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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曹操率军83万南下征吴。未动干戈，先致檄文，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不说征讨而言“会猎”，寓威胁于堂皇的辞藻之中，可谓古代外交语言的佳作。某些外交语言所包含的内容，有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例如：某政府说对某事“表示关切”或“表示严重关切”，这意味着该政府将采取强硬的步骤；说对某事“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这是向对方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该政府将予以干预；说“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就包含着友好关系即将变为敌对状态的警告；说会谈是“有益的”，弦外之音是会谈并未取得具体成果；说某外交官“进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动”，这是指控对方搞间谍活动……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和越南曾进行秘密谈判。当时，基辛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有一条长长的隧道要穿过，但在遥远的尽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丝亮光。”他以此来比喻谈判的艰难复杂的进程。
有时外交语言的含蓄性还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会谈中，双方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就对尼克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俄罗斯农民，徒步跋涉前往一个荒僻的乡村。他知道方向，但不知道距离。当他穿过一片桦树林时，偶然遇到了一个枯瘦的老樵夫，就问他离该村子还有多远？老樵夫耸耸肩说，‘我不知道’。农民吸了一口气，把褡裢换了换肩，便撒腿走了。突然，老樵夫大声嚷道：‘顺着道儿，再走15分钟就到了。’农民感到莫名其妙，转身问道：‘那你干吗刚才不说？’老樵夫徐徐答道：‘我先得看你步子有多大啊。’”在这里，勃列日涅夫把自己比作“老樵夫”，要尼克松这个“俄罗斯农民”在谈判中先走一步。
多边外交所使用的语言，更注意含蓄和婉转。联合国文件使用的语言，多采用中性名词，如不说“敌人”而说“对手”。在国际会议上听别国代表滔滔不绝的发言时，不要被前面一大串客套话所迷惑，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但是”所引出的真意上。例如，“本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有着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对某国杰出的代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拒绝”、“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
“伟大的废话”
对外交官来说，善于说“废话”或许也是一种本事。有人把某些外交语言戏称为“伟大的废话”，并非全无道理。
外交官肩负维护本国利益和促进与外国友好关系的重任，说话自然必须字斟句酌。正如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所说，一位外交大臣“讲起话来既要避免陈词滥调，又要避免言词失当”。而在不能说或没得说但又非说不可的情况下，外交官就只能说起“废话”来。说的本是“废话”，但让别人听起来又不像“废话”，有一个办法，便是“新瓶装旧酒”。外交官说话，有时讲究说得笼统，说得一般。于别人，似乎是“废话”，但于外交官本人，这可能是经多年磨练而成熟的标志。古代威尼斯的使节所得到的训令是：“使节应该用对任何事都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性词句来表达一切。”
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文件成灾，“废话”充斥，这个致命弱点也为人们所公认。在每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一个代表团总要把同样的话在各种场合重复好几遍。有些会议老手常以瞌睡来抵制这种“折磨”，但又怕被摄入镜头，于是就闭目养神，似睡非睡。有一回，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因其进入了梦乡，未能请下一个代表发言而引起哄堂大笑。
避免“直接说谎”
外交语言常被滥用，其等而下者就是谎言。为了本国利益，某些外交官有时把外交语言同谎言等同起来，不择手段。
在所谓的西方“传统外交”时期，外交官说谎几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十七世纪时，英国大使亨利·沃顿就曾赤裸裸地承认，“大使是一个被派到国外为了本国利益而说谎的诚实人”。十九世纪时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甚至说，“就我的策略方面来说，说真话是对自己的不忠”。
在现代外交中，一些资产阶级外交官继承了说谎的传统，也发展了说谎的技巧。现在他们讲究的是避免“直接说谎”，也就是技术上不说谎。
1961年4月13日，即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前5天，肯尼迪曾公开保证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决不插手、干涉以促成卡斯特罗的垮台，他将尽一切可能“保证美国人决不卷入古巴周围的反卡斯特罗行动”；同时他反对“从美国”发动一次攻势去反对卡斯特罗。肯尼迪的这番话说得很妙。从表面上看，他并未说谎，4月18日在吉隆滩登陆的没有美国人，而且这次攻势也不是从美国而是从尼加拉瓜沿岸的岛屿发动的。但从根本上说，肯尼迪是说了谎的。因为这次反卡斯特罗的入侵行动是在美国支持和策划下进行的。
