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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典礼的时间是精心选择的，因为“8”和粤语中表示发财的“发”字谐音。有些香港居民认为1988年8月8日是20世纪最吉利的日子。然而，即使贝聿铭他们对中国传统如此礼让三分也未能消除大楼邻居们的顽固看法。建筑师和客户所不屑一顾的风水先生把他们的观点告诉了新闻界：贝聿铭可以充满诗意地把大楼比喻成充满希望的春笋，但在他们眼里，大楼是一柄带有三角形尖刃的寒光四射的尖刀。
据说，大楼有些尖角是直指总督府邸的，报纸刊登这些报道后不久，贝聿铭夫妇在从巴黎飞往香港的航班上碰巧遇到了总督卫奕信及其夫人。总督夫妇邀请贝聿铭夫妇第二天去总督府做客。在坐下来吃午饭前，主人夫妇给贝聿铭他们看花园里新增的滑稽内容。卫奕信后来解释说：“由于在许多人眼里，总督府代表香港政府，我们在那个尖角和总督府中心位置之间的直线上种了两棵柳树，算是采取了保护性措施。柳树的形状柔和、圆润，对大楼刀一般的尖利角度起了缓冲作用。就这样，问题解决，皆大欢喜。”□
Number ： 9735
Title ：绿环
作者 ：蔡平
出处《读者》 ： 总第 192期
Provenance ：中国青年报
Date ：1997。4。1
Nation ：
Translator ：
孩子们把饺子省下来喂小鸟
两年前，中央电台记者汪永晨到江苏省睢宁县大余小学采访，在那里，她首先听到几个故事。
有个村民在桥头捡到一只濒死的天鹅，带到大余小学想换50元钱。当时月薪只有100多元的校长二话没说，回家背上一口袋粮食到街上卖了，把钱交到这个村民手里。
以后的十几天，校长和他的学生精心侍弄这只天鹅，他们一次次放飞，天鹅一次次掉下来，最后，天鹅还是死了。他们把天鹅解剖后发现，在天鹅的身体里，竟埋着6颗铅弹！
校长带着学生把天鹅做成标本，孩子们悲痛地把天鹅扛在肩上，在村里走，在乡里走，在县城走，向人们哭诉：天鹅是人类的朋友，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要再射杀它们！
孩子们的声音震撼着父老乡亲的心。
一支捕鸟队来到这里，他们没想到大余的鸟会这样多，一网下来，竟捉到123只，他们高兴坏了。一个孩子上前阻止，没人理他，他就叫来上二年级的哥哥，哥哥冲上去抢捕鸟队的网，力气太小，没有成功，他们又叫来一个五年级的学生……
捕鸟队的大人们不高兴了：“你们这些孩子太没有纪律性，我们捕鸟队在全国那么多人，有3个冷库，我们抓这些鸟是要卖到国外，给国家赚大钱的。”
孩子们一看自己无力阻止，就立即给国家环保局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发出一封特快“鸡毛信”，“鸡毛信”转到县长手里，县长出面阻止了捕鸟队的行动。
汪永晨不平地说：“人都说，富裕之后的人才会想到环境，可大余小学的穷孩子经常吃不饱饭，随时都可能辍学，雨雪天还不忘给小鸟投食送饭，甚至把过年才能吃上的饺子省下来给小鸟吃。在那儿，护鸟小分队、小鸟医院、红领巾气象站、饲养小组样样俱全，他们节假日给小鸟过节，繁育季节在树上挂鸟巢。他们的校长，住在夏天漏雨冬天透风的房子里；老师5个月发不出工资，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两角五分。就这样，他们还一直带着学生向社会做爱鸟宣传。他们后来又救了一只天鹅，就因为没钱找车送到徐州动物园，眼睁睁看着它死在怀里了。”
我问她：“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朱校长小的时候，曾打下一只猫头鹰，他拿给老师看，老师没表扬他，告诉他说猫头鹰吃田鼠，是保护庄稼的卫士。这件事给他触动很深，在他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后来他成了老师当了校长，他说他要把这颗种子播到每一个学生心里。”
“那这样做有什么效果？”
“当然有，大余村树上的叶子总是绿绿的，早晨起来，到处都是小鸟的鸣叫声。每家屋顶上，都能看到几窝小鸟，而邻村不少树的叶子都让虫子吃光了。大余村的粮食总产量在不断增加，而农药的使用量却逐年减少。”
