头发里—不梳马尾，不用发夹。我不去聚会，喜欢和狗为伴，拒绝和人交往。他们一旦发现我那张奇怪的脸，就不再说话，疏远地保持着距离。”带着这肿块一起生活，意味着最终疾病处在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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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最后她遇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头颈外科医生，这位医生对她说：“我能切掉你那个肿块。确切地说，我必须切掉。你这么漂亮，我们必须还给你一张原来的脸。”“那一刻，我爱上了他。”她说。手术很顺利，只是偶尔笑起来会不太自然，这是手术唯一的记号。“他是我的英雄，他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血液和肉体，治愈了我。他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拯救了我。”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一个艺精的医生能赐给病人一个正常的生活机会，这更坚定了她做医生的决心。
只是几年后，当她在医学院上学时，这位还给她正常音容笑貌的年轻医生却被诊断得了一种快速生长的脑肿瘤，不久离开了人世。“医生有许多病人，但病人只有一个医生或者几个。”她在书里说，“疾病普遍存在，死亡最后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选择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
合上《当我活着并呼吸时—一个病人—医生的札记》这本书，人们的思绪会变得沉静和开阔起来。
在消除医生和病人之间围墙的努力中，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也许是先去读读这些在墙两边来回轮换角色的故事，听听他们怎么说医学，怎么说病人，怎么说生死。他们也许是命运安排的“换位思考”的最佳发言人。对付那些各执一词、矛盾激化的尴尬局面，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最好的武器。它们是我能想到的在这一关系中最开放、最包容的观点，它们里面隐藏的因蒙蔽而黑暗的旮旯也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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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是谁的替罪羊（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个千里迢迢前往著名医院的病人，会抱怨医生看病时间过短，关心不够，几分钟就把他打发了。他出来时，走廊里还坐着三四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风尘仆仆，充满期待，手里攥着各地医院的病历和检查。
但这些病人，是否知道自己的不满其实是高端医疗资源有限、分配不均造成的？“全国病人上协和”—这曾经成了新华社一条新闻的大标题。
当读完罗森邦医生的故事之后，除了借给我们换位看待医患关系的慧眼之外，我们还会发现在“看病”这件事上，除去医生和病人在起作用，背后还隐藏着更强大的力量。随着环境的变化，它们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但我们很容易将这一切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事。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却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都投射到医生身上。
在罗森邦医生成为了病人之后，他终于得空打量眼前的医疗现状。这位老医生发现“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
医学已经变质。过去我们这一行提供的是大众福利，我们的第一考虑是病人。可是，现在的医学已经商业化了，有些诊所和医院就像公司一样，主要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病人的健康。过去医疗的变迁是渐进的，最近几年却有革命性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每个医师像家庭工业一样，各自默默做好自己的本分，现在，突然之间，医疗竟然变成了大企业。
当我开始行医时，认为这是献身帮助人类的专业，医生看似能掌控一切，可是病人却是他的主人，是病人出钱雇用医生来看病的，所以医生应该尽力为病人谋福利。今天却变了，新的主人是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医院的管理人员……医生变成大企业雇用的零售商，看的是财团的脸色，而不是病人的需要。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快乐了，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如果我思考过这方面问题的话，几年前医疗环境丕变的时候，我应该就能预见这种结果。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我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打开……
我发誓只要能活下来，像以前那样说话自如，就要去州议会游说那些手持预算大权的政客，现在对我而言，光靠行医帮助人的格局太小了，我希望能站出来讲话。我指的并不是像以前常做的那样，在美国内科医学会主办的会议中做报告，而是以病人保护者的立场著书发言。我这个提供医疗照顾的人，由于曾经易位而处，已经充分体会了那是什么滋味。
