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芯渴野押兄局谱鞯哪Ｐ图母保律芯渴倚蠢匆环馇妆市牛孕律芯渴业难芯抗ぷ饕蛔治刺幔院兄咀龅哪Ｐ腿戳频溃蠹釉扌怼＜掷计潞罄匆沧乃担骸昂兄臼俏业暮门笥选Ｎ以紹楼看过他制作模型。他制作每件模型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每件模型上都刻上发现人的名字。他制作的模型与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难辨出真假。说他是一名制作模型的高手，一点也不为过。”
于是，胡承志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便有了“模型大师”的美称。
然而，这位“模型大师”正因为承担了“北京人”化石的最后装箱任务——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当中，他是唯一最后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人，所以当后来“北京人”化石神秘失踪后，他的内心就比别的人多了一分忧虑，也多了一分痛苦。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后来成为矿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的“模型大师”，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潜藏在心灵的深处，有苦难言，备受折磨；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作家、记者、科学家或者别的什么人，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化石丢失的情况，他都缄默不语，不愿提起；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模型大师”最后装箱（2）
1999年1月17日下午，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这位“模型大师”终于被我的诚意打动，在家中接受了我的采访，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情况。由于“北京人”化石的装箱问题，以及装箱后如何从中国人手上把箱子交到美国人手上等问题，在整个“北京人”丢失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节点和转折点，而胡承志作为唯一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又同样举足轻重，至关重要。因此，为了让这段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此后我与胡承志先生又进行了多次恳切、深入、细致的长谈，有的谈话甚至相当残酷。特别是为了摸清历史的真实脉络，针对其中一些极为关键的细节，我不得不进行无情的追问与探究。现将我几次采访录音的主要内容，公布于后，供读者参考——
李鸣生：胡老，“北京人”化石的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没错，确实是我亲自装的箱。
李鸣生：据我了解，当时您在新生代研究室仅仅是一名技术工人，并无实权，装箱的事情您不可能擅自做主，那么是谁指示您装的箱呢？
胡承志：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魏敦瑞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李鸣生：那么到了真正装箱的时候，又是谁叫您装的箱呢？
胡承志：博文，是个美国人。
李鸣生：这个博文到底是干什么的？当时是什么职位？
胡承志：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李鸣生：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是哪年哪月哪日？
胡承志：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8天到21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李鸣生：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2月7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1941年11月的16日或17日左右。您能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承志：准确的日期我现在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是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的两三天后。有一次裴文中也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
李鸣生：这天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具体是谁跟您说的？怎么跟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承志：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李鸣生：息式白？怎么会是她？
胡承志：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20岁出头，英文名叫赫斯博格。她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李鸣生：那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其实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承志：对。息式白找到我后，神秘地对我说：“博文打电话来，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李鸣生：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要让息式白来转告您呢？
胡承志：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李鸣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杨钟健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负责人。从当时协和医学院的隶属关系来看，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他们要避开裴文中，而让秘书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承志：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另一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李鸣生：问题是，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时间好像不应该是个问题。
胡承志：这我就说不清了。
李鸣生：在这个环节上，博文会不会是在有意避开中国人，有搞鬼的意思？
胡承志：博文搞鬼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李鸣生：问题是，胡顿也是美国人。博文、胡顿都是美国人。而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又是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的。再说了，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就有打算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承志：这我不知道，无可奉告。
李鸣生：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承志：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了！息式白走后，我感到此事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把息式白通知马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问怎么办。
李鸣生：裴文中是什么态度？原话是怎么说的？
胡承志：裴文中说：“你赶紧装吧！”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最后将“北京人”头盖骨装箱的胡承志先生（右一）向作者李鸣生细说“北京人”装箱过程
李鸣生：（听到这里，我有些吃惊，因为在过去的传说中，都说最后装箱的人就胡承志一个人）另一个人？这个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吉延卿，是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个人无法从三楼把大木箱抬到一楼。
李鸣生：吉延卿这人现在在哪里？
胡承志：早不在了。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模型大师”最后装箱（3）
李鸣生：（我又是一惊）怎么回事？
胡承志：死了！
李鸣生：什么时候死的？什么原因死的？
胡承志：大概在1945年前，生病死的。
李鸣生：那就是说，知道装箱情况的，现在就只有您了。
胡承志：对。
李鸣生：请您详细谈谈装箱的具体情况好吗？
