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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自选集_周国平-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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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些在现场音乐会上用假唱来蒙骗听众的歌手,都 不能视为真正具备了企业家式的能力,其行为只能算做商业欺诈。按照我的理解,提倡企业 家式的能力恰恰是要反对这些现象,大家都卖真货,进行公平竞争,建立起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

    20029



 何必名校

    现在的家长都非常在乎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名校,往往为此煞费苦心,破费万金。人 们普遍相信,只要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一路都上名牌,孩子就一定前程辉 煌,否则便不免前途黯淡。据我的经验,事情决非这样绝对。我高中读上海中学,大学读北 京大学,当然都是名校,但是,小学和初中就全然不沾名校的边了。我读的紫金小学在上海 老城区一条狭小的石子路上,入读时还是私营的,快毕业时才转为公立。初中读的是上海市 成都中学,因位于成都北路上而得名。

    记得在被成都中学录取后,我带我小学里最要好的同班同学黄万春去探究竟。因为尚未开学 ,校门关着,我们只能隔着竹篱笆墙朝里窥看,能隐约看见操场和校舍一角。看了一会儿, 我俩相视叹道:真大啊!比起鸽笼般的紫金小学,当然大多了。当时黄万春家已决定迁居香 港,所以他没有在上海报考初中。他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使我心中顿时充满自豪。我压根 儿没有去想,这所学校实在是上海千百所中学里的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校。

    我入初中时刚满十一岁,还在贪玩的年龄。那时候,我家才从老城区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的 一个大院子里。院子很大,除了几栋二层小洋楼外,还盖了许多茅屋。人民广场的前身是赛 马场,那几栋小洋楼是赛马场老板的财产。解放后,这位老板的财产被剥夺,现在寄居在其 中一栋楼里,而我家则成了他的新邻居。那些茅屋是真正的贫民窟,居住的人家大抵是上海 人所说的江北佬,从江苏北部流落到上海的。不过,也有一些江北佬住进了楼房。院子里孩 子很多,根据住楼房还是住茅房分成了两拨,在住楼房的孩子眼里,住茅房的孩子是野孩子 。好玩的是,在我入住后不久,我便成了住楼房的孩子的头儿。

    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也不想当官,然而,在那个顽童时代,我似乎显示了一种组织的能力 。我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宣布建立了一个组织,名称很没有想像力,叫红星组,后来大跃进 开始,又赶时髦改为跃进组。组内设常务委员会,我和另五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大孩子为其成 员,其中有二人是江北佬的孩子,我当仁不让地做了主任。我这个主任当得很认真,经常在 我家召开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有议题并且写纪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当然是怎么玩,怎么玩 得更好。玩需要经费,我想出了一个法子。有一个摆摊的老头,出售孩子们感兴趣的各种小 玩意儿,其中有一种名叫天牛的昆虫。于是,我发动我的部下到树林里捕捉天牛,以半价卖 给这个老头。就用这样筹集的钱,我们买了象棋之类的玩具,有了一点儿集体财产。我还买 了纸张材料,做了一批纸质的军官帽和肩章领章,把我的队伍装备起来。我们常常全副行头 地在屋边的空地上游戏,派几个戴纸橄榄帽的拖鼻涕的兵站岗,好不威风。这种情形引起了 那些野孩子的嫉妒,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排着队,喊着”打倒和尚道士“的口号,在我 们的游戏地点附近游行。我方骨干中有两兄弟,和尚道士是他俩的绰号。冲突是避免不了的 了,一次他们游行时,我们捉住了一个落伍者,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手写的证件,写着”取缔 和尚道士协会“的字样。形势紧张了一些天,我不喜欢这种敌对的局面,便出面和他们谈判 ,提议互不侵犯,很容易就达成了和解。

