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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联合起来搞颠覆”的“问题”，一再强调要警惕他们搞政变。他说：“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
林彪这个讲话，不但极“左”，而且十分诡异。毛泽东在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
毛泽东尽管不安，还是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发了下去。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空气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攻击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校党委副书记彭珮云“破坏文化大革命”。历史学家认为，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
正式开张。大字报说：“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说：“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令人瞠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伯达修改的这篇社论，被称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题目吓人，语词更激烈：“资产阶级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感情，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
毛泽东的支持，使得尚在争议中的红卫兵运动插上了翅膀，立即飞向白山黑水，直到布达拉宫脚下。
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揭发批判刘少奇，开头就热烈赞颂北大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①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决定》说：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在一天比一天炽热的烈焰燃烧之中，9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公私合营企业应该转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本家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工作另行安排。”“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小商小贩转入国营商店的代购代销店，个体劳动者凡有条件的组成合作小组、合作社。
在当时政治氛围之下，这样的政策势在必然。
请看新华社1966年8月26日的电讯：
各地的红卫兵小将最近几天在广大工农群众热情支持和配合下，向“四旧”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苏州采芝斋糖果店砸掉了挂了几十年的老招牌，换上了
“红旗”商店的新招牌。该店老工人说：我们砸了这块黑招牌，灭了资本家的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无锡市东林小学，原来是以明代东林党人在此讲学而得名的，革命师生认为，决不能让这些反动文人玷污社会主义学校，立即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小学。在南昌，黄庆仁药栈的职工拿起铁锤，砸掉挂了140多年的“黄庆仁栈”四个字，换上了“灭资药店”的新招牌。吉林省通化市各中学出动几千名红卫兵，上街砸碎那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旧招牌，改换街道名称。吉林市红卫兵小将的豪言壮语是：“我们要冲击资产阶级的一切阵地，堵塞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孔道。”
再看看上海的情况。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公私合营转为国营”（2）
上海各学校8月上旬出现体罚“牛鬼蛇神”的野蛮现象。许多人戴高帽子游街，最重的高帽子有10公斤，高度则有超过两米的。资本家被游街的数不胜数。被斗争者稍有不从，便遭拳打脚踢。“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这一类蛊惑人心的口号流行甚广。
红卫兵把静安区、长宁区改名为“延安区”、“战斗区”。南京路、淮海路改名为“五洲大街”、“反修大街”。和平饭店改名为“人民战争饭店”，桃源新村改名为“燎原新村”。
公私合营的工厂商店，被造反派们说一声“公私岂能合营？”就一律取消合营，成为国营。甚至连商店的“商”字也犯了忌讳，通令去掉。
西餐店里的高级面包，饮食店里的全家福、八宝饭、虾仁面，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橱窗里陈列的进口货统统藏了起来，连指甲油之类的化妆品也消失了。古玩店、咖啡馆、弹子房，都被勒令停业，服装店接到命令不准缝制“奇装异服”，理发店不准理“大包头”，皮鞋店不准出售尖头皮鞋……
“破四旧”很快发展成为抄家。由于在抄家过程中搜查到一些收发报机、枪支弹药、国民党旗等物品，抄家遂蔓延全市，持续一个多月。整个上海没有一个里弄、一个村庄是空白点。凡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清”运动重点对象，乃至被视为流氓阿飞者，都被抄了家，而且无需任何人批准。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有15万余户被抄家，占当时全市总户数的6。5％。其中，“地富反坏右”约占5。7万户，大小资本家约占5。2万户，其余则为一些知识分子、少数干部和民主人士等。抄走的私人财物有黄金数十万两，首饰珠宝上百万件，现金、存款、公债数以亿计，书刊字画以百万计。且不说法律受到严重摧残，由于缺乏必要手续，抄家物资账目不清，保管不善，使后来的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极其困难，更有不少人混水摸鱼，偷盗财物，大发横财。
进入9月，上海形势愈发混乱，武斗成风，特别是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打得更狠，至少1万人受到严重摧残，死者不计其数。
怪不得各地资本家们忙不迭地在自己原有的店铺或工厂贴出大字报，揭发批判自己的剥削罪行，死活要求将公私合营改为国营，自愿放弃定息，请求红卫兵宽恕。许多资本家还在自己家门口或附近街道贴出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以求减轻处罚。
至此，作为私营经济余音的定息，画上了句号。但是，思想方面的清算和斗争，还将在“文革”中大幅深入地展开。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五七指示》解读（1）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说：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①
《五七指示》发表30年了。实践的检验，使我们有可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它的真正含义。30年来，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下面介绍一位中国党史学者王禄林的研究成果。他的《〈五七指示〉初探》收入多种文集，这里引用的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回首“文革”》一书刊载的文本。
