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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宁波小同乡。他忠厚诚笃，又颇具才干，正是蒋欣赏的那种德才兼备之人。于是，蒋当下就邀翁文灏留下，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一心搞科学的翁文灏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这一辈子会做官，便再三推辞，执意不从，但最后还是身不由己，与蒋达成协议：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而他只挂虚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
据许纪霖先生撰文说，尽管翁文灏坚持留在北平，而只挂名南京，但对国民党政府却同样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南京政府与北平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携手合作了。在一大批知识名流中，翁文灏尽管挂的是头牌，但他的“庙堂意识”恐怕是最淡薄的了。他并非缺乏行政能力，只是没有做官的兴趣。然而，一起偶然的车祸，却又偏偏改变了他的命运。1934年春节，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境内一次外出中，偶遭车祸，伤情十分严重。蒋介石得报后，当即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派去医生，接去家属，将生命垂危、仅有90磅体重的翁文灏硬是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如果说庐山讲学，翁文灏对蒋介石的“不耻下问”有“知遇之恩”，那么车祸脱险之后，他的内心又添了一层“救命之恩”，为日后翁、蒋两人的关系埋下了伏笔。翁文灏为人忠厚，知恩图报。所以，当第二年蒋介石邀他在学者如云的“人才内阁”中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时，翁文灏便再也不好意思推辞了，只得正式入阁。从此，翁文灏弃学从政，踏上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官场之旅。
一年后，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翁文灏成为蒋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从书斋走上政坛，从科界跨入政界，虽说翁文灏是迫不得已，但开始也不乏雄心勃勃。在初涉政界的翁文灏看来，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政治最重要的目的不过就是想法让优秀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人和平地下来。翁文灏的这一政治观显然是20世纪20年代丁文江、胡适一辈主张的“好政府主义”的流风余韵。当初受此鼓舞而产生的王宠惠领衔的“好人内阁”，虽然昙花一现，流为历史笑柄，却并没有惊醒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好人政治”的乌托邦美梦。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对此笃信不疑。翁文灏是否受丁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但这两位地质学家对政治似乎都有一种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大凡科学家从政，都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其实不然。政治体制不变革，像翁文灏这样的好官纵然再多，也无济于事。因此，在国民党那样一种政治体制中，阴差阳错的翁文灏与其说是幸运儿，不如说是牺牲品——一个为腐败体制陪葬的牺牲品。尽管翁文灏是不懂政治却又误入仕途的一介书生，但他毕竟又是一群“醉汉”当中的清醒之人。
今天的我们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翁文灏，他的确是一个有着非凡品格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许正是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开拓事业的精神，在他领导下的北平地质调查所，才于1929年在周口店发掘出轰动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他有八个子女，家累很重，生活拮据，但从不侵吞公款；他虽兼任多职，却只取一份主职工薪而从不领取兼职俸禄。在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时，他连汽车也不配备，坚持步行上下班，省下的经费则用在科学研究上。这在当时贪官污吏横行的社会里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据他老家宁波城西石塘镇的老人说，翁文灏从不车马相随、衣锦还乡，往往孤身一人，身着长衫在田间徘徊，没有一点官架子。在国民党内，凡是做过行政院长的人，无不腰缠万贯，他做行政院长后，却一直保持着独立不群的品格，始终两袖清风。作为客座教授讲课，他凭的也不是官位，而是渊博的学识和精辟的论述。他讲课能倾倒所有学生。
后来，翁文灏不顾蒋介石再三挽留，毅然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虽然身上还残留着传统士大夫的心态习性，但整个人格却释放出了独立的光彩，并能在最后一刻投入和平阵营。在纠正错误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作为科学家的翁文灏的真正本色。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北京人”惊动蒋介石（2）
在现代中国，像翁文灏这样既有传统功名（早年曾经中取秀才），又有洋博士头衔的知识分子，是少而又少的。假如，一代奇才的翁文灏能有幸遇上一个太平盛世，一个开明体制，他后来的死，还会是那样的悲惨和廉价吗？
然而，种种错位，种种短拙，竟然是那样奇妙地巧合在了一起，以致让后来者的我们实在难以辨清，到底是翁文灏负了时代，还是时代负了翁文灏？而在1941年，身为国民党经济部长的翁文灏，面对错位的历史和历史的错位，面对“北京人”何去何从的问题，他是力不从心的。