这些医疗现状，其实不是某一个医生所能左右。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或多或少都在医学与经济的撞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就像这位老医生感慨的那样，今非昔比，行医不再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在行医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驱动因素，它们汇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在商品社会里，它不得不重新定位，不得不出卖、牺牲部分的“清高”，换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这样的经济利益，出现在别的领域，大家都能理解接纳。虽然像娱乐界或是艺术界，时而有人还在偏执地质问着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精神至上，但只要跟医学比起来，它们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显得没那么重要，没那么尖锐，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医疗暴露在光线之下最敏感的地带，因为它和生命有关，和健康有关，还和医德有关，和人道主义有关。在艺术或是新闻都可以不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医疗似乎是最不应被以经济的理由而宽恕的那一行。
在医生的各种沙龙聚会上，讨论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有时医生们也会谈起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这些问题在把我们卷入一场经济狂流中去的同时，医生们也开始抱怨失去“行医的乐趣”。
这些医生们谈论的问题看似不会出现在我们和医院接触的那一刻、那一场景，但它们其实都和看病这件事密切相关，它们是隐藏在医生和病人背后的大环境，是我们所处的复杂的医疗系统。在商业社会的潮流狂妄地席卷了每个行业时，医疗也不例外，就像坐过山车，既有担心，也有甜头。
医疗的品质正发生变化，影响到每个医生的医疗行为也在变化，他们得做好医疗这台大机器上永不停歇的螺丝钉，否则就会出局。被请出局的理由，可能都不是以医学的名义，而是以经济的名义。会不会有一天，这一切迫使医生的价值核心不再是病人，而是成本控制？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描述了他们的尴尬境地。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没有担保人，没人给他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给不给他医治？如果按照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肯定是无须思量，马上抢救。但按照现实医院生活的教育结果，首要的问题是医疗费用谁来付？要是急诊每个星期遇上三五个这样没钱治病的病人，医生出于高尚的人道主义冲动给救了，最后极有可能是当班医生挨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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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是谁的替罪羊（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即使对于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如果急诊来了个没钱的病人需要抢救，抢救需要药物也必须去药房取才行，急诊医生自己无法控制。可因为没钱的原因取不了药，就说医生见死不救，其实是制度规范所限。
但登上报纸社会新闻的往往都是：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医生成了一个个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管穷人死活。当别的行业都可以明码标价时，医疗似乎被看成最不应该和金钱挂钩的—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但是，在这个因为经济主导而变得关系物质化的社会，谁来给人道主义买单？谁来给接下来可能的官司买单？
就像许多美国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医生成了我们大家可以触摸、可以看到、可以攻击的靶心。在这样的误解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不知哪天冰消雪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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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费城，我第一次去老板办公室面试时，他正对着20寸的苹果超薄显示器看我的简历。然后他转过身来问我：“为什么你要读八年才拿到MD？而我们这里许多中国来的学生，只要五年就是MD，最短的我知道还有三年的。”然后，他感慨：“比美国时间短多了，容易多了。”
一个中国医生的诞生，要比一个美国医生容易得多，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192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中国公共卫生之父”陈志潜，曾满怀梦想来到农村，想把中国乡村变成根除医学“沉默的暴力”的试验场。在他的想法中，有着中国最初的赤脚医生的影子。他认为，受过高度训练的白大褂医生属于城里人，而一位缺乏深度医疗训练的卫生人员也能有效应付日常疾病。
他的这种想法在今日中国依旧值得推行，但是，这并不等于医疗职业在中国没有统一的准入制度，否则，所有的医生参差不齐，混在一支队伍中，最后可能影响的是整个“医生”职业的形象。
中国和美国培养医生的不同教育体系，致使眼下中国医生的素质难以掌控，难以一言概之。这使得大家在评价中国医生的素质时，除了拉出古代的华佗、现代的张孝骞之外，常常会拿现在的国外医生进行对比。
在中国最鼎盛的“社会大办学”热潮时，曾经有“县县办卫校，区区办医专，省省办医学院”的红火景象。即使现在，也仍然存在为发展教育盲目扩招的问题。在中国，大凡是一定规模的城市都起码有一个医学院，至于像解剖学这样的基本课，有的规模小的医学院可能连尸体都摸不上，老师直接对着挂图跟下面100号人讲：“同学们，这根血管是这么走的。”
在中国，一个医学生读书的年头，从三年到八年不等。其中，多为三到四年的专科，五年的本科。大大小小的医学院教育培养医学生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医学生大批毕业后导致了就业的难题。目前，虽然中国的医生占总人口百分比仍很低，但其实城市里大医院的医生已趋于饱和，在乡镇医院里，则不乏医专及卫校毕业的医生。比较低级别的医院，管理相对更不规范，医生收入低的同时对回扣和红包的需求更明显。但所有这些人，都被叫做医生。这支叫做“医生”的队伍良莠不齐，面临的生存环境也各不相同。
