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诵新玫谋憷Ｋ翘峁┝艘桓鲎匀坏谋だ荩�3至13世纪，徽州社会连同其独特的方言、强大的宗族和商业导向，在那里逐渐发展了一千年。徽州的少数水路得到了改善，以利于跟周边和更远省份的交通，木材和茶叶通过这些水路运出去，当地人的财富即奠基于此。 徽州地区耕地有限，并且分散在狭窄的谷地中，加上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的木材和茶叶生意的成长，这些都有助于某种商业文化的成长和逐渐传播。强大的宗族体系有助于大规模的移民，人们一般把徽商筹集资本并投向外部有利可图之事业的能力归结于此。他们成功地主宰了帝制晚期的地区间和边境贸易，以至于他们在19世纪上半期消失的事实，从来没有使人不感到奇怪。 徽州府由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县组成。徽商理论上可能来自其中任何一个县，但在扬州，大多数徽商都来自府城所在的歙县。附近的休宁县远远排在第二位。虽然休宁也和歙县一样，“商贾之最大者举鹾”，但休宁商人在浙江从事两浙盐业贸易者比在两淮为数更巨。 剩余的各县，祁门和婺源仅偶尔出现在两淮盐业记录中，黟县出现得甚至更少。徽州府内部存在着一种地域性的商业专业化倾向：歙县人主要为盐商，休宁人主要为典当商，祁门人主要为茶商。宋代大哲学家朱熹（1130—1200）的故乡婺源，则以茶叶和木材而著称。黟县和绩溪资源相对贫乏，在提供商业人才方面微不足道。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关于这几个县的历史研究几乎都被忽视。歙县几乎成了徽州本身，在关于明清盐商或者“徽州”商人的大多数论著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休宁、祁门，甚至还有婺源，也成了专题研究的题材。关于黟县，1566年版的府志仅提及“地小人寡，纤俭大类祁婺，戋戋益甚焉”。至于绩溪，可说的无非就是“其俗埒于黟”。绩溪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明初其他各县的人为躲避赋税而开发了此地，通向北京的主要陆路绕过该县而行。19世纪中叶，当汪士铎（1802—1889）为该地的贫穷而感叹时，他所谈论的便是徽州最穷之处。 纳粮折色制度增强了徽商在盐业贸易中的竞争力。他们比西商距离两淮盐产和市场区域更近，这对其参与盐业贸易更加有利。明朝后期，从扬州到徽州的标准商路大约长700里（约为250英里），从扬州到襄陵则要远将近三倍。 在浙江，徽州的优势甚至更加明显。尽管边商不得不一度从事浙盐和淮盐贸易，可西商在两浙的记录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浙江距离山陕更远，与徽州的距离比两淮更近，同时不那么有利可图，因而对于西商的吸引力更小。相反，徽州休宁县为两浙提供了更多的商人，该地有新安江与直通杭州的钱塘江相连。 16世纪初，徽商在扬州的相对地位还不能与此后相比。宋汉理（HarrietZurndorfer）解释了其中的缘由。直到16世纪中叶，农业商品经济对于徽州人而言依然有利可图。此后，他们越来越对苛捐杂税感到失望。他们放弃了徽州的土地，来到离家遥远的城市生活，转向盐业贸易，“作为从繁琐的农耕中的解脱，由此也获得了声望、权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财富”。 16世纪晚期徽商大规模离开家乡涌入扬州，似乎增进了一种强烈的地方性的歙县认同感。第一部歙县志到1609年才刊行，对于它的相对较晚出现，卜正民（TimothyBrook）曾经感到困惑。对于歙县的精英们来说，某种意义上这样一部县志没有必要在更早的时候出现，因为歙县是徽州府最重要的县，而徽州有一种强大的府志编纂传统。随着徽商“殖民地”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增多，歙县突然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呈现了新的意义：它是扬州绝大多数盐商的故乡。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徽商（2） 对于此时的盐商而言，扬州城并不一定是扬州府内最适宜生活的地方。