从北平发来的有关“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何处置的请示电报，翁文灏早就收悉了。而且，刚收到电报时，他便与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进行了联系，就“北京人”化石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他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了多次联系。然而，由于局势很乱，数月之后，几经转折，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的回音。由于“北京人”化石事关国家荣誉，他个人难以做主，为慎重起见，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北京人”化石在北平安全无望，极有被窃取之可能。倘有险失，乃为世界人类之一大损失，其价值和影响无可估量。为救国之珍宝于危难，请速作迁移之去向。
蒋介石接到电文后，由于各种事务缠身，根本无暇顾及。一眨眼，两个月过去了。据说，直到翁文灏第二次催促此事，蒋介石才召集政府有关人员开会。会上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和比较，最后终于作出决定：同意将中国的“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避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翁文灏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作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中。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应该说，翁文灏的上述打算和考虑是周全的，也是很有水平和极富远见的。因为1941年的中国，毕竟是日本人横行霸道的天下，而日本人的本性，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为防止“北京人”的命运发生不测，他只好同意将“北京人”运出国去。当然，这样做，就他个人感情而言，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遗憾的是，翁文灏写给裴文中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来得迟了一点。裴文中说：“他收到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他的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1941年的11月份了。”也就是说，离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只差一个月左右了。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华公使馆，打算交涉关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种种具体事宜。而此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已是一片混乱。各种各样的材料文件，散落一地；乱七八糟的箱子柜子，堆了满满一走廊；公使馆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脸上，好像都清楚地在表达着一个意思：战争就要爆发，赶快离开中国这块是非之地吧！
在慌乱的人群中，裴文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负责人。可当他把“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之事说了之后，对方给他的答复却是两个字：“不行！”
“为什么？！”裴文中一听就急了。
美国公使馆负责人语气十分坚定：“我们在未得到美国驻重庆大使馆詹森大使的训令前，无权‘航渡’‘北京人’化石标本。”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裴文中急忙问道。
“必须先请示重庆方面的詹森大使。如果他下令，我们照办就是了。”美国公使馆负责人说。
裴文中当即请美国公使馆负责人给重庆的詹森大使发去一封急电。
大约两三个星期之后，詹森大使才向北平复电，同意将“北京人”化石装箱运往美国。据说，中国行政院秘书长蒋延黻还同美国大使詹森签署了一份相关的协议书。
奇怪的是，据裴文中本人说，此后有关“北京人”的一系列事情，他就再也没有插手了，而改由北平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与美国公使馆交涉、安排。事情为何如此？至今不得而知。从现在留下来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根据和理由，也没人留下任何清晰的说明。我们只在裴文中本人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查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平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除了裴文中这一说法外，我们找不出其他任何根据。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具体到底是怎么交涉的，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于是，“北京人”的历史，从这时开始，似乎变得更为隐秘，愈加复杂起来；而日美之间的矛盾，也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模型大师”最后装箱（1）
1941年11月2日这天，美国驻华舰队总司令赫德上将一早起床，心情便极其烦躁。按惯例，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打太极拳。每当赫德上将打太极拳时，是任何人不能惊扰的，也是任何人不敢去惊扰的。可这个早上的他尚未屏息静气、最后收关，一个军务参谋便急匆匆地将一份来自美国海军总部的命令送到了他的面前：
驻屯北平、天津海军陆战队，驻沪海军陆战队第四联队，驻华长江舰队，务必迅速做好撤离准备，共赴菲律宾群岛作军事集结。
赫德总司令当即停止打拳，匆匆奔向办公室。
自1927年起，美国海军便派遣陆战队屯驻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近几年来，尽管世界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但由于美国采取了中立和避而不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而驻华美军虽然身处战争漩涡，却始终能毫无顾虑并不受任何威胁与伤害地平安度日。
