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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抛弃了这种极“左”的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且提出个体、私营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充分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大加快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东风压倒西风”“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1）
“夺印”——“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
1964年到1965年，一出名叫《夺印》的评剧唱红了大江南北。
当时电视还没有走进寻常百姓家，人们通过“电匣子”（收音机）收听这出评剧。不少人今天回忆起40年前的火爆场面还记忆犹新：“听完这个台再转到那个台，还是《夺印》。”紧张刺激的剧情和激荡人心的唱段，不知让多少人痴迷其中。主要演员马泰因此一炮打响，红遍全国。该剧最著名的两个唱段“水乡三月”和
“黑鱼嘴”，在大街小巷此落彼起，男女老少张嘴就来。
时过40年，中国评剧院准备将这出戏复排重演时，演员还很紧张。“三位主演表示，重排这出戏难度非常大，因为观众对唱腔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演员，演员在台上不能有半点差错。”《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月15日这样报道。
当时，评剧《夺印》走红之后，全国不少地方争先恐后把这出戏改编成地方戏，满足当地观众需求。最后，还把这出戏改拍为电影在全国上映，组织各单位的干部群众集体收看，座谈体会。
1964年，正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紧张时刻。在国际上，中苏两党公开决裂，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反帝反修”的弓弦越绷越紧；在国内，“四清”运动如火如荼，毛泽东多次猛烈指责文化艺术界。继1963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文联各协会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之后，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又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从这一年起，先后展开了对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红日》、《林家铺子》、《兵临城下》以及戏剧《李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等的批判；展开了对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的批判。下半年，江青开始酝酿撰写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在天边出现。
在文化艺术界紧张万分、人人自危的形势下，一出戏剧如此走红，当然有政治方面的因素。
《夺印》写的是什么呢？
故事说，江南有个名叫小陈庄的地方，反革命分子陈景宜冒充贫农，勾结大队会计，腐蚀生产队长，偷窃粮食，欺压群众。新来的支书何文进扎根串联，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争取了被陈景宜逼迫偷运稻种的贫农陈有才，教育了生产队的干部，最后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坏人，夺过“印把子”，使小陈庄面貌焕然一新。
这正是从1963年开始到1966年结束的“四清”运动的主题。
“四清”运动一开始，与农村“三自一包”即私有经济有关，从经济上着眼比较多。
原来，自毛泽东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提出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各地忙于休养生息，对此并不十分积极。1962
年冬至1963年初，毛泽东视察11省，只有湖南、河北两省向他汇报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
1963年2月，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把湖南、河北两省情况批示给与会者，督促讨论。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他强调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
这次会议决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抓得紧而又紧。5月上旬，他在杭州会议上讲话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
上。我们就要在这些问题上做文章，一步一步挖掉他们的社会基础。会议期间，5
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的7个材料作出批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发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
杭州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
“前十条”）。这个决定如此估计农村的形势：“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社、队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文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文件规定，“四清”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
这是“前十条”对“四清”的界定，显然比较注重经济问题。后来“四清”的内容随着形势发展有了很大变化。
清理运动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
“洗手洗澡”说起来轻松，运动一起，就并不像想像的那般有序了。5
月到6月，彭真到8个省看了看，发现各地捆人、打人、吊人的现象十分严重，逃跑、自杀也时常发生。湖北省在第一批试点铺开之后就死了2000人。7月，彭真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并表示了忧虑。
这些新问题怎样解决呢？“前十条”发出半年之后，1963年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毛泽东随即批准发出，是为“后十条”。
“后十条”虽然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方针，但是对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做出了许多政策规定。比如对基层干部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在做好退赔工作的同时，对该处分的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处分面要严格控制等等。这是与“前十条”不同之处。
“东风压倒西风”“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2）
然而，随着中苏两党论战越来越激烈，国内加大力度进行“反修”斗争，左倾激进思想愈演愈烈，深刻地影响了各行业各部门的工作，四清运动也概莫能外。“后十条”发出之后，渐渐又有点“落后于形势”了。
就这一阶段情况来看，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毛泽东至少有一次重要谈话涉及到了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内容。这就是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与日本客人田里见会面时谈到了国内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说：1962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一样，在国际上强调“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民族主义要和，对民族解放斗争、工人阶级革命、革命政党支持要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在此之后，毛泽东还有一次谈话，可以看作对这个问题的重要补充。1965年
8月11日，毛泽东说，1962年在国际上主张“三和一少”的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陈云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4年才会恢复（经济），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毛泽东说，1962年刮的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顶不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