在16世纪中叶的制度变革之前，内商可以直接向盐运使购买许可证，并获得一纸票据，有权在盐场购盐。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身在扬州，而且考虑到人际关系在生意上的重要性，他如果能够生活在那里就更好。另一方面，他可以从边商那里购买盐引。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手持盐引前往盐场购盐，绕过扬州，经过仪征的盐务监掣。此外，盐引是在南京而非扬州颁发的；而仪征更靠近南京。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的道路书籍《士商要览》中，扬州府与徽州之间的线路以仪征而非扬州府城为起点。 仪征是一个沿河之县。它是扬州府的西界。唐朝时期，当扬州已经是一个富庶的大城市时，仪征才以一个名叫白沙的小镇面貌出现，但其地位在11世纪得以凸显，占有了扬州以前作为税收转运和茶叶、盐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北宋时期，扬州的重要性严格局限于地方层面，仅辖有自己所在的江都县，而仪征（当时的真州）则是长江北岸商业活动的重要中心。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是因为它位于大运河一条支流与长江的汇合之处。它比扬州更符合一个长江口岸之名。明朝时期，仪征再次归属于扬州，但它是盐务监掣所在地，外运食盐必须在那里称掣重量，并从淮扬运河中使用的运盐驳船转至可以航行长江的大船上。 许多来自徽州的盐商家族在仪征占籍，对于卷入盐业贸易的家庭来说，最初这里很可能是更合理的改籍之处。关于这一转换的标准描述是：“以盐改籍，盐册占籍。”1699年的一份徽州移民居留表中包括仪征、扬州和淮安三个地方。淮安位于大运河边，靠近大运河与黄河、淮河交汇处，是淮北之盐的集散口岸，因此等于是北方的仪征。但仪征本身在表中也有值得自豪之处：“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至此，徽州人在扬州的存在已经无可争议，但寄籍仪征的盐商家族的数量，至少暗示着这两座城市之间的“扬州”商人还是有所区别。 徽商在扬州———或者仪征———的兴起，与宋汉理描述的徽州府的环境变迁相吻合。这两个府之间存在着某种象征性的关联，明代徽商的显赫，以及清代扬州盐商相应的高调姿态，即可反映这一点。直到16世纪后半期，当一种不利的税收制度开始将徽州人从耕地上赶走之时，那里才逐渐呈现出在清代更长时期内都将看到的特征———该城本身由于第二道城墙的修筑而扩大，越来越多的徽州流寓定居下来，还有风月场所的繁荣。 徽商在扬州的兴起，不仅对应着徽州社会的转变，也对应着西商在扬州的相对衰落。这可能是由于西商的商业活动范围之故，他们不仅从事食盐生意，也从事金融和地区间日用品贸易，包括江南的纺织品贸易。这种广泛性尤其使晋商成为帝制晚期无可辩驳的商人之王，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分布非常稀疏，相比之下，徽商则趋于结成家族或宗族群体，并集中从事食盐、茶叶和木材贸易。无论如何，在清代的扬州，西商在数量和花销上均不如其徽州同行。 晚明盐政的进一步变革看来可能对徽商有利。1617年，功能紊乱的边境纳粮制度被正式废止。官盐销售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下滑，原因可能是商人们被要求为未来几年的盐纲提前纳税，因而参与盐业贸易的积极性不高。他们的位置被食盐走私者所取代。为了恢复商人们的兴趣，政府于是提供了世袭的许可证，来管理两淮盐区内指定地区的盐纲。这就是“纲法”。该制度立即获得了成功，这可以解释为何在明朝最后几十年里，扬州的乡村腹地正在遭受洪涝和饥荒之时，该城却依然很繁荣。该制度延续了两个世纪，在此期间徽商一直是扬州的主导社会群体。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一个徽人家族 四、晚明扬州的一个徽人家族 到17世纪初，就社会流动和社会角色而言，扬州的徽商家族已经有点像其在18世纪之后裔的模样。考察一下郑景濂家族（约盛于16世纪晚期）便能显示，明朝晚期的扬州社会已经预示了它在清代的景象。郑家在歙县可能是农民，受当地大户所欺，家财尽失。