在美国，医学教育就井井有条得多，成为医生的流程相对更统一、更标准化。立志读医学院的，必须经过本科的检验。本科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专业，相较而言，这样的教育背景带有更多的人文色彩，也会更多样化。这些人必须在四年本科修完之后才能申请医学院，在申请医学院的人中，录取率大约为30％~45％，之后一读又是四年。在美国，每年总共录取大约1。6万名医学生，医学院招生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就业，并尽力保证医生队伍的纯粹和高质量。
因为中国医生的入行门槛相对低，入学的医学生数量多，而全国单二甲以上的医院就有近6000家，所以不排除有一部分混在医生队伍里的人是磨洋工、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如果落在他们手里，病人大多觉得这些医生冷漠、贪婪、无能、医术平庸。这些人正雪上加霜地毁坏着整个“医生”队伍的声誉。这种没有规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让病人敌视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医生的形象日趋负面。
现在我们再去看看在中国规模相对比较大、管理比较正规的三级医院：在许多三甲医院，博士学位几乎是在医院最后的生存底线。虽然学位不能说明他们的道德基因，但能清贫读医10余年，本身多少能说明他们的坚持和努力。起码像我这样中途离开，要么出国、要么进公司的人，会向他们致敬。
这些“新时代医生”，看上去虽不是个个如我们期望的和蔼可亲，但如果摘下两千多年来希波克拉底的眼镜，换种稍微能和现实接上轨的眼光，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像有的职业一样，时代和环境促使这些三甲医院的“新时代医生”开始把职业和个人生活分离。他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职业追求和个性释放之间，在坚守底线和妥协求全之间，来回转换着角色，平衡着道德追求和现实需求。这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在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后，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最后的妥协选择。
我曾经和一位国内著名的内科教授同行开会。这位教授国外留学归来，年轻有为、功成名就，除了临床工作之外，还领导着十几个人的实验室，临床和科研全面开花、欣欣向荣。我们兴致勃勃地聊着基因治疗的现状和未来。在去机场的路上，这位教授突然问：“给我讲讲你们在公司都干些什么？”我有些诧异，开玩笑说：“白领，坐班。”他认真地说：“具体地说说，比如你们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我试图白描自己普通的一天：“接电话，打电话，收邮件，发邮件，和销售联系，和专家联系，做年度计划，策划活动，管理品牌……”这位专家很好奇地听着，然后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年轻几岁，也能像你们这样去公司上班。”在一个道德土壤稀缺、理想让位于现实的大时代，我们可能再也碰不上那种谈起医学就兴致勃勃、浑身上下散发着从医乐趣的医圣了，但我们还能碰上合乎敬业标准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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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如果不是神医就是庸医”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这个队伍里混杂着各色人等，有着各种背景、各种追求、各种目的。作为病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杂医生队伍，要学会区分其中的金子和泥沙。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是医德，还是医术？或者医德和医术两者兼有？如果不能同时具备，我们选哪个？
一位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面对一个准备换人工膝关节的病人，病人在手术前向他倾诉惴惴不安的心情时，他可能觉得这种担心人皆有之，根本不值一提，于是他手臂一挥说：“没事没事，不就是换个关节吗？”在手术完了之后，当病人疼得以泪洗面，却要坚持功能锻炼时，骨科医生可能也会说：“忍几天就好了。”在进手术室前，他和下面的助手医生说说笑笑。进了手术室，和手术护士会开些半荤的玩笑。但是，手术一开始，他立刻冷静了下来，进入另外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关心每一个技术细节，把握每一个关键步骤，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整个小组。两小时之后，手术结束，他可能吹着口哨出了门，琢磨着周末开车带老婆孩子去郊区哪个地方玩。
那位留学回国的内科教授也一样，对自己职业选择的怀疑，并不妨碍他面对病人时全力以赴，做科研时成果倍出。对于那些受过正规教育、在管理正规的医院里规规矩矩工作的医生，我们也许也不能总用非同寻常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在可以容忍其他职业出现多样性的同时，医生这一职业能否被给予一个缓冲的空间？
我参加过许多次骨科医生读片会。一般来说，没有几位骨科医生认真研究怎么给病人用药，他们给人的感觉大都是线条粗犷，不像内科医生那样讲学术。但是每当轮到介绍手术经验和技巧、交流X片怎么读、怎么设计手术时，我发现他们个个都在竖着耳朵听，眼里有种和内科医生谈论药物时一样的兴奋和专注。他们会因为手术观点的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会议结束聚餐时，大家又回到了松弛的状态，这时他们喜欢喝酒、猜拳或者起哄，偶尔嘲笑一下内科医生的磨磨唧唧，和刚才开会时判若两人。
在上学时，常常会听那些70多岁的老教授描述年轻时所接受的医学教育，和自己眼下接受的教育比起来，两种医学教育已经错位了几个年代。在美国时，因为在医学院的研究所里工作，加上周围有许多志在获取美国行医执照的同胞，也观察了美国是如何培养一个医学生的。
但中国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