    我家住在那个大院子里的时间并不长。上初三时,人民广场扩建和整修,那个大院子被拆掉 了,我们只得又搬家。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半是我少年时代玩得最快活的日子。那时候, 人民广场一带还很有野趣,到处杂草丛生。在我家对面,横穿广场,是人民公园。我们这些 孩子完全不必买门票,因为我们知道公园围墙的什么位置有一个洞,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自由 地穿越。夏天的夜晚,我常常和伙伴们进到公园里,小心拨开草丛,用手电筒的灯光镇住蟋 蟀,然后满载而归。在那个年代,即使像上海这样大城市里的孩子也能够玩乡下孩子的游戏 ,比如斗蟋蟀和养蚕。我也是养蚕的爱好者,每年季节一到,小摊上便有幼蚕供应,我就买 一些养在纸盒里。伺弄蚕宝宝,给它们换新鲜的桑叶,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身体逐渐透亮 ,用稻草搭一座小山,看它们爬上去吐丝作茧,在这过程中,真是每天都有惊喜,其乐无穷 。

    我想说的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他的职责绝对不是专门做功课,玩理应是他的重要的生活 内容。倘若现在我回忆我的初中时光,只能记起我如何用功学习,从来不曾快活地玩过,我 该觉得自己有一个多么不幸的少年时代。当然,同时我也是爱读书的,在别的文章中我已经 吹嘘过自己在这方面的事迹了,例如拿到小学升初中的准考证后,我立即奔上海图书馆而去 ,因为这个证件是允许进那里的最低资格证件,又例如在家搬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后,我宁 愿步行上学,省下车费来买书。孩子的天性一是爱玩,二是富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我庆幸我 这两种天性在初中时代都没有受到压制。让我斗胆说一句狂话:一个孩子如果他的素质足够 好,那么,只要你不去压制他的天性,不管他上不上名校,他将来都一定会有出息的。现在 我自己有了孩子,在她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我想我不会太看重她能否进入名校,我要努力 做到的是,不管她上怎样的学校,务必让她有一个幸福自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保护她的天 性不被今日的教育体制损害。

    200210



 城市的个性和颜色

    城市的颜色——这个题目是对想像力的一个诱惑。如果我是一个中学生,也许我 会调动我的全部温情和幻想,给我所生活的城市涂上一种诗意的颜色。可是,我毕竟离那个 年龄太远了。

    十七岁的法国诗人兰波,年纪够轻了吧,而且对颜色极其敏感,居然能分辨出法语中五个元 音有五种不同的颜色。然而,就在那个年龄,他却看不出巴黎的颜色,所看见的只是:“所 有的情趣都躲进了室内装潢和室外装饰”,“数百万人并不需要相认,他们受着同样的教育 ,从事同样的职业,也同样衰老。”那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巴黎,那时巴黎已是世界艺术之 都了,但这个早熟的孩子仍嫌巴黎没有个性。我到过今日的巴黎,在我这个俗人眼里,巴黎 的个性足以登上世界大都市之榜首。不过,我认为兰波的标准是正确的:城市的颜色在于城 市的个性,城市没有个性,颜色就无从谈起。

    我们来到一个城市,感官首先接触的是那里的建筑和环境。某些自然环境的色彩是鲜明的, 例如海洋的蓝,森林的绿,沙漠的黄,或者,热带的红,寒带的白。但是,如果用这些自然 环境特征代表城市的颜色,仍不免雷同,比如说,世界上有许多城市濒海,它们就都可以称 做蓝色城市了。城市的个性更多地体现在建筑的个性上,当然,建筑的个性不限于建筑的风 格,其中还凝聚着一个城市的历史、传统和风俗,因而是独特的人文环境的物化形式。这就 不得不说到城市保护的老话题了。

