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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的那天晚上，村里正好放电影。周延才浑身上下洗了个遍，换上一件还没上过身的白背心，拉上王春英往300瓦的大灯泡底下一站，村里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俩。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王春英的弟弟来了。
周延才被抓到公社的事，王春英的父母知道了，他们马上叫她弟弟回陕北，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把春英叫回来。只要一回北京，事情就好办了。
那天中午，周延才正在做饭，面都揉好了，王春英在坡上叫他：“二缠子，我跟你告别来了，我回北京了。”
“春英，你这一走，可能咱俩就永远见不着面了。”
“你放心，我一个星期写一封信来，一直坚持下去。”
“春英，你这一走，再也不要给我写一个字，过三年五年，我就把你忘了。你要写字，我就难受了。”
就这样，王春英坐着不动，周延才也不动。他们呆一会儿，说一两句话；再呆一会儿，再说一两句。“她哭，我也哭。那眼泪呀，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多。”
最后，这一对恋人，哭作一团，紧紧抱在一起。
王春英没有走。
北京：无话可说
山峦之间，那条世界著名的黄河，在我们脚下，浊浪翻滚，轰然作响。当年，王春英和周延才就是从这里下水，背着孩子，游过黄河的。他们回北京去见父母。
为省路费，他们先游到黄河对面，再走几十里山路，在山西的临汾上火车。孩子在父亲背上，让水呛得直哭。周延才边游边说“回去以后，要是你妈看不起我，我就走！”
他们千辛万苦回到北京，没呆几天就回来了。
“家里虽然烧了好多菜，就是没话。饭桌上，一句话也没有，那滋味，真够难受的。”
为了让女儿回来，家里电报打过─“父病危速归”，女儿没有回来。儿子人都去了，女儿还是没有回来。当初女儿结婚，公社没有家长的信，不给开结婚证，但家里在万般无奈下，还是写了。
周延才说“给她家里那信，是我和王春英商量着写的。大概意思是，爸爸妈妈，我大了，我理解父母对儿女的心情，但我喜欢黄土高原，更喜欢这个人。后面还说了许多气话。
”结果这一气之下，她爸真把信写来了。信是有毛笔写的，写给公社书记，大概意思是，我的孩子王春英在你处插队落户。孩子来信说，她要和周延才结婚，请公社考虑，如没有什么问题，孩子大了，家里就听组织的。孩子的事由孩子自己决定。另外，他们还给王春英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天下做父母的，没有不疼爱儿女的，我们写信让你回来，你不回来。你的终身大事，怎么也该回来和家里商量一下，当父母的连知道一下都不应该吗？你的事情，就由你自己做主吧。“
如今，死活留住女儿的人就坐在面前，还说什么呢？
王春英的母亲来信，从来不提周延才。王春英的弟弟妹妹，也从不叫姐夫。王春英的弟弟说，如果我再进你家门，就倒着走路。即便他回到宜川，也决不来看姐姐。
王春英现在给家里写信，不知道写什么，没话说。父母有什么事都是儿子转告她。父母在北京住着一套三居室。王春英的儿子回北京了，却不在姥姥姥爷那儿住，而是自己每月花200元，在外面租房子。
王春英说：“我有时心里特别扭，结婚这么多年，儿子都这么大了，他们怎么还转不过弯来？儿子懂事，他跟我说：‘妈，以后你回来，就住我这儿吧。’”说到这儿，她伤心极了。
“每次回去，开始两三天还行，三四天以后，家里人脸色就不好看了。楼上楼下的，看我们也老像是外人，只好呆几天就回来。”
王春英说着突然转头看我，“其实，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北京人有北京人的苦恼，陕北人有陕北人的欢乐，谁也代替不了谁！”
陕北：去留两茫茫
“你回北京，你家掌柜的愿意么？”我问王春英。
“他说我先和小女子回去，他退休再回去，他现在在医院烧水，到北京，他可以给人烧锅炉看大门。”