汪永晨跟我讲朱校长的故事，讲时一直含着眼泪，几次说不下去。
大余小学不仅自己爱鸟，还向全国发出了《爱益虫、鸟、兽倡议书》。300多个学校在上面签了名，学校的名气大了。全国第四届鸟类学术研讨会向朱以勋校长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参加会议。
朱校长拿着邀请信去找县长，县长一看：“好事！”也批了张条子——经费由县教育局解决。
朱校长拿着条子来到县教育局，教育局一看：“嗯，好事！”也批了张条子——经费由邱集乡解决。
朱校长又拿着条子到乡里，乡里说：“好事！经费由大余小学解决。”
可当时，大余小学一个老师一个月的办公经费是3块钱。于是朱校长自己也写了张条子：经费由朱以勋自己解决。
兜里揣着几十元钱，朱校长就这样动身了。到了会上才知道，开会是要交会议费的。人家都是教授、专家、学者，惟有他在登记表上填了个小学教师。农村人爱面子，他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自费来的。
会上，朱以勋的发言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大家都想知道他和他的学生是怎样保护环境的，可谁也不知道，他兜里还有几个钱。
饭钱没有了，吃回去的路费，路费吃光了，就以水代饭。整整3天，他饿着肚子参加会议。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就只好到街上转悠，想找吃的。角落里，一盒长了绿毛的月饼救了他。这位中国农村的小学校长，就是靠着这盒长了绿毛的月饼，开完了这次全国性学术会议。
会开完了，大车小车接专家教授们走了，朱校长没钱回去，他举目无亲，脱下身上穿的衣服，卖了当路费。
当他风雨兼程，带着会上专家学者对大余小学的肯定和希望赶回校园，一眼看到，学校那棵枝繁叶茂落满小鸟的大树，趁他不在，被人砍了，他一下愣在那里，“树都没有了，我还活什么！”
那天晚上，夜深人静。朱以勋拿着一瓶农药，站在那树坑旁，从午夜到黎明，他守着树坑，跳下去，爬上来，爬上来又跳下去，一粒突然落在他手上的鸟屎救了他。他难过地对汪永晨说：“我呀，还是舍不得这些小鸟，舍不得这些爱鸟的孩子！”
我想成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桥梁
那天坐在汪永晨家的地毯上，她激动地对我说：“这些农村孩子对小鸟的感情，实实在在打动了我，我一定得搞个农村孩子城市孩子手拉手的活动，让大余的孩子来北京看看，告诉城市孩子他们怎样热爱大自然。”
要想搞活动，首先要有钱。干记者十几年，她交了许多朋友，于是她专门找有钱的朋友，大讲大余的孩子每天都在做什么，讲保护环境从孩子抓起的意义，讲现在独生子女缺少的爱心。
“朋友都说我煽情的功夫可以。”汪永晨说。
她成功了。
那年7月，大余小学的5名老师带着30名小学生来北京了。汪永晨高高兴兴地接站。可当孩子们下车时，她发现这些孩子一个个都蔫头耷脑，像病了一样，怎么了，钱不是都寄去了么？
一问才知道，孩子们把一些养好病的鸟带来了，想和北京的孩子一起放飞。在车上，他们舍不得买吃的，把家里给带的干粮都喂了小鸟，自己饿得晕乎乎地到了北京。汪永晨一阵心酸，她发誓，一定要让这些孩子在北京过好！
于是，她和一些朋友尽可能地为孩子安排较好的食宿，带他们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看升旗仪式，所到之处，他们一直讲这些孩子是怎么爱小鸟，怎么保护环境，为此感动了各处的领导，给他们免去了门票。
就在大余的孩子将要离开北京时，一个退休老太太急急忙忙地赶来了，她拿着自己的200元退休费和30块小毛巾，对汪永晨说：“北京人不能让孩子再饿肚子回去了，这小毛巾给孩子们路上擦汗用。”
一席话，说得汪永晨热泪盈眶。她对我说：“搞这次活动，我得不到任何好处，也不是为出什么风头，是大余的孩子感动了我。从那以后，我一直有意识地跑自然保护区，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我想成为人和大自然之间的桥梁。”
环保是老百姓自己的事
1995年，汪永晨获得一次去美国开会的机会，那里的许多见闻，深深地触动了她。