他们可能曾经属于那个有着充分记载的社会群体，即自耕小农，明朝晚期他们正在输给更有权势的宗族成员，但仍有（或者被认为源自）一些值得自夸的杰出祖先。景濂的高祖和另一位家族成员，在15世纪初都死于永乐皇帝夺取政权的内战当中，被尊为建文皇帝的殉难者。 郑景濂决定远离家乡寻求财富之时，他已经结婚，至少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名叫之彦。他把小孩交给奶奶照看，自己和妻子一起离开了歙县，在明朝晚期这个急速发展、忙乱而动荡的时代寻求自己的出路———当然，那时没有任何人清楚这个时代究竟有多“晚”。五年以后，这个家族来到了扬州。他们可能在16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里的某个时候迁到了扬州，因为1598年郑之彦的第二个儿子郑元勋在那里出生。郑氏家族随后究竟怎样跃升至扬州社会的塔尖，这已经没法弄清楚。跟其他许多人一样，郑景濂的进身之路是拼搏来的，或许也是从饱受折腾的边商手中廉价购买盐引，然后高价出售食盐。郑之彦在某个时候来到扬州的父母身边，他以能够很好地把握“利国通商之事”而著称；也许对于有益于家族的生意，他甚至做得更好。 郑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成功。他们通向地方权力的道路，属于何炳棣在其关于扬州盐商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种典型，即通过食盐贸易中创造的财富来获得进入绅士行列的机会。郑之彦获得了生员资格，并确保其子元嗣、元勋（1598—1644）、元化（卒于1655年之后）和侠如（1610—1673）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明朝最后二十年里，郑元勋成为扬州社会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仪征和扬州之间在徽商本籍归属问题上的混乱，从这个家族身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例证；扬州、江都、仪征和歙县都声称自己是郑家本籍的确定归属地。就居住地而言，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因为我们知道郑元勋及其兄弟都生活在扬州城。与此同时，一份代代相传的仪征户籍又承载着某种历史，将这个家族与邻近的仪征县连在一起。此外，这个家族的一支看来曾经在仪征居住过。这可能是由于大家族内部的人员分工之故。 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郑元勋在1627年乡试中夺魁，并在远近各方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然后于1643年获得进士资格。地方志传记中将他描绘为具有儒士的所有品质，尤其是他从事的慈善活动，标志着他是一位17、18世纪优秀徽州人的典型。他在1640年的饥荒中表现了仁爱精神，组织宗族成员捐出了超过1000石的粮食，在扬州建立了一个施粥点。他促成了节孝事迹的登记，这是徽州新儒家人士的典型事业。他关照远近各方的朋友，曾经安排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就医，并料理了另一个人的遗骸回乡安葬事宜。 他还参与了带有晚明不满士人之特征的文学活动。尽管年纪较轻，但据称路过扬州的高级官员已经咨访过他，并且屡次敦促他出来任职；可是被授予兵部某职位之后，他又以需要照顾老母为由而引退。他把精力投入了复社———命运多舛的东林党运动的继承者。复社本身是一个地方文人结社的联盟，其中可能包括扬州竹西续社。郑元勋及其1643年同年进士梁于涘（卒于1645年），还有另一位同年、郑元勋的侄子郑为虹（卒于1645年），都是该组织的成员。 郑元勋在扬州的其他事业预示了某些18世纪扬州盐商将以之而闻名的文化活动模式。首先，他修建了一座园林，或者至少可以说出资修建了这座园林。扬州在郑元勋生活的时代以前就有过园林，但他的影园是该城盐商园林兴起的直接标志。该园建于1634年，当时扬州和附近各镇还有其他园林正在修建。此时或此后，郑家几个兄弟都以拥有园林而著称。根据李斗的记载，他们“以园林相竞”。 郑元勋的园林之所以突出，不仅与他自己是郑氏兄弟中最杰出者有关，也与其设计者计成（生于1582年）有关。