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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工作，加上周围有许多志在获取美国行医执照的同胞，也观察了美国是如何培养一个医学生的。
但中国病人在面对眼前的中国医生时，可能除了抱怨医生们的品德和技术之外，很少会想到这背后也和他们所接受的医学教育有关。
杰拉尔德。拉扎勒斯（Gerald S。 Lazarus）教授曾写过一篇《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他曾任美国加州戴维斯医疗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及医学院院长，参与过美国医学教育的评估。他是中国医疗界的朋友、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顾问、北京协和医院的客座教授，近几年常到中国来，先后与国内70多家医院交流过医院管理的经验，还经常到医学院探讨现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拉”。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经验的医学教育学者，他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病人面对中国医生，有一大部分就是面对着这一医学教育下诞生的产物，面对着这一教育存在的种种遗留问题。
在老拉看来，中国医学教育中，不同医学院的学制不同，对住院医生的培训时间也不同，使得很难制定出统一的认证标准来衡量医生的水平。中国的大多数医学教育着重医学生记忆知识的能力，但不重视应用循证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认识到核心能力与核心知识之间的重大区别。一位真正优秀的临床医生，可能并非是在医学生时成绩优秀的选手。当医学生进入真正的临床工作之后，才强烈意识到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还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医学生人文修养的缺失，这可能很大原因也来自于医学生的单一教育背景，直接从高中考医学院，从“医”而终，爱好寡淡。相比之下，欧美国家需要念完各种各样的本科以后，再报考医学院，而且即使从医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文化、社会、心理这些学科仍旧保持着兴趣。一位美国外科医生，他可能是摇滚乐迷，自己会吹小号，会给《纽约时报》写专栏，谈论关于医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在《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一文中，老拉提到，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中，明显低估了社会心理、经济、家庭环境及职业等方面的因素在医疗中的作用。一位好医生，他会把病人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进行医疗活动，他会不断加强对文化、社会、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理解。他保持着对医学之外的普通教育和科学的兴趣，以更好地做好病人的工作，做一位人文的医生。
在老拉眼中，医学的艺术不但反映出医生的素质，也反映出对医生伦理道德的培养情况。成为一名医生，意味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而在中国医学生的课程中，对医生的职业精神、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义务这方面的教育非常少。当他听说中国一年有上百位医生被打，其中有人受重伤，感慨道：“看来你们的医患关系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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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医疗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下，医学生的教育除了教给他们怎么面对病人，还必须教给他们在白色巨塔中保护自己，如何对待自己个人的问题，这样才不会影响医生的职业生涯。医务工作者常常可能会面对极大压力并导致心理问题，如吸毒、酗酒及其他反社会的行为，这些都会对病人产生消极影响。老拉说：“在美国，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设立课程教育医务人员如何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使之不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从教育体系上说，在中国还有一类医学专家也非常缺乏，这就是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医疗服务这门科学包括：研究医疗质量的评定、服务质量的评定、花费效益比以及病人生活质量、功能状态、重返工作的情况、无痛状态及健康的感觉等。因为缺乏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所以这个领域的事务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或者由医生兼管。
在最后，这位美国专家还不忘呼吁，中国应注意保证医生的福利。他认为，只有对自己的职业满意的人，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现在有许多医生关心自己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和个人发展问题。目前的管理体制，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一些前途远大的优秀人才会失去长久发展的机会。要想使中国的医疗达到最佳水平，必须用良好的待遇吸引最好、最出色的人到医疗行业来。医疗行业要为自身的形象和持久发展着想，努力做到让干这一行的人对自己的行业更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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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医院里每天发生各种故事，当大家听到一个坏医生的案例激发内心积怨的同时，冷静客观地端详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也是必须的。有时我们在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锦旗，上面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春”，这些也不是医院为了炒作而自己去市场上买来的托。
