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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社会15
就业的可能性。甚至最疯痴的计算都是合理的:五百万人的灭绝总比一千万、两千万人的灭绝要好,如此等等。不要指望以这种计算来证明其防卫正当的文明会宣告它自身的终结。
在这种气氛里,甚至现有的自由和逃避行为也摆脱不了有组织的整体的控制。在被严密组织的市场这个舞台上,竞争是缓和还是加剧了更大更迅速的倾覆和毁灭的竞赛?政党之间是为和平安定还是为更强大而且代价更高的军事工业在激烈竞争?
“富裕”
的生产是在推进还是在推迟满足仍未实现的生活需求?如果选择前者是正确的,那么当代的多元化形式就会加强这种遏制质变的潜力,从而防止而不是推进这种自决权的“灾难”。民主将会成为最有效的统治制度。
以上各段所概括的福利国家的形象,描述了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奴役与自由、极权主义与幸福之间的一种历史反常现象。技术进步的现行趋势足以表明它的可能性,而爆炸性势力也足以构成对它的威胁。当然,最强大的危险,还是核大战的准备可以变为现实:威慑也有助于威慑各种消除威慑要求的努力。另一些因素也在起作用,它们可以排除专制和幸福、操纵和民主、他治和自治的友好结合——简言之,有组织的行为和自发的行为、受制约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权宜之计和坚定信念之间的前定和谐的永恒化。
甚至最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作为经济调节者,也保留着对私人占有和分配利润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它继续把实现一般的利益同实现特殊的既得利益联系起来。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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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继续面临着不断增长的缓解生存斗争的潜力同强化生存斗争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以及进一步“废除劳动”同保存作为利润之源泉的劳动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永久保存了那些构成人类社会金字塔基底的人们的非人生活,即外来者、穷汉、失业者和无力就业者、受歧视的有色人种、监狱的囚徒和精神病院的病人的非人生活。
在当代共产主义社会里,外部敌人、落后状况和恐怖传统,使得“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成就的压抑性特点永久化了。由此便加强了手段对于目的的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唯有达到缓和才能被打破。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继续在全球规模上并通过全球性设施而非武力性地展开竞赛。这种缓和意味着真正的世界经济的诞生,即民族国家、国民利益、民族事务以及它们的国际联盟寿终正寝。这正是当前世界得以动员起来的可能性:
民族主义继续流行,是如此无知无识。二十世纪的军备或工业,不以在军事和经济事务上在世界规模上举足轻重的组织,则不能保障“祖国”的安全和生存。但是,在东方以及在西方,集体的信仰并不适应现实的变化。
那些大国形成了它们的帝国或修补了它们的大厦,而不承认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给了这种或那种联盟以效力和意义。
并且:被国家所欺骗,被阶级所蒙蔽,受苦受难的民众到处都被卷入冲突的氛围中,在这氛围中他们唯一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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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故意利用工业和权力的神秘性的主人。
现代工业和恐怖权力的勾结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较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要现实得多,必然性的辩证法并不必然地消除这种罪恶。
①
当代世界上仅有的这两种“君主式”社会制度之间命中注定的相互依赖性,表明了这样的事实:进步与政治的冲突、人与其主人的冲突,已经变成全面的。当资本主义遇到共产主义的挑战时,它就遇到了它自身能力的挑战:在削弱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私人谋取利润之后,使全部生产力取得惊人的发展。当共产主义遇到资本主义的挑战时,他也就遇到了它自身能力的挑战:提供惊人的舒适、自由,并减轻生活负担。两种制度都有这些未被认识到而被歪曲的能力,而且在这两种制度中,归根到底理由都是一样的,即反对那种会使统治的基础解体的生活方式。
①弗朗西奥斯。佩罗克斯《和平共处》第3卷,第631、632、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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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痛苦意识的征服:
压抑性贬黜
我们已经讨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这个成就之所以可能,靠的是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不断扩大的对人和自然的征服。现在我们转来看看文化领域中相应的一体化。
在本章,我们将用一些关键的概念和文学形象及其命运,来解释技术合理性的进步正在怎样肃清“高级文化”中的敌对性和越轨性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屈从了当代社会发达地区盛行的贬黜过程。。。
这个社会的成就与失败使得它的高级文化失去效力。对自立的人格、人道主义、悲剧的和浪漫的爱情的赞美,象是倒退了一个发展阶段的理想。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不是高级文化退化为大众文化,而是用现实来驳倒高级文化。现实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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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的文化。人们今天所能做的超过了文化英雄和半神似的。。
