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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此处老师总是适时地插补上一句，“同学们，这响在我们耳边的就是党的声音，党的声音你们在下面听得清么？”老师说这话时语音缓慢，我们都神经兮兮地点头表示听懂了党的声音。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李继红不失时机地站起来喊了一句，大家回应了一片，老师的眼里已经泪花翻滚了。李继红喊的这一句本来该是我的责任，我是学习委员，在上课前负责对着黑板上的慈祥的毛主席像喊“起立”，然后喊“敬礼坐下”。当李继红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这都是在下课的钟声敲响而等待上课时进行的。
语文老师的亢奋尚未平息，一阵快乐而又香甜的鼾声如雷如鸣地从课桌上突出，我用肘子抵一下李继红，他挪动一下胳膊，惺惺地对我说：“睡吧啊睡啊，天不早了。”口水在桌上形成一个台湾岛，众人循声望去，“哗”地一声笑了。语文老师拣起课本向李继红头上一摔，“嘭”地一声李继红站了起来。“坐下”，老师命令他，抓起李继红的帽子往课桌上一摔，这一下老师划不来，李继红在帽兜里贴上纸，纸上串上摁年画用的大头针，老师的手上和脸上扎出了怒色，“李继红你真不要脸。”语文老师忿忿地踹了李继红两脚。“出去”，把李继红推到门口，然后老师走上讲台，继续婉转曲折地讲枟纪念白求恩枠。大家看见李继红趴在门的缝隙里不失面子地向着教室内的弟兄做鬼脸，那只扎过老师手指的帽子在李继红的手上一下一下夸张地按着。阳光在教室外面辉煌灿烂，如同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的思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那时候语文老师才从县里调来不久，在我们割草的时间，常见他穿着和乡下人不同的中小城市流行的那种衣服在学校后边的一条小河上散步。那是夏天，空气清新，色彩绚丽，青草上有白色的山羊跑过，天空里除了偶尔的一只斑鸠飞来，基本上什么也没有。
我们割草回来见老师一个人面对着河水在那里像是想心事，两只手卡在腰里，动作极像在陕北窑洞前面对着芸芸听众的毛泽东。
“你说老师在想什么？”我们背着草慢慢向前移动，我只能看见那草捆，却看不见草捆下李继红的身体。
“想家。”
“不对。”李继红说。
“想什么？”
“老师在想女人。”
就在那个夕阳照在金色林子的黄昏里，我们各人背着草捆慢慢移动的时候，我发现李继红知道的东西和思考范围比我深邃得多。我们还是一道割猪草。割完猪草以后，我们就去生产队的牛屋里过秤，领工分。
老师家在鲁西平原的河滩里，从河滩到我们学校足有三十里路，他一般不回家，晚上就睡在一间办公室兼寝室的房屋里，那屋子里的灯常常是通宵地亮着。我到办公室去交作业时，见桌子上齐齐地摆着一套枟毛泽东选集枠和枟雷锋的故事枠。
夜里，李继红吃完晚饭找我，他头上戴个用柳条编织的圈子，就是电影上搞潜伏趴在草丛里的那种，柳条是刚从树上折下的，有一股青味，李继红腰里掖着一把削笔的小刀，像一个幽灵似的遛到我家，他趴在我耳边很神秘的样子，“到学校看看去。”夏天里的黑夜时候，远远地看村外那些卧在夜阑里的教室，一个个像一栋栋庙宇，冷静、恕＠罴毯煅洳乓惶跗ご梦颐ㄗ叛＠锏那酵罚那牡亟咏镂睦鲜Φ姆孔印Ｓ镂睦鲜Φ拇扒坝幸桓黾μǎ窗嶙呷思乙帕粝碌难Φ亩鳌Ｌ焐戏毙撬颇浚遄影舶簿簿驳卣衷谝估铮切┬切怯职词背隼粗蛋唷Ｒ桓鲂切前咽匾桓龅厍拖竦厣系拿癖厣嫌卸嗌倜癖焐暇陀卸嗌傩切恰Ｔ诮淌业囊桓霰撤绲钠Ь泊Γ罴毯煨⌒牡卮踊忱锩瞿前研〉叮谑掷铮度卸酝猓駯椂山觳旒菛樌锏拿谌恕�
星光下，就在老师窗下的鸡台上，我们第一次看见语文老师的双手抱住了支书的女儿，他们的身体往一块靠近像挤一样东西，接着支书的女儿便像一株白杨树被老师的嘴伐倒了。我们看见她在床上脱光了衣服，赤裸裸地躺在我们隐蔽的目光下，连一条短裤也没穿，像一只沸水中滚过的褪掉羽毛的母鸡。老师很自信地坐在她的面前，她躺在床上，似乎害羞地用手蒙在脸上。第二天我和李继红碰到支书的女儿，觉得她的两腿间似有什么东西在咔嚓咔嚓地诉说。
又到上课时辰了，在那些断腿少足密密麻麻布满坑凹的课桌上，写满了互相骂人的语言，李继红专心致志地用削铅笔的小刀在桌子上刻下了深刻有力的一行字：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这会李继红上课是睡觉，他把书打开立在桌上，然后趴在书后，猛一看觉得他是在看书，语文老师兴致很高，李继红就像一块石头，在水里一直没暴露出头，他还是安安稳稳地睡觉。
确切地说，李继红的母亲瞎二妮有过四个孩子，一天的上午，蓝天晴和，坐在村街短矮的土墙下的女人都看见自行车左拐右拐地进了狗大乖的院子。当时矮墙下的女人都在各自低头做着手里的线活，或者相互只顾说着话。远远地，狗看见有一辆自行车过来，便伸长脖子响亮地叫几声，意思很明显就是想告诉埋头工作的女人们，有人来了。
好像在抬头看见那辆自行车驶进狗大乖家的院子时，狗还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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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我是公社小社员（2）
我曾隐隐约约地听平原上的人们说过，这个腿瘸的女人是瞎二妮和第一个男人生下的孩子。那时候，李继红的母亲还年轻，体格健壮。
生下孩子还未满月，喝了两碗糖水把鸡蛋皮子弄到屋门后，就把孩子裹在被子里出去看戏，凑巧床上有火盆，火燃着了被子把孩子的一条腿烧废了。男人一怒就把瞎二妮打给了狗大乖，她和狗大乖实心实意地生下两个儿子一个闺女便打住了，生的闺女名叫景云，从小有气管炎，嘴呼噜呼噜地整天像含着一粒谷子向外吹，她比李继红和我高两年级，和支书的女儿同桌。
瘸闺女是回娘家来的。她的爹在前几年已经死了，只有这里还有她的一个娘在，她来这里是为了为异父同母的继春提媒来的，但是却没有凑巧。下午上学时，李继红掂着一瓶凉水约我到学校，踢腾踢腾地走在路上，我问：
“你哥的媳妇成了么？”
“没成，她想叫我哥到她们家去，我爹死活不干！”
“那女的家没有男人？”
“她们是绝户头，我爹说娶了那女人说不准以后她仿她的娘，一辈子光生女孩。”
李继红的瘸姐吃过午饭以后，便回家去了。那些年，一些平原上的未婚女子常常提着一只包袱跟男人到远远的地方觅生活，在晚上看电影的时候离家出走的女子特别多，家人们也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还把那些女子一直送到村口大路上，直到望不到她们为止。
到了冬天，继春当兵去了，狗大乖说：“去就去吧，以后在外面混好了准能混个媳妇。”
狗大乖说这话时一定是想到了他的弟弟，那时候在平原深处的村落里就常把在外工作娶妻生子的人视为最有本事的人。谁家若是有人在外面打回一封信，就涌动很多人的情绪，一般的时候，狗大乖的弟弟李继红的叔叔两三年来家看望一次，他在河南南部一个叫信阳的地方干事，出去二三十年了。当时对这个名字感到迷迷糊糊，后来出外工作就知道信阳那里的山上出产一种绿茶，叫信阳毛尖。李继红二叔的个子很高，叫什么不清楚，村里的人都喊他二狗剩，二狗剩和狗大乖站在一起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们当成一个人下的种。
二狗剩时常在春天顶着风沙回来，还领着他的女人。他的女人很好看，个子很高，就像大洋马蹄子上钉着铁掌脚上穿着皮鞋。她不生养，领一个小男孩充作自己的儿子，有一年回家把腰里缠上棉花嘴里还恶儿恶儿地像是完全彻底地怀孕了，其实就是为她领养的儿子在平原深处的这一方水土上争一个正宗嫡传的名分，那男孩比李继红大两岁，和李继春的姐姐景云同大。二狗剩一来，村街上的人都愿意挤进狗大乖屋里坐一坐，男人抽一根烟，一些姑娘家看二狗剩女人的衣裳。