胡承志：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装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们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后，给每一件化石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脱脂棉，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连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这些化石包好后，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入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吸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之间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因为不这样的话，万一有个闪失，我就对不起列祖列宗了。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们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边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CASE1”和“CASE2”的字样。
李鸣生：对不起，胡老，我的英语不行，CASE这几句英文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标记还是一种暗示？
胡承志：CASE就是箱子的意思。
李鸣生：你们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承志：大约两个多小时。
李鸣生：装箱工作这么仔细，怎么这么快就能装完？
胡承志：因为过去我装过一次。
李鸣生：怎么会装过一次？
胡承志：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即1937年的6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化石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北京人”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当时装箱使用的那两个箱子，就是这次使用的两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是当初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又将这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但不久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在了协和医学院的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李鸣生：这么说，“北京人”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承志：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第二次对我来说就是轻车熟路了。
李鸣生：“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承志：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分别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李鸣生：您能肯定，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承志：当然能肯定。
李鸣生：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承志：我并没有交给博文。
李鸣生：（我大吃一惊！因为此前国内国外所有的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都是胡承志把箱子交到了美国人博文手上）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承志：博文的秘书。
李鸣生：秘书？男的女的？
胡承志：女秘书。
李鸣生：叫什么名字？
胡承志：记不住了。她说博文交代过，她知道这事。
李鸣生：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承志：还有两个秘书。
李鸣生：这两个秘书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胡承志：也不知道。
胡承志先生向作者李鸣生讲述“北京人”丢失经过
李鸣生：那么您将箱子交给这位女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打个收据什么的呢？
胡承志：没有。
李鸣生：这么重要的事情，照理说，怎么也该打个收据吧？再说了，您为什么不亲自交到博文手上呢？
胡承志：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化石后来会丢失，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反正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送去就行了。不过，装完箱后，我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记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A和B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李鸣生：后来呢？
胡承志：听说博文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大家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库中的保险柜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
李鸣生：箱子从博文办公室转移到地下保险库时，是您和博文一起干的吗？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模型大师”最后装箱（4）
胡承志：不是。博文转移化石时，我根本就不在现场。
李鸣生：既然您不在现场，凭什么说是博文把箱子转移到了地下保险库？又凭什么说两个箱子就一定转移到了保险库？
胡承志：我是听人说的。
李鸣生：听谁说的？
胡承志：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协和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院长——作者注）。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那儿只待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
李鸣生：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胡承志：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
李鸣生：（我一惊）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帮着推箱子的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常文学。
李鸣生：常文学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胡承志：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
李鸣生：说常文学帮着博文推了箱子，根据是什么？
胡承志：一个根据是博文说的。
李鸣生：如果博文说的不是真话呢？
胡承志：还有第二个根据，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北京人”失踪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在日本宪兵审问常文学的过程中，常文学自己也承认确实帮着博文推过箱子。
李鸣生：后来人们都说，箱子在地下室保险库放了一夜后，第二天博文就把箱子送到美国公使馆了。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什么根据？
胡承志：我当时也是听裴文中说的。后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
李鸣生：问题是，谁来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谁来证明博文的这个说法就一定是事实？
胡承志：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
李鸣生：您的意思是说美国公使馆的人也被日本人抓起来了？
胡承志：是这样。
李鸣生：但据我目前掌握的所有资料来看，中外有关人士没有任何人谈到美国公使馆人员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的事。而且，根据我的理解，一般来说日本人也不太可能抓美国公使馆的人。不知您的这一说法根据是什么？
胡承志：我也是听说的，具体我也不知道。
李鸣生：那么后来博文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后，你们问过博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胡承志：我1947年出差来北平时，并没有见到过博文。我见他后曾经问起过“北京人”的事，可我一提起新生代，一提起“北京人”，他就神经质。
李鸣生：那就是说，您并没有亲自从博文口中问到“北京人”的下落情况。
胡承志：是的。
李鸣生：那么别的人又问没问过博文呢？比如裴文中、杨钟健等人。如果问了，是什么情况？若是没问，为什么又不问呢？因为“北京人”到底交没交给美国公使馆，只有博文和胡顿院长才知道。
胡承志：我不知道他们问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