在美国的一个动物园，她采访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许多年来，一直拿一个鹰爪和一个老鹰翅膀的标本站在那儿。孩子们来了，他就把鹰爪放在孩子们胳膊上，告诉他们，鹰落在身上，就是这种感觉，他让孩子们摸鹰的羽毛，让他们用手感觉鹰的翅膀。
在美国的一所小学，她讲了大余小学的孩子们。这些美国孩子一个个热泪盈眶，当场向大余小学捐了钱和一架望远镜。
在旧金山，街道加起来总长约1300公里，其中有600多公里街道两旁的树是由社区居民参与选择和种植的。旧金山还有个民间组织，在市区管辖着60多个花园，所有的面积加起来，也不过100多公顷，这些地都被分成双人床那么大的块块，居民们一年付50美金，就能租一块，在上面栽种自己喜欢的植物。
一位心理学教授说，她每个周末都要开车两个小时，到她租种的地上工作，在这里她可以和更多的人接触，了解他们。
一位从事广告宣传的妇女，排了3年还没租上，至今才排到第34名。不过她还是每星期必到花园来看看。
环境保护只有被老百姓当作是自己的事才能成功——这是汪永晨赴美归来的最强烈的感受。
没人养的树就像
没人养的孩子一样
回国后，汪永晨就兴致勃勃地忙开了。
她和女友金家满，找到北京十三陵林场。
林场场长说：“没人养的树就像没人养的孩子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树要比造林更重要。”
既然如此，好，汪永晨和她的朋友们就发起了一个“领养树”的活动。
第一次，她们号召了100多人，男女老少，有的还一家三口，没赶上车的，就从城里自己骑自行车来。那天，原只想让大家先看看，谁知人们到了山上就自己选好干上了，有的挑橡树，有的挑油松，还有选黄栌的，真像是领养孩子，有人一下选了十几棵。
一个女孩看了说：“我怎么也不能把舒婷诗里面的橡树，和眼前这个皮包骨的小树联系在一起。”
一位教师带着她6岁的儿子来了，她说：“儿子可能还很难懂什么叫志愿者，也可能把来这儿当出来玩儿，但就从游戏开始，他会慢慢懂得这件事的重要性，感受到大自然，并且懂得很多东西来得不容易。”
一位带着学生来的校长惊讶地说：“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平时做值日都捏着鼻子的学生，到这儿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
汪永晨告诉我，有些孩子的父母一听说孩子要去领养树，就全家一起设计挂在树上的牌子，一个男孩儿的牌子是用旧乒乓球拍做的，上面除了写着树种、领养人姓名、领养时间，还写着——请保护树木，保护大自然。这个孩子说：“等我长大了，小树也长大了，这牌子还要在上面挂着，我要拉着爸爸妈妈来，告诉他们这棵树是我养大的，以后我还要像他们对我那样，照顾我的树。”
几个老人一边刨土一边接受汪永晨的采访，他们说：“一个人一辈子能攒多少财富？而且财富越花越少，人活一生，能给后代留一个好环境，才是老人的幸福，我们今天的环境是从后代那借来的，我们还给他们时，仍然应该是美好的。”
我发现我并不孤独
汪永晨说，每当一次活动之后，她就觉得自己和自然越来越近了，周围人也和大自然越来越近了，可是在她当初倡议大家做这件事时，并没想到这些。
汪永晨在美国的动物园看鸟时还发现，自己对鸟的了解，还不如人家七八岁的孩子。而在我们的课本里，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很少。我们的动物园，笼子旁边只有简单的介绍，没有有关动物生存环境面临威胁的东西。
于是汪永晨和金家满找到北京百鸟园，告诉他们，想带一些志愿者来这里做导游。开始人家没有明显的兴趣，她又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侃，让百鸟园的决策者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动物园的情况以及功能，告诉他们，这种做法在国外很流行，一个企业，如果有了志愿者导游，等于创了纪录。
她又成功了！1996年底，由汪永晨等人组织的“中华环保基金会绿家园志愿者培训班”，在百鸟园开课了，第一讲——《认识我们的朋友》。
“本来我希望第一批志愿者是10个大学生，5个中学生，5个退休老人，谁知一下就来了60多人。现在我们已经讲到第七讲了，大家热情都很高，等到他们培训完之后，就可以做导游了。”