大家的目光都盯着她高耸的乳房，像油漆一样刷着那地方，我记得平原人像要生吃某种东西一样紧紧地跟着那女人撩人走动的身姿，既不敢睁眼看，也不放弃。她走动起来和悦地打声招呼，总有一些刺鼻的气味从她身上散发，使人有点支撑不住。
我跟随李继红进入到他们的屋里时，他婶子正在床上，那床上的被子很脏，她只把半个屁股放在床沿上，我看见二狗剩女人团的两条腿紧紧地合着，她的一双鞋子被脚撑得十分紧张。我吃惊地望着她，手里不住出汗。她送给我几片饼干，用手摩挲我前额紧张的神经，多少年，我深深地怀念小时候那样一种动作，城市化的一种陌生举动和她的黑发将把我覆盖一生，我愿躺在她眼睛里昏昏地睡觉。
李继红的爹狗大乖和他二叔一起陪着年龄和他们相仿的人在一张桌子边说话，抽烟，喝水。
“吃糖。”二狗剩干部模样的脸上柔和而慈祥。一些女人就把糖果接在孩子手里。住了两三天，他们一行人到坟地上去了一趟，围着坟头像老鼠一样转悠一圈就返回了。狗大乖一家人一直送了老远，李继红那天也不上学，等上学后便又开始时亢时缓地睡觉，老师用书本狠狠地叩了他一下。
狗大乖的兄弟走了以后，他们家里还是依旧在平淡中过着，只是狗大乖在用纸卷烟时衣兜里常摸出一个红色的打火机。李继红很神秘地对我说，“哈，你知道那打火机多少钱么？”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记得下乡干部常用打火机几个人凑在一起对烟。
“三块钱，”李继红很激动地伸出五个手指，“三块钱，能买咱供销社里所有的东西。”
我茫然地点着火。在一个午后，看看他家里的人全出去了，而那只火红的打火机躺在李继红家的一个方凳上，我随便地翻一下方凳上的一本枟渔岛怒潮枠的小人书，接着就把打火机顺手牵羊在我手里，从墙头上翻回我家。
那天傍晚，李继红把我堵在屋里，他说他爹狗大乖吸烟找不着打火机了，在地里场院里都翻遍了，还是没有找着。
我装作很老实的样子，那就再找找看，眼睛却瞟李继红，他正仔细地读着我的脸，像读一遍枟纪念白求恩枠，生怕出了什么错别字损害国际主义形象。
“就是你！”李继红指着我。
“不是我！”
“反正你偷了也没法用，那打火机咱庄上的人都认得。”
那个夜晚我不置可否，那只是我在平原无数个夜晚上平常的一个，那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偷窃他的东西，只是想玩玩。那时候，我们贫瘠而瘦弱的童年岁月就在一个打火机的诱惑下慢慢地转向了，它使我意识到外面有一个打火机的世界。
晚上我躺在床上，把那只火红的打火机在肚皮上下左右地揉搓，黎明起来珍重地把它悄悄扔回李继红家，把它丢在狗大乖每晨必读的课程拉尿的茅房里，让李继红的爹狗大乖进茅房拉尿时就会拉出一片惊喜与收获。
又是一个秋天到来的季节，我们换了新课本的时候，虽然是秋高气爽，但并不妨碍李继红的拳拳睡意，用书本挡住脸，待老师巡幸到我们桌前的时候，我用肘子抵了一下李继红，可是来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老师用食指和大拇指揪住李继红的耳朵，用力地旋转半个圆，李继红腾地站起来，接着老师“扑”地送李继红一脚，李继红趔趔趄趄地退到教室门口，那动作是在一秒间发生的，李继红窜到天高云淡的院下，骂：“流氓，流氓！”
大家至今都还能记忆犹新地回忆起学校里的那个操场，多少年来我们都是在那里做操跑步，那一天我们排着队在语文老师的哨子声中，一下一下地转着圈子。“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那天的内容很简单：跑步之后老师让大家翻筋头，每人翻十五个散伙。可是还没等下课的时候，校长却领着教育局和公安局的人来了，远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墨绿色的吉普车。消息很快就证实了，我们的语文老师搞了支书的闺女，同时又把手伸进了别的女孩的裤裆里，支书的女儿对老师的两面派手法十分愤慨，就汇报了支书，支书汇报了下乡工作队。我们的老师终于被揭露出来，那时候我们从新课本上刚学习过枟披着羊皮的狼枠，都觉着他是混入一群羊中的狼，羊皮掉了，他便暴露出来，成了猎人的猎物。