从上述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最小规模的私营经济——农民的一点点自留地都不能容，可见他对私营经济是完全排斥的。
6月8日，毛泽东对国内形势做出了一个极为耸人听闻的基本估计：在农村和城市，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
自此之后，“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就成了四清运动中一个流行的口头禅。
这样一讲，“后十条”的团结95％站不住了。随即由刘少奇牵头，修改“后十条”。
1964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后十条”修正草案。10月24日，在批转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同时，又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夺权风盛行一时。
这就是评剧《夺印》唱红大江南北的政治背景。
在这些文件和经验推动下，全国各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把基层干部完全撇到一边。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夺权”，冤案丛生。
这一套也蔓延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1965年1月21日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讲话中，表达了他对北京运动状况的忧虑。他说：前段时间北京的学校发生了乱斗的现象，很紧张，特别是有些中学，乱斗一气，罢考罢课，打人，结果有的学校三四天就自杀好几个。工厂也发生这种情况，有一个工厂一天就自杀两个。
彭真力图避免局势失控，但不幸的是，形势还要向更“左”的方向发展，彭真自己也万万料不到，一年多之后他即遭整肃失去自由。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争吵，公开摊牌，此事也导致四清运动进一步向“左”倾斜。
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刘少奇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怎么来了个
“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
“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不同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他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刘少奇的看法遭到毛泽东更猛烈的反击。毛泽东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
二是关于运动搞法。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主张的派出庞大工作队是搞人海战术，是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冷冷清清。毛泽东要求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著名的“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断言：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二十三条”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也是一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
“二十三条”还规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与比较注重经济问题的“前十条”相比，“四清”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经济上的“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变成了“打倒走资派”的“文革”政治的预演。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刘少奇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显然，“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的。
“东风压倒西风”“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3）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的罪状。“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指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至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形‘左’”指的是派出大批工作队；“实右”，指刘少奇否认“四清”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否认“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起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搞掉，毛泽东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运动搞不下去了。此时的毛泽东对“四清”失去了兴趣，他已经找到了更好的阶级斗争形式，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2月15日，中央发出文件，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
当中，“四清”运动遂不了了之。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54页。
在庐山会议上为农民个体所有辩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62年支持包产到户。
“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中，北京市民把家里的铁制用具送去炼钢铁。
①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上卷
跌倒与消失
（1949—1976）
★★★
★★★
①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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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页。
★★★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1页。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32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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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公私合营转为国营”（1）
“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公私合营转为国营”
“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私营企业可言，为什么还要写这一章呢？
我们站得高一点远一点，就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传播的思想，与中国私营经济跌宕的命运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中反复批斗“私”字，反复批判“小生产”和“资本主义复辟”，要求人们“灵魂深处拼刺刀”，结果在国人心目中大大加重了“私”的原罪观念。改革开放之后，个体、私营经济步履蹒跚，一些人的观念久久转不过来，不能说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与此有关的事件、思想，仍有提及的必要。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挟着电闪雷鸣在全国7亿人民头上猝然爆响。
用作家萧乾的话说就是：“天塌了！”
杀气腾腾的讲话、文章和文件一个接一个。
1966年5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语出惊人，作了一个“反政变”的讲话。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辛亥革命几千年历史上大的政变经过，然后揭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