“王春英如回北京，我决不拦着。”周延才肯定地说。“你知道，我们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我们流了多少眼泪哪！说实在的，我这一大家子，孩子都算上，王春英占第一位。我会永远对她好。”
“她回北京这事，我考虑过，在宜川，人都尊重你，可到了北京，你算个啥？谁把你往眼里瞧？她老说那里有儿子。可到时儿子结婚了，你又挣不着钱，还得看儿媳妇的脸。如果有正式工作就会有退休金，我们自己就能生活下去，管他看得起看不起！”
“所以，我的意见是，第一，她回北京，只有户口，没有工作，我不同意！有户口还有工作，我这边退了休就过去。第二，我们回去没有房子恐怕也过不下去，自己租房子或者买房子哪负担得起？第三，孩子的上学问题，也不是那么好解决的。”周延才的口气不容置疑，听下来，他的这些条件真不易实现。
晚上，王春英找来几个在当地结婚的北京知青和我见面。招待所对面的小饭馆里，我买了几听饮料、几袋瓜子招待他们。
临分手，我送他们出来。其中一个，又悄悄返回小饭馆，她用塑料袋把桌上吃剩的瓜子收起来，见我看她，有些不好意思：“还不少呢，带回去，给娃吃。”
回到招待所，我向同室的一位延安女干部讲起这些。她冷静地笑了：“你别同情他们。这些人，到现在这一步，有社会原因，也有他们个人原因。你不信？别说在北京，就是在延安，他们也混不好。他们老躺在北京人身份上睡觉哪成？心理永远不会平衡！人嘛，到哪说哪，北京人怎么了？当初全国人都在受难，北京人就不该受？现在，全国人都搞改革，你北京人就该吃大锅饭？当然，王春英例外。”
在我之前，北京来的人，曾经大包大揽，答应帮王春英的忙，把她调回去，但最终她失望了。这次她也问我，你能不能帮忙？我回答说“够呛。”在陕北宜川，所到之处，人们听说我从北京来，几乎都要和我谈起她。人们讲那个黄河船工怎样救了她，她又怎样以身相许，嫁给了他；人们讲她对黄河船工的四个儿子如何好；讲她吃苦耐劳，忍辱负重……
王春英，北京人，陕西宜川县医院护士，45岁，6个儿女的母亲，6个孙子孙女的奶奶。
Number：5295
Title：名人名言的谬误
作者：晓青
出处《读者》：总第170期
Provenance：今日青年
Date：1994。1
Nation：
Translator：
“金钱是万恶之源”
人们常引用《圣经》上的话说：金钱是万恶之源。但是《圣经》上说的其实是：“对金钱的爱是万恶之源。”出自于保罗书信。这两句话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专家的意见总是对的”
“专家的意见总是对的”，普通人总爱这么说。毕竟，专家都是那些在各自领域受过专门教育或训练，具有丰富学识和经验的人士。事实告诉我们，他们的看法一般是可靠的。但是专家也有弱点和局限，特别是当他们作预测时，往往会出错，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如鼎鼎大名的化学家亨夫利·戴维爵士，他一口咬定伦敦街头是不可能用汽灯来照明的，但这一方案不久便成功地实现了。许多专家对于史蒂文森发明的火车持否定态度，他们不相信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能在铁轨上以每小时20公里的“高速”行驶。汽船发明后，许多专家都认为它的作用十分有限，绝不可能用汽船横渡大西洋。
再听听大物理学家卢瑟福勋爵于1933年9月11日发表的雄辩声明吧：“靠粉碎原子来获得能量，这实在是拙劣已极的想法。谁想通过原子裂变获得能量，只能是异想天开，但这对科学家来说，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事实上，12年以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为什么专家的预测会屡屡出错？也许是他们的理论已形成体系，这体系反而成了束缚思想的框框，也许还有其他原因。
“我不赞同你说的话，但是我会用生命来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人们都以为这是伏尔泰所说的话，但事实上却不是，虽然其中的气势完全是伏尔泰式的。你无法在伏尔泰的任何一本著作中找到上述这句“名言”。它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女作家比特丽丝·豪尔的一篇文章中。她在解释自己对伏尔泰《论宽容》中的一句话的理解时，写了上述的“名言”。伏尔泰的那句话是“为你们自己着想，同时也应该让其他人享有与你们同等的权利。”