粗俗不可取
外交语言一般是温文尔雅的，但也不是没有例外。且不说当年拿破仑是如何当着奥地利全权代表的面怒骂奥地利“是个老婊子，已经习惯于被人强奸”，即是今天，在外交中脱口说出粗暴鄙俗的语言也不乏其例。
1959年7月，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前去苏联出席美国一个展览的开幕式，同赫鲁晓夫作了一次著名的“厨房辩论”。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美国国会通过的那个有关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臭极了，臭得像刚屙下来的马粪，没有比马粪更臭的东西了！”尼克松知道赫鲁晓夫青少年时期当过放猪娃，就反唇相讥地说，“我想主席先生大概是搞错了，比马粪更臭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猪屎。”
越南外长阮基石的外交语言，其鄙俗程度更是等而下之了。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把他同泰国外长的关系比作“夫妻关系”，说：“既是夫妻，总应睡在一张床上”。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1983年10月6日，阮基石在纽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反对中国在中苏磋商中提出消除包括柬埔寨问题在内的三大障碍，他说：“当然不同意”“邻居拿我的老婆和孩子做交易”。阮基石的自作聪明的回答引起记者们哄堂大笑。
中国的特色
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有其自己的鲜明特色。我们以“信”为本，说话算数，很为外国友人称道。中国的外交语言一般比较质朴，不矫揉造作。这是我们的长处。也是我们的风格。
周恩来总理使用外交语言的艺术是很值得推崇的。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下飞机后尼克松主动同周总理握手。周总理对尼克松说：“你的握手跨过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跨过了没有交往的25年。”这句话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7年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的午宴即将结束时，站了起来，手持酒杯，向各团长敬酒。当他来到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坐处时，向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祝酒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卡德尔把毛主席的这番话理解为“以某种方式表明，他愿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清帝康熙在《庭训格言》中写道：“凡看书不为书所愚为善”。借用这句话于外交，不妨说：凡外交不为对方之言所愚为善。也就是说，听其言，观其行，从含蓄中识真意，从废话中辨实质，不为虚伪和谎言所迷惑，也不为粗言暴语所吓倒。
Number：1704
Title：挤车的诀窍
作者：苏林
出处《读者》：总第62期
Provenance：消费者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朋友，你可知北京乘车之难？
坐小车的，无从体会；老弱妇孺，轻易不敢问津。唯有恰值筋力强健，却又远离单位者，方晓个中三昧。看过《凡人小事》吗？换六次车，妇女仅走一个小时，在今天却算不得低速，鄙人以三十六七之壮年，以昔日运动员之身板，每日睁开睡眼，一想起要从朝阳区挤到海淀，除去八小时坐班，还需三个多钟点的途中“补贴”时，也不由得浑身发软。
据载，日本国雇人推乘客上车，那是金钱万能的社会。北京呢，轮到“百日无事故竞赛”，评选“先进车组”，站牌前或红袖章吆三喝四，或横幅下几张方案，小黑板五颜六色，录音机“吱哇”作响，那秩序倒也井然，可过了这“村儿”，您就要动用自己的全身解数啦。
尽管车辆增加，修建地铁，扩展环行路……可哪里赶得上人生的快！？于是，上、下班乘车，就成了一门“学问”。既然，写信有《尺牍大全》，著文有《写作技巧》，乘车，似乎也应有个“诀窍”啦。久病知医，愿以不才，略述一二，请君检验，是否较那些“大全”、“技巧”更为实用？不过说明一点：一应诀窍对谦谦孙子及老幼病残孕皆不适用，有维持秩序者在时亦非高招，仅用于上、下班高峰期，公共汽车、电车久候不至，偶尔来到，又唿哨而过，站前如潮，人心似焚，你又有点“火”力，此刻
先说上车：
车来时，上策为“抢位”犹如球场上的“抢点”。精确计算位置，车门停在身边，可收“先据要路津”之利，当然，必须顶住！此中诀窍：上身倾向来车方向，稳住下盘，千万莫被随车涌来的人流冲走（好在你身后还有助力之人）。中策则为“贴边”。外行正对车门，拥来晃去，枉费心力。尤其是北京不同于外地，哈尔滨上车是“能者为王”，不哼不哈，四十多岁的妇女也是一头撞来，你若回敬一膀，她也不大惊小怪挤车嘛！上海人多少顾及颜面，但动辄大呼小叫，使你无心恋战。北京人又要讲点风格，又要赶紧上车，车门前便非好去处。你是否注意过：售票员洗车，从来无须擦车门两旁那里全被精明的挤车人蹭得一干二净了！贴住边，扮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一点一点把“无根基者”拱开，只要扒住车门，你就赢了。下策呢，可称“挂搭”。一般人，见车门内外龇牙咧嘴之惨状，早已退避三舍；司机呢，只要车门关不上，也不敢贸然走车，这时，你将足尖嵌入车门（万勿先进脑袋），而后紧靠门边，往里“鼓拥”（读gùyong），自可奏效。常人心理：在车下着急，上了车便松口气，无心、也无力再往里面挤。车厢好象海绵，只要你肯出气力，又花得功夫（都急着去上班，你挂在那里虽说有五分“要赖”，但人们也得谅解谁逛公园受这份儿洋罪？！），无论如何也能有个缝儿容人下脚。可是又要切记：夏季逢阴雨，万不能行此下策！请诸君观察：4路、10路汽车，112路无轨……有几辆车门的漆皮不掉个干净？阴雨天手往门侧一摸，全是铁锈！你若真将雪白的衬衫染成个斑马状，莫怪我言之不预也！