人物所能做到的;人们已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人们也背叛并破坏了那些在高级文化的升华中得以保存的希望和真理。
可以肯定,高级文化一直是同社会现实相矛盾的,而且只有少数特权者享受了这种文化的幸福并代表着它的理想。社会的这两个对抗领域一直是共存的;高级文化一直是随和的,它的理想和它的真理极少挠乱现实。
今天的新特点是,通过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高级文化借此构成现实的另一向度)
,来克服。。。。
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这种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不。。。。。
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否定和拒绝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把它们全盘并入既定秩序,在大众规模上再生和展现它们。
实际上,这些文化价值成了社会凝聚力的工具。自由的文学艺术的伟大性、人道主义的理想、个人的悲欢、个性的实现,是东西方之间竞争斗争中的重要项目。它们被用来激烈抨击目前的共产主义形式,每天都受到管理和出卖。人们未能考虑到它们同出卖它们的社会相矛盾这一事实。由于人们知道或感到广告和政治讲坛不一定必须是真实的或正确的,而且聆听和阅读这些东西,甚至听任它们来指导,所以他们接受传统的价值,并使之成为他们精神资质的一部分。
如果大众传播工具和谐地而且经常不引人注意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同广告节目混成一体,它们就使得这些文化领域成为它们的公分母——商品形式。灵魂的音乐也是推销商品的音乐。计算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理价值。现状的合理性集中在这种交换价值上,而且一切异化的合理性都服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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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由于竞选领袖和政治家在屏幕、广播和舞台上奢谈自由和实现抱负的伟大言词,这些言词便成为无意义的声音,只是在宣传、生意、训练和休息的语境里才有意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同化证明着理想已经堕落的程度。它从灵魂、精神或内在的人的崇高领域堕落下来,转化成操作的术语和问题。
这里有大众文化的进步因素。这种堕落表明,先进工业社会正面临着理想被物质化的可能性。这个社会的能力正进一步降低那个使人的状况得以表现、理想化和控诉的崇高领域。
高级文化成了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转变中,它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真理性。
西方的高级文化——工业社会仍然承认它的道德、美学和思想的价值——在功能以及年代的意义上说,是前技术的文化。它的效力来自对一个不复存在而且不能重新得到的世界的体验,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说,技术社会会使它失去效力。
而且,甚至在资产阶级时代给了它某些最持久的配方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封建的文化。
它之所以是封建的,不仅是因为它限于少数特权者,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内在浪漫的因素(一会儿我将论述这一点)
,而且还因为它的典型作品在方法上表现出自觉疏远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疏远其斤斤计较和注重赢利的秩序。
当这种资产阶级秩序在艺术和文学中找到它丰富的甚至是肯定性的表现时(如在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中,在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中,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中,在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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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社会75
曼那里)
,这种秩序仍然受到另一向度的贬损、破坏和拒绝,这另一向度势不两立地同商业秩序相对抗,控诉它并否定它。
这另一向度的代表人物,不是宗教、精神和道德的英雄(他们经常支持既定秩序)
,而是象艺术家、妓女、奸妇、大罪犯和流浪汉、武士、造反诗人、恶魔、蠢汉这样的破坏性人物——他们不靠挣工资生活,至少不按有秩序的规范方式生活。
诚然,这些人物并没有从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学中消失,但他们的残存有了根本的改变。
勒索金钱的荡妇、民族英雄、垮了的一代、神经过敏的家庭主妇、匪徒、明星、有超凡魅力的巨头,起了一种和他们的文化前辈非常不同乃至相反的作用。他们不再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形象,而是同一种生活的畸形者或典型,与其说是对既定秩序的否定,毋宁说是肯定。
肯定,他们前辈的世界是以前的一个前技术世界,一个对不平等和劳苦状况怀有良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劳动仍然是命中注定的不幸;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人和自然还没有被当作物和工具组织起来。这个过去的文化,以它的形式和方式的准则,以它的文学和哲学的风格与词汇,表现了一个宇宙的旋律和内容,在这个宇宙中,山谷和森林、村庄和客店、贵族和恶棍、沙龙和宫廷都是所体验到的现实的一部分。在这种前技术文化的诗歌和散文中,其旋律表现的是那些漫游或乘马车的人,那些有冥想、沉思、感觉和叙述的时间和快乐的人。