即使在一支混杂的队伍里，我们也还是能发现闪光之处，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
眼前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差到让人无路可走、让人绝望的地步。离中国医学教育改良的那一天还为时尚远，眼下我们能把自己交出去看病的，就是从前的医学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医生。
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为什么不能尽自己所能去发现那些善良的医生，或者一个尽管脾气暴躁但其实骨子里很真诚的医生，虽然这样的医生在队伍里并不超过一半？
最近，我和一位内科专家去浙江，在车上，她的手机响起，是一位病人打来的电话。这位年轻女病人来自温州，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刚刚怀孕，她在电话里询问专家激素治疗怎么用，这位专家详细地解释了用法和用量，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
我问专家：“您看过的病人是不是都很信任您？”她说：“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看门诊时很仔细，有时我一天从早8点看到晚6点，70多个病人，特别是外地来的，大老远挂不着号，就给他们加个号算了。他们也不容易。”
“那是不是年轻医生能像您这样的渐渐少了？”我问这位年近60的专家。她的回答没有针砭时弊，让人意外：“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科年轻的一批有几个也很优秀，不输于我。不同等级的医院、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科室风气会出品不同的医生。”
我在实习的时候，去妇产科门诊跟着一位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女教授听了，快步走到诊室的衣架旁，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拿去取药。”末了，用她那火急火燎的大嗓门对中年男子说：“记住一定要治，千万不能耽搁！”不明就里的人听着会以为她在训斥病人。
在南方一个人人都有商业意识的地方，我碰到一位内科教授。他多少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40多岁并没有能在当地的医学会里混上风光的头衔，这多少削弱了他的全国影响力。但是一次聊天时，他说：“学会的头衔是哄圈里人的，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病人。我只要在门诊把病人牢牢地抓住了，对他们尽心尽力，用心看病，他们就会口碑相传，不断地介绍别的病人过来。这才能真正提高我的医术，扩大我在病人里的影响力。”这样的医生已经有了需要牢牢地抓住病人的意识，他们知道如何与同行竞争，如何向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我听说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们班的一对夫妻，说他们俩都主动要求去了北京“非典”治疗的大本营小汤山。
这对夫妻中的女生，是我大学的多年好友。在学校时，我们应该算是理想碰壁、快要滑入美国人批评医学生说的“玩世不恭”的那一群。毕业后几年，她在医院里干，有时会跟我发牢骚说医院太辛苦、病人太难缠、不想干了之类。“非典”之后，我去北京出差，怀着点好奇拜访了这对“英雄”夫妻。聊起刚刚过去的小汤山生活，她轻描淡写地说：“那些病人看着挺惨的，就去了。虽然危险，但不像平时在门诊，感觉很受尊重。其实我平时最恨社会上管医生叫‘白眼狼’了。SARS一来，冲在最前面的还不就是医生，而且都是些很平凡、很普通的医生。”然后她向我介绍了真正的英雄事迹：“其实，我算什么呀，你知道我们的大师兄有多玩命，在急救”非典“病人插管时，他居然忙得口罩都来不及戴，多危险呀！不过，也有的护士就只隔着玻璃远远地看着而已。那时老百姓坐个公共汽车，还戴个口罩预防万一呢。”
多少有些可悲的是，似乎只有在“非典”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人们才愿意心平气和地去接近那些好医生的形象。不过，我更关心的是，首先作为凡人的医生的多面性。因为这位被写进报告文学的抗SARS好医生，“非典”过后，重新回到平时轮转的病房，别上BP机，又过上了当班医生的日子。她皱着眉头向我描述：“半夜BP机一响，就像噩梦。”
假如生下来不是神医的料子，假如把大部分医生的横截面剖开看，每个截面显示的除了是个凡人还是个凡人，假如时代也不配合他们，给个理想主义或者物质丰富的环境，一个医生，他通往神性的可能是不是从此就没戏了？
看看周遭的环境，有时毕业的医学生们渐渐放弃了理想主义，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如此，他们的周围就散发着这么一股玩世不恭的味道。但必须得承认，一部设计得抓人的剧本，总是在剧烈冲突时激发并展现主人公性情里潜在的部分。这时候，一个普通的医生有可能在某一地某一刻，被激发出平时没能表现的部分，神性瞬间迸发。虽然不久之后，一切可能又回归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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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位做医学出版的专家，有一次面对大众媒体记者们问了两个问题：“你们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医生是好还是坏？”记者们答：“大部分是好的。”“那目前媒体上和医生有关的报道，是好还是坏？”记者们答：“大部分是坏的。”医生这个职业的形象，其实不单需要中国医生们自己自律维护，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否则，将来的优秀人才不会愿意去从事一门不受尊重还到处被讨伐的职业。
为什么在抗“非典”时没有人骂医生，而一旦回到平静生活，又骂声四起？人多么复杂，大多时候不是非A即B，而是在A和B之间的灰色地带游移，医生自然也不例外。但显然，因为医生职业的特殊，大伙儿真不希望他们在灰色地带里耽搁太久。
除了医德之外，其实有些中国医生的医术比国外医生要高明。这种差别，有点类似于我所见到的一种写作软件。