“我必须警告你……”
我们在书中，或者在电影、电视中，常能看到这样一句话：“我必须警告你，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将被记录在案……它们可以被使用来反对你。”人们相信警探在拘捕罪犯或嫌疑犯时都是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警探们根本不是这样说的，这一点至少英国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是知道的。在她的1966年出版的小说《伯特拉姆旅馆》有以下这样一段对话：
“听到过警察们常说的那句话吗？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且在法庭上用来作为反对你的证据！”
“这句话可不是这样说的，”一位警察说，“是的，可以被用作证据，但说到‘反对你’，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那句话正确的说法是：“你并不承担义务要说任何的话，除非你希望这么做；但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被作为证据。”关键在于，那只能是“证据”，而不是用于“反对”某人的证据。
“所有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
很多人都以为这句话是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说，然而你从头至尾读完《独立宣言》或《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你根本无法找到上述这句话。
Number：5296
Title：焦菊隐与“名著选读”课
作者：林斤澜
出处《读者》：总第170期
Provenance：中国当代名人随笔·林斤澜卷
Date：
Nation：
Translator：
焦菊隐在北温泉学校里教的课是“名著选读”。当时他有著作、有译作，已有名望。不过话剧导演方面，还没有得到“用武之地”。
他不住在学校里，每个月来一趟，把课时集中在两三天内。个子瘦高，背微驼，戴眼镜。衣服单薄，料多布草，又带出旧色。一副“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书生模样。有的老导演如史东山，总还有老底子的“行头”。明星郑君里那一身黑皮衣裤。50来年后的现在穿出来，还算得“新潮”─倒不是人家超前半个世纪，实是时装方面“法轮常转”也。
焦菊隐留学欧洲，归国后办过戏校，听说也阔过。不过当时在重庆，的确穷居陋巷。有同学去过他的住处，敲门无声，推门进去，无人，亦无长物。桌上压着张条子，是留给同住朋友的，大意是：怀沙，抽屉角落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乃川式烧饼，无芝麻，无油盐。若佐以一块榨菜，或一“小脚”包花生米，是流亡学生饿一日后的美食。
他的“名著选读”的教法：手执外文“名著”一本，挑“选”一段“读”出来，出来的是北京口白，以后讲解赞叹。是翻译并评注法。
赞叹每占主位，神情容易激动。有脸现潮红的时候。史东山、郑君里上课，和学生交谈交流。梁实秋不交谈不交流，只滔滔不绝他说他的，如入无人之境，可又丰富中听。焦菊隐也不交谈，但学生发出笑声赞声，他会兴奋起来，他需要反应。
兴奋中，会说些“闲文”，少不了言过其实的传说。比如说向交通警问路，英国警察用手指指，难得出言；法国警察详细说明，有时候还把警棍往胳肢窝里一挟，掏出地图来指点，街上汽车停了一半……学生中有认真的，倒叫流亡学生笑了起来。
后来，焦菊隐和一女学生恋爱同居，中间有些波折，也有些轰动。流亡学生大多以为意料中事，“没得啥子”。再者，此事耳闻而已，不能够目睹。现在理应从略。
大专学校里，先生与学生之间，有“跟”字一说，虽不普遍，但直到现在也还是有着。某个学生“跟”某个先生，这个学生就与一般学生不同，成了某个先生的“入室弟子”。跟有学业上的跟，有事业上的跟，有“饮食业”上的跟，或者兼而有之。学业上的跟是读书人“传授衣钵”的，本等正宗。世事艰难，别的跟也无可厚非。