这是一种过时的被超越了的文化,只有梦幻和幼稚的倒退才能重新得到它。但在它的某些决定性因素上,这种文化也是一种后技术文化。它最先进的形象和立场似乎幸免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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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进管理的舒适和刺激中;它们继续意识到在技术进步的完善中它们再生的可能性。它们表现了同既定生活方式的自由和自觉的疏远,文学艺术甚至在它们装饰这些既定生活方式的地方,也以这种疏远来反对这些既定生活方式。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同自身、同自己劳动的关系。与马克思的概念相对照,艺术的异化是。。。。。
对异化了的存在的自觉超越——一种“高水平”或中介了的异化。同进步世界的冲突、对商业秩序的否定、资产阶级文学艺术中的反资产阶级因素,既不归结为对这一秩序的美学贬低,也不归结为浪漫的反应——对一个正在消失的文明阶段的怀旧式忠诚。
“浪漫的”
是一个用恩赐态度进行诽谤的术语,容易用来诽谤先锋派立场,正如“颓废的”一词更经常斥责的是一种垂死文化的真正进步的特性,而不是真正的腐朽因素一样。艺术异化的传统形象,就它们在美学上同发展中的社会不相容而言,的确是浪漫的。这种不相容性是它们的真理性的标志。它们在记忆中唤起并保存的东西涉及到未来:将使压制性社会解体的一种满意的形象。二三十年代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以它们颠覆性和解放性作用,已经恢复了这些形象。在基本的文学词汇中偶尔有例子可以表明这些形象的范围和血缘关系,以及它们显示的向度:如“灵魂、精神和心灵”
;“绝对之探求”
,“不舒服的花”
,“妻子儿女”
;“海边王国”
;“陶醉的船”和“长腿的诱饵”
;“远方和家乡”
;而且还有精灵朗姆酒,魔机和魔钱;唐璜和罗米欧;“建造大师”和“当我们死而复醒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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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枚举这些词例便可表明,它们属于一个丧失了的向度。
它们之所以失去效力,不是因为它们在文学上被废弃。
有一些这样的形象适合于当代文学,并在当代文学最先进的创作中幸存下来。已经失效的东西是它们的颠覆性力量,它们的破坏性内容——它们的真理性。在这个转变中,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它们的家园。思想文化的被异化了和正在异化的作品成了人们熟悉的商品和服务。它们大规模的再生产和消费只是量的变化,即不断增长的对文化的欣赏、理解和民主化吗?
文学艺术的真理性一直被视为(如果过去被视为的话)
一种“高级”
秩序,它不应该而且的确也没有挠乱商业秩序。
在目前阶段,已经变化的是这两种秩序同它们真理性之间的差异。社会的同化力量通过吸收其对抗的内容而耗空了这一艺术的向度。在文化领域,新的极权主义正是在和谐的多元化中显示出来,在那里最相矛盾的作品和真理也能中立地和平共处。
在这种文化上的调和到来之前,文学艺术本质上曾是异化,维持和保存着矛盾——即对分化的世界、失败的可能性、未实现的希望和被背叛的前提的痛苦意识。它们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力量,揭示着在现实中被压抑和排斥的人与自然的向度。它们的真理性就在于唤起的幻想中,在于坚持创造一个留心并废除生活恐怖——由认识来支配——的世界。这就是杰作之谜;它是坚持到底的悲剧,即悲剧的结束——它的不可能的解决办法。要使人的爱和恨活跃起来,就要使那种意味着失败、顺从和死亡的东西活跃起来。社会的罪恶,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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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成的地狱,成了不可征服的宇宙力量。
现实的东西与可能的东西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成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在冲突中调和作用以作品的宽厚作为形式:。。
美成为“幸福的许诺”。在作品的形式上,实际的环境被置于另一向度上,在那里既定现实表现为它存在的样子。
因此,它讲出关于自身的真理;它的语言不再是欺骗、无知和顺从的语言。虚构坦率地说出事实和事实的统治崩溃;虚构颠覆了日常经验,并表明这经验是残缺不全的和虚假的。但艺术只有作为否定性力量才具有这种神奇的能力。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拒绝和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不同于当代文学同样悲哀的爱情故事,因为她的现实生活对应者的谦卑词汇仍然包含了女英雄的形象,或者说她理解了那些仍然包含这些形象的故事。
她的焦虑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精神分析学家,而当时没有精神分析学家乃是因为在她的世界里这种精神分析学家还不能治愈她。她会把精神分析学家当作毁掉了她一生的那个永镇A 制度的一部分来反对。她的故事是“悲剧的”
,因为发生这个故事的社会是一个倒退的社会,有着尚未解放的性道德和尚未制度化的心理学。
当时即将产生的这个社会,现在已经通过压抑手段“解决了”她的问题。诚然,说她的悲剧或罗米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在现代民主中得到解决了,这是废话,但否定这种悲剧的历史本质也是废话。不断发展的技术现实,不仅彻底破坏了艺术异化的传统形式,也彻底破
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地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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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艺术异化的基础——也就是说,它不仅趋于使某些“风格”失去效力,而且也趋于使艺术的实质失去效力。
可以肯定,异化不是艺术的唯一特点。本书不打算分析甚至陈述这个问题,但为澄清问题起见,可以做几点提示。
在文明的各个时期,艺术都象是完全被合并进社会中。
埃及的、希腊的和哥特的艺术是大家熟悉的例子;巴赫和莫扎特一般也被用来证明艺术的“肯定性”方面。在前技术和双向度的文化中,艺术作品的地位完全不同于在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