计成的名声主要来自其《园冶》一书的出版，该书在西方通常被译为“TheCraftofGardens”，出版于1635年，书前有郑元勋的序，他可能赞助了该书的印行。该园位于扬州城外，显然在城市的南边，靠近西边的城墙，大门向东对着这座城市。现代园林学者朱江基于文献资料把影园的设计描述为“大型园林”的一个典型，但就面积而言，该园看上去很难属于这一类型。郑元勋谦虚地描述说该园“阔仅数步”，实际上有人估计它占地一英亩多，不包括附属的菜园和花圃。厅堂、望楼及亭台为溪流和池沼层层分隔，又由曲折的游廊和小桥联为一体。该园无疑并不算小，足以让他的客人们享受到曲径通幽的乐趣。 郑元勋之弟郑侠如在清初建造了一座休园，现存的一幅休园图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我们得以了解可能是典型的17世纪扬州大型园林的一些设计特征。郑侠如的休园占地约50亩，位于新城东墙内，合并了两所更早的园林。该园有着和缓的起伏和弯曲的界线，里里外外都流露出古典南方园林的某些特征：曲折的走廊；园内划分为不同区域以形成园中园；“山水”的结合，以创造一种观赏风景画的感觉。北京也建造了这样一座园林，以抚慰明朝末代皇妃的思乡之情，她因为思念自己的故乡扬州而变得人形憔悴。影园或许拥有所有这些特征，只是规模更小。 郑元勋声称自己的园林会成为可以“伺奉老母”之处，但与休园和其他清代著名园林一样，这里也是一个文人集会的场所，“以集天下名士”。当地复社的集会可能就在这里举行，因为郑元勋，至少还有该园的一位常客———郑的同年梁于涘，都是复社的成员。在这些地方举行的文学活动，与在18世纪各园林中的那些活动相似。1643年该园举行了一次庆祝“黄牡丹盛会”。客人们在这里创作诗歌，竞相表现出优雅的文辞和新颖的构思；集体作品得到了印刷和装订。冠、亚军分别获得一笔奖金。这种场景与李斗在一个世纪后描述的情形很相似。 与后来那些园林一样，影园也跟绘画作品连在一起。郑元勋自己是一位略有声名的画家。高居翰（JamesCahill）称他现存的两幅风景画从绘画角度而言“算不上什么”，但却显示了董其昌（1555—1658）松江画派与新生的安徽（徽州）画派之间的有趣互动。而董其昌则是郑元勋的客人之一。据郑元勋称，董其昌在影园规划阶段就与自己进行过讨论，并为它起了这个名字。董其昌的密友陈继儒（1558—1639）为该园题写了一块“媚幽阁”匾额，郑元勋后来用这几个字作为一部文集的标题，其中收入了董其昌一篇论述南北画派的重要文章。 主客之间在这种园林环境中的相互交往，颇能体现一种后来与扬州普遍相关的社会进程，即盐商家族的绅士化。帝制晚期，商人园林与士人园林之间有时存在区别，尤其是就盐商园林而言，但这种区别往往很模糊。扬州的园林传统是苏州———明代士人园林的重要发展中心———园林传统的延续，如果说这种传统清楚地体现为夸张的假山等寻常特征的话，那么它也清楚地体现为苏州人计成所设计的园林之优雅。出身于商人家族的士大夫郑元勋支持文人路线，他这样写道：“＇园＇主人胸有丘壑，则工丽可，简率亦可。”郑元勋扮演的园主、赞助人、士人和慈善家角色，为此后的扬州徽籍代表人物所继续。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都拥有园林和功名，因为赞助公益事业而著名。满洲的征服剥夺了郑元勋及其同道们的机会，使他们没能留下后来的扬州徽人所赢得的那种集体历史地位，但他们在城市结构中留下了某种生活方式的烙印。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扬州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徽州城市。即使是朝代的兴亡也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扬州十日 第四章扬州十日 徽州人大规模移民扬州始于16世纪后半期，大约结束于18、19世纪之交。在扬州的社会历史当中，这是一个相对离散的阶段，在此期间，歙县商人主宰着当地社会。然而，这段历史被一个重大事件打断了，那就是17世纪40年代席卷全国的改朝换代战争，这场战争将满洲皇帝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在明亡之后的扬州历史上，满洲皇帝和官员显然属于新的角色。作为更宽泛的中国历史上的行为主体，他们与徽商处于一个相同的时间序列中。满人最初以采集渔猎为生，16世纪转向农牧业。辽河流域尤其如此，这里比其他的主要聚落更靠