在美国，一些作家、剧作家就使用这种软件。他们把一些人物的基本特征输进去，选择情节的变化类型，然后电脑就会生成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故事。这种写作软件真是流水线工作的绝好武器，但在便捷周全的同时，也失去了写作最吸引人的魅力—不可言传的灵感火花，同时也失去了撼动人心的激情。
美国医生的思维方式也带有这种电脑软件的成分，他们似乎更刻板地遵守医疗程序，更依赖于各种实验室检查和仪器检查，等所有这些检查结果都出来之后，他们才会像电脑软件一样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医生面对病人的第一步，是先收集数据，而一些出色的中国医生，他们的综合临床感觉比美国医生要强。这种综合感觉，是往软件里输入一堆数据和检查结果，通过精确的算法所无法推断出来的。优秀的中国医生的临床逻辑里有强烈的理性特征，也有可贵的非理性成分，有一种难以图表化和清晰表述的直感。中国优秀医生的这种临床思维，一方面是受益于中国人口多、病人多、病种多，每天需要接触的病人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检查的依赖程度还没发展到美国那种高度。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美国做一个病人比在中国强，比在中国受气少？美国医疗保险的规范和普遍是一个原因，另外，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之间医疗感觉差异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还缺少“初级保健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的有力支持，他们本应作为病人与专科医生之间桥梁的有力连接。
就像前面提到的，在美国看病，先看“初级保健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病人可以从名单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医生。只有他们处理不了的病情，才会转给专科医生。这支庞大的初级保健医生队伍起到了“看门人”“把关”的作用，对疾病进行最基本的管理和事前控制。他们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关心病人的情况，还能和病人保持持续的接触和沟通，体现了更人性化的生物行睦硇社会医学模式，同时也为专科医生节省了很多精力。一名专科医生至少有七八位初级保健医生的支持。
美国的保险制度比较健全，不同的初级保健医生看同一种病，收费相同。可以说，初级保健医生这个桥梁和纽带，在整个美国医疗体系里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他们在看病的初始阶段就解决了病人的大部分基本问题。
我们对中美医生差别的粗略印象，其实是其背后相对科学的医疗体系表现出来的。要是论医术，一位国内免疫内科的教授向我描述中西差异：“不要以为美国的风湿免疫学有多强，他们只不过掌握了话语权，有基金去搞基础研究，实验室结果出的比我们多。要是论临床经验，我感觉他们还真不如我们。我一个上午的门诊，能接触到好几例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在美国，如果一个病房里收进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几乎全内科的实习医、住院医、教授都会跑来看。”
中国医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在中国做病人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背运。但一个中国病人和一个美国病人在去看病之前，就注定了医疗环境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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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西医来到中国前，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中医医生的呢？在《再造“病人”》一书中，这么概括：那时是“听说哪个医生好，请来试试。一种药方还没吃完，可能又听说另外一位医生挺牛，又换另外的医生。在中医治疗的选择上，民众似乎有更为多元的选择空间”。那时的中国人，在选择医生时有一种彷徨无计的微妙心理。但这样的状态在晚清以后开始被打破，西医进入了中国。西医的介入改变了医生和病人之间长期以来的微妙关系，这种改变从生活习惯到审美情调，从文字表达到接触空间……方方面面。但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如果得了病，因为求愈心切，还会有这样的现象：“昨日新医，今日旧医，明日郎中，后日仙水，百医乱投，延误时日”。
2006年春节期间一次打吊针的经历，让韩松在博客上作此感慨：“医院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而从历史和文明的角度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聚集在一起，就常常成了最坏的一群人，何况是一些解剖过尸体的特殊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同类的感觉要么已经麻木，要么就更加敏感。”
然后他想到了弃医从文的鲁迅：“唯有鲁迅因为学过医，所以才看出了中国人最黑暗的本性。他本人的心中也布满了魔鬼的细节，才能用那样毒辣的眼光去看待世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时，他看出问题其实似乎并不在于医院，于是，他才放弃学医，拿起了批判社会的笔。”不过，在韩松的记忆中，也“有一些好医生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那多半是在熟悉之后”。
是的，即使面对一支混杂的医生队伍，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而且并不一定“多半是在熟悉之后”。只不过，一个主动积极的聪明病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这样的好医生，而不是“幸运地碰到”！
一个主动积极的聪明病人，可以千方百计去交一位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打听清楚内幕。他虽然挂不上号，但可以用各种真诚的方法打动专家，给自己加个号……聪明病人要做的是主动积极地给自己开路。只是，在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里，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聪明病人还必须动用智慧和谋略。
还算幸运，现代社会可以提供的信息已经远远多于20年前，甚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