语文老师被带走时很平静，他向着公安人员和吉普车走去，走到半道，低头向校长嘟哝了一句，大家没听清楚，在大家的目光中语文老师回到自己的宿舍，拿出一个绿色的军用挎包，把牙刷和牙膏毛巾塞进去，这时，他还不忘对我说一声：“下课后，自由活动。”
我们都愣着，看着吉普车向远处飞去。
每天的早晨，鲁西平原上常有黄河西岸过河贩羊的自行车，一只一只的羊在自行车的后梁上，艰苦卓绝地咩叫着，他们常常把一些拴羊的麻绳丢弃在道路旁边的土岗上。这一些绳子使大家想起吉普车把语文老师带走的那件事。
支书的女儿还是支书的女儿，她就像一个传说中的主人公，在平原人的嘴上走来走去，她立时成了一方的名人，人们竖起长长的耳朵倾听她两腿间发出的滞羞的卜卜声。
李继红乜视着支书的女儿，小声对我说：
“坏了。”
秋天的一个黄昏里，我和李继红爬上生产队里的高高麦秸垛。我们静静地望着一家一家的房顶。残阳如血，那红的夕阳就把院子和房屋都染得像起了火，我们看到李继红家的院子，他爹腚后的钥匙哗啦哗啦地响着，在通向场院的路上，一辆一辆的排子车满载着高高的豆子棵，首尾相接地驶向场里，车上坐着压车的小伙，地里还有许多人围着队长吵吵嚷嚷。我们放学后打了一捆猪草交给牛屋领了工分，就顺势爬上麦秸垛，我们大声地叫着：我是公社小社员啦，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
夕阳在墙头上被我们的喊声震得歪歪扭扭，东倒西歪。
就在那年冬天，我们班里集体收到语文老师的一封信，信是从微山湖边的一个劳改煤矿发出的，他说现在正在钻煤窑，每天于黑乎乎的坑道中爬上爬下，就像钻在地心里的虫子，一见阳光就眩晕，最后他告诫我们，要好好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
就在那年冬天，学校里勤工俭学，我和李继红常常是五更即起，背着粪箕子东溜西寻，专捡人们少去而猪狗猖獗的地方。当把粪箕子捡满背到学校已是霞色微红书声琅琅，有时实在捡不了猪粪就跑到生产队里的牛屋扒生产队里的牛屎。临近元旦，学校组织宣传队，在场里，村里的人都来了，几千人把场院围得像个圆圆的肉桶，场内两盏汽灯，咝咝地像是漏气却把明亮投掷出来，看着场院的那么多人，我们都很害怕，人越来越多，后边的就看见脑袋像刺猬一样滚来滚去，一些女人的大奶头便胀胀地堵住孩子的嘴巴，在汽灯下形成一片阴影。有人报幕了，李继红对我说：“别怕。”他的脚上换了一双女生的球鞋，校长走到我们面前，像下乡干部那样对李继红说：
“上去吧，不要紧张！”
我很茫然地点点头，读着校长慈祥的脸说：“我想尿。”
说着我就跑到幕后哗哗啦啦地尿起来，锣声响了，校长一挥手大家准备上场亮相，李继红带头，每人头上拧一块白毛巾，手中提一个马扎，嘴上有几根用棉花做成的胡子，我们就像卓别林哈着腰一拐一拐地上台了，大家排成一条线。
“下一个节目，枟五个老汉学毛选枠。”
汽灯明得照眼，我感到人群像一块一块砖头挤着空间，李继红抖动着胡子悄声地说：“校长在那里咧开嘴了。”我们像鱼游在台上，哼哼哈哈，摆出一副农家老头的模样，我们都看见有很多的牛车辘辘地在平原上碾过，车上都有一个抱鞭炮的老头，一些年轻的女人在车上一声一声地哭，当时我们已知道寻找感觉：
“学毛选，学毛选，五个老汉学毛选。”李继红的山羊胡子撅拉撅拉，用手捶打着脊背，越学越觉得眼睛前明亮。“真他妈的像”，下边人说。
我们不知道在那次晚会上有县教育局的检查团。把幕和汽灯松松落落刚刚撤下，校长对尚未解装的李继红说，县里组织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准备在我们中间抽人。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