《新民晚报》曾介绍经验：冬季上班乘公共汽车，最好穿羽绒或腈纶棉上衣，是极！原因何在？减小摩擦系数。泥鳅、黄鳝为什么抓不住滑溜！羽绒、腈纶类衣物便有此奇效（可冠以“乘车服”之美称）！进了车厢“仍须努力”，不能傻站着或在车门前滞留，这儿是最遭骂的。奉劝女同志一声：往里挤时，少用肘部和臀部。动用这两个部位，固然是力弱之故，却往往招来怒目和训斥，小伙子如仿效之，恐将招来老拳。所以，客气点：“请让让。”通情达理之士自会生恻隐之心，尽力让一让的。
分析一下车里的位置，哪里最“安全”？
售票员的座位边（售票员身边的座位一律卸去，颇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之意），通道的旮旯，车头的发动机旁，都是不挨挤的地方。实在无奈，就尽量站在与两门等距的位置处，那里一般情况较好。
下车时，先瞥瞥周围客人，沉不住气者，早早地往车门拱，你跟在后面可收“渔人之利”。南方城市，乘客下不去车，只要大喊数声，司机就不会启动。北京不然，车停下再往出走，下不去就是活该，再喊也无济于事。所以，附带提几句供外地来京者戒：上车快往里走，下车早往出换，此“入乡随俗”之谓也。否则，除了你两膀有千钧力气，到站后就休想再动得分毫！另外，除了赶火车，别凑上、下班的热闹，那只能徒增烦恼。
其他
若电、汽车长时间不来，莫在站牌下愣等，来车定如火车，一列一列首尾衔接，你于距站牌左侧三十米处静候，便可轻松登车，且往往比头车快。如果离始发站近，趁早坐“掉头车”，切切！
若发生口角，莫暴跳，莫狂喊，静下心来，觅几句阴损而不失幽默的话（多年挤车的人，都是有点“积蓄”的），既不大动干戈，便可“得胜回朝”，又能使烦躁的乘客有点消遣，聊博一笑。下车后各奔东西，谁还记得谁？
躲开织毛衣的女士。让毛衣针扎一下，骂，骂不得；哭，哭不得。
少穿西服革履，不用擦皮鞋，公共汽车上不是时装表演场所，再干净的衣裳进去晃两趟，也会弄个“尘灰烟火”之色。
躲开醉汉，谁知他何时喷出点什么。
还有一类上车就大叫：“别把鸡蛋挤碎啦！”或满身油污，令人避之犹恐不及，或满嘴“娘！奶奶！”的“混混”状者，则为挤车的下流角色，虽说能踞一席之地，但遭人白眼，令人不齿，不在话下！
积十数年乘车之经验（内中诸多精华），不勉力写出，实在遗憾。故简要地诉诸文字，备终年挤车的同人参考，想来或有同感，或受启迪，或另有鲜招。虽说这诀窍多少有些“缺乏风格”的味道，然而，误了点，扣工资事小，耽误了重要工作岂不更难“全节”！
Number：1705
Title：尊重“隐私权”
作者：盛祖宏
出处《读者》：总第62期
Provenance：新观察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先得声明，本篇的题旨并非我的发明创造，是一位名叫姚蜀平的管理科学研究者提出的。他在美国考察了一年多科学管理，研究了一批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成功之路，发现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接受了美国的观念承认“隐私权”的社会功能。
他认为：“美国人尊重‘隐私权’，人们习惯于不多干预他人，崇尚个人独立的精神。这大大减少了人们在无聊的争斗中被伤害的可能性。”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最渴望集中精力，避免那些无聊和无谓的消耗。华裔学者在尊重“隐私权”的美国，就可能摒弃中国传统的恶习和观念，把所有的智力和精力用于事业，从而获得成功。
他还认为，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和家长制，“隐私权”的概念是从来不存在的，个人的行为与意志要受周围无数有关或无关、有形或无形的制约，其个性和活力就难以发展。而每个人对周围过多的关注与干预，就形成了滋生谗言和嫉妒的温床。更糟糕的是，这种对他人的窥探与干预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其结果是人与人之间极易产生矛盾、猜疑和无谓的争斗，最后往往是致力于事业者受伤害，而无才无德却有精力厮拼者却从中获利。
这真是震聋发聩的声音。这就是一些在国内默默无闻的人，一旦出国工作就能迅速创造奇迹的奥秘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至今仍在释放着“余热”，至今仍控制着不少人的头脑。这叫做意识落后于存在，社会制度已经跃进到社会主义，而人们的意识中还保留着浓重的封建文化观念。
封建文化把两性关系过于神秘化了，以至孔夫子“男女授受不亲”的教导，几千年来一直成为我们国人的“最高指示”。太远的且不说，鲁迅在1921年塑造的典型阿Q，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就十分警惕，他的逻辑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
而阿Q的这种思维逻辑，在当时在现代，都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
1943年，赵树理在革命根据地写了《小二黑结婚》。其中说到小二黑和小芹在大窑里商量结婚的事，被“操了好几天心”的兴旺一伙盯住了，把他们俩捆起来，声称“捉奸要双”、“拿双拿双！”兴旺的逻辑是与阿Q一脉相承的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而且为了“捉双”，盯梢盯了“好几天”，可见对于揭露别人的“隐私”的兴趣之大。
可悲的是，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不仅在小说、电影中，更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还戴着“男女授受不亲”的眼镜来窥探他人。不仅窥探成年男女，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