汪永晨说，鸟的生存状况如何，往往是一个地区环境质量的重要的监测指标。一种鸟在全世界消失了，就永远地消失了，但在一个地区消失了，只要这个地区的环境有所改善，这种鸟就有可能重新出现。爱鸟，是普通志愿者能够从身边迈出的第一步。
“我发现我并不孤独。”汪永晨说，“其实大家对大自然的感情和我一样，只需要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做，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
“怎么，你兴致勃勃做这些事时，还感到孤独吗？”我惊奇地问她。
“是，有时困难重重。”
我问她：“我采访过一些民间绿色事业的从事者，他们都表示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钱，那么你呢？”
“我不是，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自己能力达不到。有时为搞一个活动，我要在家里打100多个电话。
“我是一个记者，有人力资源，可以鼓动大家，但鼓动不了怎么办？”
不过汪永晨向我说过之后，好像很快就忘记了，因为才一会儿工夫她就转换了话题：“不久的将来，我要让北京人也能租一块地，种自己喜欢的植物，这是我正在酝酿的一个计划。那次出国回来，我和朋友念叨这件事，结果大家都想赶快干起来，于是我就和几个志同道合者筹划起来，我们准备在北京北边交通方便的地方租一块地，搞一个绿家园营地，让市民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绿色田园生活。”
“你要干的事太多了，你不觉得累么？”
“不累，因为只要我觉得有兴趣的事，花钱搭工夫我也爱干，我还特别想开一辆绿色的大篷车，走街串巷，让大家和绿色交朋友，里面有录像机有环保小册子，还教大家唱歌，都唱绿色的歌儿。”她说得很陶醉。
“怎么像诗一样。”我笑了。
她说：“真的，我真是这么想的。”□
Number ： 9736
Title ：你能活多长
作者 ：达闻
出处《读者》 ： 总第 192期
Provenance ：青年参考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人类的寿命极限在哪里？据说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很难回答。虽然在以往很长的岁月里，人类似乎都不能活得久，但近半个世纪来，这些数字却有了很大变化。
面对这一趋势，有科学家提出，100岁是不是峰值？如果不是，这条曲线下一步怎么走？150岁200岁还是300岁呢？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又是为什么？
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已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在冲击传统的寿命限值。比方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所大学里，科学家们已成功地使一种肉眼几乎很难看到的透明的小虫——线虫在一定条件下存活了50天，而平常线虫的寿命只有9天。如果人类也能被这么延长寿命的话，将能活到420岁。另外在美国加州大学里，一种果蝇已在实验室里活了140天，而在野外并且没有天敌的情况下，果蝇也只能活70天。要是能将这一结果类推到人身上的话，人的寿命也至少是150岁。
对于人类寿命的研究，虽然现在还没办法使人成倍地延长生命，但科学家相信，发生在线虫和果蝇身上的事是可以发生在人身上的，因为无论何种动物，它们的细胞衰老机理都是一样的。有了这种认识，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会衰老？第二，怎样防止衰老？
迄今的研究线索还是令人振奋的。一是研究染色体顶端区域，据说这个顶端部分就像是导火索，人活着时它就燃烧，越来越短，直至生命结束，因而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