可现在，太平洋上空满天风险，眼看战事一触即发，凶多吉少的日美局势使远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军官们不得不惊恐起来。他们在为美国命运担忧的同时，更为自己的命运深感不安，随时作着各种各样的推测，密切关注着美国政府透出的点滴信息。驻华美军开赴菲律宾群岛所进行的军事集结，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与日军直接交锋，血战在即，容不得有半点犹豫。驻华美国海军在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开始做着迅速撤离中国的准备。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早在海军总部发布命令的前三天，就按照政府的指令，派出了“范盘轮总统”号、“麦迪轮总统”号和“哈立逊总统”号三艘远洋巨轮，从旧金山海岸拔锚起程，分别开往中国的秦皇岛和上海，前来承载美军撤离危机四起的中国。
忙乱中的美军们当然不会想到，此刻的日本已经决定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对美、英、荷三国开战！1941年11月5日，日本军令部发布了由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的命令。11月21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发出了绝密的作战命令。11月26日晨6时30分，日本军舰队共33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日本领海拔锚起程，以颇为壮观的环行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远在3000海里以外的美国珍珠港急速挺进。
而此时在中国北平的美国官兵们，除了胡思乱想、坐以待命外，整天无所事事。直到11月20日早晨，霍华德上校才接到一纸命令：所属部队的行李、器械、枪支弹药等，马上全部装车，运往上海浦东码头等待装船。而11月28日，美驻上海海军联队第一队450名官兵，在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率领下，乘“哈里逊总统”号巨轮离开黄浦江，直驶秦皇岛。由于“范盘轮总统”号因故延期来华，所以根据赫德上将的命令，“哈里逊总统”号必须前往秦皇岛，运载驻屯北平、天津的美国海军官兵，然后驶往菲律宾群岛。同日，美国驻平公使馆、驻津和驻沪总领署分别发出通告，力促美驻华侨民，尽早撤退。
其实，早在太平洋上空刚刚弥散战争乌云之际，美国驻华侨民们便开始纷纷回国了，但有相当一批人却因故不能撤离。当美大使馆发布了最后通告并披露太平洋严峻局势之后，剩下的美国人才慌不择路地奔逃起来。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在本国驻华使馆的劝告下，开始了大批归国撤退行动。于是，一时间，北平、天津、上海及其他居住侨民的城市，迅速开始了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喧哗与骚动。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到处流动着美英两国的军人家属、外交人员家属以及经商和传教者的家属；城里城外，四面八方，尽是携妻带子、扛箱背包的滚滚人流；卡车、轿车、人力车，来回穿梭，奔忙不停，反复运载着撤离的人群和各种行李。华东、华北，更是雨雪交加，电闪雷鸣。凄风苦雨中，告别的人群川流不息，络绎不绝，哭声、笑声、哀叹声，此起彼伏，交织一片；小偷匪贼，趁火打劫，无论在大街还是在小巷，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拦截车辆，抢劫侨民——这对漂泊中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苦中添悲。而那些驻华的荷兰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丹麦人，也因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法国人因大多不愿归顺维希政府，也只有暂时寄人篱下，漂泊在外；俄国人则因西伯利亚大铁道被德国掐断，同样有家难回。许多人整日哭丧着脸在大街上四处游荡，探听信息，密切关注着战争的发展态势和自己祖国的命运，同时也纷纷使用本民族发明创造的脏话来谩骂和谴责法西斯的暴行……
世界各地，狼烟四起。中国北平，一片混乱。
“北京人”化石，到了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
“北京人”化石要转移，首先得装箱。这个装箱的重任，落到了胡承志的身上。
胡承志名义上是魏敦瑞的助手，实际上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一名技工。新生代研究室所有标本的模型，全都是由他亲手做的。1931年春，胡承志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工作时，仅有十四五岁，他深知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还必须学好英语。于是他勤奋好学，不久就学会了英文，而且还能读会说。后来，研究室就让他帮步达生修化石；步达生死后，又让他帮魏敦瑞修化石和做“北京人”模型。开始，他什么都不会，只好一方面从书本里找制作方法，一方面靠自己在实践中苦心钻研。魏敦瑞见这个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医学院里找了个外国专家，教他制作模型。这个外国专家每教一次；要收取10美元学费。可是没几个月，这个外国专家就再也不肯教他了。魏敦瑞找到这位外国专家，问他为什么不教。这位外国专家回答说：“胡太聪明，他现在做的模型已经比我做的还要好了，我还教他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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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几年的工夫，胡承志便成了做各种化石模型的专家，技术之精妙，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令同行们常常惊叹不已。据裴文中说，当时有一位十分傲慢的美国体质人类学家，以最瞧不起人而著称。他对任何人做的事，从来都不肯说一个好字。但奇怪的是，当新生代研究室把胡承志制作的模型寄给他时，他给新生代研究室写来一封亲笔信，对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一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