王禄林认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产物，是他心目中新世界的宣言书。《五七指示》产生于1966年5月。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按毛泽东的意图进行，《五一六通知》即将通过，“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砸烂旧世界”
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五七指示》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五七指示》涉及各条战线，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它不是讲经济建设的一般方针，而是整个社会的总体规划。“文革”期间，“把各行各业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为时髦。《五七指示》确实成了治军、治党、治国的纲领，它为我们描绘了毛泽东头脑中理想社会模式的大致轮廓：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军人要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农民、学生都是这样。《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全面发展的小社会。正像当时报刊解释《五七指示》培养目标时所说的一句顺口溜：“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即使在工、农、学、兵内部，分工也日益向深层次发展。消灭分工，只能造成工不工、农不农、学不学、兵不兵的状况，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它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全面倒退。“文革”期间，军队搞军工、军农、军民的结果，使部队素质下降。科技人员进“五七”干校学农的结果，是专业荒废，拉大了我国同世界的距离。而且，在兼营各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干了大量违反科学的蠢事。像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等等，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无穷。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设想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并且从农村推向城市，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设想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大学校”同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消灭商业犹豫不决。他一会儿提出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一会儿又说中国的商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探索和研究之后，他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自《五七指示》发表，一直到他逝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过。1975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道出了他对商品、货币、工资制度不能容忍的原因。他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①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五七指示》解读（2）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劳动、教育、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来消灭三大差别，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消灭三大差别。在“大学校”里，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就达到了每个人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乡下厂，补上体力劳动的课；没有文化的工农兵送到大学学习；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总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首先，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发生了误解。马克思讲的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毛泽东忽视这个前提，结果就不能不回到没有分工、没有商品的自然经济和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去。其次，毛泽东把革命战争时期军队供给制的经验，发展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是走入了误区。再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越急于消灭商品、货币、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教训非常沉痛。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提不出这样的方案来。可见，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平均主义来理解社会主义，甚至用自然经济来理解产品经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这是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得以产生的客观原因。
王禄林认为，自三大改造完成不久，毛泽东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一直到《五七指示》对他的构想作出系统的表述，毛泽东一直坚持左倾空想社会主义模式，愈演愈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错误。
当然，在这种“左”倾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下，私营经济是毫无立锥之地的。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割资本主义尾巴（1）
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
先说“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
这两个口号在“文革”中可谓铺天盖地。直至2002年12月16日，《南方都市报》刊载的旅游文章《发现东江边“桃花源”》还说：“沿着河源市（位于粤东北山区）东源县境内的东江行走，转过一座山，眼前豁然开朗，发现了一座古屋。古屋墙上，‘斗私批修’的口号仍然随处可见。”既称“桃花源”，自然人迹罕至，而
“斗私批修”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覆盖如此充分，可见影响之广之深。
“兴无灭资”，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
斗私，自然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
这两个口号有个共同点，就是否定私人利益，否定私营经济，而且十分坚决，容不得一丝马虎。
“兴无灭资”口号出现较早。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大跃进”运动兴起之际，“兴无灭资”流行到社会上。不过，到现在为止，口号的首创者还三箴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