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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小孩儿是非常的柔弱的，也是非常敏感的。但是这种柔弱和敏感呢，就使我出来了一种反的力量。这种力量到时候它就成了特别“混”的一股劲儿就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勇气和懦弱它是同时的；这种自性和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也是同时的。我不太“望子成龙”，沿着一个社会轨道发展下去，成为一个社会优秀的零件。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人你得有这点儿主心骨。要是没这点儿主心骨，这边儿来这边儿，那边儿来那边儿，碰上什么事都心动的话，这就有点儿没劲了。
你讲人要有主心骨，这经常被西方理解成同世界对立的一个态度。
不是对立，是没关系。
我不知道像你写诗，咱们昨天也谈了好多“真性情”，你从你的生活当中怎样体验这种真性情的？
咱们刚才说的挨劫的那个时刻就可以当个例子。在这一刻，你必须依靠自己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是你感到你必须把自己藏起来。把自己藏起来这一刹那，你就成了一个秘密。但是这并不是说你就变成了一个狡猾的人了，我觉得至少我不是这样。而是说呢？你有一个真东西不能让人知道，一旦让人知道了就会是危险的，或是令人不好意思的；你得保护自己。
我很小时的记忆里呢，我发烧了，我母亲就被从她工作的地方叫来看我，把我推到医院去，她对我说话，然后我就不愿离开她；但是我不会说太多的话。最小最小的时候我话很多，我睡觉前要对着我妈妈的房间说半天，说再见了妈妈，说白雪公主的妈妈，说我真的要睡觉了，好妈妈，什么，说半天；但是再长大一点儿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发现所有人都不说这话，这话而且会被人笑话，自己还有一点儿羞耻心哈？就不说了。
所以这一切呢，一则因为危险，二则因为不好意思，就成了一个秘密。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3）
我一直到十七岁，没怎么对人说过话；但是越不说的时候，它就越运着劲儿，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哈；有时候你在大地上走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所有麦穗都在轻轻地说着这件事情。
我割草，一百米的地方有个女孩子也在割草，中间就有一个无言的话。然后你晚上走回村子的时候，你看见窗纸有光的那一刹那，你有这个话。后来我理解中国说“相思”呢，就是这个味道。
到了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我看见了《今天》，我就有点儿愣了。我说怎么还有人说这话？我惊讶的是居然还有人在想这事儿。我那会儿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人在想这个事情，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特别的秘密——我的眼泪，和我的秘密。然后我忽然就觉得我可以说了，那时候一下我就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妄想——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说，每个人说的时候，他们就相互理解了，这个世界就变了；如果每个人都忘了国家，世上的国家就都没有了。
我就觉得有这样一种魔法，语言有这样一种魔性，以至于后来我迷信催眠术，像我写《早晨的花》的时候：所有花都在睡去／风一点点走近篱笆／／所有花都在睡去／风一点点走近篱笆／所有花都逐渐在草坡上／睡去，风一点点走近篱笆／所有花都含着蜜水／所有细碎的叶子／都含着蜜水……
我想象通过这种反反复复的暗示和诉说，使人可以从这个世界强加给他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达到一种“真性情”，开始真切的生活。这个作为现实来讲肯定是一个妄想哈，但是作为一个我的秘密感觉却不时地忽然就醒来。我第一次知道我有小孩儿的时候，感觉不是一个做父亲的感觉，而是什么呢？我又回到了八岁，那么孤独地走在街上，那么看一切都新鲜又有意思，又危险，谁也不知道我。
你突然有了这个感觉，你可以讲这话，但是突然外界又给个感觉，你不能讲这话，这个时候，你起了一些什么变化？
因为你开始不说话，这时呢，是在一个“相思”里；然后后来说了真心话，却又闹出笑话来了，在这个世界上这肯定是笑话——唐·吉诃德吗不是？你要去救人家，谁需要你救呀！这不是笑话吗？接着呢，下边儿呢，你说话也说成习惯了，但是你又不愿意真说了，这时候就开始胡说，倒也自由了。辛弃疾到后来也是这样，他说他相信自古的书哇，读来“全无是处”，又“以手推松”，说：“去！”这都是属于他的。
我觉得这也是好像整个文化都有这么个脉络；外国现代主义也有这么一个脉络——有个时候它想说一句真话，但跟着就变成了一个个胡说。中国你看元杂剧呀，什么《金瓶梅》、《红楼梦》呵，真亦假来，假亦真嘛。
就是到了该不说的时候，再说的话都是随便说的了。
这就谈到了对诗的理解。我对诗没什么太深的了解，我就是特别喜欢唐诗里面的无我之境。
唐诗我觉得它已达到了更高的一个境界在哪呢？在它说了等于没说，这个“没说”是没对人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那是陶渊明的，但是也是后来唐诗的全部之真意。