有一位同学跟上焦菊隐先生，有时候小声告诫别的有点名堂的同学说：焦先生脾气不好，下了课少到他房间去。
这个同学跟着焦菊隐搞起个出版社什么的，拎起个皮包，像煞皮包公司。后来闹翻了，原由不大清楚，可能是经济上的事，总之，不欢而散。
50年代之初，“热、烈、欢、迎”焦菊隐进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了他的导演事业，后来是总导演，后来是权威。确有开创，有建树，有典范。
第一个得到轰动效应的演出，是老舍的《龙须沟》，但导演与剧作家的合作中，有争执。老舍窝火说：“我不懂戏剧。”也还见之文字。
可是后来老舍的重要剧作，也还是焦菊隐执导。到了《茶馆》的几经起伏的完成。剧作、导演、演员都上了高峰，是“北京人艺”独放光彩的剧目。焦菊隐的功劳不小吧，但剧院“外人”不大知道，“外行人”看戏更只看演员。
且说那位不欢而散的“跟”学生，60年代，一事无成来到北京。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学生叩门拜访先生，夫人出来接待这位寒酸老同学，说：先生不在家。客室小坐片刻，学生看见焦菊隐人从另一屋出来，大大方方穿过院子，略不旁顾，只管出门上街了。
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焦菊隐的晚景；孤身住小屋，不谈艺，不看书─说是眼睛坏了。每天只拎个菜蓝子，上趟街。还没有文章写一写这个，不知道这位大师级的艺术家，垂垂实未老时，独自闷在暗室时，做什么？想什么？
他最后一次正式发表文艺上的意见，可能是对刘厚明执笔的剧本的看法。那是“文革”后期，1973或1974年吧。那个剧本写近郊一位农村干部，村里盖了不少新房子，他还是住“长工屋”，一分钱掰两半花，有病硬抗等等。说刘厚明执笑，不说写，实因当时作兴写成一部稿，交给大家讨论，根据几十条意见，改写二稿，如此六七稿时，刘厚明叹道：“我的话一句也没有了。”嘴里如含着酸水，脸不是脸，啼笑皆非的模样。
这个戏还是在几十条意见中排练起来了。彩排那天，叫─不是请，原总导演焦菊隐来看看。焦菊隐已解除打扫卫生的劳动。附带说几句，焦菊隐使墩布擦楼梯的时候，十分认真，一级一级力求干干净净。
焦菊隐看了彩排，发表意见说：“批判现实主义。”
刘厚明困惑了，叹道：“焦先生这么大学问，怎么说出这个话来！这个戏照着三突出，突出了又突出，还会是批判现实主义？”
厚明也是老实人，没有想着古人不止一个“谁在梦中”的故事。现在他们若是相遇在九泉，谈一谈何如。
Number：5297
Title：名人轶事
作者：陈芳丽
出处《读者》：总第170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
总理道歉
有一次，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一家商场和一位74岁的平民贝尔对话。话题是关于官员薪酬和养老金问题。当贝尔要求他解释政界人物薪酬和养老金之间的差距问题时，霍克由于激动而失言，竟称贝尔为“愚蠢的老家伙”。事后，冷静下来的霍克总理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向贝尔致歉：“我诚恳地为我的发言道歉，我当时对他否认已对老人减税，以及指责我和其他政界的人物通过给自己加薪而自肥后，感到非常困恼。不过，这样并不能成为我使用那种措辞的理由，而我希望贝尔会接纳我道歉的心意。”作为国家高层领导人，这样出言不逊是有失风度的。而这样公开道歉自责，会反败为胜，重新赢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
时间与永恒
一位美国女记者走访爱因斯坦，问道：“依你看，时间和永恒有什么区别呢？”
爱因斯坦笑了笑答道：“亲爱的女士，如果我有时间解释它们之间区别的话，那么，我们解释完的时间一到，永恒就消失了。”
财神不照应
龚自珍对现实灰心之后，并不“自珍”，而是放浪形骸，尤其嗜赌如命。
龚自珍最喜与人压宝，自谓能以数学预测骰子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