    我出生在上海,童年是在城隍庙附近的老城区度过的。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上海成为中国最 西化的都市,一块块租界内兴建了成片的高楼大厦和小洋房。可是,老城区仍保留了下来。 低矮的木结构房屋,狭小的天井,没有大马路,只有纵横交错的一条条铺着蜡黄色大鹅卵石 的窄巷,这一切会使你觉得不像在大上海,而像在某个江南小镇。你可以说那里是上海的贫 民区,但一个开埠以前的上海可能就保藏在那里。现在,在全上海,再也找不到哪怕一条铺 着蜡黄色大鹅卵石的老街了。外滩和旧租界的洋楼当然是舍不得拆的,所以,在日新月异的 上海新面孔上,人们毕竟还能读出它的殖民地历史。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北京上大学。那时候,城墙已经残破,但所有的城门还在,城里的民 居基本上是胡同和四合院。在我的印象里,当年的北京城是秋风落叶下一大片肃穆的青灰色 ,环抱着中心紫禁城的金黄色琉璃瓦和暗红色宫墙。现在,城墙已经荡然无存,城门也所剩 无几,大多数城门成了一个抽象的地名,取而代之的是气势吓人的立交桥。与此相伴随的是 ,胡同和四合院正在迅速消失。紫禁城虽然安然无恙,但失去了和谐的衬托,在新式高楼的 密林里成了一个孤立的存在。

    我不是在怀旧,也丝毫不反对城市的发展。我想说的是,一个城市无论怎样繁华,都不能丢 失自己的个性。在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不但已成共识,而且已成法律 。凡是历史悠久的街道和房屋,那里的居民尽可以在自己的屋子里实现现代化,但决不允许 对外观做一丝一毫改变。事实证明,只要合理规划,新城区的扩展与老建筑的保护完全可以 并行不悖,相映成趣。城市的颜色——这是一个有趣的想像力游戏。我相信,即使同一个有 鲜明特色的城市,不同的人对它的颜色也一定会有不同的判断,在其中交织进了自己的经历 、性格和心情。但是,前提是这个城市有个性。如果千城一面,都是环城公路、豪华商场、 立交桥、酒吧街,都是兰波说的室内装潢和室外装饰,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巴黎的一个普通黄昏,我和一位朋友沿着塞纳河散步,信步走到河面的一座桥上。这座桥叫 艺术桥,和塞纳河上的其他许多桥一样古老,兰波一定在上面行走过。桥面用原色的木板铺 成,两边是绿色的铁栏杆。我们靠着栏杆,席地而坐,背后波光闪烁,暮霭中屹立着巴黎圣 母院的巨大身影。桥的南端通往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朋友翻看着刚刚买回的画册,突然高兴 地指给我看毕沙罗的一幅风景画,画的正是从我们这个位置看到的北岸的景物。在我们近旁 ,一个姑娘也席地而坐,正在画素描。在我们面前,几个年轻人坐在木条凳上,自得其乐地 敲着手鼓。一个姑娘走来,驻足静听良久,上前亲吻那个束着长发的男鼓手,然后平静地离 去。又有两个姑娘走来,也和那个鼓手亲吻。这一切似乎很平常,而那个鼓手敲得的确好。 倘若当时有人问我,巴黎是什么颜色,我未必能答出来,但是我知道,巴黎是有颜色的,一 种非常美丽的颜色。

    200211



 亲疏随缘

    曾有人问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我的回答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这个回答基本 上概括了我对待友谊的态度。

    人在世上是不能没有朋友的。不论天才,还是普通人,没有朋友都会感到孤单和不幸。事实 上,绝大多数人也都会有自己的或大或小的朋友圈子。如果一个人活了一辈子连一个朋友也 没有,那么,他很可能怪僻得离谱,使得人人只好敬而远之,或者坏得离谱,以至于人人侧 目。

    不过,一个人又不可能有许多朋友。所谓朋友遍天下,不是一种诗意的夸张,便是一种浅薄 的自负。热中于社交的人往往自诩朋友众多,其实他们心里明白,社交场上的主宰绝不是友 谊,而是时尚、利益或无聊。真正的友谊是不喧嚣的。根据我的经验,真正的好朋友也不像 社交健儿那样频繁相聚。在一切人际关系中,互相尊重是第一美德,而必要的距离又是任何 一种尊重的前提。使一种交往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交往者各自的价值。在交往中 ,每人所能给予对方的东西,决不可能超出他自己所拥有的。他在对方身上能够看到些什么 ,大致也取决于他自己拥有些什么。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 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 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所做的首要贡献。