“此中有真意”——它已经不是在对人说话了，也不是人在说话；到了这个程度的话，那就没有话说不说、如何说这个问题了。说话所以危险是因为对人说；你为什么要成为秘密呢？因为你面对的是人；你为什么说话要胡说呢？你面对的也是人。那么你不面对人的时候，你也不作为人在说话的时候，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唐诗的妙境在此。
提一个问题就是，顾城写的这两句诗传得特别广，传到，拐了多少个弯，传到科隆⑤，科隆新的这个叫“哭诉墙”上挂着你的这两句诗，叫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最早看到这个诗是在朋友家里，一个中国女孩儿，崇拜这首诗崇拜得不得了，然后就坐在那解这两句诗。我在旁边，听着这两句诗就心里一动。你自己怎么解这两句诗？
我就觉得呵，我要寻找跟我的存在完全相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人生来就被注定了，就是你是一个人，一个要吃东西的东西，一个要使用语言的东西，这个是注定了的；这个整个是黑夜，是一个必然；这个无可奈何，你要跟这个较劲，就像你想把眼睛色儿变一变一样；这个是没辙的。
但是呢？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这个“注定”呢，它可以使你知道另个东西，跟这完全相反的。
它光明是和黑夜相反的，光明到来黑暗消失；那它光明到来会不会毁灭黑夜包括眼睛在内呢？都有可能。可是还是要去寻找，这就在这个“却”字了。我当时写它的想法，我这首诗是梦里写的，梦里就听见这么两句诗，我给写在糊墙纸上；白天醒来看见了，但是是什么意思呢，我到现在也不能够全部说出来。
虽然你的诗也被印，但是据我听说，当头儿的老批你，都批你什么呀？
其实这个事儿呢？这两句诗倒是颇得他们赞赏的，“光明”总是好的；但是我确实受到批评，是因为他们对我很好，把我叫到诗刊去办班儿，第一届青春诗会，当时我在会上呢？就说了一点儿我的想法。我那个时候比较天真，先说我们中国人怎么老问吃饭没吃饭呀？怎么谁也不问我快乐不快乐呵？这就是一句傻话那时候；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一去，人家就问我“你忧郁吗？”我就哭笑不得了。反正我说了一席话，我当时的说法呢，就是幻想就是幻想，现实就是现实，这两者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幻想是天上的云，随风飘荡；而人就同地上的猪狗一样，你就飘荡不得；然后我说呢，如果作为云看待世界呢？国徽跟瓢虫呵，就是那个“花大姐”呀，是一样的，也许感觉花大姐更好看哈？我说了这话呢，好几个在场的前辈就走了，柯岩没走，她说顾城你留下！我就坐在那儿，她说我告诉你，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嘴巴，你知道那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给我吓了一大跳；我那时才知道，那话是说不得的。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4）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一九八零年。所以这整个就是从误解到另一个新的误解的开始。从那以后呢，我就一直受批评。在一九八三年的时候呢，就批得一塌糊涂就不能发表作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生我气呀，不在于我反对了他们，我没有反对；而在于我跟他们显得没有关系，这个令人难以容忍。
因为你反对他他是存在的，甚至是重要的；而在你那儿他如同没有，这个不能接受。
最关键的，他不愿从这边儿想想世界；因为一从这一边儿想，他的引以为傲的世界观就面临危险；其实有些人是非常聪明的。但是不愿意不那么想。
昨天我们讲真性情，也讲到欲望。欲望的物质化问题，你怎么看？
我觉得人必然有欲望，而欲望同精神是不可分的；从小孩最初的欲望起，你就无法分出什么纯属精神什么纯属欲望。
（磁带换面，空去部分）
你看着这世上的人呢，都在奔；你看的时候，你能看见它奔的因，也能看见它奔的果，也能知道其中的虚妄。人因为有一个想头儿，他就奔下去了；你看的时候呢，你就同时看见你自己也是其中的这么一个。人不可能避免这个想头，也就必须往下奔；因为他的生命里有能量，这个能量必须找一个释放形式，要不生命不得安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同时站在看的角度看，它做它的事，你看你的，这是一个中国的方式；云在青天水在瓶嘛。这时你就能真正得到安宁。当你能够看的时候，我觉得人就不会陷于妄动。
要是你不能同时站出来看，你就难免陷在妄动里。人在这时就很容易，很愿意把一个小事情看成一个大事情，把自己的一个可能性看成一个必然的结果；你以为你能做的和你其实能做的，就一直有个巨大的差；于是你奔到死，最后还是觉得什么也没奔到。
要是你能够看，你就能知道你的生命中的这种能量——也就是欲望吧一种想头儿——和给它的释放形式是否吻合，不吻合呢就是刚才说的情况，他老得心里别扭；吻合了呢？比如我写字，是吧？我有一个能量我要写字，我写了，写好了，我固然喜，写不好呢？能量还在可以再写一张，或者不写了，明天没准儿再写，这个总是平衡舒服的；可是我要当着众人写呢，硬给它这么一个显示形式呢，那写不好可能就会很羞愧，而且几乎一定是写不好的，因为你本没有这种能量。
这个妄想，都是带着社会性的；而本身的欲望，生命中的能量，它是一个自然性的东西。我觉得区别在这儿。就是一个真人哪，他并不是没了性情，而是呢，他的性情是自然的、本身的，不是社会外力影响之下的一种做作姿态。
真性情之下，就没有抱怨、后悔这回事，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人之所以后悔呀，误入歧途呀，之所以抱怨哪，这中间的要素就是这欲望中掺了杂质，什么是杂质呢，就是社会概念中的东西。如果你这个欲望呵，没有杂质就是没有社会概念的加入呀，你就是欲行则行，欲止则止，你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啦，你迷了路也是正好。
“无为”不是说你没有一个目的，而是说你没有一个超出你行为本身的目的，外在的目的。我呢，只为得到行或止的过程中的心境和谐。
咱们昨天说×××，×××完成的是他自己，他推理，他想，他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他是认真的真诚的。到你信了，这时候就是你的问题了，该你负责了。他也没有不许你不信，那么多东西，你干嘛偏信他的呀？你信了，照着去做了，没达到目的，你说失败了，上了×××的当，都是×××的错，这就是后悔和抱怨。×××做的时候，那是他的一个精神过程，生命中能量的显现形式，命里注定，什么结果无所谓，反正他得做这件事，这就单纯了，不会有后悔和抱怨——当然这说的没准儿已经不是×××了，也许他也有别的社会成功方面的想头，于是也哀怨过，我现在不具体讨论他的传记——当你照着去做的时候，应该也是始于一个精神驱动，进入一个精神过程的；真这样的话，对你就没有失败，无论什么结果，你反正是完美地获得了这个过程。当然你会加入目的，但是这时你就得有那个“看”了，看那目的是不是一定要的；是一定要的，那就是另回事了；那就将改变为一切为了达到那个目的，最初精神驱你进入的过程很可能就得改变方向了。你到底要哪一个？要目的，那就不要谈本性的自然了。这时最重要的，是你要清楚，“目的”是你的选择；因为这时就有了成功或者失败，失败了怎么办？“后悔”和“抱怨”是不要指望别人与你分担的。
德国战后总结过去，说要是不把这段想明白了，就不能结束这一章。而我们大概从来也没认认真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咱们也没有真正作为大人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总结本身带有很大的虚伪性，它其实是一种掩饰，就是说，我们认识了这件事，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好的了，天下也就好了；这件事从来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历史误入歧途。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而且正在继续选择的。关键不是你走向哪个方向，关键是你还在走路。
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历史要上哪去，只是大家都在走，于是它就必定要上哪去。这个能量是永远存在的，人必须走路，必须呼吸，这中间就包涵着兴奋和沮丧、生存和毁灭；人只接受一面不接受另一面，完全是违反自然的妄想。
所以这种总结本身呢，带有很大的逃避性，我也可以说其中包涵着的是一种人类的天真的希望心情。
我原来也是有过这种希望的，以为只要人从心里有一个真正的开始，世界的一切就会根本变化。而这其实有一种混淆，就如同你对彩虹说：“啊，你给我结一个苹果吧！”哎，它们都可以是美丽的，却又是不相干的两个事物。
（以下略）
1992年11月26日
德国
（编者据录音整理）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与穗子谈（1）
你曾经说过，就是讲《城》诗的时候，说你小时候坐公共汽车，听到报站说“故宫”到了，你就一阵心跳。因为你爸爸的名字同“故宫”谐音，像听到叫了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有种矛盾，一种“代沟”①？要不然干嘛要心跳？是因为“代沟”吗？
嗨，这种说法太简单了，什么叫“代沟”哇？两代人间都有“代沟”，哪是这么个关系呀？
人有一种生命间的依恋，也有一种生命间的冲突，有一种血缘的依恋，也有一种血缘的冲突，这不是什么“代沟”，和这种机械的想法没关系，也不宜用任何这类思想式的、社会归类式的、理论结论式的想法来解释。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听到“故宫”会心跳？
这是本能呵！如果有人叫你妈妈或者你爸爸的名字，忽然叫起来，你就会一愣呵！
就是这不是由于一种……
不是不是，没有什么深意，用不着引申，这就是一个本能的最简单的反应而已；如果走在街上有人叫“顾城”，我也会吓一跳。有一回在瑞典，我走在地铁那儿，忽然听见有人清清亮亮地叫了一声：顾城！我就愣了一下才回头；那人说：“噢，我在报纸上看见了你，知道你来了。”一种本能；这个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在那儿朗诵嘛，也就是有个由头开始说话吧；一下想到了小时的这个心情，好久没见父母了嘛；不是朗诵《城》吗？我《城》也写了《故宫》，这就一下想到一块儿了。
那么我想知道在诗歌创作上你跟你爸爸有什么区别？
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是一个，照他的看法，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他一般地愿意说比较吉祥的话。他不愿意想不高兴的事儿。
乐观主义者，具体是什么？就是说他相信这个制度，还是相信……
他永远相信一切会越来越好，他而且只看见好的，他把坏事都尽量忘记，他自动就把不愉快的事忘记了。
社会性的？
不是社会性的；这是他的本性，他个性的；跟“社会性”没关系。他喜欢记住好事，忘记坏事，这是他的本性；而我恰恰相反。
你喜欢忘记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