    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们身上都有一种直觉,当 我们初次与人相识时,只要一开始谈话,就很快能够感觉到彼此是否相投。当两个人的心性 非常接近时,或者非常远离时,我们的本能下判断最快,立刻会感到默契或抵牾。对于那些 中间状态,我们也许要稍费斟酌,斟酌的快慢是和它们偏向某一端的程度成比例的。这就说 明,两个人能否成为朋友,基本上是一件在他们开始交往之前就决定了的事情。也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并不是由愿望决定的,而是由有关的人各自的心性及其契合程度决 定的。愿望也应该出自心性的认同,超出于此,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那是别有用心,多半有利 益方面的动机。利益之交也无可厚非,但双方应该心里明白,最好还摆到桌面上讲明白,千 万不要顶着友谊的名义。凡是顶着友谊名义的利益之交,最后没有不破裂的,到头来还互相 指责对方不够朋友,为友谊的脆弱大表义愤。其实,关友谊什么事呢,所谓友谊一开始就是 假的,不过是利益的面具和工具罢了。今天的人们给了它一个恰当的名称,叫感情投资,这 就比较诚实了,我希望人们更诚实一步,在投资时把自己的利润指标也通知被投资方。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情况:开始时友谊是真的,只是到了后来,面对利益的引诱,一方对另 一方做了不义的事,导致友谊破裂。在今日的商业社会中,这种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我不 想去分析那行不义的一方的人品究竟是本来如此,现在暴露了,还是现在才变坏的,因为这 种分析过于复杂。我想说的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取的态度也是亲疏随缘,不要企图去 挽救什么,更不要陷在已经不存在的昔日友谊中,感到愤愤不平,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应 该知道,一个人的人品是天性和环境的产物,这两者都不是你能够左右的,你只能把它们的 产物作为既定事实接受下来。跳出个人的恩怨,做一个认识者,借自己的遭遇认识人生和社 会,你就会获得平静的心情。

    200211



 直接读原著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序中说:“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 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 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对于每一个有心学习哲学的人,我要向他推荐叔本华的这一指点。

    叔本华是在谈到康德时说这句话的。在康德死后两百年,我们今天已经能够看明白,康德在 哲学中的作用真正是划时代的,根本扭转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近两百年西方哲学的基调 是对整个两千年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反省和背叛,而这个调子是康德一锤敲定的。叔本华从 事哲学活动时,康德去世不久,但他当时即已深切地感受到康德哲学的革命性影响。用他的 话说,那种效果就好比给盲人割治翳障的手术,又可看做“精神的再生”,因为它“真正排 除掉了头脑中那天生的、从智力的原始规定而来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能教我们搞好一 切可能的事情,就只不能搞好哲学”。使他恼火的是当时在德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哲 学,青年们的头脑已被其败坏,无法再追随康德的深刻思路。因此,他号召青年们不要从黑 格尔派的转述中、而要从康德的原著中去了解康德。

    叔本华一生备受冷落,他的遭遇与和他同时代的官方头号哲学家黑格尔适成鲜明对照。但是 ,因此把他对黑格尔的愤恨完全解释成个人的嫉妒,我认为是偏颇的。由于马克思的黑格尔 派渊源,我们对于黑格尔哲学一向高度重视,远在康德之上。这里不是讨论这个复杂问题的 地方,我只想指出,至少叔本华的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懂得康德,就必须去读康德的原著。 广而言之,我们要了解任何一位大哲学家的思想,都必须直接去读原著,而不能通过别人的 转述,哪怕这个别人是这位大哲学家的弟子、后继者或者研究他的专家和权威。我自己的体 会是,读原著绝对比读相关的研究著作有趣,在后者中,一种思想的原创力量和鲜活生命往 往被消解了,只剩下了一付骨架,躯体某些局部的解剖标本,以及对于这些标本的博学而冗 长的说明。

    常常有人问我,学习哲学有什么捷径,我的回答永远是:有的,就是直接去读大哲学家的原 著。之所以说是捷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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